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潮，古代又称“海溢”、“海侵”、“海沸”等，多由台风和地震引起。我国史书上最早记载的海潮灾害发生于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此后历代均有记录，其中尤以清代严重，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面对严重的海潮灾害，上自朝廷，下至民间，清代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

一、灾害概况 

清代处于海潮高发期。从发生频率看，顺治元年（1644）到宣统三年（1911）的 268年间，有213年发生了海潮灾害，共计400余次，几乎每年发生两次。从发生范围看，北起辽东半岛，南至海南岛，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等海域的诸多沿海地区都发生过海潮，尤以河流入海口地带和海湾低洼地区为最。 

海潮灾害带有明显的突发性与狂暴性。海潮袭来，往往淹没数十里，造成大范围受灾。爆发同时，常伴随着狂风暴雨。古人在记录潮灾时，常用“陡”、“猝”、“猛”、“骤”、“突”等词语来形容。海潮造成的破坏极为严重，不仅对生命造成巨大威胁，还破坏农业、盐业等沿海经济，危害海堤、城墙，具体表现为屋毁人亡、船毁人亡、田地碱卤和堤毁城塌等。据文献记载，海潮时“平地水深数尺，庐舍倒塌，死者无数”；“风潮浸溢，淹没田庐”；“海大溢，城内官署民房皆倾，溺死无算”；“海水浸淹成灾，今年卤性未退，颗粒无收”；“民舍崩塌，田禾尽没，沿海船户遭覆溺无算”等等，令人不忍目睹的惨况比比皆是。 

二、政府救助 

面对海潮灾害，清政府主要承担灾时救助、灾后赈恤与重建及灾害预防等任务。没有清朝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有效组织并实施救助，灾民是难以得到有效和最大范围援救的。 

首先，灾时救助，指及时抢救被困民众。如宣统元年（1909）六月十二日深夜，鸭绿江口的安东地区海潮突然爆发，沿江民舍多被淹没，一些幸存的灾民在屋顶呼号，亟待救援。安东知县陈艺立即亲率衙役和民众，分乘舢板船五十艘前往救助。他们乘坐“巡船昼夜梭巡分投，拯救人口”。救出被困灾民后，当地官员还派人分路查看四乡有无受灾。在灾难面前，当时的一些官员不顾危险，舍身救助灾民，为减轻海潮危害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灾后赈恤，其主要内容是准确判断灾情并及时赈恤。地方官员首先需要准确向上级报告受灾范围和灾情程度，以备下一步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一般而言，清代地方灾情判断是二级汇报制度，可分为报灾、勘灾和定灾三个步骤。首先是乡约（乡中小吏，负责传达政令，调解纠纷）向地方官上报灾情，再由地方官向其上级官员汇报，这是报灾程序。地方最高官员派员复勘灾情是否属实，以防止下级官员谎报、虚报灾情，这是勘灾程序。最后的灾情判断以复勘结果为准，是为定灾程序。赈济灾民口粮则是灾害救助的重中之重。清政府一般根据受灾民众的贫饥情况，按照大口和小口、极贫和次贫之别，赈济一至两个月口粮。此外，海潮带来的海水倒灌，造成“良田已成卤地，非三、二年后不能耕种”，清政府多采取蠲免或展缓受灾百姓赋税的方式来赈恤灾民。 

再次，灾后重建，主要是重建民房。清政府规定：房屋受灾倒塌，由政府给予灾民一定补助。其标准是“民房全冲无存者，每间照例给修费三两；尚有木料者，每间二两；尚有上盖者，每间八钱，以二人核给房一间，如人数众多，所住房少，仍按实住间数核给”（乾隆朝《户部则例》）。 

为预防海潮灾害，降低受灾损失，修筑捍海堤坝是一项重要措施。如雍正朝曾调拨大量人力和财力，修筑了著名的江南捍海石塘，有效保护了上海、太仓、常熟、杭州等地沿海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仅中央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也积极组织民力修筑海堤，如福建省就主修了石堤500里左右。 

平时积极储备粮食，是应对海潮灾害的又一项重要手段。常平仓是官办的备荒、救荒机构，从顺治朝中期起，各州县即已设立。清政府规定，大的州县额定存粮1万石，中等州县8千石，小州县6千石。该仓主要供给本地赈贷，有时也奉旨出省协济灾区。 

三、社会救助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民众参与是清代社会应对海潮灾害的主要体系。社会救助主要是指参与政府管理下的灾后救助和灾害预防。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受灾地区的社会各界多能积极投入到救灾中去，或捐资捐物，或提供场地，为救助灾民贡献力量，尽量把灾害减小到最低程度。 

遭遇潮灾后，民间士绅多能积极捐赈。宣统元年安东受灾后，当地富商和地方绅士响应政府号召，捐资救助。史载，逃过劫难的灾民，虽得以避难于高埠之地，但人数“累千盈万”，只得“露宿风餐”，非常可怜。知县陈艺带头捐献养廉银，并倡议社会各界救助。安东商会积极响应，“开办急赈”，从六月十三日到二十日，共放赈大洋1694元。另外，商会还购买了大米、木柴、器具等，并负责雇用人夫。除捐款捐物外，红十字会、商会和仁义的富商还捐出庐舍或者厂房，作为安置灾民的场所。如“八道沟红十字会前建之防疫隔离所，定为男子收容所，由红十字会及商会与富商捐舍饼粥三日。此外东坎子、德政大号等丝厂共三十家，房屋坚固，地基较高，难民避居该丝厂者，有男女二千六百余人”。 

在修筑沿海堤坝时，官员、商会和地方绅士也踊跃筹款捐资。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闰七月，福建漳州地方突遭特大海潮，海堤溃坝，受灾严重。布政司金培生、知府魏荔彤、知县汪绅文等都积极捐款修堤。很多地方好义之士也出钱出力，协助官府进行灾后建设。 

储备粮食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措施，除了政府设置的常平仓，民间还建有社仓和义仓。社仓多设于乡村，主要是出借仓粮，灾年减息，以达到“天下之民相生相养”的救荒目的。其仓粮主要靠自愿捐输，所捐数量听民自便，不拘多少，但对捐输者有一定奖励。义仓则多设于市镇，作用与常平仓相同，用于赈粜（tiào，卖米）。出粜时要发放票据，贫民凭票买米，减价多少，需报官批准。鸦片战争后，由于政府日趋腐败、战争支出造成财政空虚等原因，清政府用于赈灾的力量持续削弱，社区自保、宗族自救逐渐成为社会中主要的救助形式，义仓随之得到进一步发展。 

总之，清政府在救灾中担当了领导角色，发挥了主导作用；地方社会各界也多能积极参与，出资出力，为降低海潮危害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对于防御海潮等来势突然、危害巨大的自然灾害而言，灾害预报才是最重要的措施，但囿于时代所限，有清一代对海潮灾害的预报工作一直缺失。虽然我们在《澎湖厅志》中发现了关于预报的记载：“凡虎井海面有磷火往来、岛上蜈蚣草叶忽变白、屋内油虫乱飞、海吼闻数十里，皆风雨之征。或日久旱而海吼，主大风雨”，但就全国范围来看，当时并没有相应的海潮预报机制。而且，对于海潮等突发性灾害，清政府虽有相应的赈济手段，但在封建体制下，仍存在很多流弊，从而影响了赈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