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有一批女子，丈夫死了，便自尽追随于地下，或誓死守寡，在艰难困苦中上侍公婆，下抚孤儿；还有妇女遇暴，宁死抗争，不失节操；有的未嫁而未婚夫亡故，不再改聘，甚而自杀明志。这类现象，大得舆论的赞扬，被广泛地记录，以为风俗淳朴的明证，不少人获得政府的旌表，贞节牌坊矗立通衢，供人瞻仰。女人要为夭亡或中道而去的丈夫或未婚夫守寡，或跟着而去，今人容或难于想象，甚而认为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那么她们是在何种理念支配下采取这样的行动呢？她们的人生追求是什么？今日我们该如何认识此种观念和行为？清代学者李兆洛（1769—1841）在《张烈女冯孝妇传》中讲，有的忠臣孝子以死完节，“而其心仍不敢求白于天下”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五。。人是死了，其“隐曲痛苦”的内心世界却没法表达出来。因此我们要想真正了解节烈女性，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故而本文只是试图对此历史课题作出大概解释。
一、情爱与殉情
殉情而死，是小说、戏剧中常见的动人故事，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虽然极少见到，但并非没有。
江苏常熟人张廷桂，娶妻甘肃秦安人章孔荣，廷桂家贫，出游在外，客死直隶抚宁县，灵柩归来后，章氏尽心营葬，迨到下葬时她跳往墓穴，意欲殉葬，被家人拉住。等到丧事终了，她自缢求死，又为家人发觉解救下来，但是第二天晚上，乘人不备，投水自杀。死前将幼女托付给丈夫的从弟，并作《绝命词》数章，最后一章写道：“忆往事兮，双泪沾巾。想当年兮，妾病沉昏。感君爱兮，信誓殷情。云妾殁兮，君必亡身。嗟今日兮，命不由人。君先亡兮，妾岂偷存！痛万里兮，生会无因。轻一命兮，地下从君。求神明兮，引我孤魂。觅天涯兮，不惜艰辛。得伴君兮，死亦欢欣。十七年兮，夫妇深恩。食糟糠兮，敢怨君贫！中路诀兮，命蹇时屯。丧葬毕兮，不死何云？伤幼女兮，失母谁亲！死为君兮，此外奚论？”②《清史稿》卷五一一《列女传四》。原来丈夫在妻子生病时发出生死相依的誓言，表示爱情的深笃，如今丈夫先走了，妻子感念亡夫的深情厚意，决心舍命追随夫君于九泉，虽然有幼女难于割舍，在作了安排后，也就顾不得她了。
山东掖县女子王氏，受聘于陈三义，突然双目失明，她的父亲怕影响人家，提出退婚，陈三义拒不应承，理由是：当初订婚时，她的眼睛是明亮的，现在成亲之前她眼睛坏了，如同娶回来后不好是一样的，我不能抛弃她。于是同她结亲，三年下来，王氏眼睛居然复明，但不幸的是丈夫不久身亡，王氏感念夫婿待她的恩义，抱着“夫不负吾，吾岂负夫”的报恩之情，自缢而亡。②
以上两对夫妇，恩恩爱爱，如胶似漆，一个不生，另一个则不存，真如同古诗所云，“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黄泉路上妻子紧追随。倘若章孔荣先走了，张廷桂是否真实践诺言，不得而知，事实是两个妻子的殉夫，确实是为情爱而牺牲，与即将说到的因从夫道义的殉死是不同的。
还有另一种类型的殉情。武进周小姗是婢女，为主母所钟爱，在主母过六十大寿时，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她，“鬒云肤雪，柔若无骨，而姿态闲逸，娟娟楚楚，如不胜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与前来拜贺的举人黄永一见钟情，在先富贵子弟来求婚，姗姗说后就有怒色，及至黄永请人来说，即显出高兴之容。黄永张罗迎娶，但时值顺治五年的会试，乃父命其进京赶考，不能完婚。大约是钟情的缘故，姗姗生病了，黄永被迫不得不走，动身前赋《减字木兰花》一阕给姗姗，词云：“东君有意，知许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风一夜霜？凄然相对，花底温存花欲泪。残月如弓，几减灯花又晓钟。”于是起程，姗姗因而病情加重，后来黄永考试失败的消息传来，她说郎君是天下的大才，这次失利，不是他的无能，而是因为我扰乱了他的心思。现在梦见上天召我，将赴瑶池，请你们转告黄郎，我不能等他了，但是感谢他的恩情。从此不吃药，数日后夭亡。第三天黄永回到家乡，得知噩耗，在梦中与姗姗相会。张潮辑：《虞初新志》黄永《姗姗传》。黄永于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工诗古文辞，《清史列传·文苑传一》有他的传记。他写的钟情女子为恋人而死，容或有小说家成分，然而确系反映人间真情。
二、维护濒临破灭的家庭
在男性为主的社会，丈夫死亡，可能会招致家庭的毁灭，是否能免除这一厄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妻子的态度：殉夫而死？抑或再婚而去？还是留下来养老抚孤？许多寡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诗歌理论家张惠言（1761—1802）的祖母白氏在丈夫去世时，有幼小的三男二女待哺，她的公爹说我老了，这些孩子全靠你了。她说我不敢自尽，扔下子女。第二年，公公临终又说，我将死了，小孩们与你相依为命，你存一日，他们活一天，但是家里穷，不知道你们怎么活！白氏说，请放心，我们母子女生死在一起。其时最大的儿子十一岁，大女儿也只有十二三。她领着女儿纺织，让三个男孩读书，别人说你的儿子能不能读得成，读成了又要到哪一年，不如让他们学种田，解决眼前的难处。她却说，自我公公这辈起，上数五世文儒，不能到我这断了家风。终于将儿子培养成儒生，到她的第三代家业兴起了。张惠言《茗柯文二编》卷下《先祖妣事略》。
山东潍县李氏，儿子刚过周岁，丈夫死去，公婆不明她的志向，遂询问她：你很不幸，但是我们都老了，孩子又这么小，你打算怎么办呢？她回答说，我早考虑好了，若不是公婆年老和子幼，我就寻死了；我一定和你们一起生活，请二老放心。公爹卖浆，听到敲梆子声，她赶紧迎出去，把担子挑回家，平时抱着儿子埋头做活，从不说闲话。以后为公婆送丧，替儿子娶妇生孙。②《清史稿》卷五○九《列女传二》。她不舍弃舅姑，维持了家庭，清除了公婆的担心。
安徽合肥蔡吴氏与上述李氏有类似的经历，她21岁守寡时儿子才周岁，不久殇逝，她为了侍奉婆母而活下来，以子妇代行子职，她作有自叙辞，兹节录于后：“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儿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姑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儿，骨肉又归土。姑只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愿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余仍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②正是吴氏的媳代子职，蔡家才得以保存下来，并立嗣传家。
直隶献县人张守仁寡妻梁氏，照顾老人，还受虐待，却心甘情愿。梁氏夫死，家有祖姑，老、瘫、盲集于一身，脾气暴躁，动辄大骂孙媳妇，抓破她的脸，家里穷，靠梁氏做佣工维生，有人劝她再婚，梁氏说：“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清史稿》卷五○八《列女传一》。本来就穷苦，家人间再缺少温暖，日子更加难熬，然而梁氏可怜老病的祖姑，足见其心地仁慈，胸怀宽大。
以著作《佐治药言》传名的汪辉祖（1731—1807）的寡母王氏、徐氏，遇到另一种困难，即族人想把她们撵走。汪辉祖年幼，其叔不肖，赌博，把汪辉祖绑架，索钱还赌账，又唆使汪辉祖祖母离去，王氏、徐氏卖田产和嫁衣营葬丈夫，孝敬婆母，应付族人的迫害，也不离开家乡躲避，同时严格教育儿子，因为贫困，常常省下口食尽儿子吃。迨到汪辉祖外出作刑名师爷，每次回来王氏、徐氏必问有没有死刑案子，曾否破人家产。当听说没有，就很高兴。她们将心比心，最怕造成他人的家破人亡的惨事。《清史稿》卷五○八《列女传一》。
还有聘妻在未婚夫死后到夫家去，承担抚孤的重任。江都人杜思宽为幕宾，妻妾均亡，遗有二子二女。乃聘陈氏为继室，未婚，嘉庆十三年（1808）客死南昌。友人戴廷璋送其灵柩和子女回籍，这时陈氏正寄住在姐夫家，闻听未婚夫的事，要求姐姐允许她奔丧。姐姐不同意，说他家穷得家徒四壁，孩子又幼小，你去了如何生活？她说这正是我要去的理由，遂去杜家，料理丧事，安葬杜思宽及其父母妻妾，抚养其子女，杜思宽的幕主听到这样的义行，厚予赠送，陈氏才勉强糊口，又勤于纺织，补助生活，给两个儿子娶亲，出嫁长女，次女原由戴廷璋收养，所以四个子女都有了着落。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一五《记陈贞妇事》。这个家，若不是陈氏前去料理，必定是孩子流浪街头，亡散败落，不再成为家庭。
有老有小，经济困窘，是家中主要男子丧失后的普遍情形，这时的寡妇、聘妻支撑家庭，不仅要克服贫穷带来的麻烦，还要同欺负孤儿寡母的社会恶势力作斗争，所以她们的生活是难上加难。坚定她们留下来持家的是仁爱和信义的观念，她们认为养老抚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做子妇、母亲的责任，即一成为妻子，就是这家的人，就必须照管家庭。前述梁氏说的“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婚姻契约，“义不忍”即不背约。因此丈夫死了，她们自觉地将维持家庭的责任承担起来。她们认为抛下老亲稚子，是不义的行为，不做这样的事。结果是她们成为顶梁柱，使家庭延续下去。
三、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
支配女子节烈行为的主导思想，历来人们认为是从一而终的名节观，事实也是如此。
《袁机评传》一文中叙述的传主袁机（1720—1759），坚决不退高家的婚约，而是往“火坑”里跳，支配其行动的就是从一而终的观念。
武进谈氏出嫁董家，仅有半年，丈夫病殁，她视含殓完毕，即不进饮食，公公让人劝她，为她立嗣，她主意已定，对妯娌说：“女子适人，以事人也，所事既死，留身何为！有夫兄和嫂嫂侍候公爹，我到地下跟从丈夫服侍婆母。”遂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绝食而亡。《养一斋文集》卷一五《董烈妇谈孺人传》。她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侍候男人，夫亡从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她的殉夫，与第一个子目所写的殉情，在观念上有不少的差异。
图53清代节孝牌坊向氏，四川涪州人，能作诗文，嫁给农家子王如义，常常劝他读书。道光十六年（1836）如义暴亡，婆母劝她改嫁，她誓死不从。公爹死后，家中更穷困，婆母强迫她改适，她遂投江自尽，死前作绝命诗十首，其序云：“妾涪陵向氏女，适王氏，未一年，而夫即逝。昨岁翁又不幸。孤苦茕独，人劝以非礼，衣食事小，名节事大。夜题诗十首，藏笥中，他日阅妾诗，毋累阿姑也！”在临入水时，将写有“名节江中见”的字条贴在桥柱上，时年二十五岁②④《清史稿》卷五一一《列女传四》。。她把宋儒程颐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牢记心中，并为之而实践，还怕因为她的死使婆母受连累，特地说明与其无关，心地善良，临危不乱。
上述妇女的共同特点是把名节看得比生命贵重得多，以为妇人就是丈夫的附属品，包括性命在内的一切，莫不如此，而且这种意识业己植入骨髓，根深蒂固，一言一行都会表现出来。华亭女子张氏是金景山的童养媳，但是金不要她，直至临终还向乃母说，她不是儿的配偶，把她嫁出去，金死，她矢志不嫁，有人劝她，未婚夫不认你，你何苦不走，她说：“我知夫死妇节而已，不知其他。”②常熟朱孙氏，寡居抚养嗣子成为名诸生，嗣子要为她请旌，她不答应，说：“此吾分内事，何足以告人哉！”《养一斋文集》卷一五《记朱节母事》。康熙年间浙江钱塘人曾如兰殉夫绝命诗的结束语云：“我自归家去，人休作烈看。”④这些寡妇、贞女将守寡和殉死，视为理所应当，临事想都不要想，自发地做出来，脱口说出来，从夫的名节观成为下意识的东西，所以做起来就那样自觉。
自觉实践名节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或一开始就能那么自觉的，而是有不许改嫁的社会舆论，从另一方面警告妇女必须走从一而终之路，否则名节有亏，将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受到各种侮辱，亲戚会认为她玷污门风，看不起她，所谓“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就是指此。民国《崇明县志》卷四《风俗》。这样的情况下日子可是不好过，现实迫使一些寡妇不得不耻于再婚，灵魂深处接受从一而终的名节观。
四、天命、认命与自强
一些寡妇、贞女，将她们的不幸遭遇，视为命中注定的，是天意，应该顺其自然，而绝不可违抗；自己虽然命途多舛，有时受人同情，但是尽量不要接受怜悯，应当自食其力，否则宁可去死。
乾隆时直隶抚宁人樊正许字杨某，杨病重，樊母乃将她另许别人，她不同意，逃到杨家，说“夫病，天也；我为病夫妇，亦天也。违天不祥。”否则只有一死，终于嫁了过去。②《清史稿》卷五○九《列女传二》。江西高安籍大学士朱轼的女儿未婚夫早卒，仍去夫家，侍奉祖婆和婆母，一次家里失火，端坐屋中不动，别人叫她外逃，她却说：“死，吾分也！”还是她婆母打破窗户挟着她逃出来。②阳湖史月英字于常熟钱廷兰，钱家犯案，廷兰戍边，后遇释放还，不得已入赘于史家，由于幼失教养，行为时或不检点，月英勤加劝慰，廷兰时时出游，月英则斋居疏食，道光九年（1829）廷兰死于无锡，月英遂绝食，别人安慰她，不听，说：“吾向之生，非乐生也，不敢不生耳！今而获死，乃吾分也。”《养一斋文集》卷一二《烈妇钱史氏事状》。
樊正认为嫁给病夫，是天命，而天命不可犯，因之不能改字，所以天命制约她忠于杨某。朱氏、史月英都讲死是她分内的事，这“分”，是名分，也可以视作“命”的另一种说法，就朱氏的观念而言，命中注定应殉夫而去，所以当时没有自尽，因祖母要她等候父命，这时而死，就是追随夫君于地下，因此遇火不必逃跑。就史月英讲，许配给犯案的人家，是命中有灾难，之所以还要活下去，是由于丈夫尚在，不应当自戕，而今丈夫死了，自家正好结果性命。她们认为命苦，活着是多余的，都求早死。识天命而认命，主宰了她们的行动。
孀妇的境遇为人所同情，以至有人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和物质上的舍施。可是一些嫠妇认命而不接受援助，或不安于他人的帮助，她们要做正常的人，自立的人。直隶蠡县魏庞氏，夫死无子，以女红养祖婆和孀姑，人们可怜她，买她的布多给钱，而她绝不多收。两位老人相继辞世，有人要资助她办丧事，她还是不接受，说借给我就用，“如不使我偿，是视我非人也！”果然，借贷后，日夜纺织，很快还了债。雍正三年（1725），县里大水无收，官方赈济，县役在外叫她领米，她问领朝廷的米要不要还，县役告诉她，是放赈，当然不要还，她听了后说，要还我就领，不还，我一个弱女子，无功于朝廷，怎么能白吃！县役再劝，她关了门，听都不听。后来知县命令县役单独给她送米，说是表彰她节义的，她才收下。《清史稿》卷五○九《列女传二》。她不要人白给的东西，否则接受舍施，是自己把自家不当作常人看待，是自取其辱，她要保持做常人的人的尊严，不因为是贫穷的嫠妇而自轻自贱。广东名诗人张维屏的祖母黄氏，丈夫和公公相继死亡，婆家无所依，只得回娘家，但独立生活，不要援助，说：“吾母子依吾母吾兄，惟母兄保护之，然苟不自食，此髫龀者长无立志矣！且张氏之祖宗子孙何以为门户乎？”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四《黄太孺人墓表》。这个家庭后来能够发达，不能不说肇始于黄氏的自立精神。
五、守清、慕清与独身的追求
本标题所述的事情，守清的贞女之外，似未被人广泛注意，其实倒是社会新现象。
前面讲到未婚妻（贞女）到死去的未婚夫家守寡，是为“守贞”，或曰“守清”，她们没有举行过婚礼，从未与未婚夫同房，去守贞，是守空房，实即过独身生活。与此类似的是女子不愿意出嫁。如乾嘉间钱塘武端姑，不愿出阁，父母自然不答应，不知她是故意还是不小心，从楼上摔下来，成了残废，自为庆幸，嫁不出去了，遂在家帮助父母、弟弟料理家务。《养一斋文集》卷一五《记孝女武端姑事》。守贞和不嫁都是女性追求独身生活。
不是每个不愿嫁的女子都能像武端姑那样因残疾而实现愿望，因而一些少女便为此而奋斗，广东的女子金兰会即为此而出现。结拜异姓兄弟本来是男子的事情，可是道咸间广东顺德的未婚女子结义为干姐妹，矢志不婚，父母逼嫁，就逃到义姐妹家里躲藏；不得已出阁的，回娘家后赖着不走，若强迫去夫家就投河、上吊。后来地方政府强力干涉，责令其父兄严行管制，才改变这一风气。咸丰《顺德县志》卷三《风俗》。光绪时奉天产生闺女不嫁教，参加者居住盛京西关紫霞宫，系年轻姑娘，她们信佛扶乩，然而不是尼姑、道姑，也不是秘密结社成员，而是打定主意不嫁人，有的人已订婚，也坚决推掉。她们立教为谋生，以实现不嫁的目的。徐珂：《清稗类钞·宗教类·闺女不嫁教》。不嫁的另一种方式是慕清，即未字闺女誓死不出阁，碍于家长的逼嫁，答应找一个未婚的已故男子作为名义上的丈夫，并到“夫家”生活，据说此类事出于广东的许姓少女，她的小姑也走了这条路。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卷一。
无论是单个活动，抑或是结盟、立教的有组织的行为，都表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少女厌弃成亲，希望并争取独身生活的现象，不能说这种状况已经形成某种风气，但可以认为在局部地区的某个时间内独身要求的苗头已显现出来，尤其是在清朝后期。
人之需要婚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什么会产生独身的愿望和行为呢？前面讲到的许氏女慕清，行前对父母说的一番话，颇足供我们分析。她因双亲不允许她不嫁人，向二老说：姐姐嫁给了不顺心的丈夫，生活痛苦，父母亦为她担心，如果我再遇到这样的男人，不是让你们更难过吗？况且我身子瘦弱，不能担当繁剧的家务劳作，嫁出去，怕公婆不高兴，我就受罪了。不如爹妈给我找个死人做名义上的丈夫，我就可以安心地生活，二老也不用为我发愁；倘若不答应这个要求，女儿就出家当尼姑，那样名声反倒不好，而慕清却被人视为节烈行动。她的父母无法可想，恰好有个未婚的陈姓男子死亡，就将她“嫁”过去了。她说了两条不嫁的道理，第一是嫁不到好丈夫，一辈子心里别扭，活得没意思，也就是说丈夫要可心，夫妻关系要和好，生活才能幸福，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择婚条件下，好男人不易求得。第二是家庭人际关系要协调，而这先决条件是自家要四德具备，要能作家务，会主中馈，会孝敬翁姑，会和睦妯娌，这些要求不是每一个儿媳妇都能做得好的，因而婆媳关系、姑嫂关系的不和谐是常见现象，人人都知道这种事，若再考虑到自己性格、能力、身体的状况，有的未婚女子先有了这种惧怕，就不敢结婚了。许氏女只讲了两条，其实尚有第三个原因，即灾难降临造成的家庭生活的不幸，诸如男人的早逝或外出不归，不育，特别是不生男孩，家庭经济状况的极度恶劣，等等，这些不幸的社会现实，也有降临自己身上的可能，想到如此可怕的生活，对婚姻也会索然无味了。家长的包办婚姻，门当户对的婚配原则，三从四德的要求，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事情，而是社会的婚姻制度，所以女子的独身要求，是家庭生活的不如意的现实教育了她们，是婚姻制度的不合理迫使她们采取的抗争手段。
一些女子的独身愿望，在清代社会不被人们理解，被看作是怪事，当政者和家长反对，社会舆论持批评态度，将独身的要求给扼杀了，而婚姻制度则没有变化，所以产生独身的社会问题依然如故。
六、如何理解节烈女子的观念和行为
节烈女子的思想和行动，在清代受到主流社会的大肆褒扬，前述政府的旌表，官方和私人的历史记录，无不表明了这一事实；另外也有一种声音，虽然不强烈，还是发出来了，即认为嫠妇的殉死不值得，是愚蠢行为。前述袁机是从一而终的典型，她的堂弟、知府袁树在《哭素文三姊并序》中，盛赞袁机为“不栉进士”，若为男子必定是大名士，同时又写了这么两句诗：“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树：《红豆村人诗稿》。信守三从是必要的，太过认真就不好了，而之所以如此，就因为读书误信的缘故，在同情、惋惜袁机不幸的同时，多少含有批评的意思。至于今人数说她们愚蠢的就更多了。
笔者认为，批评殉夫、守贞之类的事情，不能着眼于受害者个人，她们已经非常不幸了，还要对其说三道四，于心何忍！其实应当看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婚姻制度上的家长包办，青年男女没有自主权，男子如不满意对方的话，有条件的可以另娶妻妾，而女子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别无选择，唯有认命；财产及其继承制度的排斥女性，男主外，女主内，使妻子经济上不能独立，不得不依附于丈夫，甚而本身都是丈夫可以出卖的财产；法律制度上男女的不平等，双方之间的同样罪行，判刑时男轻女重；行政制度方面，男子可以读书出仕，女性被绝对地排斥在外：思想意识上，男尊女卑，丈夫有刑于之义，是做表率，而妻子三从四德，在观念上甘心做附属品；旌表制度名为表彰节烈妇女，实为男子的家庭、家族增光，而逼迫女子走此无奈之路——所谓“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借以传姓氏。三尺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还魂”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三《贞女说》。。这些制度所造成的社会现实，令女子屈从，并视从一而终的名节观念为自身的行为准则，自觉地实践。归根结底是社会制度的不良制造了节烈女子的不幸，她们是受害人，应该诅咒的是害了她们的社会制度。
三从四德成为节烈女子的自觉行为，对此也要有个全面的理解。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但是它变成女子思想的内在成份，似乎又应当尊重她们自身的选择，在这里，我们既不赞扬她们的殉夫、守贞和无条件的守寡，也不就此作出指责，重要的是说明她们为什么会采取这种不能说是明智的行动，社会的原因和她们内在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如此来看，始有可能认识此种社会现象。
节烈女子的名节观念和无可奈何的认命意识，是历来研究者所注意考察的课题，本文留心到出于爱情的殉情、维持家庭的守节和冲击传统家庭的独身。情爱，一般来说是近代社会以来的事情，那么对清代出现的殉情需要有怎样的认识呢？守节、独身是两种现象，但都同家庭发生关联，又都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节烈女子的行为、意念与家庭、社会的关系问题，似宜深入探讨。
（原载台北《历史月刊》第135期，1999年4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