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清代乾嘉时期史家史学批评问题的研究可谓是空白，无人问津。近年来才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写出了一些专论文章（注：请参阅叶建华：《钱大昕的史学批评》，《学术月刊》1993年2 期。陈鹏鸣：《章学诚“论古必恕”说在史学批评上的价值》，《史学史研究》1994年1期；《试论章学诚丰富多彩的文史批评方法》， 《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4期；《章学诚史学批评的目的与方法》， 《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4期。拙作《邵晋涵史学批评述论》， 《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等。）。但是， 这些学术成果大都局限于对个别史家史学批评的内容与具体方法的研究，没有从方法论的角度加以概括和总结。笔者在此基础之上，曾经对乾嘉时期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作了初步探讨，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发表过意见（注：拙作《十八世纪中国史家的史学批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2期。）。 但因篇幅所限，还有一些重要内容未能包括进去，现就乾嘉史家史学批评方法论中的另外三个问题，再作探讨。
一、不应“轻忽先正苦心”的批评动机
在中国古代的史学批评中，历代史家围绕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展开过激烈的讨论，形成了各种观点。这些观点从不同方面反映出古代史学批评中的方法论问题。清代乾嘉时期正处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回答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乾嘉史家关于史学继承与创新关系问题的批评，包含着史学批评方法论上的辩证认识。
（一）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强调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反对史学批评上的文化虚无主义方法。
乾嘉考史学派的史家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人在历史文献的考证和辨析过程中，对前人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和方法作了尖锐的批评，阐述了正确的史学批评观点和方法。
王鸣盛认为，后人对待前人的学术成果应当珍视、借鉴和继承其中的优秀内容，不能无视前人的学术见解，轻易否定历史的结论。他主张：“生古人后，但当为古人考误订疑；若凿空翻案，动思掩盖古人，自以为功，其情最可恶。”（注：《十七史商榷》卷100 《通鉴与十七史不可偏废》。）指出那种割断文化的继承与联系、故做标新立异的治史学风是极不严肃的做法。王鸣盛对这种轻易翻案而不尊重前人的史家极为反感，无情地揭露他们“动辄妄为大言，高自位置，蔑弃前人，而驰骋臆断。其实但可欺庸人耳，自有识者观之，曾不足以当一笑。后之学者，尚其戒之”（注：《十七史商榷》卷38《马融从昭受汉书》。）。他告诫世人以这种治史方法为戒，提出了正确看待前人学术贡献的问题，值得重视。
钱大昕抨击某些史家，自恃“涉猎今古，闻见奥博，而性情偏僻，喜与前哲相龃龉，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虽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辞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尽管他们的个别见解也有独到之处，然而这种治史方法却很不可取，所以其学术也不可能有创新，“此固难以入作者之林矣”（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严久能娱亲雅言序》。）。钱大昕主张，史学批评应当温良敦厚，而不能为哗众取宠不顾事实。他指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注：《潜研堂文集》卷35《答王西庄书》。）钱大昕特别强调史学批评必须建立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才能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创新。他说：“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龁前人，实以开导后人。”（注：《廿二史考异·序》。）可见他在史学批评上具有相当自觉的意识，所提出的“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的论点，具有比较突出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意义。
赵翼的史学批评在乾嘉考史学派中最为客观，“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订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注：《廿二史札记·序》。）。充分表现出既尊重前人成果又具有创新精神的辩证方法。他依据这种方法评价宋人修撰的《唐书》，指出轻易否定前人的失误：“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夫一代自有一代文体，六朝以来诏书尚骈俪，皆载入传纪，本国史旧法；今以其骈体而尽删之，遂使有唐一代馆阁台省之文不见于世，究未免偏见也。”（注：《廿二史札记》卷18《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欧阳修等人修史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处理好继承前人史学成果的问题，因而不能更好地创造优秀史学成果，出现了失之过简的弊病。从赵翼的史学批评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史学也就不可能发展。
（二）乾嘉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家明确揭橥了史学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史学批评方法论。
清代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同乾嘉考史学派史家一样，也强调必须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不能任意抹杀前人功绩，无视学术继承与发展。他说：“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注：《文史通义·朱陆》。）这是针对清代有些汉学家承袭宋学而又激烈攻击宋学的做法，批评他们割断学术发展的非历史主义方法。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就突出反映了这种思想。他认为戴震抨击宋学，“至于校正宋儒之讹误可也，并一切抹杀，横肆诋诃，至今休、歙之间，少年英俊，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则真罪过，戴氏实为作俑。其实初听其说，似乎高明，而细核之，则忘本耳。”因为清初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人都是继承朱熹学术而来，而“戴氏亦从此数公入手，而痛斥朱学，此饮水而忘其源也”（注：《章氏遗书·又与朱少白》。）。章学诚评价毕沅主持编纂的《续资治通鉴》是元明以来历家读《通鉴》书中价值最高的一部，原因在于“今兹幸值右文盛治，四库搜罗，典章大备，遗文秘册有数百年博学通儒所未得见，而今可借抄于馆阁者，纵横流览，闻见广于前人，亦藉时会、乘便利，有以致此。岂可以此轻忽先正苦心，恃其资取稍侈，裥然自喜，以谓道即在是？正恐起涑水于九原，乃有‘赐也贤乎，我则不暇’之诮，则谓之何耶！”（注：《文史通义·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他认为后人成就即使超过前人，也应该尊重前人创始之功，不能因此而“轻忽先正苦心”，“饮水而忘其源”，因为后人事业正是继承前人而来，没有继承就不可能有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章学诚的认识实际上已经触及到史学继承与创新辩证发展理论之边缘，具有鲜明的史学批评方法论色彩。
如果说乾嘉考史学者的史学批评着重强调了尊重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话，那么章学诚的史学批评则更加突出了史学贵在创新的思想。章学诚认为，不继承前人成果，史学就可能凭空虚构，隐括前贤著述，正是史学固有的特性。然而如果没有新意，史书也就没有价值。“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注：《文史通义·言公上》。）因此，他特别强调“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注：《文史通义·申郑》。）其核心思想就是史家运用“别识心裁”而“独断于一心”，创造出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著作。由此可见，这“其中贯穿着尊重传统而又不拘泥于传统的创造精神”（注：瞿林东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8页。），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章学诚对中国史学所展开的批评，大多显示出上述特点。例如他考辨中国古代史学源流，揭示出《左传》、《史记》和《汉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左传》和《史记》是貌异心同，而《史记》与《汉书》则是貌同而心异。又如郑樵撰《通志》，历代史家多有讥议，章学诚则充分表彰了他的别识心裁和会通意识，着眼于此书对史学创新的贡献。再如考察从《尚书》到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间史书体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的辩证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上的最高成就。这些都与他运用辩证的史学批评方法论是密切相关的，为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史学做出了贡献。
二、“实事求是”的批评原则
我们认为，把“实事求是”作为乾嘉史家史学批评的原则，是能够概括考史学派史学批评本质特征的。因为一种史学批评原则的形成，必然是史家在史学批评的反复实践中对史学内在本质的把握，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乾嘉考史学派在考史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把“实事求是”作为自觉的史学批评意识，规范着史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遍原则与方法。
（一）乾嘉史家以“实事求是”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学，形成了求真的史学批评观念。
钱大昕在史学批评上揭明“唯有实事求是，护借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注：《廿二史考异·序》。）的旗帜，代表着考史学派史家的共识。钱大昕评价前人史学尤其能够做到客观公允，惟求其是。例如李延寿《北史》记载魏收接受尔朱荣之子贿赂，故在《尔朱荣传》中阿谀奉扬，把他比作古代贤人韦、彭、伊、霍。钱大昕认为此事纯属子虚乌有：“然收初未以伊、霍比尔朱荣，亦谤史已甚之词。”（注：《廿二史考异》卷39《北史二》。）他批评两《唐书》优劣，认为欧阳修“《唐书·宰相世系表》虽详赡可喜，然纪近事则有徵，溯远胄则多舛，由于信谱牒而无实事求是之识也。”（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家谱不可信》。）对于史书记载不能证实的事，他主张存疑，以俟后人论定，充分表现出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求实态度。
王鸣盛的史学批评也注重求真方法，具有理性意识。他认为：“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明，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予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要之，二者虽有不同，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一也。”（注：《十七史商榷·序》。）他不但理论认识明确，而且在史学批评实践中贯彻了史贵求是原则。王鸣盛不赞成前人把《魏书》视为“秽史”，认为“魏收手笔虽不高，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而被谤独甚”（注：《十七史商榷》卷65《魏收魏书》。），有失公允。他还指出《唐书》对李训、郑注的“诋讥之词，安知非沿当日史官曲笔？千载而下，读史者于训、注但当惜之，不当复恶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1《训注皆奇士》。）。又如两《唐书》作者沿袭众论，指责唐代“二王八司马事件”，王鸣盛认为：“后世恶之太甚，不加详察。《旧书》亦徇众论，然《顺宗本纪》所书一时善政甚多……而叔文之美，遂见于此，使后世读书有识者，得以为据。”（注：《十七史商榷》卷74《顺宗纪所书善政》。）如果不本着求实态度批评史书，是得不出这样公正结论的。
赵翼的史学批评中也确立了“实事求是”原则。他指出：“《四书》经朱子作注之后，固已至当不易，然后人又有别出见解，稍与朱注异而其理亦优者，固不妨两存之，要惟其是而已！”（注：《陔余丛考》卷4《四书别解数条》。）这样做既不掩前人之功，又能显出后人之长，非常客观。他批评元修《宋史》，即使对秦桧这种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也本着求实态度，指出《宋史》记载秦桧勾结兀术不实，而是勾结挞懒。尽管他认为“通挞懒、通兀术，于桧之罪原无分轻重；特以读书论世，必当推究当日情事，以为信谳耳”（注：《陔余丛考》卷20《兀术致书秦桧之不可信》。）。突出强调了史学批评“实事求是”的原则，上升到方法论认识的高度。赵翼对待上古史书记载采取审慎阙疑的批评态度，例如认为“《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学者固未便臆断矣”（注：《陔余丛考》卷16《三皇五帝》。）。这种史学批评方法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洪亮吉和崔述在史学批评实践中也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方法。洪亮吉治《左传》，参考择取前人各种议论和成果。其史学批评方法是：“以后人正前人之失，人或不信之；以前人正前人之失，则庶可厘然复矣……大旨则以前古之人正中古之说，虽旁征曲引，惟求申古人之旨，而己无预焉者也。”（注：《更生斋文续集》卷1《春秋左传诂序》。）这是说在史学批评中应该尊重前人思想，予以客观弘扬，而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古人。这种认识具有重要方法论价值。崔述撰《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 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注：《考信录提要》卷上《实事之传误》。）。这种不迷信前人，又不菲薄前人的做法，正是实事求是的理性方法。
（二）乾嘉考史学者不仅以求实态度评价前人的史学成就，而且还用“实事求是”为标准衡量当代学者的学术成就。
汪辉祖撰《元史本证》，受到钱大昕的高度评价，认为本书：“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注：《元史本证·序》。）钱大昕撰《汉书考异》，被梁玉绳赞誉为“皆实事求是，自出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注：《清白士集》卷28《蜕稿四》。），认为成就远在宋人刘敞、刘攽、刘奉世合撰的《三刘汉书标注》之上。洪亮吉评价邵晋涵治学：“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注：《卷施阁文甲集》卷9《邵学士家传》。）对于乾嘉时期总结汉学思潮的阮元，时人称其：“论学宗旨在实事求是……尤以发明大义为主。”（注：《清儒学案·仪征学案上》。）这类事例不胜枚举。
上述事实表明，“实事求是”标准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乾嘉学人的史学观念之中，影响着他们史学批评的各个方面，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
三、“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批评标准
以前评价乾嘉史学，总认为乾嘉时期史家治史的特点是为考证而考证，陷入孤立而烦琐的纯学术研究之中，既不关注现实社会，也不考虑史学的功用。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没有，但却不是普遍现象。乾嘉史家在对史学的求真与致用关系的认识上，提出了“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史学批评标准。这个标准包含着两层内容：一是探究史学居今识古的意义，二是强调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乾嘉史家围绕这个标准所作的史学批评，具有方法论上的价值。
（一）乾嘉史家认为史学的功能之一是能够让人们居今识古，治史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现实。
王鸣盛考史反对因循守旧，注重通识。他说：“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己意融会贯穿，得其大要，方为通儒。徒执印板死册子逐橛看去，则无益。”（注：《十七史商榷》卷57《扬州剌史治所》。）正因为他对史学的认识比较自觉，所以才能够对古今关系阐述正确意见。他主张：“古可好，不可泥也……随时而变，此势所必至，圣人亦不能背时而复古……大约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僻也。心存稽古，用乃随时，并行而不相悖，是谓通儒。”（注：《十七史商榷》卷82《唐以前音学诸书》。）王鸣盛在史学批评中始终遵循“心存稽古，用乃随时”的宗旨。他考察古代史书体裁由编年到纪传的发展变化，尽管编年体为古法，然而“古不可泥，宜以后出为定”（注：《十七史商榷》卷99《正史编年二体》。）。又批评欧阳修《新唐书》本纪载事过于简略：“夫文日趋繁，势也。作者当随时变通，不可泥古。纪唐而以班、陈、范之笔行之，于情事必有所不尽。”（注：《十七史商榷》卷70《新书太简》。）这正是泥古不知随时而造成的弊端。王鸣盛还用这个标准批评史家的书法义例，指出“史家书人乡贯，六朝以前与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诸王，各书尚书为琅邪临沂人；诸谢，尚书陈郡夏阳人，似觉辽远不近情。在当时不以为异……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为不可。文体随时而变，不可泥古。”（注：《十七史商榷》卷63《韦载京兆人》。）南北朝时期重郡望，当时史书记载诸大姓郡望可以理解；唐宋以后门阀制度解体，史书记载籍贯便应以实际区域为准，不必攀附郡望。王鸣盛关于史家正确处理好古与随时的观念，在史学批评上有一定创新，应当给予重视。
钱大昕与王鸣盛具有共识，主张“史家书籍贯，宜用当时州县之名”（注：《廿二史考异》卷98《元史十三》。），不能为好古而袭用古代地名，这样后人无从判断，史书也就不能称其为信史。他多次批评后人修史沿用历史上的各种过时名称的不良风气，认为“史家叙事，地名、官名当遵时王之制。行状、碑志，亦史之类也。若苏州知府而易为吴郡守，施诸志状，则为非法”（注：《潜研堂文集》卷29《跋成化四明郡志》。）。要求人们撰写碑状时必须有明确的意识，只能使用当时的官名、地名，倘若一味泥古仿古，就失去了记事的真实性，不合史法。钱大昕针对史书中关于汉为尧后而祁姓、赵本嬴姓而宋称帝嬴等记载，指出“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况遥遥华胄，影响攀附，徒供有识捧腹尔”（注：《十驾斋养新录》卷12《姓氏》。），都是崇古而不知随时的荒诞可笑之举。这清楚地说明乾嘉史家的博古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关注的主要还是史学的时代价值。
（二）乾嘉史家认为史学再一个功能是经世致用，治史目的在于为社会服务。
王鸣盛主张：“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掇拾嵬琐，腾架空虚，欲以哗世取名，有识者厌薄之。”（注：《十七史商榷》卷90《李吉甫作元和郡县志》。）既反对治学空疏，又不赞成烦琐考证。他批评史学往往从实用价值着眼，如指责李延寿《南史》对《宋书》内容删增不当，“所删者往往皆有关民生疾苦，国计利害；偶有增添，多谐谑猥琐，或鬼佛诞蔓。李延寿心中本不知有经国养民远图，故去取如此”（注：《十七史商榷》卷60《宋书有关民事语多为南史删去》。）。而对杜佑《通典》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则加以称赞，认为是有裨社会的经世之学。这说明他主张史学应当记载经世之文，反对研究对社会无用的学问，这是他史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钱大昕提倡“儒者之学，在乎明体以致用”（注：《潜研堂文集》卷25《世纬序》。），这是孔子以来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后世学者往往背离史学经世宗旨，博古而不能致用。他强调博古之士必须要通经致用，才能发挥史学的作用，反对区分“文学与经济为两事”（注：《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有志稽古而心存实用，史学才会对现实社会有价值，成为“有体有用之学”（注：《潜研堂文集》卷23《河南乡试录序》。）。由此可见钱大昕的史学批评中也贯穿着正确认识博古与经世的方法。
赵翼史学批评的重点在于“历历兴衰史册陈，古今方病辄相寻”（注：《瓯北集》卷42《读史》。），考察史书是否详细记载了“一代得失之林”（注：《廿二史札记》卷28《金末种人被害之惨》、《金以坏和议而亡》，卷20《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卷29《元代叛王》。），能否给后人提供经验教训。他不赞成前人仅仅从字数繁简批评《史》、《汉》优劣的观点，认为“《汉书》增载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注：《廿二史札记》卷2《汉书多载有用之文》。）。因此，赵翼的史学成为“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注：《廿二史札记·序》。）。赵翼的史学在近代以来受到普遍重视，与其经世思想密切相关，而他注意总结历代治乱成败的以史为鉴思想，则对后代史学批评方法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乾嘉时期的史家中对好古与随时、博古与经世关系从方法论上作了系统史学批评的是章学诚，其成就远大于考史学派史家。鉴于章学诚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及其史学批评方法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里从略了。
【资料来源：《河北学刊》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