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晚清名臣，在当时政坛举足轻重。他们常年驰驱戎马，去家万里，辗转于全国各地，与家人聚少离多，遥寄家书成为他们教诲子女的首选。而这一封封表达真情实感的家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和他们教育子弟的观念。
反对吸毒、赌博风气
晚清时期，吸食鸦片竟成为腐朽的上流社会一种流行的休闲方式，“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鸦片含有毒素，一旦吸食上瘾，身体就会衰弱下去，精神萎靡，而且不易戒绝，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
同时，赌博之风也日益严重，特别是租界出现以后，各种洋式赌博大量引入，各地几乎没有一块净土。“开通租界后，外国冒险家将洋式赌博引入中国，使中国的赌业发展到新阶段，不但原有的各种赌博形式继续保留下来，还出现了赛马、跑狗、‘回力球’、‘摩洛哥蒙特卡洛大轮盘赌’等大型赌博形式。”（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及其变化》）而且，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赌博越是厉害。参赌人员“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钱泳《履园丛话》），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
对于这些问题，曾、左、张几位名臣早已耳闻目睹，他们纷纷斥责并嘱咐子女不可效仿。如左宗棠在给其子的信中写道：“数年来，军事倥偬，未暇教尔。吾过宁津时，无意中见两张姓，……均云是尔同年，在都时曾为尔代购人参者。吾观其鸦片瘾甚大……尔已长大，尔所学所志如此，吾无望矣！”（《左宗棠全集·与孝威》）左宗棠深知鸦片的巨大危害，当得知其子有朋友吸毒时，立即写信让儿子与这些人断交，切记不可沾染鸦片。
在另一封信中，左宗棠又一次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对其子说：“至子弟好交结淫朋逸友，今日戏场，明日酒馆，甚至嫖赌、鸦片无事不为，是为下流种子。”左宗棠视嫖赌、吸毒的纨绔子弟为下流之人，对之深恶痛绝，并告诫儿子万不可与他们交往。在给侄子的信中，左宗棠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侄移居省城，迥不若从前乡居僻静，切宜从严约束，勿令与市井为伍，致惹闲事学坏样，是为至要。”（《左宗棠全集·与世延侄》）
反对奢靡、浮华习气
晚清纨绔子弟凭借家资的优厚，追求浮华生活，以豪奢竞相攀比。当时，奢靡之风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清人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说:“近来风俗，婚姻丧事，宗宗件件，只是夸其富有，并不惜钱。”即使是农家百姓，“却亦不甚俭约，俗已奢华，不得不随俗而行也”（《介休县志》）。这种浮华之风引起了以儒家纲常伦理为经纬的晚清名臣的警觉。
左宗棠仅将自己俸禄中的较少部分寄送家里，目的就是希望子女能够自食其力，回归朴实的生活本真。他指出：“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恪遵功令，勿涉浮嚣，庶免耻辱。”（《左宗棠全集·与孝宽》）他时刻要求儿子以简约为旨，不可太过铺张，不可养成浪费的习气。
对此，曾国藩也深有感触。他在信中对其子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曾文正公全集·家训·谕纪鸿》）他给其弟的信中对子侄也有同样的劝诫：“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姪习于‘骄、奢、佚’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四弟》）为此，他给家人立下规矩：家中男丁要闻鸡起舞，刻苦读书；妇人要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烹饪洒扫,日日不惰。像曾国藩这样的家庭，子弟已然不必以体力劳动为生，他的目的就是要教育子女远离奢华，注重勤俭。他教导家人:“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除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
崇尚节俭、提倡慈善
面对日渐堕落的社会风气和崇尚奢侈的生活方式，这几位名臣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在家书中一再提到要勤俭节约，广惠他人。
曾国藩封侯拜相，他的子女也算得上是“正牌高干子弟”,但他并未给他们谋求特权。在他看来,与其给子女留一份富足的财产，不如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他认为家败在于一“奢”字，因此在家训中时时强调“节俭”。他曾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曾文正公全集·家训·谕纪泽》）“余教儿女辈‘勤、俭、谦’三字为主。……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勤’字则尚无五分功夫，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俭’字尚欠功夫，以后各勉其所长，各戒其所短。”（《曾文正公全集·家书·致诸弟》）其中饱含曾国藩深刻的人生感悟。他认为居家之道的秘诀在于勤俭节约，谦虚端恭，而这也是他对后辈的期望所在。
张之洞给正在日本留学儿子的信中，对他四个月挥霍“千金”的行为严加斥责，他说：“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然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何四月未满，即以告罄？汝果用在何处乎？……余今而后恐无望于汝矣！”并对此提出要求：“而今而后，速收汝邪心，努力求学，非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不必节俭而自节俭，学业不荒，不欲努力而自努力。”（《张文襄公全集·家书》）
左宗棠在讨论子女的婚姻时，强调“吾意总以寒素勤俭忠厚人家为宜，不屑攀附世宦也”（《左宗棠全集·与宽勋同》）。当其子出远门时，他在信中嘱咐道：“在督署住家，要照住家规模，不可沾染官场气习、少爷排场，一切简约为主。”（《左宗棠全集·与孝同》）在谈到儿媳的葬礼时，他提出要以简朴为主，不可铺张，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来说明勤俭节约乃其家风。同时，他多次提到自己的俸禄除了满足基本家用外，多数要拿出来照顾宗党，周济贫穷。他将每次寄回去的俸禄都一一安排好，除家人日用外，还要帮助族人及寒士，如接济族中贫困的叔伯兄弟、提供寒士路费与开销、帮助族中节妇等。
上述几位名臣在家书中所反映的晚清风习，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剪影。他们依据儒家纲常伦理道德，结合所处时代及家庭的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治家和教育思想。虽然带有旧时代的烙印，但是其中一些具体内容，如反对吸毒赌博和奢侈浮华、提倡勤俭节约并广惠他人等，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