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香港史学的发展，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界标。这一年，一批学者由中国大陆来港，如钱穆、罗香林、简又文、左舜生、饶宗颐等，大陆之史学，因此部分转移到了香港，香港史学从此进入了一个较大发展期。1952年，港大聘任英籍汉学家林仰山教授(F.S.Drake)主持中文系（林氏前此曾任教山东齐鲁大学）、延聘罗、饶二氏任教，成为港大教授中国史的主要教授，历年造就双语文史哲人才不少。钱、简二氏则被聘为港大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钱穆等人创办新亚书院，培养了余英时等一批史学人才。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香港中文大学。钱氏等乃另立新亚研究所，继续培养史学人才。60年代前后，牟润孙、严耕望、全汉升、李定一、王德昭、陈荆和、王曾才等亦由台湾、南洋等地来港，执教于香港大专院校，进一步充实了香港史学队伍的力量。60、70年代，一批在本港培养的学者登上大专讲台。70年代以后，一批在本港接受基础训练的学子负笈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后，返港进入大学担任教职。有的在海外从事教学研究一段时间以后，于80、90年代亦回港执教。同时，亦有台湾留美学人来港执教。这些学者兼有中国与西方两种学术研究的训练，为香港的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成份。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一些海外知名华人学者先后应聘来港执教，如余英时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两年，陶晋生、许卓云、陈学霖先后出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陈氏并兼任系主任，王赓武出任香港大学校长，丁邦新出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等，大大提升了香港史学的国际地位。这种趋势还在延续，如旅美著名思想史学者张灏，将于98年秋季应聘到香港科技大学执教。大陆开放以来，亦有少量学者移居香港，在大专院校从事教研工作。目前，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大学中文和历史系、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外，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岭南学院、香港公开进修大学、香港教育学院等政府资助院校，均有史学专业的教师，参与相关教研的工作。私立的树仁学院、珠海书院亦设有历史系，新亚研究所开办有历史学研究生课程。概而言之，至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放以前，香港史学界与台湾及海外学者的联系较多。大陆开放以后，两地交往日多，香港史学界形成与大陆、台湾及海外学者全方位交流的局面。    　　　　

三

    以下对香港史学研究的情况分三大类作简略介绍。
    （一）中国专题史研究
    中国史学史：从研究范围及成就而言，以明清及现代为重点，成果较丰。以研究者而论，分为两类：一为长期在港学者如饶宗颐、许冠三、汪宗衍、牟润孙、周亿孚、刘伟民、赵令扬、罗炳绵、何冠彪等，另一类为曾在本港居留者如钱穆、余英时、逯耀东、杜维运等。泛论性的有钱穆的《中国史学之特点》和《中国史学之精神》，牟润孙《从中国的经学看史学》等文。讨论史学上的正统观，有赵令扬《关于历代正统问题之论》和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国史学观念探讨之一》两部著作。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曾任教于香港大学的杜维运著有《与西方史学家论中国史学》及《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两书。关于史学方法，有罗香林《史学方法论》（讲稿本），柳存仁《中国历史研究法》，许冠三《史学与史学方法》，杜维运《史学方法论》，严耕望《治史经验谈》等书。其它论著有钱穆《〈史记〉地名考》，许冠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杜维运《赵翼传》、《清代史学与史家》，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1900—　)》，逯耀东《中共史学的发展与演变》、《史学危机的呼声》等书。60至80年代，港大中文系有一批硕士论文选题为明清史学，如何冠彪《邵廷采思想研究》(1978)，曹光明《潘耒的史学——兼论顾炎武史学的继承》(1985)等。
    中国政治制度史：这方面的研究，50、60年代成果较丰。第一代学者以严耕望、徐复观较重要。牟润孙、饶宗颐、王德昭亦有重要论著发表。钱穆主持的新亚书院，有关的硕士论文就有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1957)，罗球庆《北宋兵制之研究》(1957)，陈启云《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1958)，黄开华《明代土司制度设施与西南开发》(1959)，金中枢《北宋之科举制度》(1960)，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研究》(1963)等。孙氏等属第二代学者，从钱穆、牟润孙、罗香林诸先生受学。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的，60、70年代，还有林天蔚、曾一民、李弘祺、吕元聪，分别研究宋代相权、唐代考课制度、宋代官学教育制度与科举、清代监察和翰林院等；70年代以后，有严耕望门生廖伯源、苏基朗、刘健明等，分别研究汉代爵位制度、唐前期都督制度、五代枢密院等，刘氏之博士论文为《中唐政府权力转移之研究》（中大，1984）。
    中国思想文化史：以儒学的发展为主（一般称新儒学，但钱穆及其弟子余英时不认同此词），以新亚书院和徐复观创办的《民主评论》(1949—1966)为主要阵地，以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张君劢亦三次由台湾来新亚书院讲学。70年代以来，哲学出身的刘述先、劳思光和社会学出身的金耀基，是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学者。上述诸人之论著已广为人知，兹从略。中大哲学系的王煜、冯耀明（现任教科技大学），亦有相关论著发表。
    中国社会史：以香港社会的地区研究成绩较为突出。集中研究的课题包括：婚姻、家庭及族谱学；人口构成及社会阶层，如客家、蜑民及奴婢、士族；人口及城市发展；社会问题如骚乱及工人运动等。较有代表性的如罗香林及其门人林天蔚、萧国钧、萧国健的族谱研究，罗氏及谢剑的客家研究，科大卫、吴伦霓霞等对新界社会的研究，冼玉仪对香港社团的研究等。中大历史系罗炳绵及弟子游子安，则从事明清社会史的研究。社会学者金耀基、刘创楚、李沛良，人类学者乔健、谢剑、陈其南等，亦有相关的研究成果。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相整合的趋势，重点研究华南地域社会。
    中国妇女史：以本地女性生活史及传统女性观两方面的成果较多，参与者除史学工作者外，也有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人士。1985年，香港中文大学创设“性别角色研究计划”，1990年易名为“性别研究计划”(Gender Research Programme)，成员包括该校文史哲、工商管理、教育、医学、社会科学的教职员，旨在推动跨学科的性别研究，以探讨转变中的香港在社会、经济及文化领域内的两性角色，妇女史是其中一个研究重点。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叶汉明和浸会大学历史系的黄嫣梨、刘咏聪三位女性学者，在妇女史研究上较为活跃。
    宗教史：香港的大专院校和民间宗教团体，都有从事基督教、佛教和道教研究的学者，尤以基督教的研究成就较多。早期的港大简又文和罗香林为代表，70至90年代，先后有吴利明、李志刚、林荣洪、刘洁贞、梁元生、吴梓明、梁家麟、赵天恩、麦炳坤、黄文江等，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基督教史、地区史、会堂史及人物研究、教会史与其它专史结合的研究。旅港大陆学者刘小枫，亦擅长基督教史。香港中文大学和浸会大学设有宗教系，亦侧重基督教史。近年来，中文大学由梁元生、吴梓明主持，与内地及海外多所高校合作，开展中国基督教大学校史的研究，在教会大学史的资料整理与研究方面都取得相当大的成就。1996年，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建立“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致力推动宗教与中国社会的研究。
    （二）中国断代史研究
    先秦、秦汉史：这方面以秦简、交通、思想等方面成果较可观。钱穆在北京大学时的秦汉史课堂讲义，于1957年在港以《秦汉史》之名出版，该书写至西汉末，侧重于学术文化和思想的论述。钱氏来港后作有《孔子与春秋》。钱穆先后聘请牟润孙、严耕望两位对秦汉史素有研究的专家由台湾来新亚执教，培养出一批研究生，早期如余英时、陈启云、曹仕邦等，后期有谭宗义、李学铭、廖伯源等人。此外，如饶宗颐、徐复观等，亦就秦汉史的某些问题提出己见。80年代后，一些国内学者来港从事教研工作，发表论著，如曾宪通、王人聪、叶其峰等。主要有饶宗颐、曾宪通合著《云梦秦简日书研究》，宋叙五《西汉货币史初稿》，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等书，严耕望《战国时代列国民风与生计——兼论秦统一天下之背景》、《杨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余英时《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孙国栋《秦汉思想的特质及其影响》等文。李学铭发表了数篇研究东汉外戚、酷吏的文章。徐复观在港期间，完成《两汉思想史》三卷和《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魏晋南北朝史：前辈学者中有钱穆、牟润孙、牟宗三、饶宗熙、严耕望等，第二代学者有逯耀东、曹仕邦、苏绍兴、杨勇等。研究范围集中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社会、宗教等领域，经济方面较薄弱。重要论著有：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牟润孙《论魏晋以来之崇上谈辩及其影响》二文。牟氏在新亚书院及中文大学指导的硕士论文有：苏庆彬《两汉迄隋入居中国之蕃人研究》、罗炳绵《西晋迄隋战乱之损害》、曹仕邦《论两汉迄南北朝河西之开发与儒学释教进展》、邝利安《两晋南北朝人才地理分布》、逯耀东《论拓拔氏初期文化与其婚姻的演变》、梁凤仪《南朝寒人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牟宗三研究魏晋玄学，并在港大指导了若干篇研究魏晋玄学与佛教的硕士论文。饶宗颐在港大与罗香林共同指导、个人指导的论文有苏绍兴《东晋南北朝之文学世族》、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严耕望在新亚研究所和中大，亦指导了多篇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硕士论文。黎明钊近年开始在中大历史系执教，专研秦汉及魏晋政治与社会、家庭制度。
    隋唐五代史：第一代学者有罗香林、全汉升、严耕望、牟润孙、饶宗颐等，其中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史研究成绩最为突出。第二代学者以孙国栋、章群为最重要，二人均为钱穆学生。其他如林天蔚、杨远、黄孚，亦有重要著作。第三代学者主要有曾一民、黄约瑟、杨永安、苏基朗、刘健明等。在研究课题方面，政治史、制度史、军事史、社会史、宗教史方面较有成果，经济史、文化史较薄弱。90年代初，赵雨乐任教于公开大学，先后出版《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一）——三班官制之演变》和《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
    宋史研究：交通史方面，有罗香林的《蒲寿庚传》、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苏基朗《唐宋时代闽南泉州史地论稿》。制度史方面，罗球庆研究宋代军事制度，梁天锡研究宋代祠录、台谏和枢密院制度，金中枢研究宋代科举，三人均在新亚受学。李弘祺于1971—1990年执教于中大历史系，为宋代教育史专家，著有《宋代教育散论》和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Exaninations in Sung China（中文版名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苏基朗近年亦专注于宋代法制史研究。学术思想史方面，侧重于理学（新儒学）的研究，已见前述。罗球庆在中大历史系曾指导多篇硕士论文，如何冠环《论宋太宗朝之赵普》(1979)、曾瑞龙《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1984)，何氏另出版《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一书。曾瑞龙于1997年开始在中大历史系执教，专研军事史、宋夏关系。罗氏学生并汇编有纪念罗氏荣休的《宋史论文集》。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宋辽金史专家陶晋生，1988—1990年曾出任中大历史系讲座教授。陈学霖近年由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应聘来中大历史系出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陈氏治宋辽金元明史，内地学者邹重华由四川大学来中大，在陈氏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士族与学术——宋代四川学术文化发达原因探讨》。香港从事宋史研究的年轻一代学者，还有许振兴、黄富荣、赵雨乐、王章伟等。
    明清史：早期学者有钱穆、罗香林、牟润孙、全汉升、王德昭、陈荆和等。钱氏弟子从事明清史研究的，有余英时、罗炳绵、苏庆彬、杨启樵、黄开华等。港大中文系为明清史研究之重镇，自罗香林以下，先后有赵令杨、马幼垣、黄兆汉、何冠彪、冯锦荣、许振典等。港大历史系的吕元聪，亦以研究清代前期政治史及制度史著称。珠海书院培养的明清史学者，有罗香林指导的郭永亮、马楚坚，王韶生指导的朱鸿林。朱氏后赴普林斯顿大学师从牟复礼教授，最近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来中大历史系执教，专长明代思想史。中大历史系陈学霖亦专治明史，近年出版有《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明代人物与传说》。罗炳绵亦治明清史，并指导了一批硕士、博士生。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现有李金强、刘咏聪从事明清史的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早期重要学者有港大的罗香林、简又文，新亚和珠海的左舜生。60年代，有中文大学的黄福銮、李定一、王德昭、王尔敏等，后三人均由台湾应聘来港。70年代，香港浸会学院因司马长风、萧作梁、许冠三、刘家驹等加盟，确立了以中国近现代史为教研重点的风格，延续至今。港大、中大、珠海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培养了超过250名以中国近代史为论题的硕士、博士，出版近代史著作三十余种。近二十年，举办过数十次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成立“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出版《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刊》。香港地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就和特色，可概括为如下几点：第一是重视大陆和香港的历史关系；第二是重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研究；第三是比较强调平衡和开放的史观。
    中大历史系先后有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许冠三著《刘少奇与刘少奇路线》，郭少棠研究五四及文革之批孔、现代中国之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叶汉明研究1937年以前山东农村的农产品商品化，刘义章研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何佩然以法国年鉴学派群体生平学方法，对民国时期及当代的社会精英与人文学科学者作系统分析研究。港大历史系有连浩鋈研究民国时期的广东农村经济，陆人龙研究中共党史及清末民初思想史，刘洁贞研究近代政治及外交史，颜清湟研究民国时福建的社会变迁和华侨史，美籍学者程凯礼(K.L.MacPherson)研究上海城市史，陈明銶研究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工运史、省港社会运动、民国时期的劳动教育等。浸会大学历史系周佳荣研究梁启超、蔡元培等思想家，林启彦研究清末民初宪政运动及西洋民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鲍绍霖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及中美关系，李金强研究青年党人与民国史学。新亚研究所全汉升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李木妙研究荣氏企业。科技大学蔡志祥研究近代农业经济、宗族与社会变迁等，齐锡生研究军阀政治及国民党在抗战时的活动。公开进修大学的苏维初研究国民党左派，特别是汪系改组派。树仁学院余炎光研究朱执信、廖仲恺等。
    （三）本地史及外国史研究
    香港史：(1)香港古代史的重建，有赖考古学的发展。香港考古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进入专业化时期，近年来本地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使香港古史的重建出现重大进展。80年代以前，香港的考古工作主要由外国人主持。例如1954年在九龙李郑屋村发现之汉墓，即由港大之林仰山教授主持发掘。1978年，著名考古学家郑德坤及林寿晋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创立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87年，中大考古队开始积极参与香港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1987—89年，发掘大屿山东湾遗址，包括唐、六朝、战国和新石器五个时期文化的序列，最早年代约距今六千年前。同年底，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合作，在南丫岛大湾遗址发掘了十余座先秦时期的墓葬。伴随香港新机场工程的开展，1992年中大考古队联同中山大学及陕西考古研究所，分别发掘了白芒和扒头鼓遗址，在白芒首次发现了本地区西汉时期的文化，在扒头鼓发现距今四千多年，属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小型村落。中文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发表《古代香港历史的新发现》一文，详细介绍香港考古新成就及对香港古史重建的作用，驳斥了香港先民外来说的观点，论证了香港早期文明与大陆母体的密切关系。
    (2)早期香港史研究，以洋人为主，叙述香港割让的经过，及香港开埠以后之社会情况。许地山任教香港大学时，对香港史作过一些研究。1949年以后，罗香林、简又文、饶宗颐对宋元时期香港史作过深入研究。罗香林又著有《一八四二年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和《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英文著作亦较以前丰富。除港大、中大以外，香港考古学会和香港皇家亚洲学会亦是研究香港史的重要组织。60年代以后，有林天蔚、霍启昌、叶灵凤、萧国健等研究明清两朝之中西交通及海防，史维理(Peter Wesley—Smith)、刘伟研究香港英属问题，吴伦霓霞、科大卫、郑宇硕、李明等研究新界地区，林天蔚、萧国钧、萧国健等研究族谱。吴伦霓霞对香港早期教育、郭少棠对二次大战后教育亦有研究。近年，吴氏更全面搜集和研究沙田地区的资料，郭氏则逐步出版大陆、香港人口移动和文化转移之关联的研究成果。外籍学者对两次大战期间之香港历史和外资财团在香港的经济发展史，则有较多研究。
    西洋史与中西交通史：香港的华人学者自60年代开辟此领域，以中大王德昭、王曾才及港大卫聚贤为代表。王德昭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后到台湾任教及留学哈佛，1966年由新加坡转到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为本港培养了不少西洋史学生。其主要著作有《西洋通史》和《历史哲学与中西文化》。王曾才原任教于台湾大学，于1972年应聘到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努力编译西洋近现代史的中文教本，并对中英外交史有深入研究。卫聚贤毕生致力于中美（洲）交通史的研究，力图论证美洲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70年代以来，负笈海外的本港学子陆续归来，在大学教授西洋史，但专门从事研究的学者却不多，执教于中文大学历史系的郭少棠、张学明两位是主要代表。郭氏双重主修19、20世纪欧洲史及中国史，张氏则专攻英国中古政治制度。郭氏强调中西历史的比较研究，并从欧洲历史观照、关心中国的现代化，代表作有《德国现代化新论——权力与自由》、《西方的巨变》、《后冷战国际秩序之形成》；张氏研究宗教在唐帝国和诺曼王朝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等，亦致力于中西历史比较和汇通的工作，并译有欧洲近代史大家霍尔本(Hajo Holborn)的《欧洲的没落》及中世纪史权威贺力斯特(C.Warren Hollister)的《西洋中古史》。中大历史系美籍学者卫思丹(Stanley H.Vittoz)专研美国政治传中的自由主义与民主，Cathy J.Potter专长17世纪前俄国社会文化史。香港西洋史学者在专业训练和语言上较佳，研究质量不差，惟研究人员太少，加强与内地世界史学界的交流，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1949年以后，甘友兰、左舜生、卫挺生、陶振誉、陈荆和等先后到香港，为早期日本史及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学者，侧重于中日关系。70年代后，在南下学者训练下，一批本港学人成长起来，且多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具代表性的学者有谭汝谦、林启彦、周佳荣、陈万雄、陈湛颐等，注重探讨中日相互的作用、近代日本对中国发展的影响，重点放在文化与思想方面。谭汝谦与日本学者合编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日本译中国书综合目录》，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两部重要工具书。中大历史系美籍学者麦丽淑(Miles F.C.Bobbitt)专长战前日本研究。
    东南亚史及海外华人史：50至70年代，有港大罗香林教授著《西婆罗州罗芬伯等所建共和国考》，以及其学生赵令杨、陈璋、陈学霖、罗文编辑之《明实录中之东南亚史料》上下册。1962年，新亚书院增设东南亚研究室，由陈荆和主持，从事东南亚历史、社会及文化的研究，1967年中文大学成立中国文化研究所，下设“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组”，1971年在社会人文学科研究所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均由陈荆和主持，出版一批研究成果及整理的史料。中大地理系陈正祥著有《真腊风土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及《联合书院学报》，亦刊有不少关于东南亚史及华侨史的论文。除港大、中大以外，香港还有一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如黄福銮、梁子衡、徐松石、冯汝陵、蔡忠同、何若庸、宋哲美、刘芝田、黄枝连等。宋哲美主持的东南亚研究所，于1965年创刊《东南亚学报》，1976年创办《东南亚年鉴》，并出版了一系列的丛书。80年代以来，港大研究东南亚史的国际知名学者有C.M.Turnbull、N.G.Owen、颜清皇、王赓武等。中文大学在80年代举办了几个有关亚洲区华人社会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1990年中大亚太研究所成立，注重亚洲区当代华人社会问题，并设有“海外华人资料研究室”，政治学者郑赤琰主研东南亚问题与华人史。香港浸会学院（现称大学）历史系先后有刘家驹、周佳荣研究东南亚史。香港地平线出版社的《华人月刊》，1981年创刊以来，刊载了大量有关华侨史事和华人问题的文章。90年代以来，香港岭南学院成立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除组织学术活动外，还出版研究专刊。曾在新加坡、美国任教多年的梁元生，返回母校中文大学历史系执教，东南亚史及海外华人史，是他的教研领域之一。

四

    自70年代末中国大陆开放以来，香港与内地史学界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除双方学者互访、讲学、出席会议以外，特别应指出的是，香港史学界承办的诸多学术会议，在促进两岸三地（大陆、台、港）史学界的交流及大陆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学术互动和合作将更趋频密。香港所扮演的沟通中国大陆史学界与外界交流的桥梁作用，将会进一步加强。进入90年代以来，香港史学界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以新课题的拓展、本地史、区域史为其特点。新课题包括：由传统的分类史、断代史向跨学科分支和比较史学发展，拓展中外文化交流史、全球华人史的研究和性别研究。中文大学历史系近年全面开展比较史教研工作，学术方向相当明确。近年以来，因九七回归问题，香港本地史的研究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新的研究领域正不断开拓。与此同时，香港史的研究在内地亦掀起热潮，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一批研究论著、工具书亦陆续出版，不少高校开设了香港史专题课程。香港学者将香港放到珠江三角洲这个更大的地域范围，与内地学者合作，开展华南区域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目前这一研究工作还在持续发展。香港与内地的同行，在上述研究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目前，中文大学由郭少棠主持，与内地史学界合作，正在进行“中国世界史信息网络”的建立工作，以促进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同样的工作，还将扩展到中国史领域。香港的学者，亦更积极地与内地史学界加强联系，如内地的宋史研究会和元史研究会，已吸收了一些香港会员。可以相信，今后香港与内地史学界的交流合作，必将进一步发展，并利用其在资讯和资源上的优势，为两地文化的良性互动，作出较大的贡献。
    香港虽然仅为一弹丸之地，但史学研究成就却多有可观。欲在一篇八、九千字的文章里全面介绍香港史学概况，难免挂一漏万，尤其没法介绍诸多学者的论著或注明发表、出版资料。欲详细了解香港学者的论著，可参考周佳荣、刘咏聪主编之《当代香港史学研究》（香港三联，1994）及高明士主编之《中国史研究指南》五册（台北联经，1990）。笔者亦多参考二书，谨此致谢。

（资料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本文作者，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邹重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后；董群，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