清代的“野史”是代表中国封建社会野史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是中国野史集大成之作。上海书店印行的《清朝野史大观》一书，是“清一代野史的总汇”（《清朝野史大观·编辑凡例》）。此著篇幅浩繁，经过编辑，悉心编纂总其成为五类十二卷，即清宫遗闻、清朝史料、清人逸事、清朝艺苑、清代述异等五个部分。各部均分用二卷或四卷来论述。对《清朝野史大观》的宏观研究，是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有益的补充。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粗取精，寻回中华民族广泛留存民间的史学瑰宝，以弘扬我中华悠久流传民间之野史文化，这对研究祖国历史文化将有积极作用。
清代“正史”的局限性考察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修史工作。唐代以后更设史馆，从事官修史籍工作。因此，中国史著历经各朝，代代相续。史料浩繁，堪称世界之最。中国史著有“正史”与“野史”之分。历代统治者设置史官或授意历史家所编纂的正统史著列为“正史”，“廿五史”便是史著的正宗了。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文儒所收编的史书则被看作“野史”，认为难登史学的大雅殿堂。清代的正史乃是所修前朝的历史即《明史》。《明史》不仅代表了清代官方正史的史学成就，而且也汇集了历代史学思想之大成，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各时期史学思想最终所达到的最高水平。清顺治二年（1645年）奉召开局撰修《明史》，招聘集中社会“博学鸿儒”，毕一生精力，埋首著述。前后任总裁的有徐元文、汤斌、王鸿绪、熊赐履、张廷玉、宋轼等人。历时之久，参考资料涉及领域之宏大广泛、汇集人员之雄厚都是空前的。诸多历史问题均由皇帝“钦定”与“圣裁”，历经95年终于乾隆四年（1739年）修成刊印，共332卷。《明史》是一部典型的有代表性的官修史著，被封建历史家奉为“上品”。然而，这部誉满中华的巨著《明史》所表现的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是低能的。例如对农民起义完全站在封建国家立场上竭尽诋毁之能事，从而不遗余力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视帝王为“圣至圣明”，力主君主集权。由此可见，《明史》的史学思想不可能摆脱和触动传统的封建史学思想，而是更加使其完善，且日趋僵化及顽冥，完全失去了史学应总结和推动社会前进所应起的作用。
及至晚清，史学思想仍然变化不大。众所周知，中国夏商时代产生了最早史学思想，“天命观”与“鉴戒观”是中国产生的最早史学思想。清代，一方面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另方面封建专制制度也空前加强。当时虽然出现一些新思想，介绍国外的新史学思想，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试图寻找改革社会的良好途径，对封建正统思想作了初步的批判，严复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翻译介绍到中国，清末梁启超积极提倡“新史学”，中国史学也出现了诸如“地理环境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等全新的史学思想观念。这些思想主要都是向西方学习得来的。但由于这些理论本身具有唯心主义一面，有一定软弱性，而且脱离中国史学界的实际，短期未能广泛流播。因此，从总体上说，清代史学思想仍沿袭传统的“天命”、“忠君”、“资治”、“垂鉴”与“治国安邦”等儒家传统思想，表现出拒绝接受西方史学进步的一面。再加上清代的专制复古，大兴“文字狱”，所以史学思想十分停滞落后。
西方史学虽然一定时期受教会思想的束缚与压抑，但史学思想仍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新史学观点不断涌现，表现形式多样。尤其是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大革命，开始和形成各种新史学流派，走在世界各国之前列。资产阶级“历史哲学”产生后，新理论、新思想继续不断涌现。至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历史唯物主义随之成为西方史学思想发展的新里程碑。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清代正史所表达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相比，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新史学思潮，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清代野史纵横谈
清代野史是在清王朝专制高压政治统治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史著，它一方面既深受政治重压的强制，另方面又作为一种对抗思想的结晶，代表人民的心声在夹缝中挤压成长。所以，清代野史与正史相比，既有负重受约束的痕迹，也有奋力冒出之茁壮的新芽，呈现了崭新的民间史观。
野史作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史学，不可避免地残存了封建史学的某些烙印，最突出的是颂扬帝王功绩与使用记异手法宣扬迷信史观。因此，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阿谀之辞在史书中屡见不鲜。例如，当谈到康熙帝时说他是“圣祖至德纯孝”，说康熙11岁时，“慈和皇太后崩逝，当时呼抢哭踊，尽礼尽哀，圣孝纯诚，已为薄海传诵。”（《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第13页。以下仅列卷页数码）又说康熙帝把有关治国安邦的“三大事”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使世代永志不忘。“圣祖初亲政，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爰亲书大略，悬之宫中柱上。至三十一年谕旨述及之，犹云至今尚存。圣祖之宵旰勤民，即此可见。”（卷一，第16页）又说道光皇帝是如何的节俭，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宣宗御宇三十年，服用之俭，为史册所罕见。所服套裤，当膝处穿破，辄令所司缀一圆绸其上，俗所云打掌是也。”（卷一，第62页）类似这些歌功颂德的记述很多，说明野史在封建统治下也深受正史那种忠君与美化帝王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同样，《清朝野史大观》（以下简称《野史》）也存在记异的迷信色彩。如在讲述太祖努尔哈赤击败叶赫哈达时，说“上遣武理往侦，由东路行百里许，度岭。群鸦竞噪，若阻其行者。欲还鸦乃散，再行鸦复噪，飞鸣扑面，几不能前。武理甚异之，驰归以告。太祖命由札喀路向浑河部侦之，亟驰往，果见敌兵”（卷一，第1页）。这就是用叙述群鸦“竞噪”、“阻其行”的记异手法，使太祖努尔哈赤获得敌兵来临的预报，终于获胜。书中随后夸张说太祖努尔哈赤面对“九国兵来攻”（即辉发、哈达、叶赫、乌拉、科尔沁、锡伯、卦勒察、珠舍哩、纳殷等国）不仅不惊慌失措，反而呼呼酣睡。当有人问及太祖何以如此时，努尔哈赤说，“我顺天命”，而“九国之兵以戕害无咎，天必不佑也”。径直宣扬了“天命”思想。又如说无锡惠山寄畅园有一株千年樟树，其杆有数人合抱那样粗大，枝叶芳香。圣祖康熙六次南巡，都到寄畅园观尝抚摸，“抚玩不置”。且回朝后惦念不忘，常询及樟树情况。“犹忆及之，问无恙否”。当朝臣回答说该樟树平安无恙时，康熙总是喜不自胜。然而，当康熙驾崩之后，“此树遂枯”。野史评说“亦可异也”（卷一，第20页）。这也是明显的记异手法，旨在神化康熙皇帝。所以，野史尽管是民间私撰，有一定自主性，比起官修正史约束少些，但野史同样也脱胎于封建专制社会，未能完全摆脱封建的印记，深深打上那一时代的烙印，使它不可避免地承受了封建专制重压下普遍存在于封建史学中的忠君与迷信的落后观念。
尽管如此，野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挣脱了封建史学的某些羁绊，突破了一些清规戒律与某些封建束缚，显示出某些“野性”。这“野性”便是顺乎历史之自然规律的纯净性，具有一定创造性和进步性，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历史的真貌，在史学内容与思想上颇有独到之处。
综观全书，《野史》具有如下之特色。
首先，某些层面敢于非议皇帝，揭露宫廷倾轧现象。
《野史》一书固然残存有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基因，但作为“野史”也有“放荡不羁”的一面。它敢于非议皇帝，揭露清室宫廷倾轧丑事。须知，在专制复古的清代，这样作是要甘冒杀头灭族之危险的，因而《清朝野史大观》明显地具有萌芽的思想解放的进步一面。
清雍正皇帝不是个好皇帝，然而一般史书却对他百般的阿谀。《清鉴》一书吹捧他“帝天表奇伟，隆准颀长，目光炯然，音吐洪亮。幼耽书史，博览弗倦。精究性道之原，旁澈禅宗之奥。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又说雍正帝对曾祖母、祖母与康熙是“尽礼尽敬，尤能仰惬欢心”。为此康熙帝夸他是“纯孝”。书中又说雍正不结党营私，“无私交、无党援、无干警、秉道守义嶷然自重。”还说雍正率军是“军纪肃然”，“军国大计，每多谘决”。说康熙称赞雍正是“人品贵重”，“必然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清鉴》第309—310页）。一般说正统历史著作对雍正帝是十分褒扬的。可是，《野史》则截然相反，还雍正本人历史之真面目。《清朝野史大观·雍正外传》说雍正“少年无赖，好饮酒击剑”。又说在康熙帝垂危时，雍正潜人密室，盗出康熙遗诏，将“传位十四太子”篡改为“传位于四太子”，偷梁换柱，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嗣后便以“峻法严刑”诛锄不服的兄弟亲藩。历史家在是书中用和尚的话讥讽雍正帝是“多行不义，屡以私恨杀人”（卷一，第31页）。显然，这种记叙方式是与正统史书的说法南辕北辙。野史直言不讳的责骂本朝皇帝，这与正史美化皇帝形成鲜明的对照。又如《清朝野史大观皇帝患淫创》也揭露穆宗皇帝的荒淫生活，“乃出而纵淫”，“专觅内城之卖淫者取乐焉”（卷一，第82页），结果得梅毒症而死。直书皇帝的荒淫，难能可贵。
《野史》不仅非议了皇帝，更揭露宫廷的倾轧斗争内幕。《清朝野史大观·胤禟惨死》说雍正刻薄多疑，暗害诸兄弟，骨肉相残。有一次允禟为其心腹向雍正皇帝求职，“世宗未之许”，因允禟口气较硬，得罪了雍正皇帝。“世宗大不乐，盖以禩祀等欲树党羽以倾覆己也。酒未尽欢而散，怏怏还宫。”于是心胸狭窄而多疑的雍正帝当夜就派刺客去暗杀允禟。“武装人遂出药粉少许，曰，爷请服此，即永无灾患。允禟犹迟疑，武士出匕首力逼之。禟不得已，服之。甫沾唇，立倒地。武装人翩然跃屋升树去，沓不闻声。”（卷一，第23页）就这样毒死了允禟。这是记述宫廷腥风血雨的倾轧之事。《清朝野史大观·倾辄可畏》认为，宫廷的勾心斗角弄得人人自危，时刻提防。“廊庙间倾轧之风始于和坤，其时虽以阿文成公之老成亦刻刻防之。”（卷六，第39页）《清朝野史大观·毅皇后之被逼死》还讲述慈禧太后心毒手辣，逼死穆宗的毅皇后史事，暴露宫廷铁幕后的倾轧秘事。野史除了记述这些大的宫廷权力斗争之外，还揭露了宫廷的腐败内幕。如《清宫大贿赂场》揭露说慈禧时代，“宫中贿赂风行，为历史罕见”（卷一，第102页）。《一万八千金之烟泡费》诉说宫廷内奢侈腐朽成风，政事日拙情景。《载ｊì＠③之淫恶》、《亲贵诱抢族姑》等篇章记述恭王奕訢的儿子载澂淫恶不法的邪恶行径。“年少纵欲，狂淫无度”，“蔑伦绝理，行同禽兽”（卷一，第103—104页）。这些都无情地挞伐了皇族贵人。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野史》的超俗可贵之处在于敢于非议皇帝，揭露宫廷内部的倾轧和腐败，这是一般“正史”中所罕见的。野史尽管处于清统治阶级的专制高压下，但在夹缝中仍发挥了私人撰写史书的优势，能够力图摆脱官修的羁绊，显示出敢言直书的求实精神。应该说野史是在封建史学花卉和草丛中茁长出的一束焕发异彩的鲜花。
次则，摈弃了朝廷政治史狭隘的架构，将研究对象推广到人文社会、民间大事及习俗等诸方面，扩大了史学的视野。
封建主义史学一般只注重帝王的个人起居、言行以及王室的重大事件，以宫廷为中心的政治史乃是史著的主线，歌颂帝王将相为其惯例。所阐述与宣扬的思想无非是垂鉴、天命与君道之类的圣谕，对于一般社会中下层面则较少涉及。可是《野史》截然不同，摈弃了朝廷政治史的架构，着眼于全社会的诸层面，除了讲述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也涉及文化、外交等方面。此外还包括社会五花八门的题材，诸如风土人情、秘事奇闻、三教九流、文庙祀典、科场舞弊、志节义烈、诗文书画、人物逸事、官场势利、朋党流党、好勇武功等等亦无例外，一一列举。另外对诸如轿夫、沟民、神卜、灯节、春联、雪灾、殉丧等趣闻逸事更是网罗无遗。因此，《野史》是一部涉及社会各个层面，妙趣横生的生动的民间史著，远远超越了“正史”的惯常以政治史为主的传统模式，将读者视线从宫廷移向整个社会，从而扩大了史学著作的视野，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这种野史的最大长处便是淡化了正史的官气，溶入了来自民间的各种优良品德和习俗，使之散发出民间的浓郁的正气。众所周知，正史一般是由大臣、宰相监修，皇帝御审批阅的。所叙述的内容都要经过一定程序审查，最后才钦定的。而《野史》完全不拘束于这一套，它按作者个人的设想自成体系，独辟蹊径，它记述下层平民所喜闻乐见的趣事，笔调轻盈，富有感染力。纵使谈及皇帝宫廷高层人物题材时，也常以“太宗读金史”、“世祖画牛”、“文宗画马”、“圣祖善射”、“皇子读书”、“和孝公主”、“孝贤皇后”等民间趣事异闻方式，表现出轻松活泼，一反一本正经地歌颂帝王的惯例。野史把宫廷、帝王也民俗化了，打破过去那种令人畏惧的神圣性与神秘感。更有甚者，野史还把琐碎之事也列载于史书之内，如“尝花钓鱼”、“木兰杀虎”、“八仙过海”、“十全武功”、“苏州街”、“曹寡妇”等等纷纷登上历史大雅之堂。总之，野史不重视封建社会的著史清规戒律，却着眼于民众的、社会性的俗世凡事。打破僵化的史学模式，开创民众史学的范例。史学不应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人民需要历史，应还史学于民。野史的人民性也表现于斯。
再次，《野史》较详尽地记述了“文字狱”迫害事件，触及时弊。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反动专制统治日益加强，“专制复古”又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色。为维护封建统治，清政府在文化思想领域加强控制，迫害异端思想，绝不允许一丝一毫的离经叛道思想出现。如有冒犯便遭杀戮灭族。“文字狱”在清代表现尤为突出。许多知识分子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丢官、流放、处死、灭族、挖尸惩办等无所不用其极。例如庄廷春鑨刊行的书涉及抗清史事，触犯清朝律例，于是将已故的庄廷鑨剖棺戮尸，家属均被杀害。凡为该书作序、校补、刻印、出售与购阅者都牵连在内，计有70余人被杀害，其余的人则被充军边疆。对于清政府这种文化专制主义，许多知识分子毛骨悚然，不敢轻易下笔，论述时事，更不敢去触及“文字狱”这个禁区，对此噤若寒蝉。可是，《野史》却反其道而行之，公然大胆直书当世的“文字狱”迫害真象。说“以论前史而获罪者，自陆生楠之狱始”。由于陆生楠“细书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严之语甚多”，于是雍正帝说“朕意欲将陆生楠于军前正法，以为人臣怀怨诬讪者之戒”（卷三，第65—68页）。野史书中详细地介绍诸“文字狱”的始末。虽然作者在谈论“文字狱”史实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者的立场上，指责蒙难者的“叛逆思想”，但客观上却暴露了清朝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暴行。类似的记述在野史著作中是很多的。诸如有《庄廷鑨史稿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汪景祺文字之狱》、《曾静吕留良文字之狱》、《吕留良狱之株连》、《韦玉振文字之狱》、《尹嘉铨文字之狱》、《查嗣廷试题之狱》、《程济世注释大学之狱》、《胡藻诗钞之狱》、《沈旧愚诗狱》、《徐述夔诗狱》、《程明禋寿文之狱》等等。这种大量记叙“文字狱”迫害史事的作法是触及清朝统治者的敏感问题，触及时政之弊端，这也是“正史”中所难做到的，这就是野史的“野”性不羁的思想解放特色。
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之比较
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之共同特点就是私人修撰，在相对宽松的政治氛围里发挥作者的独立思考能力。使传统约束力相对有所弱化，历史的真实性、创造性、民众性有所发挥，显然较官修史著强。私修是史学进步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是，中国的私修野史与外国私撰史著在思维方法与著史宗旨上都有所不同。中国是在封建专制与儒家学说为准则的框架内进行形而上学的思维；外国则是在相对自由的环境里进行全新的探索性思维。中国野史是为保存社会及民间史料而纂，外国则是着重阐述个人的见解，为提出新史学观点而撰。由此形成了中外私修史著间彼此风韵与个性迥然不同的特点。
首先，谈谈思维方法问题。
《清朝野史大观》虽然突破了封建官修史学的朝廷政治史的羁绊与束缚，着眼于民间与社会史，但是，当时整个社会是处在政治专横与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时期。大环境是封建专制社会，几乎不能有个人的“世外桃源”。个人很难摆脱这种社会制度的制约与影响。同时，中国儒家文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地存在忠君与崇儒的思想，思维的出发点与归宿都环绕这一中心。《野史》也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忠君与崇儒的心态。在《肇基王业》、《太宗伐明》、《开国方略》等篇目里都以崇敬心情记述清帝国的奠基建业史事。称清皇帝为“英明皇帝”、“宽温仁圣皇帝”，美誉清朝开国立业是“天造经纶”，“当洪基淑建之初，已赫然有抚中国子万民气象也。”还吹捧说“清之祖宗，一隅肇造，业业竞竞”（卷三，第1—2页）。这些记述无疑表明野史作者的忠君意识之烙印。同样，《野史》也流露出崇尚孔子儒家思想的情感，辄称儒家学说为“圣贤之学”，孔子庙为“先师庙”（卷九，第65页）。这种崇儒思想是我国国粹，野史作者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野史》在思维方法上并未完全摆脱“忠君”与“崇儒”模式的束缚。说是私修，不过是思想有所解放，初步松绑而已，并非是真正完全超脱了专制束缚和僵化思维方式的影响。
17世纪至19世纪末，与满清专制政治相对映的欧洲正是启蒙时期所开创的思想大解放时期。欧洲爆发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国、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新时代富有开拓、向上进取的精神，逐渐取代封建思想。18世纪被誉为“理性时代”，用理性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史学的指导思想。历史家受自然科学的影响，尤其生理学、胚胎学、古生物学诸方面启迪历史家的思维，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发展也是遵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历程，认识到社会历史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学家能以新颖的思想、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来研究历史。启蒙运动开创了新的理性主义思维方法。西方“历史哲学”兴起，资产阶级历史家首次提出历史有规律发展的思想。欧洲资产阶级的理性主义辩证创新的思维方法与中国清代的忠君、崇儒相对僵化的思维方法形成鲜明对照。
其次说说著史的宗旨问题。
《野史》固然不象“正史”那样为资治、垂鉴、治国安邦而作史，这方面的“政治味”淡化不少，但著史宗旨是以保存民间趣闻逸事等传闻史料为要务。这从留传下来的一百多部清代野史的书名得以佐证。诸如《皇朝开国方略》、《圣武记》、《皇华纪闻》、《清代轶闻》、《清季野史》、《清代野纪》、《闻见偶录》等等。这些都不是正统“正史式”的叙史，而是以笔记、诗话、随笔、漫钞、纪闻、杂录等形式，用轻快笔调漫话史事。显然，野史不重视历史因果关系与历史规律的探索，不注重历史理论研究。因此，野史的著史宗旨是低层次的。此时的欧洲私修史著则不然，是比较高层次的，以探索人类社会共同性的一般规律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像维科《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杜谷《人类精神的历史进展》、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等此类的大题材的史著，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历史的理论。马克思推崇维科的思想有“不少天才的闪光”。由此可见，17至19世纪末的欧洲历史家是以探讨历史因果关系、历史规律为著史宗旨，勇于创建新理论，有高品位的治史目的。进行中外历史横向比较，可以看出中国野史的治史宗旨不及欧洲私修史著那样高瞻远瞩。中外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与思维方式也不同，造成中国野史与外国私修史著有不同的情趣、风格与效果。应该说，在史学的功能与意义的认识上，同时代的外国史著比清朝野史略胜一筹，是无庸争议的事实。
中国野史是中国史学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史百花园里一朵绚丽的鲜花。它思想较解放，能面对全社会，是封建专制的重压下萌生出的一簇带“野”性的青青小草，散发出新鲜的气息，给正史注入了营养。野史蕴含着巨大的潜在力量，只是中国历史家尚未能正确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至到了清代，中国野史仍是不曾引人注目的一枝嫩弱的闲花野草。加之封建制度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影响，造成野史在中国史坛上还未能取得应有的地位，野史的历史任务未能充分发挥出来。
中国野史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方面军，历朝都有野史创作发表，它资料宏富，是中国“正史”的重要补充，它为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历史与史学发展史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同时野史也是一种民间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衍生物，是民间史学文化副产品。它体现了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政治与哲学思想水平，以及思维特点。所以，我们应该对野史进行专题性研究，分门别类，对诸领域开展更深入的探讨，以期全面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用。
＠③原字氵右加（山下加王右加欠）
【资料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