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当乾嘉时期，考证学在特殊条件下出现了极度的繁荣，学者趋之若鹜，醉心其中。然而在嘉道之际，特别是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前后，以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为代表，相继撰著了一批关注现实，反映挽救社会危机需要的史学著作，局面出现了很大变化，由“考史”而“著史”，由闭口不谈现实问题而密切结合现实需要、表达爱国义愤。从考证学一统天下到经世致用、救亡图强史学思潮的出现，这种学术风气的剧变是短短三四十年间发生的，变化之巨大、深刻，绝非乾隆年间所能想象得到。其中有社会的、学术的、哲学指导思想上的原因，值得深入地探讨和总结。

学术风气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乾隆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吏治极端败坏。王室、贵族、官僚的穷奢极欲和层层官吏的贪污贿赂都转到对民众残酷榨取上。张际亮曾满含悲愤地控诉官吏的贪毒残民是“鹰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揭露官府凶残地剥削掠夺，致使百姓没有活路，“此等凶惨之状，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注：《张亨甫全集》文集卷二《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清］同治六年刊本。）大批农民被迫外出逃亡，造成城镇大量浮民和许多地区数量巨大的流民群。龚自珍对社会危机的深重有极敏锐的观察：“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厥，不士、不工、不农、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西域置行省议》，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页。）大量流民转徙各地，是当时社会极不稳定的显著标志。社会矛盾的激化促使农民起义接连爆发，接踵而至则是鸦片走私严重，吸毒人数众多，白银大量外流，清朝国库空虚，西方殖民者更蓄谋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

总之，嘉道之际清朝统治陷于危机四伏的境地。有识之士敏锐地感到时代“变”的特点：一是清朝由盛到衰的“变”；一是必须寻求“变革”，作为挽救危机局面的对策。龚自珍形容当时社会已到“日之将夕”的“衰世”，“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平均篇》，第78页。）。时代的急剧变化必然引起学术思想的变迁，经世思潮重新抬头，有越来越多觉悟了的人物呼吁研究与现实密切相前的课题。学风的转变，就是由脱离实际到经世致用，由讴歌升平到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申明自己治史的重点是要揭示“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并委婉地以《日知录》自比，申明自己的著述目的是对国家社会有用，已经传达出重要的信息。到龚自珍提出良史的责任是“忧天下”，“探世变”（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 更是学风转变的重要标志。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的新旧推移应从多层面作深入的考察，主要是：当考证学如日中天之时，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内部已有分化，后期的著名考证学者中，有的更明显地露出注重探究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端倪；考证学派以外的学者，即“乾嘉别派”，已对考证末流的烦琐学风作尖锐的批判，影响扩大；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成为进步学者用来观察国家民族命运和学术风尚的指导思想。以上四项的推动，汇成强大的“合力”，终于冲开沉重坚实的旧堤坝，开创出学术的新局面。

二、 考证学派中重经世、论盛衰意识的生长

乾嘉三大考史名家是钱大昕、王鸣盛和赵翼。以往评论三大家的学术，主要从其擅长的学术领域有所不同、方法或特长不同着眼，只看到横向的差别。实际上，钱大昕主要是考证方法严密精良、考证成果精当；王鸣盛除精于考证外，还重视对一些历史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分析考辨，长于评论；而赵翼的考史著作，更有理论色彩，他已做到从大量个别史实的基础上，总结出一个时期历史的趋势，阐述社会史或制度史的一些通则，探究盛衰治乱之原，可以说，赵翼的成就代表了考证学发展的后段。依我看来，钱与王、赵的差别，实则是乾嘉考证史学前后段的差别。无怪乎当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廿二史札记》书稿完成之时，七十四岁的赵翼带着它专程从家乡常州到嘉定，送给比他年岁略小、但名气很大的钱大昕征求意见，钱氏为他作序，作了极高评价：“读之窃叹其记诵之博，义例之精，议论之和平，识见之宏远，洵儒者有体有用之学，可坐而言，可起而行也。”（注：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5页。 ）钱氏推许此书“有体有用”，即发挥了儒学经邦治国之体，具有经世之用。又盛赞赵翼探究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变化，显示出宏远的见识，因而使年老衰病的他，读后精神为之振作。这些话，完全符合赵翼著史的宗旨和书中的内容，绝非虚夸客套，而且，可以视为是钱大昕这位在考证学领域具有通识的学者对于赵翼过人的史识，表示了衷心的敬佩。当时另一位学者李保泰，也极为赞叹赵翼书中的卓识：“方先生属稿时，每得与闻绪论，及今始溃于成，窃获从编校之役，反复卒读之。嗟乎，自士大夫沉缅于举业，局促于簿书，遇国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兴建，茫然不识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与夫维护补救之方。虽使能辨黄初之伪年，收兰台之坠简，于以称博雅、备故实足矣，乌足以当经世之大业哉！”并热情地褒扬赵翼得史学之大且重者（注：李保泰：《廿二史札记序》，《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附录二，第887页。）。他很明确点出赵翼治史以“经世”为旨趣，远远高出于当时占绝大多数的埋头于文献整理考订的学者。近代著名史家梁启超高度评价赵翼著作的特点和价值，认为赵翼的论述最能给近代学者以启发，其论云：“（赵翼）不喜专论一人之贤否，一事之是非，惟捉住一时代之特别重要问题，罗列其资料而比论之，古人所谓属辞比事也。清代之一般评判，大抵最推重钱，王次之，赵为下。以余所见，钱书固清学之正宗，其校订精核处最有功于原著者。若为现代治史者得常识助兴味计，则不如王、赵。王书对于头绪纷繁之事迹及制度为吾侪绝好之顾问，赵书能教吾侪以抽象的观察史迹之法。”（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292页。 ）另一位著名史学家陈垣则写有诗句推崇说：“百年史学推瓯此，万首诗篇爱剑南。”（注：见李瑚《励耘书屋受业偶记》，《励耘书屋问学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27页。）

以上评价很值得我们深思。事实正是如此，严密考证方法固然能在整理文献、考订史实上做出重要成绩，具有通识、成就巨大的考证名家的方法具有近代科学因素；应予足够的评价。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认识民族历史的由来和吸取历史的智慧来说，探讨一代史事，论述治乱兴衰，则是更有深层思想价值的工作。故三大家的不同特点，固然意味着横向上研究领域的差异，而同时又显示出纵向上考证学发展前后阶段的不同。尤其是赵翼，实际上具有由考证学风向经世学风演进过渡的意义。这样讲，并不降低钱大昕在考证学、文献学上的地位，他是“清学正宗”，考证学顶峰时代的代表人物，对近代学者同样有很大影响。

为了说明《廿二史札记》具有反映出考证学内部“新旧推移”变化的价值，这里举出两方面的突出例证。其一是，赵翼高出于专作文字校勘训诂、史料排比考订的朴学家，他注重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分析历史的“势”和“变”，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法则和教训。他总结出这样的警句：“读史以观世变。”（注：《廿二史札记》卷二○“唐前后米价贵贱之数”条。）从西汉初政治局面的特点，东汉的党锢，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制度，一直到明代政治腐败和民众沉重负担等多方面重要问题，都在他探讨和分析的范围之内。他论述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变化，就是“善于捉住一时代有特别意义之问题”、探求时代风会变化的典型。他不仅由大量史实归纳概括出，汉初政治局面由世侯世卿贵族到“布衣将相”的重大变化，而且层层深入地分析：这个变化经历了渐变，始于战国，定于汉初，遂使汉初成为“天地一大变局”。而在布衣将相之局定后，旧的残余仍然存在，故有分封异姓王，以后又有分封同姓王之举。至平定七国之乱以后，王国内任命官吏的权力归朝廷。至此，“三代世卿、世侯之遗法始荡然净尽”，征辟、选举之势成（注：《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条。）。赵翼历史观察力高明之处，是认识到客观条件规定的演进趋势，即使“人情犹狃于故见”，也无法改变，旧法最终被扫荡净尽。他又讲“天意已换新局”，“岂非天哉”，在这里，“天”是与人情对举的，实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代名词。他的视野上起战国，下至两汉以后，爬梳了大量分散的材料，总结出社会历史演进法则性的东西，因此被后来的通史和断代史著作普遍地采用。像这样显示出深刻的历史观察力，符合于近代学者总结历史演进法则之旨趣的论述，在《廿二史札记》中为数不少，如“党禁之起”（卷五）、“九品中正”（卷八）、“六朝清谈之习”（卷八）、“六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八）、“江左世族无功臣”（卷一二）、“唐节度使之祸”（卷二○）、“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产”（卷三○）、“明初吏治”（卷三二），以及《陔馀丛考》中的“六朝重氏族”、“谱学”、“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等，都是能揭出一个历史时期特点，故向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重要条目。

其二是，赵翼尤其注重总结明代治乱兴衰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显示出鲜明的经世意识，这与同时代文人的粉饰太平之作更大异其趣。明代历史是清代的近代史，距离最近，也最有借鉴意义。当明朝灭亡、大厦将倾之时，清初顾炎武曾对明代朝政的腐败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涉及范围不广，也有待深入。此后因考证学风盛行，一般士人对政治兴坏已不再措意。然则，由于332 卷的《明史》在乾隆年间修成并刊行，明朝的历史事实已更清楚，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对明朝盛衰教训的思考也有可能更深入。赵翼正是考证学派中关心国家治乱兴亡的学者，必然重视对明朝历史的反思，甚至从整个清朝250年学林而论， 他对这一具有现实意义的领域之探讨也是最为深入的。

《廿二史札记》中，有关明史的考证、论述占6卷，为全书1／3，份量最重。赵翼主要从四个方面总结明代教训：明朝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明中叶天子不见群臣；宦官专政，为害酷烈；贪污猖獗，剥削残酷。如他论述自洪武以至成化、弘治间，朝政风气淳实，“建言多出于好恶之公，辨是非之正，不尽以矫激相尚也。”至正德、嘉靖间，还有谏官敢于争朝政得失。万历中，张居正专权日久，斥逐异己，言路风气遂大变，谏官一味献媚取悦于张居正。此后又有变化，万历末，谏官与阁臣如水火。至魏忠贤专权时，谏官之操守志节丧失殆尽，堕落成为魏之鹰犬，最后各以门户相争，而至亡国（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五“明言路习气先后不同”条。）。明代谏官言路习气前后变化，又与官员是否尽责与清廉的政治风气相表里。赵翼指出，明太祖出身民间，深知百姓饱受贪官之苦，屡次对墨吏施以酷刑。同时，每旌举贤良以示劝导，“故一时吏治多可纪”。沿及成祖以下至宪宗、孝宗，吏治澄清者十余年。“当英宗、武宗之际，内外多故，而民心无土崩之虞，由吏鲜贪残也。”官吏清明，必定民心安定，使社会保持为凝聚力。这是赵翼从总结明代历史得出的深刻道理，对于后人是有宝贵教益的。而明朝的灭亡，也正由于后期吏治腐败，民生日蹙，社会基础动摇，“而国亦遂以亡矣”（注：《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初吏治”条，并参见本卷以下各条。）！赵翼还批评清朝人对明朝政治只指责其腐败的误解，举出明朝前期崇尚循良的大量事实，恰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封建皇朝周期性危机这一规律。赵翼揭示出明中叶以后诸帝罕有与大臣相见者，证明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极端腐败荒唐，宦官的专权和权奸疯狂地聚敛财富，则是封建政治机制上孳生的毒瘤……都是对明代兴亡作了很有深度的总结，蕴涵着极具启发意义的近代理性意识。当代西方学者浦立本评论说：“赵翼能超越孤立之繁琐事实之上以观察，自其中归纳出社会史与制度史发展趋势之通则，此类通则，则近代史家所试图建立者也。”（注：见浦立本《中国与日本的历史学家》一书，转引自杜维运《清代史学与史家》一书中《拾贰赵翼之史学》，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78页。 ）他也中肯地指出赵翼与狭义考证不同，更具有近代价值。赵翼有进化观念，充满探求新知的热情，并且已认识到冲破封建时代闭塞眼界的迫切需要。有诗云：“人巧诚太纷，世眼休自窄。域中有墟拘，儒外有物格。”（注：《瓯北诗抄》绝句二《论诗》，［清］光绪三年滇南唐氏刻本。）指明儒学以外有先进事物，中国之外有圣人的道理。正因为赵翼有一般考证学者难以企及的开阔眼光和思辩意识，他的史著的内容和方法才与行将代起的近代史学有相通之处。

考证学内部这种新旧推移或曰“分化”，是一种潜滋暗长的趋势，在俞正燮所著《癸巳类稿》中也有清楚的反映。俞氏除继续从事名物训诂一类考订外，也注意到一些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如书中《驻扎大臣原始》记设置新疆、西藏等驻扎大臣的由来，《俄罗斯事辑》记载中俄关系，《总河近事考》记清代治河史实，都是超出一般考证以外，与“经世”密切相关的问题。晚清李慈铭也有见于此，他称俞氏《驻扎大臣原始》诸篇均具有高出于一般史料考订之价值，故为“它日国史所必需也”（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同治壬戌十月二十三日，燕山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总之，在考证学内部，出现了赵翼注重探索兴衰治乱之故，出现俞正燮重视研究与现实关系密切的问题，洵非偶然。说明单纯考证的一统天下局面开始被打破了，坚冰已经乍解，学术风尚将要发生变化。

三、 乾嘉别派针砭时弊对新旧转移的有力推动

章学诚是乾嘉主流派以外的重要学者，他的学术主张独树一帜。章氏敏锐地认识到当时考证学末流陷入烦琐主义的弊病，学术界充斥着因循守旧的沉闷空气，起而加以有力的针砭。针对朴学家认为考据就是学问的目的、学问的全部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了对立的价值认识。《文史通义》书中鲜明地提出“史学经世”、“六经皆史”等重要命题，尖锐地批评考证学界因袭、守旧、盲从的流弊，要求冲破这种学术的困境，重新唤起创造、拓展的精神。他毫不怀疑，他的主张“实有开凿鸿蒙之功”，“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注：《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历史进程恰恰证明，章学诚“史学经世”等主张，已经预示着学术风气转变的新趋向。

章氏继承了清初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观点，倡导学术要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反对脱离实际的无用空谈，他大声疾呼：“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考据家孜孜以求从事资料的钩稽排比工作，并以此夸耀，章学诚则指出这类工作缺乏思想性，不切于当世人事，因而毫不客气地归之于较低层次：“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注：均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章学诚很明白，在考证学盛行的情况下，针对烦琐主义“擘绩补苴”的弊病大加抨击，这样逆于时趋，必然遭人反对，但是他要力挽狂澜，不怕巨大的压力。他曾致书钱大昕，表明心迹：

惟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隽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时趋可畏，甚于刑曹之法令也。（注：《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钱辛楣宫詹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

他把挽救风气流弊视为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自觉地担负起来，即使感到像刑狱那样的威胁，他也毫不顾惜。烦琐主义的学风既然脱离实际的需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那么它终将被抛弃。所以《文史通义》一书针砭学风流弊的价值超过史学的范围，对于思想史和文化史都有重要意义。

在《章学诚遗书》中，还有章学诚评论现实政治腐败的文章。这是他晚年吐露心声之作。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他经过四十年颠沛奔走，最后远道回到会稽老家，境况萧索贫寒。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嘉庆帝责令和珅自杀，查抄其家产，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权奸倒台使人心一振。章学诚心中郁积的不平也至此爆发！他一连写了《上执政论时务书》等6篇文章，抒发他对贪官污吏残酷剥削百姓的抗议。他指出，吏治败坏、“巧取于民”、大肆搜刮，“始蚕食，渐至鲸吞”，是引起“教匪”和国库亏空的总根源（注：《章学诚遗书》卷二九《上执政论时务书》。）。这些直斥赃官墨吏的的正直言论，深刻地揭露了当时黑暗腐败的社会情状，这同他勇敢地“逆于时趋”、针砭学风流弊一样可贵，而且是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思想的升华，并开启了后来龚自珍，魏源激烈抨击时政的先声。

考证学内部一些有见识的学者注重经世、议论盛衰的倾向，以及非主流派学者揭起批判考证学末流烦琐主义的旗帜，正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推动考证学风的转变。此后至龚自珍、魏源的时代，烦琐考证无益世事的弊病更加暴露，他们的针砭也更加有力。嘉庆年间还有一位学者崔述，著《考信录》，也被称为乾嘉的“别动队”。崔述治学的宗旨与主流派不同。主流派“唯古是尚，唯汉是从”。崔述则要“考而后信”，对上古史事以儒家经书为标准，而对战国、秦汉以后的各种说法，一概要细加考证，立志要廓清其中大量附会和谬误。他又有对自己方法论的总结，写成《考信录提要》，上升到理论。这两项，都构成嘉庆年间学术的新内容，助长新旧推移这一客观趋势。至本世纪初，崔述的学说引起胡适、钱玄同、顾颉刚、洪业等学者极大研究兴趣，并直接导致了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探索可信的古史体系的热潮。（注：参阅拙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下篇第五章，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四、 边疆史地：新的学术领域的开拓

嘉道之际学术风气演变的又一推动力，是学术界有了新的关注的重点，这就是边疆史地学的兴起。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在嘉道年间受到学者注意，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清朝建立起空前版图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至此已有一百多年，学者们以前的智识范围大致只限于中原内地，至此很有必要将视野扩大，系统地研究西北的地理沿革、民族关系的变迁。这是国内方面巩固统一国家的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西北地区的威胁，而至鸦片战争后边疆危机更加突出。这是对外关系方面形势发展的刺激。

最早注重研究边疆史地的学者是祁韵士和徐松。祁韵士早在任国史馆纂修官时，对边疆问题早有兴趣，撰有《蒙古王公表》。后因事充军伊犁，此期间他对边疆地区有了亲身见闻，对边疆问题的重要性也有了亲身感受，特殊的环境诱发了一门新学问，先后著有《西陲总统事略》、《藩部要略》。西陲系指新疆，藩部系指蒙古。徐松的成就是在他的基础上发展的。徐松也曾因事流放伊犁，出嘉峪关后，沿途详细记下道里城郭，撰成《西域水道记》。又受将军松筠委托，在《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撰成《新疆识略》。

至道光年间和咸丰初年，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进一步关注这一新的学术领域。龚自珍曾修撰《蒙古图志》，规模颇大，书稿未完成而遭火灾烧毁。他任国史馆校对官时，参加重修《一统志》，曾上书总裁官，订正旧志中蒙古、新疆、青海地区有关部落居住、历史沿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错漏，共18项。更可贵的是，他善于利用边疆史地方面的渊博知识，来研究如何解决边疆地区所出现的问题，所撰《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与人论青海事宜书》等名文，都充分显示出他着眼于安定边防、巩固国家统一，来解决边疆问题的卓识。魏源所著《圣武记》，大量的篇幅有关边疆民族问题。他不但记载康、雍、乾三朝在西北进行的巩固统一的战争，而且很注重记载民族之间联系加强、中央与地方间关系趋向密切的事实，用历史事实驳斥不利于国家统一的论调，谴责制造民族不和与边境事件的清廷不法官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清代边疆民族问题很复杂，而经过《圣武记》的整理记载，一些较重要的问题已初步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蓝本。

在上述学者开创性工作的基础上，张穆和何秋涛分别著成了边疆史地的名作。张穆著成《蒙古游牧记》。他著史明确以经世致用的观点为指导，“既陈古义又论今事”。自序中说，各省、州、县都有方志，足以“考镜古今”，独内外蒙古未有专书，“学者多懵其方隅，疲于考察，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所以要“缀古通今”，着重考察古代蒙古和近代蒙古之间的关系变化。这种切于实用的观点，使张穆在当时便被誉为西北边疆史地的名家。何秋涛著成《朔方备乘》。他之所以特别关注中俄关系，是因为“俄罗斯地居北徼，与我朝边卡相近”，不能不高度重视。他强调撰著此书的目的是“备用”，在《凡例》中揭明：“明曲直以示威信”，“惩前事以具法戒”，“志险要以昭边禁”，“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前两项，强调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正直、有理的一方在中国；后两项，则强调这部书在军事防守上有重要用途。全书主干部分是《圣武述略》，囊括了清代北部边疆的主要事件。其他篇章分别对边界、边疆地理、山脉、水道、历史事件等，作详细记载和考证。当时，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都看出俄国对中国北部边疆的威胁。何秋涛在书中记载这些中俄关系史实，证明中国是正义者、受威胁者，唤起人们注意俄国挑起的新纠纷。书中对于中俄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也如实记载，反映了史学家全面的观点，史料价值很高。

张穆、何秋涛的著作，成为嘉道之际边疆史地学这一新的学术领域兴起的标志。与他们时代相同的姚莹，其后的曹廷杰、李文田、丁谦都在这一领域撰写了有价值的著作。由于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又引起晚清另一新的研究领域元史学的崛起，沈曾植、洪钧、屠寄、曾廉、柯劭忞等都相继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由嘉道年间导源的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因其适应时代与学术发展的需要，至晚清时期终于蔚成风气。

五、 公羊变革学说提供了新的哲学武器

原先盛行的考证学在哲学思想上是属于经古文学派。从乾隆末年开始，消沉了一千多年的经今文学派重新被提起，适逢时会地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于是经世学风声势更壮。

今文学派的中坚是春秋公羊学，它在儒家学说中具有独特的理论色彩，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特别是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公羊学专门阐发“微言大义”，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春秋》之义加以解释或比附，以这种解释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在时代激烈变动之际更便于容纳新思想。

公羊学说在清代中叶复兴的关键人物是庄存与、刘逢禄、龚自珍和魏源。先是庄存与重新发现了《公羊》，著《春秋正辞》，但他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刘逢禄在嘉庆年间潜心公羊学的著述多年，撰成《春秋公羊何氏释例》等，且又奖掖龚、魏，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至此标志着公羊学“复兴”的到来。龚自珍写有著名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语快无加。而今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注：是诗作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见《龚自珍全集》第九辑，《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第441页。 ）表明他决心举起公羊学的旗帜，不怕被正统派视为有异端色彩。由于龚、魏对社会危机更加敏感，公羊学说在他们手里，便改造成为批判专制，倡导变革的崭新思想武器。

公羊历史哲学主张变革，主张历史进化（当然是朴素进化观），为当时进步人士提供了远比古文经学进步得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紧扣时代脉搏，适应社会前进和学术进步的要求。龚、魏对时代向何处去的观察比前辈站得更高，因而自觉地担负呼唤变革时代到来和倡导新学风的责任。龚自珍用“早时——午时——昏时”的新三世说（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隐》，第87页。）论证封建衰世到来，预言“乱亦竟不远矣”。（注：《龚自珍全集》第一辑《乙丙之际著议第九》，第7页。）。魏源则提出“气运之说”来概括历史的大变局（注：参见《海国图志》卷五《东南洋叙》，［清］光绪二年甘肃平庆泾固道署重刊本。）。龚、魏发挥公羊学说讥议时政、诋毁专制，猛烈批判烦琐考据、理学空谈和科举制度，呼吁士人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与现实社会关系密切的问题上来。龚自珍是激情昂扬的倡导者，魏源是卓有成效的奠基者。龚自珍主要从国内的危机着眼，魏源则在鸦片战争后又生活了17年，他更多地注目于了解外国，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超越了传统学术的范围。以龚自珍犀利的政论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标志，中国学术史进入倡导变革、倡导救亡图强的新阶段。从此，讲求兵农河防盐政、边防海防，以至外国政制、现状，呼唤变革图强，成为鸦片战争以后学术的主流。

六、余论

通过多层面考察嘉道时期学术风气的变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时代变了，必然要引起思想观念、社会思潮的变迁。故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即使作个案的研究，评价某一时期的学者和著作，也应与时代思潮、文化走向密切联系起来，重视作大背景动态考察，把握住时代条件对学术的制约、影响。

（二）在关注时代条件的影响的同时，又要深入地分析学术内部逻辑发展的关系。从学术本身来说，新旧推移是客观规律，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阶段上凝滞不变。一时代的学术，其内部往往存在导致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因素，这些因素的生长发展，便成为由此一阶段学术向新的阶段演化的“中介”。这是学术变迁内在的矛盾运动，需要我们透过现象，作深层的辩证分析，避免把前后阶段割裂开来。譬如：明代学术向有空疏之讥，但至晚明陈子龙、徐光启编《经世文编》、著《农政全书》，已经产生了经世思想，至清初便壮大为时代思潮。清初，顾炎武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而他的重要主张之一，是“通经以致用”，针对明人务虚蹈空的气习，他提出“通经必自考文始”，从一字一句的训诂考订入手，才能求得对儒家经典的正确了解，故其经世思想中又包含开启考证学盛行的方面。乾嘉考证学极盛之时，则有赵翼以恢复经世学风作为著述的宗旨，明显表示出与专门考据不同的学术倾向，这一事实，恰恰证明考证学走过它的峰巅之后，必然会出现分化，敏感的人物，会吸收新的营养，加进新的内容。所加进的东西恰好与时代变动的需求相适应，那么这种新的因素就会更加壮大，由量变达到质变。如此，原有的肌体中不断生长出新的物质，走辩证否定的道路，后浪推前浪，环环相扣，形成起伏曲折的学术长河。学术发展又是多元的。原有学术在其极盛之时，也伴随产生流弊。对此，局外人看得更加清楚。如章学诚即以挽救流弊为己任。考证学内部的分化和非主流派的针砭，内外夹攻，推动新思潮出现。

（三）新的学术，需要有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众多朴学家唯古是从，实际上有一种复古的历史观在起作用。而公羊朴素进化观是变革的思想武器，它适应时代的需要，在学术上也成为有生气、充满进取精神的哲学理论指导，因此推动学术掀起波澜，使经世意识与变革思想相结合的新学术在晚清风靡于世。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