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与属于中国古代史范畴的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已开始愈益显露。晚清史应该怎样与清代前中期史进行整合？晚清史研究究竟向何处去？这已是我们现在所必须面对的紧迫课题。
（一）
顾名思义，所谓“晚清史”，自然是指清代晚期的历史，这应是没有疑义的。但事实上，人们所理解的“晚清”在时间的跨度上往往并不相同。1930年代，阿英（钱杏ｃūｎ＠②）著《晚清文学史》，所述对象大体是从甲午战争前后直到清王朝覆灭。其时间跨度甚为狭小，前后不超过20年。到了8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其属于清代后期的两卷（第10、11卷），被定名为《剑桥中国晚清史》。但其时间跨度是从1800到1911年，即从嘉庆朝起，历道、咸、同、光四朝直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不过人们通常还是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清代的历史叫做晚清史，也就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起，直到宣统三年末（1912年初）清帝逊位为止，前后计72年。所谓“晚清七十年”，则是其约略的概称。或许有人会说，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分界对道光朝乃至对清王朝本身都是个割裂。从断代的清史的角度看，确实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但在更大的尺度范围内，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晚清史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又有其合理的存在依据。本文所说的晚清史，便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它首先属于近代史的范畴，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所谓近代，本来也是个相对的概念，是指距身所处不远的时代。公羊学讲三世，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就是在讲近代史。孔子编《春秋》，司马迁著《史记》，班固修《前汉书》，其基本的或主要的内容，也正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近代史。
20世纪的人们之于晚清史，首先只能是作为近代史来看待。原因很简单：晚清实在是离人们太近了。1912年初清帝的逊位，下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38年，而上距清初的入关已268年。38年，对于当时的许多当事者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不待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至迟在清代末年均已出生，就是清王朝的许多遗老遗少，甚至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也还依然健在。1949年时已83岁的张元济老人是“参加戊戌变法硕果仅存之一人”，曾自称是“戊戌党锢孑遗”，他于远道进京参加人民政协之时，还特意接受《新建设》杂志社派员采访，回忆51年前亲历戊戌政变的往事（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原载《新建设》创刊号（1949年9月8日），《新华月报》创刊号（1949年10月）转载。）。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历史学家范文澜同样清楚地记得其少年时代亲见革命先烈“鉴湖女侠”秋瑾骑马操练时的飒爽英姿及其被捕时的有关情景（注：参见范文澜：《女革命家秋瑾》，《中国妇女》1956年第8期。）。对他们的亲身体会，我们只要作这样的比较就能感受到：张元济在1949年讲戊戌变法，范文澜在1956年讲秋瑾，其实就相当于志愿军老战士们现在讲抗美援朝，讲上甘岭战斗。
对于这些耳闻目睹也即“所见”“所闻”最多也只是“所传闻”之事，人们习惯于用“近百年史”、“近世史”、“近代史”之类冠名，更多地与鸦片战争以来直到当时为止的一系列激烈变革联系起来。
（三）
现行的中国近代史的体系结构，是于1950年代中，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以确立的。尽管当时就有人提出：应该把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都称作中国的近代史，但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是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也就是晚清的72年再加上民国初期的8年。一部中国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晚清史。但晚清史本身此时还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地位，而是被严格地纳入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之中。
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往往只是胜利者意志的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所谓近代，从世界的范围说，是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是其战胜封建主义和其他一切对手的时代。因此，一部世界近代史，只能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史。中国没有自己的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而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逐步进入了屈辱的半殖民地时代。中国自此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也即晚清时代人们所说的“亘古以来未有之巨变”。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虽然“腰斩”了清代史，但却是世界历史的进程本身所造成的，是客观的历史现实的反映。
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历史究竟应该怎么写？于1949年结束了百年动乱后的中国人不可避免地有了自己的新的感受，新的回答。我在《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近百年动乱、变革的最终结果。党的意识形态、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史的指导思想；而相关历史的研究，也就此与现实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注：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2-46页。）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所提出，而此时作为新的历史体系指导思想的有关认识主要有二。一是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即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既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完全是封建社会，而是一种过渡性的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关于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或根本矛盾，即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所提出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4页。）范文澜为此曾解释道：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有两个根本矛盾，一个是原有的（引者按：指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个新添的。这个新添的根本矛盾，就是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后来变成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压迫的矛盾。中国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结合成一个反动势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两个根本矛盾也就合并成一个根本矛盾。以帝国主义为主，以封建势力为辅的反动势力成为这个矛盾的一面，因之中国人民的革命矛头，直接对着封建势力时，实际也对着帝国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它们利害相关，互相勾结，这就使得中国人民革命不得不同时负担起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而这个任务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担当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所有的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原因就在这里。（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一）》（1955年），《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7页。）
与这一命题密切相关的是毛泽东在同一部书中的另一论述：“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这一原则性论述，也即所谓“两个过程”论，被看作是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线索。由此可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所确立的中国近代史，尽管是要讲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历史，但重点却放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也就是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这就决定了在这一认识下所形成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只能是以政治史为主，而所谓的政治史又只能是以人民革命斗争史为主。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0年，以晚清史为主体的中国近代史已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可与中国古代史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体系。相关论著更是汗牛充栋。
新体系的首要贡献是研究史料的建设。以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正、副会长的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就把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确定下来，作为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提倡。这一套资料丛刊计10种64册，共约2300余万字（注：按：这套丛刊中的另一种《第二次鸦片战争》（计6册约250万字）迟至1979年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晚清时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它们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首先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海内外的研究者们深受其惠，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这十种资料的有关情况见下表：
十种资料中，《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三种，共同反映了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而《鸦片战争》，再加上迟至1979年出版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反映的又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战争手段强行打开中国大门的同一主题。因此，这十种资料所反映的历史事件，又可以进一步归纳为“八大事件”，即：（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然而，“八大事件”的概括，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叙述体系和内容结构存在着“政治史内容占了极大的比重，而关于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和变化的叙述分量很小，不能得到适当的地位”的缺点（注：语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因此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试图克服这一缺点。胡绳的文章引发了50年代中期关于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一场大讨论。但他在批评近代史中政治史占了极大比重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来划分时期，并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中曾出现过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即太平天国为第一次，甲午战争以后到义和团失败为第二次，辛亥革命为第三次。而学者们在讨论中尽管对于具体的分期问题见仁见智，甚至各不相让，但却基本赞同了以阶级斗争作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至此，中国近代史的新的结构体系已趋于完备和成熟，不仅依然是以晚清政治史为基本框架，而且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史的味道更加浓郁了。“八大事件”并没有也不可能为“三大高潮”所取代，而是从此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事近代史教学的人士往往将“两大矛盾”、“三大高潮”、“八大事件”相提并论，并以此作为对这一体系的简略概括。
按照新体系编写的近代史论著中，最为突出的是人民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四册。这部书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仅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文化发展；不仅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郭沫若曾盛赞这本不足20万字的书，“写得扼要、明确、流畅，有吸引力。反帝、反封建的一条红线，像一条脊椎一样贯穿着，这是所以有力的基本原因。”（注：郭沫若：《致刘大年》（1962年8月26日），见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印制（非卖品）。）这部书后来进一步扩充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册1978年，第二、三册1984年）。胡绳按照自己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论所编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则迟至1981年才出版。由于当时的近代史学界已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出于对其既有体系的维护，胡绳在此书的《序言》中强调：“本书不认为有理由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的进步潮流。”（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在这种体系下的中国近代史论著，虽然几乎都是就晚清而言，却主要不是讲清王朝及其政治活动家们的历史。笔者曾据有关资料，专门作过1949-1979年间对中国近代人物研究的统计：在1949年到1979年的30年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发表的有关晚清人物（有些已跨到民国时期）的论文、资料中，篇目最多的是关于孙中山的，计453篇，其中文革前发表的就有422篇，且以1956年最为集中，也即其诞辰90周年的前后。其次是有关李秀成的，计306篇，主要集中于1964和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位居第三的是章太炎，计137篇，各时期都有，而主要集中于1974-1975年间，也就是“评法批儒”高潮时期，这是因为他在此期间被“四人帮”封为“法家”的缘故。其他篇目在20篇以上的晚清人物依次如下（按篇目多少为序，括号中为论文或资料的篇目数）：洪秀全(93)、秋瑾(70)、龚自珍(62)、林则徐(58)、石达开(56)、梁启超(52)、严复(50)、康有为(45)、魏源(41)、谭嗣同(40)、詹天佑(38)、杨秀清(36)、陈玉成(29)、曾国藩(22)、袁世凯(22)、张謇(22)、李鸿章(20)、洪仁玕(20)。
这其中，詹天佑并不是政治人物，而是由于他对铁路事业的贡献；龚自珍主要是因其诗文；张謇则是由于他的办实业。若除去这三人，则太平天国人物占了压倒多数。在晚清权倾一时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的排名都很靠后。另外，晚清大吏中，以兴办洋务著名的张之洞有19篇；而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左宗棠，竟然只有4篇，其中发表于文革前的更是只有1篇（其他3篇均发表于1978与1979年）。（注：姜涛：《五十年来的晚清政治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2～46页。）这一统计应该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了。显然，以政治史，尤其是人民革命斗争史为框架结构的近代史体系，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却不能囊括晚清史的一切，甚至还有着许多重大的遗漏。
（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内在联系开始日益凸显。到了21世纪初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已达52年之久，远远超过了民国的38年。由于自然规律，亲历晚清史的人士早已相继凋零。现在50岁以下的人们，不仅对晚清史，甚至对民国史也不再是“所见”、“所闻”，而只能是“所传闻”了。晚清史正在和我们拉大距离而逐渐“远”去。
在这一前提下，近代史的下限不可避免地在向后延伸。目前近代史学界已公认：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应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赞成1840-1949年的历史为统一的中国近代史，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已不再是所谓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民国史则取代晚清史而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晚清史作为清代史组成部分的固有属性开始日益显露，与清代前中期史的联系也有所加强。因为大清王朝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毕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前在以1919年为近代史下限时，讨论近代史分期的人们尽管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见解，却总是尽力避免以清王朝被推翻的时间作为分期的节点，或是虽用作节点也只提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袁世凯的上台；而现在将研究的下限延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与清帝的逊位竟成了心照不宣、不证自明的分期依据。这种无须分辨的“自然”分界，其实正是客观历史进程的自然的显现。
随着晚清史自身研究的逐渐深入，政治史已不再是研究的唯一对象，人民革命斗争史更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分。当人们的视野转向晚清社会的更加丰富的各个层面时，它与清代前中期种种内在联系的显露就是必然的了。
丁名楠先生在讲述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时曾附带提及一个在紫禁城“骑马”的掌故，说所谓的在紫禁城骑马其实只是乘坐四人轿（肩舆），而且那还是慈禧太后当政之初对恭亲王奕訢的一种特许（注：参见丁名楠：《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斗争概述》，《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154页。）。丁先生说的当然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在紫禁城乘轿子竟被名不副实地称作“骑马”？或者变换一下思路：在紫禁城是否曾经准许骑马？在紫禁城骑马又是如何演变为乘坐四人轿的？这一问题若囿于晚清史的范畴，可能是无法得其要领的，而当我们的视野再向前延伸到清代前中期时，便可窥见其端倪了。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的满族亲贵昭梿在其所著的《啸亭续录·赐朝马》条中说：
明制，诸朝臣皆左右长安门步行至午门，从无赐禁门骑马者。故阁臣沈鲤（注：引者按：沈鲤，明万历时大臣，年七十一复起用为东阁大学士，年八十五卒 。见《明史》卷217，列传105。）扶病入掖垣，屡至颠仆，为时人所怜云。国朝定制，王、贝勒、贝子皆乘马入禁门，至景运门下骑，诸大臣一仍明制。乾隆中，上念诸臣待漏入直，每遇风雪，徒步数里，甚为颠蹶，因特许诸阁臣乘马入内，以示荣宠。嘉庆己巳（按：即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上特旨诸大臣年逾七十者，赐肩舆入直，尤为旷典云。（注：昭梿：《啸亭续录》卷一《赐朝马》，载其《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1页。）
由此可见，在昭梿所生活的时代，所谓赐朝马确实是恩赐在紫禁城骑马，是乾隆年间朝廷赐予阁臣的特殊待遇；而乘坐肩舆（即四人轿），更只是嘉庆时对年过七十以上大臣的一种特许。而从林则徐的日记中我们还可发现，这种从真的在紫禁城骑马到改为乘肩舆的演变，就发生在这位亲手引发中国近代史开端重大事件的著名人物的身上。
据林则徐日记中的记载，他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1838年12月26日）连晚进京后，第二天于卯刻就受到了皇上的第一起召见，以后则连续9天都得到召见。而在第四天，即“蒙垂询能骑马否？”“旋奉恩旨在紫禁城内骑马，外僚得此，尤异数也。”第五天，他于寅刻骑马进内，受到皇帝的第五起召见。皇帝很关心地对他说：“你不惯乘马，可坐椅子轿。”于是再往后的四天，他都是“肩舆入内”了（注：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组、研究室编：《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15-316页。）。
身负赴广东海口禁烟重任的林则徐作为“外僚”而得以在紫禁城骑马，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异数”；而他作为科举出身的汉员因不惯骑马而改为乘肩舆，却也是情有可原。然而身为皇室且总揽外朝内廷大权的恭亲王奕訢居然也堂而皇之地乘坐肩舆却又博得“紫禁城骑马”的虚名，就不能不让人感受到大清王朝从尚武的强盛转而为重文的柔弱了。
我本人从研究中国近代人口史的经历中也亲身感受到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的内在的有机联系。按照导师刘大年先生最初的设想，是要我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的中国近代人口，一是要弄清中国近代人口的历史状况（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和尚不知道的究竟有哪些），二是要了解近代人口历史状况与近代历史运动、变迁的关系。可是我在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之后却发现：如果仅从鸦片战争开始考察近代人口，所得出的很可能是所谓“停滞型”的片面的、歪曲的表象。因为中国人口自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半叶，也就是从清初直到太平天国的失败（包括各地各族人民起义的失败以及稍后北方各省的天灾），实际上已经是一完整的人口发展周期——清代周期，也就是说，在此期间已遍历了自人口谷值先经快速增长再经缓慢增长而逐步发展到峰值，然后再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迅速降至谷值的全过程。而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20世纪中叶，也就是清末最后的三十年，再加上整个民国时期，中国人口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或新时期的过渡环节。所以我对中国近代人口的考察，也就非常自然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一直上溯到17世纪中叶的清王朝建立之初（注：参见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尤其是第1篇（人口数量）中的第2章（清代初叶人口）到第6章（人口普查与中国近代人口），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而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大年师完全支持我的这一做法，并明确表示：人口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没有必要遵从政治史的分期。
当然即使是遵从政治史分期的近代史论著，也没有将晚清与清代前中期截然割裂。不管是刘大年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还是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在开篇各用一到两章的篇幅论述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与世界，胡著甚至还交代了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政区和各省督抚的设置情况（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晚清的官制、军制、各种典章制度，虽有若干发展变化，但与清前中期仍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至于和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老“皇历”，也即清代初年所制定的《时宪书》，更是沿用至1912年清王朝最终被推翻。这一切都在透露着这样的信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内在联系。晚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不待说也有赖于清代前中期史的深入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晚清史与清前中期史确实是一有机的整体。
（六）
但是即便如此，晚清史依然有其区别于清前中期史的强烈“个性”特点。
一是晚清所特有的无法抹杀的“末世”印记。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几个皇帝，甚至连自己的继承人都成了问题，这与康熙帝的那些众多皇子为争权夺利而闹得不可开交适成鲜明的对比。当然这多少还有些看上去很偶然的因素。比如说，咸丰帝因死得早，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帝则去世更早，还没有来得及生育子嗣；而慈禧太后又执意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醇王府挑选皇储；等等。如果说，仅据皇室的继承人来看问题多少有些牵强的话，民生吏治的普遍恶化应该能够说明问题。曾目睹太平天国“乱世”的文人汪士铎在其所著《乙丙日记》中描画的是这样的一幅情景：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注：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北京文芸阁1936年版。）
汪士铎将“世乱”与“人多”完全挂起钩来未免过于偏激，但《乙丙日记》通篇所充斥的那种“末世”情结，无论如何不能不给它的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吏治腐败是历代历朝的共有现象，并不是王朝末世的“专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事之初曾任广西巡抚的周天爵所说过的一番话却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同为贪官污吏，至迟在道光年间与前朝相比还是有了重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质变”的差异。据记载，周天爵在迁任陕西布政使时，曾蒙道光帝召见。当道光帝问及“今之督抚贪廉何如乾隆朝”时，周天爵“免冠摇首”，连说“不如不如”。他指出：
乾隆名臣如陈宏谋、尹继善、李湖、李世杰，其清正明练固矣，其次虽操守可议，无不以猷为自进，处一官，一官之事皆振作，是贪与廉皆能办事也。今则清谨者但拘文法循资格，中下者更堕废苟且，是贪与廉皆不能办事也。（注：李滨：《中兴别记》卷9，载《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4页。）
二是新生的否定性力量的空前壮大。这一点似乎无须多说，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王朝之末都是如此。而晚清时期的否定性因素，更具有中外结合的新的特点。即使为许多人所诟病的太平天国也是如此。从现在人们的眼光来看，太平天国确实没有多少值得歌颂的东西：它所谓的“敬拜上帝”的宗教，既有国外宗教势力渗透的背景，又与广西民间的降僮陋俗搅和在一起，确实“邪乎”得可以；它的领袖人物乃至各级军政官员出身卑微，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教养，一旦掌权，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又因内部的血腥权力之争而元气大丧。但就这么一个“苦力王”的政权，居然也有人能提出开风气之先的《资政新篇》，使得它的敌手不得不惊呼“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载《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8页。）；并且居然也与大清王朝对峙14年之久，弄得清王朝“穷天下力”，最后不得不借助洋人的力量才将其镇压下去。作为中国传统时代的最后一个大一统王朝，清王朝自然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有其值得称道的若干方面。但到了晚清时期，清王朝确实已从铁老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
三是晚清时期重大事件出现的频度及烈度空前。晚清史依然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依然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开端。晚清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所出现的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重大变革，都是与这个伟大时代分不开的，而其出现的频度和烈度更是此前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正如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编者们在《第三版前言》中所说的那样，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是中国有史以来社会变化最深刻、社会动荡最激烈的历史时期”：一次战争的创伤尚未平复，另一次战争的火焰又燃烧起来；一次斗争和变革失败不久，另一次斗争和变革又接踵而至；一批先行者刚刚倒下去，又一批志士仁人站起来。中国社会历史在激荡中前进，中国人民在斗争中觉醒……（注：《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3版。）
自晚清以来，中国与世界又有了许多重大的变化，但变化之中又有不变。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是：一百年前的1900年，当中国发生了排外的义和团事件时，当时世界最为强大的八个国家曾派出了代表所谓文明世界的联合讨伐队；一百年后的2001年，又恰好有八个代表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生产力的国家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所谓“八国峰会”，而这八个国家，除了当年的奥匈帝国被替换为加拿大而外，其余七国竟然都是当年八国联军的成员！这一事实说明：晚清以来曾是世界最为先进地区的西欧、北美以及日本、俄国之拥有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之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的基本态势，迄今还没有实质上的改变。我们对此必须要有足够的清醒的认识。
研究这一新时代，就应该有着区别于古史研究的新的方法。而在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中，立足于新时代，着眼于新事物的近代史研究，无疑有其方法论上的优势，更何况，近代史的理论体系本身也在新的形势下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完善。刘大年先生于1990年代曾在多种场合阐述过“两个基本问题”的论点：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早已使我们得出了一个概括，一个明确的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封建统治使中国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实现工业化、近代化。这个概括来自种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它合乎历史事实，而又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观察今天的现实。（注：见刘大年为张海鹏：《追求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探索》所写的序言。并参见刘大年：《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125页。）
“两个基本问题”说——这就是我们在重新审视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所得出的最新的认识。
（七）
大型清史的修撰是晚清史与清代前中期史进一步整合的新动力。一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统一的清代史无论对于修撰者还是读者来说，都是极有诱惑力的。然而这又是一个学术难度很大的课题，不可避免地要经过反复磨合的长期实践。这里我们仅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进行简略的回顾与分析。
首先是赵尔巽所主持修撰的《清史稿》，这是以旧史体例进行整合的例子。《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前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修撰，历时14年而于1927年匆匆出书，因其错谬百出，曾受到时人多方的责难。其实，从体例上说，它和以前的正史还是相同的，且保持了自身前后的一致。而在内容上，属于清代前中期史的部分大体上说，错误还是相对较少的。它的最大的不足，并不在于内容上的错误，而在于旧史体例本身的局限，不足以准确地包容及反映晚清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与其虚耗时日而无法予以解决，还不如以《史稿》的形式尽快出手以待来者。这其实正是赵尔巽的聪明之处。
二是由前苏联齐赫文斯基主编而由苏联科学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这是以近代史体例进行整合的例子。齐赫文斯基院士所主编的这部中国近代史，是按所谓世界近代史的时期划分，因此从时间上囊括了整个清代。全书（正文）计四编748页，其中第一编“十七、十八世纪封建的清王朝(1644-1840)”，计2章14节，共120页，占16.0%；第二编“资本主义列强侵入中国，农民战争和非汉族人民的起义(1840-1895)”，计5章47节，共216页，占28.9%；第三编“清帝国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和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开始(1895-1911)”，计7章35节，共232页，占31.0%；第四编“清王朝的覆灭与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919)”，计3章20节，共180页，占24.1%（注：［苏］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近代史》，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从其篇章结构不难发现，全书的叙述重点仍在鸦片战争之后，因为事实上这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的起点。
国内清史学界近年来也开始了统一的清代史编纂的探索。由王戎笙主编而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90年代出版的《清代全史》一共十册，属于长篇巨制，但晚清部分仅占其四，所占比重似嫌过小。小型的简史中，值得一提的是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所著之《清朝简史》，不仅有简史，且有典章制度与社会生活、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论述。若仅就其简史部分而言，与我们所说的晚清史相应的内容约占44.5%（注：杜家骥：《清朝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相比而言，由蔡美彪主编而一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其晚清史的比重要大得多。这部在范文澜原著基础上向后延伸的《中国通史》，已出版五编共十册，其第五编《明清封建制时期》，为第八、九、十册，写到清代的嘉庆朝为止。其中属于清代的部分不到两册，约占第五编的60%。而现正着手的第六编“清王朝的衰落和覆灭”，系从道光帝即位开篇，写到宣统帝退位。据蔡先生自己对我说，目前打算写两册，并尽量控制不超过三册。由此可见晚清史在整部《中国通史》中所占份量之重。
由于大型清史的修撰还是个有待开展的事业，现在就说三道四似嫌为时过早。但我们欣喜地看到：人民大学清史所在这方面已经作了很好的工作，作为一个人数不多的研究单位，清史所竟然拥有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方向的研究力量，因此无论是在体制上和在实际的操作中，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清代前中期史与晚清史研究的脱节。我们很希望清史所在统一的清代史的整合中，与国内的（属于古代史范畴的）清史学界以及近代史学界进一步加强合作，从而摸索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2年第二期；姜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