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字云崧，或作耘菘，号瓯北，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和史学家，生于雍正五年，卒于嘉庆十九年（1727—1814年），享年八十八岁。江苏阳湖（今常州市）人，出身于清寒之家。其父赵宽，字子容，以授徒为业。赵翼六岁时，即随其父在塾中读书，特别喜好诗词古文。乾隆六年（1741年），赵翼年十五岁，其父死在杭氏家馆中，因赵翼学行优异，杭氏即请其继任父职。馆金年仅六两，以此负担家庭生活，故十分艰苦。十四年（1749年）离家入京，次年得中顺天乡试。座师为休宁汪由敦，得其赏识，延于家中，教其二子，并为代笔。汪氏家富藏书，赵翼得信手翻阅，直到二十三年（1758年），汪氏卒，始离开汪家。这几年对瓯北的学术修养关系很大。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第三名，正式进入宦途。先作翰林编修，后外放为广西镇安、广东广州等知府，又为贵州贵西兵备道。因在广州府任内从轻处理海盗有违清律，吏部议降一级调用，瓯北即以母老年高，愿回家侍养为词请退，时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其后未再出仕，以赋诗读史为主，全部精力投入于著述生活。其一生行事，有姚鼐撰的《瓯北先生家传》，孙星衍撰的《赵瓯北府君墓志铭》及赵怀玉撰的《瓯北先生年谱》，《清史稿·文苑传》中亦有略传，学者尊称之为瓯北先生。著名书法家王文治为题匾额曰“湛贻堂”，悬于居宅正梁上，故赵氏刻书，皆署湛贻堂之名。瓯北的著作有《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附补遗一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瓯北诗集》五十三卷，《瓯北诗钞》二十卷，《瓯北诗话》十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詹曝杂记》六卷，七种合刻为《瓯北全集》，其中以《札记》、《丛考》与《瓯北诗集》三书为最重要。
一
瓯北生前以诗文名世，身后则以史学见称。一生所作的诗，据《瓯北集》所载，共计得4883首，为清代一大诗家，和同时的袁枚、蒋士铨齐名，称为乾隆时期三大诗人。他的诗，从形式上说，不为唐宋诗人之格调所限，自成一种格调。从内容上看，着重于现实景物，历史成败，以及思想理论等，而非吟风弄月者可比。本来诗为文艺创作，史为学术研究，二者较难兼备于一身，瓯北以具有用世思想，又深识变易之理而不拘守成规，乃得以实现。如其著名的《论诗》绝句云：“词客争新角短长，迭开风气递登场。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又：“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双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分别见《瓯北集》卷五三、二八）这种变易的思想，是与历史发展的性质相通的，所以他能够一身兼负二任，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瓯北的思想理论，初看时可谓“卑之无甚高论”。但他能够大胆发表自己的看法，不为一般人的见解所左右，是他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一个重要条件。“双眼须凭自主张”，他是认真这样作的。他的生活时代正是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一般学者都埋头于经书字义和制度的考证，他学会了考证的方法，不用以治经而用以治史。又中进士入官场者，必然要步步晋升，他却急流勇退，放弃了政治地位，安心作个文人。这事他自己也感到很奇异，在外放作镇安知府时，作了一首七律，其中有句云：“平生无一事堪豪，每到垂成易所遭。”自注云：“余为教习三年，可提邑令，而考授中书。为中书六年，可迁部曹而成进士。官编修今六年，可得坊局，而又出守。每垂成辄易地，殊不可解也。”（《瓯北集》卷一三）生活上虽然多波折，他并不怨天尤人，而是发挥其才智，按照自己的方向走下去。
对宋代以来盛行的理气之辨，瓯北有诗论之云（《静观》，《瓯北集》卷四三）：
谓之从理出，众口同一辞。理从何处来？非虚悬两仪。有气斯心知，有知斯是非，是非方是理，而气已生之，岂非气在先，早为理之基。况或理所无，而为物所有，有知变无知，连理木不朽，无知变有知，老枫或成叟，试问此何理？磅礴出气厚。为语诸腐儒，陈言未可守。
直称持“气从理出”之说者为腐儒，他的思想自然是站在唯物主义者一边的。
他的行踪所至，除往返于常州与北京之外，北行从驾出古北口到木兰，南行从军到滇西及福建，又为黔粤等地方官时，赴任离任，皆经湘赣等地。途中所见，都有诗以纪之，或写景，或怀古，读这些诗，有亲临其境之感。如木兰途次杂诗（《瓯北集》卷五）：
言入木兰道，极目无人烟，鸿濛辟不尽，留此太古天。万山互盘纡，重重相钩连，不知几千里，疑到天尽边。我行苍翠中，恍觉非人间，遥岩发高云，幽壑鸣流泉。谁信区脱地，清境尔许妍。
写境这样真切，篇中不胜枚举，而所写诸景各具特色，并非千篇一律，尤为难得。
瓯北于所到之处，题咏多就历史人物或事件发挥铺叙。今录其早年所作二诗于下：
戡乱兼能致治平，规模宏远照寰瀛。身从乞食艰俱试，目不知书学自成。养士末流犹气节，亲儒初运已文明。始知三百年天下，尽是开天一手擎。（《题明太祖陵》四首，录第二首，《瓯北集》卷一）
阁部督师开幕府，屹为金陵守门户。群奸处堂嬉燕雀，诸将争地斗豺虎，苦心呕血作调人，犹冀残棋一着补。可怜运去力不支，城破伏尸膏锧斧，乱骨纵横觅不得，或传赴水死江浒。梅花岭头葬招魂，遗命空思孝陵土。（《梅花岭》，《瓯北集》卷二）
前者言朱元璋，后者言史可法，皆能曲尽其意。
对于某些现实情景，能作更高的理性认识，不为一般的礼法所囿。如在滇桂等地见到少数民族的歌舞，青年男女尽情对唱，写有《土歌》一篇（《瓯北集》卷一六）：
春三二月墟场好，蛮女红妆趁墟嬲，长裙阔袖结束新，不赌弓鞋三寸。谁家年少来唱歌，不必与侬是中表。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侬酬歌不了。一声声带柔情流，轻如游丝向空袅，有时被风忽吹断，曳过前山又嫋嫋。可怜歌阕脸波横，与郎相约月华皎。曲调多言红豆思，风光罕赋青梅標。世间真有无碍禅，似入华胥梦缥缈。始知礼法本后起，怀葛之民固未晓。君不见双双粉蝶作对飞，也无媒妁定萝茑。
目睹异乡风情，非如一般儒者斥为粗野无礼法，在欣赏之余，从而理解到礼法是后起的，早期的人民并不受其约束，可谓言浅而意深。
嘉庆二年（1797年），瓯北写了一首《读杜诗》，“杜诗久循诵，今始识神功。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一生为客恨，万古出群雄。吾老方津迷，何由羿毂中。”（《瓯北集》卷三九）他编写《瓯北诗话》，可以说是由此起念的。《诗话》写成于嘉庆七年（1802年），列举十人之名，即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和查慎行，都是他最钦仰的诗人。
瓯北诗中的咏古、读史之作很多，如《咏古》绝句（《瓯北集》卷三一）：
闲翻青史几悲凉，功罪千秋少尺量。读到曲端呼铁象，恨他何不死沙场。
《读史》绝句（《瓯北集》卷二八）：
一刹那间便一生，何须恩怨苦公明。老来自笑犹闲气，动为前人抱不平。又《读史》七律云（《瓯北集》卷四二）：
历历兴衰史册陈，古方今病辙相循。时当暇豫谁忧国，事到艰难已乏人。九仞山才倾篑土，一杯水岂救车薪。书生把卷偏多感，剪烛彷徨到向晨。可见他读史书很注重实际，不是只在字面上寻漏洞作文章，由此也可以了解到他作《廿二史札记》，在其生活，正是十分自然，水到渠成之事。嘉庆五年（1800年），《廿二史札记》完成定稿后，写了一篇《再题廿二史札记》，“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瓯北集》卷四一）按第一篇《题廿二史札记》未收于《瓯北集》中，不知内容为何，但从此篇可见他著书是注重实际的。
二
说到《廿二史札记》，要先说一下《陔馀丛考》。《札记》初版刊行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丛考》则刊行于乾隆五十五年，而《丛考》的编定更远在其前。《丛考小引》说：“余自黔西乞养归，问视之暇，仍理故业，日夕惟手一编，有所得辄札记别纸，积久遂得四十余卷。”又《瓯北集》卷三○《杂书所见》诗中称韩、欧、苏等文章政事两不误，正是夫子自道，说明他在为官期间，并未放下书本，归田以后，除作诗外，便以读史和杂览为主要活动了。嘉庆元年（1796年）所写的《七十自述》有句云：“订罢史编翻自笑，干卿甚事苦增删。”自注云：“方辑《陔馀丛考》。”（《瓯北集》卷三八）《陔馀丛考》的内容，经史杂俎，无所不包。但瓯北自知经学非其所长，杂俎又不为世人所重，所以精力更集中在史学方面了。《丛考》共四十三卷，其中分经学四卷，二十四史十卷，《通鉴纲目》一卷，重要史事五卷，诗文杂事四卷，一般史事与制度八卷，杂俎十一卷，史书与史事已占有较大的比重。以此为基础，更缩小范围，以廿四史为限，而充实其内容，如《史记》与经书关系密切的先秦部分及《通鉴纲目》等均略去，于廿四史之论述则加详加密，以成《廿二史札记》一书。今《札记》与《丛考》二书犹多重复部分，即因其非一时编定，致未能彻底分开。
清代的学术原以经学为中心，清初统治者力倡宋明理学，而民间学者盛行考证之学，宗守汉儒之说，逐渐成为学术主流。到清中叶时，二派对立，壁垒森严。瓯北对汉、宋二派皆不依附，而是接受了考证的方法，用之于史学方面，既不为经学家的条律所束缚，因而在史学方面取得了异常的成就。《陔馀丛考小引》云：“拟更广探经史，增益成书。”实际上只探讨了史，而未用力于经。于所谓史，也更集中于廿四史，所以收到了重点突出，特色分明的效果。
世人比较重视《札记》，《丛考》内容有出于《札记》之外者，实亦不可废弃。如《有明进士之重》（《丛考》卷一八），指出进士与举监地位的不平等，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不成文法。“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这种现象，按照书法和惯例，正式的史书是视为当然的，惟某些奏疏中或偶尔提到，也不作重点评议。瓯北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说明其自有独到的见解。按明人小说《警世通言》中《老门生三世报恩》一文，切论进士与举人监生间的不平等。又清初蒲松龄《聊斋志异》有《郭安》一文，记某人被贼杀，其妇诉冤，县令即以杀人者配其妇，评之云：“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明斥进士为官者之颟顸。是民间于此不合理现象早已明如观火，惟史书对之则熟视无睹而已。
《廿二史札记》以新、旧《唐书》与新、旧《五代史》皆作为一史，其实际内容包括了廿四史。《小引》写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三月，其时已有刻本行世。其后又加修订补充，嘉庆五年（1800年）重刊，载有钱大昕与李保泰于是年所写之序文。钱序称：“今春访余吴门，复出近刻《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见示。”所称近刻即为重定之本。此本收于《瓯北全集》中，为后世通行之本，但目录仍为原刻本，致与书内正文多相岐互之处。如卷二八《金末种人被害之惨》一篇，卷三六《明祖本纪》以下二十二篇，目录皆缺。又如目录卷二三有《宋辽二史不相合处》、《辽金二史不相合处》、《宋金二史不相合处》，此三目《札记》中皆无其文，而见于《丛考》卷一三，是皆为增订时所留下的痕迹。
《廿二史札记》的编写方法和内容性质，在《小引》中有简要的说明：“是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牴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其编写方法为以本史证本史，内容性质则为史法与事实并重，更着重于所谓“治乱兴衰之故”。瓯北原有很强的用世思想，官场生活既不顺利，退而寄托于文字，故《小引》又云：“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虽谦言“岂敢”，从写作方法到著书目标，所受《日知录》之启发为多，不过《日知录》内容方面甚广，重在经学而又不以经学为限，《廿二史札记》则局限于廿四史之内而已。下面分别从史法与史事方面就此书略作评议。
在史法方面，以比较分析的方法，说明纪传体史书之体例组织及各史书之成书经过，并分析评论其编纂与书法之优缺点等。凡各史书关系相近者即合并评述，如《史记》与《汉书》，《南史》与南朝《宋》、《齐》、《梁》、《陈》四部史书，《北史》与北朝《魏》、《齐》、《周》、《隋》四部史书，两《唐书》，两《五代史》，《宋》、《辽》、《金》三史，都是这样评述的。既便于比较说明，更可以省去许多笔墨。在论述《史记》的体例组织时，即作《各史例目异同》一篇，在互相比较下，以见其因革利弊之关系。《史汉不同处》，直接以二书记事相比较，以见其得失。《汉书移置史记文》，可见《汉书》自有剪载，非盲目抄袭者比。《三国志多回护》，指出陈寿始以回护法用于史书，为后世修史开创恶例。《宋齐书带叙法》，《齐书类叙法最善》，指出不为世人所重的《宋书》、《齐书》亦有一定的优点。《南史删宋书最多》，反映了《宋书》繁冗之失。《魏书》所以称为“秽书”并非偶然，但其记事亦多可取者，优点终不可没。《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薛史全采各朝实录》，可以说明《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之史料价值所在。在以两《唐书》与两《五代史》相比较时，于《新唐书》本纪指出其不合书法者尤多，于是说：“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又说：“当日进呈时，宋仁宗即有旨，《旧唐书》不可废，其早有所见欤？”于两《五代史》则称：“欧公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这些评论无疑都是正确的。
旧史书本非尽美尽善，又为某种关系所影响，便容易作出不正确的评议。如欧阳修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文豪，《新五代史》为他一手所修，其书力效所谓“春秋笔法”。《札记》中的《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欧史书法谨严》、《欧史传赞不苟作》等篇，对之颂扬备至，如云：“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又云：“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又云：“欧史无一字苟作。”其实欧史过于简略和讲究书法，反有害于所记之事。如记载典章制度的志，为史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欧阳修认为五代是混乱时期，其典制无可为法，皆屏而不记，惟有《司天》与《职方》二考，即天文、地理二志。其纪传记事亦极简略，故司马光修《通鉴》，五代部分取材以《旧五代史》为主。《明史》为清代官修者，虽较为整齐，而存在问题甚多，尤以隐没女真与明代历朝之关系及南明事迹为甚，瓯北对之则称赞不已。如其书自康熙十七年始修，至乾隆初年始进呈，历时六十年之久，原为出于朝臣工作拖拉，中间几经停顿，而万斯同主修之原稿，已被改窜得面目全非。瓯北置此不提，反称：“古来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又一再称道《明史》之“完善”、“精审”，实皆为过誉之词，未足取信于人。
在史事方面，主要用综述考辨的方法，于重大历史事件或世人对之有特殊兴趣的问题，以归纳之法集合有关资料，作有系统的论述，或辨明其虚实真伪。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揭出了历史上一次重大变动的事实。《借荆州之非》，指出：“借荆州之说，出自吴人事后之论，而非当日情事也。”《九品中正》与《六朝清谈之习》，阐明了魏晋六朝时期上层社会的特点及其与政权组成的关系，汇集零散之资料，以重现历史上保持甚久之重要制度与风气。并申明：“此九品之流弊见于章疏者，真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选举之弊，至此而极。”其所以能行之数百年而不改者，“盖当时执权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顾其门户，固不肯变法，且习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视为固然，而无可如何也。”九品中正制在历史上支配选举达数百年，而史书中迄无明确系统的记载，《札记》之文，可谓能补史缺者。《武后之忍》与《武后纳谏知人》二篇，从正面与反面对武后分别予以评价，武后本为历史上长期挨骂之人，此论则较为客观。《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不仅列举成功者，并举出未成功者，而后说明其原因：“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其原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北宋建国由于陈桥兵变，正为此类事件之一，不过自宋代以后，此风为统治者煞住，而北宋建国便显得情况特殊了。在《宋史》部分，《宋郊祀之费》，《宋制禄之厚》，《宋祠禄之制》，《宋恩荫之滥》，《宋恩赏之厚》，《宋冗官冗费》，《南宋取民无艺》，以及《宋军律之弛》，《宋科场处分之轻》等篇，集中地说明了宋统治者对人民榨取之重和对统治阶级内部待遇之宽，从而总结出：“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足为法者也。”《猛安谋克散处中原》及《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是金代的重大事件，而史书记载最为缺略，此二篇自有补史之用。《元世祖嗜利黩武》及《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等篇，说明了元代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内阁首辅之权最重》，说明了明代统治机构的特点。《万历中矿税之害》说明了明末阶级矛盾深化的根源，并且总结为：“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这些论点都是很能切中要害的。
三
《札记》与《丛考》中的谬误错乱之处甚多，似由于瓯北聪敏过人，每得一义即笔之于书，而不复检原书。如《伪古文尚书》，至清初已成定案，瓯北独持异说，以古文二十五篇为经汉人重译者，故体制如出一手。（《丛考》卷一《宋儒疑古文尚书》）此为想当然的理由，自无说服力。《札记》中误乱之处尤多，姑举数例于下。卷六《裴松之三国志注》篇，称“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而所列书名已达一百五十一种，所引书目多谬误，如作《献帝春秋》者为袁迪之孙晔，字思光，竟被误作“孙思光”。卷二一《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篇，“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二赵谓赵童子与赵凤，按当时科举有童子科目，赵凤曾中之，以此世人习称之为赵童子，此文分之为二人，误甚。卷二四《宋初严惩赃吏》篇，“是时汤焘疏言”，汤焘乃蒋重珍之误。《宋史》蒋重珍与汤璹二传同在卷四一一，而汤传在前，瓯北误以蒋疏为汤疏，又误“璹”字为“焘”，可谓一误再误。卷二七《辽燕京》篇，“辽以巡幸为主，有东西南北四楼曰捺钵”，其实四楼为具体建筑，各有固定地点，四捺钵为随其所至之地而称之，非实际建筑，地点亦不固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这都是极明显的谬误。
《廿二史札记》的主要贡献，在对各史书既有单独的评述，又有综合的考察，全面地探讨了廿四史，为初读廿四史者起了引导作用，亦为古代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其次，书中使用了归纳比较、分析综合的新方法，亦有创新的特殊意义。又其次，考据家受经学的影响，对于史书只能作个别字句和事件的订正，而本书则进到史法与史事的综合考察，已是一种创造性的成就。这都是应予较高的评价者。但经学的内容虽呆定僵化，其要求甚为严格，在此条件下形成的经学家，工作态度比较细致认真。瓯北摆脱经学的束缚是其取得创造性成就的因素之一，同时也容易流于粗疏散漫，因而产生许多硬性的失误。抑尤有进者，所发之议论更时有性质严重的错误，如妄论绍兴和议即其一例。
绍兴和议为历史上一幕丑剧，从当时到后世，凡有正义感者，无不斥之为卖国投降之举。元人修史时，也以暗示的口气说：“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耶？”（《金史·交聘表序》）瓯北独有心立异，先提出一种理论：“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从而得出结论：“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时势，有不得不出于此者。厥后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谓非和之效也。”（卷二六《和议》）此说谬误关键在混淆公正之和与屈辱之和的界限，当时人所力争者为不接受屈辱之和，而宋高宗正是接受了屈辱之和。瓯北之说，实际上为民族败类、卖国分子张目撑腰，不可不予严肃的批判。
在治史方法上，他提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说法，也须予以澄清。《小引》中说：“间有稗乘脞说与正史歧互者，又不敢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蒐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说，不免贻讥有识。”钱大昕曾誉之为“论古特识”，后人也多从而称道之。其实这个原则在唐以前各史还大略适用，因为那时的野史笔记传世者很少，各史书编纂也比较严谨。后世各史书皆为官修，既多芜杂缺漏，而传世的野史笔记又不乏佳作，所以在宋以后这一条原则便不能适用。这在《札记》本身就有许多明例，尤以《明史》部分采用野史之文为多，可见此说是不能成立的。又乾隆年间，于《辽》、《金》、《元》各史之人、地、官制等译名均重新改定，造成学术界一场混乱，而《札记》之译名，或新或旧，无一定标准，更形成一种意外的缺陷。
四
《廿二史札记》之谬误虽多，究不能掩没其优点，故成书之后，即为世人所重。钱大昕为作序，论之云：“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几，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揜其失，而亦乐道其长，视郑渔仲、胡明仲专以诟骂炫世者，心地且远过之。”周中孚作《郑堂读书记》，于《廿二史札记》之论断，全取钱氏之说，可见其评语已为世人接受。而在经学居优势的时期，此书在史学上虽有创造性的成就，未能引起一般人重视。如钱大昕与王鸣盛二人皆重经学，其工作亦较严密，赵氏之书比之则如附骥尾。故周中孚云：“在近儒评史之书，群推王、钱两家，然惟云崧堪与之鼎立尔。”（《郑堂读书记》卷三六）虽有意扬之，而正透露了当时人之重彼轻此。梁启超也说：“清代学者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
《廿二史札记》在史学上既有其特殊的成就，尤其是为读二十四史者起着入门引导的作用，世人之评价遂渐提高。早年即传入日本，为彼邦人士所重视，并予以翻刻。赖襄子成于丙戌年（道光六年，1826年）所写之跋语云：“王鸣盛有《十七史商榷》，钱大昕有《二十二史考异》，皆与赵书同体，而赵可资实用。”又云：“世人往往贵耳贱目，若瓯北者，措诸古人中极难得者，虽曰史学千古一人可也。”（文久元年谦谦舍刊本）其评价已列于钱、王二氏之书以上。民国时期，梁启超谓钱、王二人之书，“其职志在考证史迹，订讹正谬。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故实，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此其特长也。”（《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四节）又说：“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并谓轻视赵书者为“陋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十五章）梁氏虽以三书并举，而隐示赵书有高于钱、王二人之书者。中华书局编印《四部备要》，独取《廿二史札记》而不取钱、王二书，其《书目提要》云：“在清代史学书中，其实用盖在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上也。”皆为实有所见之论。到现在，《廿二史札记》为读旧史者必备之书，绝不是出于偶然的了。
【资料来源：《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