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列强之间由于在华利益的不同，以及原有结盟关系的影响，对如何处理中国事务，态度歧异。英国文书局1927年出版了G.P.库奇等译的《关于大战起源的英国文件》（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一书，该书收录了当时英国驻华使领馆与伦敦外交部之间的往来函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列强在华的外交状况，特别是英德两国的对华政策，为研究清代历史、近代中外关系及国际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第1件 蒂利先生（英国外交部官员）的备忘录摘要（第8338号）
关于1892-1904年间俄英关系的备忘录
义和团骚乱爆发于1899年底，它导致了列强的干涉。1900年7月，骚乱蔓延到满洲，中国人袭击了铁路线。俄国人随即派军队占领了该省，并以所谓中国人袭击牛庄外国兵营为借口，于8月4日占领了该城及那里的海关，开始收税。
拉姆斯多夫伯爵（俄国外交大臣）向英国女王陛下政府驻彼得堡公使保证，俄国军事当局所采取的行动只是临时性的。不久，俄国驻英公使重申了他在骚乱早期所提出的据以指导列强在华行动的原则。这些原则是：
（1）保持列强的一致；
（2）维持中国现有的政府体制；
（3）不做任何可能导致瓜分中国的事情；
（4）列强共同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合法的有能力确保秩序与安全的中央政府。
俄国人还指出，一俟骚乱平息，他们将立即从满洲撤出。
这些原则并没有妨碍俄国人迅速夺取牛庄至北京的铁路线，没有妨碍他们“根据征服权”索取该线的一个路段，没有妨碍他们反对英国当局分享该线的管理权，没有妨碍他们夺走属于英商怡和公司的50英里铁路线上的物资。女王陛下政府在此有特殊利益，因为北京到山海关铁路已抵押给了英国债券持有人，而山海关至牛庄的全部铁路车辆和收益即是该项抵押的担保。女王陛下政府的抗议使俄国人把该铁路的内线交给了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伯爵，以归还英国。
面对俄国政策的如此表现，英国女王陛下政府颇为赞同德国皇帝的建议，即英、德两国就未来在中国的行动达成一项协议。1900年10月16日两国签署了该协议，其原则如下，只要两国能够施加影响，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就应继续向整个中国的贸易开放；两国不利用目前的混乱局面为自己获取领土利益，而是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如果另一个国家利用中国的混乱局面获得领土利益，两国将就为保护其利益所采取的行动达成谅解。
奥地利、意大利和日本同意这三项原则；美国接受了前两项，对第三项则没有表态；俄国和法国原则上同意前两项条款．但俄国对该协议的总体印象很差。英国驻俄代办哈丁先生报告，俄国政府仅仅接受其中那些符合他们自己解释的原则。
哈丁先生被告之，若是英国政府因没有事先同俄国商量就达成协议一事而受到任何抱怨，他应该详细报告这种状况，即因俄国军官有关牛庄至北京铁路的言行及其对英国人铁路财产的处理而给女王陛下政府造成的复杂局面。
1901年初，谣传俄国与中国已就南满问题达成协议，这实际上使该省成为俄国的保护领地。虽然俄国政府极力否认此事，但根据日本的建议，英国、德国和日本向中国提出了警告，提请它不得与任何国家单独签订领土或财政金融方面的条约。
从那时起，英、俄两国在华的关系，主要是就俄国撤出满洲一事进行的一系列接触。1902年4月8日，俄国与中国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俄国应撤出满洲，撤离时间定为1903年4月8日；但在此之前，俄国已从中国那里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条件，其中之一，是在中国北部，不得雇用任何其他国家的人，而只能雇用俄国人，俄国驻华盛顿大使承认，这是针对英国和在中国海关工作的英国人。其他条件实际上是将条约口岸牛庄——该口岸的贸易几乎完全将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排除在外——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俄国。
从俄国占领牛庄时起，该处的海关收入就落到俄国人手中，而没有一丝一毫交给中国。
英国政府提出了进一步抗议，但是还没有到第二年年底，俄国和日本的战争就结束了所有谈判。
1905年1月14日于外交部
第1件的注释
桑德森勋爵（英国外交部官员）1907年写了一份备忘录，其摘要收存于他的外交部文件中。该文是对克劳爵士（英国外交部官员）1907年就英德两国当时的关系所写的一份备忘录的评论，其内容如下：
1900年10月签订了英德协议，我对导致该协议那些谈判的回忆，与备忘录所提供的情况并不完全相符。
在获得俄国沙皇不反对德国占领一个中国港口的保证之后，德国皇帝威廉于1897年11月突然占领了胶州湾，并使俄国政府十分不快。无疑，尽管当时德国曾向我们保证，根据与中国的协议，它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在山东省的优先权，并可能是独占性的，然而，其确切性质和内容目前尚未弄清。
在数月内，俄国政府要求并租借了旅顺口。
针对这一事态，并多少是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我们也租借了威海卫，为了消除德国的反对——当法国站在俄国一边与我们对抗时，这是令人很不安的——我们向德国保证，英国决不会妨碍德国因占领胶州湾而在山东获得的权益。
1899年，俄国政府因中国准予一家英国公司把铁路修进满洲一事而感到十分恼怒，之后，我们同俄国达成协议，英国不再为英国人争取在中国长城以北地区修筑铁路的特许权，俄国也放弃在长江流域的类似权利。1898年2月，我们从中国政府那里获得一项公开保证，长江流域各省土地绝不割让给其他国家，英国报刊表示，应将长江流域作为英国独有的势力范围，包括有关的各项利益。德国人希望阻止我们在这块巨大而重要的地方获得独占权或优惠。1900年，俄国对天津至牛庄铁路的占领及其他行动使我们与俄国政府发生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德国皇帝告诉拉塞尔斯勋爵（英国驻德国大使），如果我们保证奉行开放长江流域的政策，他准备向我们提供全面的支持。当时我们与德国的关系显然是很友好的，多数内阁成员赞成与之结盟，或至少就共同政策达成协议，正如我已经提到的，索尔兹伯里勋爵（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对这一想法不是很赞成。
在德国皇帝的谈话后不久，经哈兹费尔德伯爵（德国驻英国大使）向索尔兹伯里勋爵提议，两国终于在1900年10月签订了一项协议。在其原始文本中，它只适用于长江流域。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有关新协议的想法不感兴趣，但是他同意就此进行讨论。他不赞成那些文件只适用于中华帝国境内英国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并谈到了对第一款的意见，认为机会均等原则应适用于中国沿海沿江的其他口岸。其他条款规定，签约国和其他国家不得趁当前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获得领土利益。索尔兹伯里勋爵认为，从总体上看该协议是没有必要的，但它无害，而且有一定的价值，即公开表达了英国与德国及其他任何赞成这一协议的国家的共同政策。德国政府无疑对该协议评价很高，主要是因为它使长江流域向德国企业家开放。不久，当俄国独占满洲的态势变得更为明显时，德国政府宣称，他们从未认为该协议适用于满洲，它处于德国的利益和影响范围之外，这一论点在谈判中无迹可查。比洛伯爵（德国外交大臣，首相）在议会发言中十分间接地谈到了对此的最初意图，建议将之称为“长江协议”。
尽管这件事情在整个过程中无疑发生了很多变化，不太可信，但是我认为，既然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美国都对协议原则持肯定态度，甚至俄国也对之表示颇为满意，因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它都不会危及我们的利益。
第2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155号，机密）
1900年6月18日收到
阁下：
昨天下午我拜访了比洛伯爵，在我本月17日离开柏林之前向他辞行。（略去有关德国的对话）
接着，谈话转向中国事务。比洛伯爵说，尽管事态看上去很严重。但他希望，列强已经派往中国的军队有能力恢复秩序。列强的行为显然非常协调，相信这种协调将保持下去。他希望迅速恢复秩序并消除对贸易设置的任何障碍。他希望并相信，应该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目前的骚乱不会导致任何极端的混乱。他又说，在中国从事贸易的德国人确信有必要与英国人合作，两国的利益完全相同。它们都要求中国实行开放政策，尽管两国之间可能有一些贸易竞争，但是两国的友好谅解与合作显然能够促进双方的对华贸易。
我感到，同那些与中国有关人士的谈话，使这种看法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印象，我冒昧地希望，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友好谅解与合作关系能够扩展到中国之外的其他地方。
比洛伯爵答复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在其他地方也保持这种关系。
拉塞尔斯谨上 1898年6月15日于柏林
第3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斯科特爵士（英国外交官）电（第107号）
1900年6月15日发自外交部
7月13日，俄国代办转达了拉姆斯多夫伯爵的消息，指出，6月11日俄国驻东京公使报告，日本政府提议派军队前往中国，和列强一起保护驻北京的外交代表和在中国各地的外国人。日本的这一举动是很自然的，因为其地理位置使之能够迅速将大量援军派往天津，而且很多日本侨民住在中国。俄国政府立即通知东京日本内阁，指出，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干涉日本对此的行动自由，何况日本已表示决心和列强的行动保持完全的一致。但是根据俄国政府的看法，完成这件工作并不表示日本有权独自解决北京的事务，或得到其它特权，除了更多的赔款，如果列强最终认为有必要获得赔款。
拉姆斯多夫伯爵说，几乎与此同时，他收到了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的有关信函，指出日本参加列强联合行动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欧洲给予它的使命，它派大量军队前往中国，不仅是为了拯救外交使团和外国侨民，而且也是为了镇压目前的拳民暴乱，恢复北京和天津的秩序。在俄国政府看来，这种陈述问题的方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各主要列强已经接受的，作为其政策基础的基本原则，即维持列强的团结一致，维持中国现有的政府体制，不做任何可能导致瓜分该帝国的事情，实际上，以共同努力重建一个能够确保秩序与安全的合法的中央政府。俄国政府认为，为了维护远东的持久和平，必须严格遵循这些基本原则，避免曲解或不履行它们，以免导致危险的后果。
我答复说，女王陛下政府从未认为日本的行动使它有权独自解决问题或享有其他特权。他们从未向俄国政府说过由欧洲给予日本一项使命之事。女王陛下政府从未接受拉姆斯多夫伯爵所谈到的那些基本原则，我们迄今也没有同其他国家讨论过那些原则可能适用于哪些情况，除了解救外交使团和外国侨民的行动外，女王陛下政府没有对任何其他行动表示过赞成意见。
第4件 斯科特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第73号）
1900年7月22日发自圣彼得堡，同日收到
关于您7月15日的第107号电报，日本派遣军队一事。
拉姆斯多夫伯爵咋天向我解释了本月13日俄国代办所提供消息的目的。
他说，该消息立刻消除了人们对俄国政府的憎恶和完全不应有的指责，报刊上和其他地方曾对此加以暗示，认为俄国政府对接受日本帮助一事犹豫不决，因而应对阻碍迅速解救外交使团一事负重大责任。
他承认，在我转交给他的信中既没有提到所谓欧洲委托日本采取独立行动一事，也没有提到所谓我曾表示合作的论点，但是他说，您的有关欧洲委托日本的问题在柏林能够为人们所理解，下面一段话能够对此作出解释，即“……一支远征军能够恢复北京和天津的秩序，如果日本愿意承担此项任务……”。
误解立刻澄清了，但是公共报刊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依然存在，送给俄国驻东京公使的指令必须非常清楚地表明，俄国十分欢迎日本提供迅速而有效的帮助，这种帮助与其他国家同样有关系，当它们遇到共同危险的时候。
我指出，我有理由相信，女王陛下政府不会对这一点持任何怀疑态度。
第5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03号，绝密）
1900年8月6日收到
阁下：
上月30日早晨，我拜访了德伦索尔先生，在李希霍芬男爵外出期间，他代理副外务大臣一职。
我告诉他，我已通报了我回到柏林的消息，并继续担任女王陛下的大使一职。我说，在离开英国前一天我曾有幸见到您。我向他保证，您愿意保持与德国的最友好关系，并与之在中国进行合作。
接着，我间接地提到最近同哈兹费尔德伯爵的谈话，他曾提出，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应提议由一位德国军官担任在中国的联军总司令。我说，您不准备提出这种建议，而且我的确不知道您是否准备提出任何建议，您在克里特问题（19世纪末，克里特岛希腊居民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上的经历并未鼓励您这样做。当时您所提出的任何建议立即遭到否决，尽管后来这些建议由其他人提出时被接受了。德国皇帝最近说，他绝不宽恕中国人，这使女王陛下政府很难让英国军队受到德国总司令的指挥。
德伦索尔先生答复说，哈兹费尔德伯爵的建议早在皇帝陛下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提出，陛下未必赞成由一位德国军官担任联军总司令一职，但对此类建议无疑是很欣赏的。
我从其他消息来源获悉，柏林的总参谋部决不同意由德国军官担任联军总司令一职，因为德国人没有在东方打仗的任何经验，提出上述想法只是为了使皇帝得到满足。
接着，德伦索尔先生说，他根据我的话推测，您在克里特问题上的经历使你不愿意提出有关中国的建议。我立即回答说，我所提到的克里特问题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德国对派遣日本军队一事的答复也使女王陛下政府深感失望，英国政府本来希望德国政府在致俄国政府的信件中能够支持英国。但恰恰相反，在得到俄国政府的答复之前，德国政府从不作出任何回答。
德伦索尔先生打断我的活，问我是否希望德国与俄国进行无谓的争吵。我回答说，与此相反，我们希望德国与俄国能够保持最友好的关系，但是对于德国的好朋友来说，看到它受到俄国的影响，是很令人失望的，特别是现在，当它有机会起领导作用，发挥决定性影响时，但这并不是德国在英国的朋友们不得不忍受的唯一失望。虽然比洛伯爵的所有公开讲话都无懈可击，但它们是以对英国极为冷谈而闻名的。对此德伦索尔先生回答说，比洛伯爵不能不考虑德国的舆论，尽管他的讲话可能显得有些冷淡，但是德国政府避免介入南非战争的努力则是非常友好的。
我答复说，英国也有必须考虑的舆论，而舆论判断的形成只能依据人们所掌握的情况。比洛伯爵同我的私下谈话，特别是皇帝与我的很多通信，是不应该公布的。我当然承认，它们十分令人满意，但是英国的舆论也只能依据公开的讲话来形成，遗憾的是，这些讲话并不让人感到鼓舞。
我建议，只要我有机会见到比洛伯爵，就将上述意见告诉他，他将于近日返回柏林。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8月1日于柏林
第6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10号，机密）
1900年8月13日收到
阁下：
比洛伯爵于本月5日晚返回柏林，次日晚又前往诺德尼（德国诺德尼岛），应他的邀请，我于5日下午与他会晤，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会谈中，我原原本本地转述了与德伦索尔先生谈话的内容，正如本月1日我在第203号密信中所报告的。
我告诉他，我可以向他保证，您愿意与德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并且很高兴有机会与德国在中国进行合作。
比洛伯爵对这一保证感到很满意，他说，他从哈兹费尔德伯爵那里获悉，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对他就您有关使用日本军队一事的询问所作的回答感到很恼怒。我打断了他的话，指出“恼怒”一词表达不当，实际上女王陛下政府是因看到德国受到俄国的影响而感到失望。
比洛伯爵说，德国的确是这样做的，但其唯一目的是维持列强之间的和谐一致，而欧洲委托日本一事则可能使之受到威胁。我立刻回答，委托日本一事的确是您的建议，因为日本是唯一能够迅速将足够的军队派往北京的国家，应该允许它做这件事情。
比洛伯爵对委托日本一事所存在的误解表示遗憾，他继续谈论有关中国的事务。在北京的欧洲人显然还活着，但是很不安全，问题是如何向他们提供最好的帮助。
现驻天津的军队显然很难迅速向北京推进，它可能招致对欧洲人的大屠杀。他问我是否可以告诉他，对可能以给赎金的方式，劝说中国人将欧洲人安全地转移到天津的打算，英国是如何考虑的。
我回答说，这种打算在英国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人们担心，在离开北京后，护卫部队如果遭到袭击，他们可能逃走，并将欧洲人留下来任人屠杀，即使护卫部队并不参与袭击。
接着，我提到德国皇帝最近发表的讲话，它表现出非常好战的情绪。
比洛伯爵说，我对德国皇帝十分熟悉，他不需要向我解释陛下的性格，他向我保证，每逢陛下发表这种好战的讲话，他一定同时指令大臣们以最温和与友善的精神发布指示。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8月9日于柏林
第7件 蒙森爵士（英国驻法国大使）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426号，绝密）
1900年8月18日收到
阁下：
在我看来，德尔卡斯先生（法国官员）与两年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当时我不得不与他讨论撤离法绍达（地名，位于苏丹南部）一事；据报道，法国、德国和俄国订立了一个协议，不管其实际情况可能如何，但在我看来，它涉及到三国在远东的共同政策，无论它们在欧洲政治中如何相左。我担心他会利用一切合适机会，希望那两个国家不承认英国可能提出的论点的合法性，即英国在长江流域有着主要利益，因为它为英国在该地区采取排他行动提供了合法基础。
蒙森谨上 1900年8月17日于巴黎
第8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28号，绝密）
1900年8月27日收到
阁下：
本月22日，威尔士亲王在威廉高地（地名，位于德国卡塞尔市）拜会了德国皇帝，并请我作陪。从而使我能与德皇陛下进行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其要点我已荣幸地在第29号函件中向阁下作了汇报，现在我试图提供一个详细的报告。
在回答我所询问的，陛下是否认为列强将同中国打仗一事时，皇帝说：“当然会打仗”，他希望对中国人予以警戒性惩罚，以防止再次发生导致我们武装干涉的那种暴行。陛下指出，就他所知，自从联军到达北京后，尚未收到任何来自使馆的官方函电，我们所知道的有关联军的消息显然来自日本。无论如何，他并不怀疑使馆已经解围，北京城遭到了炮击。然而这并不表示战争已经结束，皇帝认为它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占领比勒陀利亚并没有结束在南非的战争，占领北京也同样没有结束在中国的战争。
德皇陛下对同李鸿章谈判的想法深表反对，他认为，李的目的是在列强之间挑拔离间，坐收渔利。列强唯一能够与之打交道的政府，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所组成的政府，如果他们还活着；陛下确信，李鸿章之所以离开北京多少是因为失宠，他已有相当长时间与朝廷没有任何通信来往了。
据我观察，局势十分复杂，我认为，外国使馆现已撤到天津，该城由联军占领，在那里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与之谈判的中国当局。皇帝说，首要的事情是结束战争。瓦德西伯爵已作好部署，他将各国军队单独驻扎，他打算将俄国军队安排在最右边，因为其利益在满洲，英国军队在最左边，并注意安排某个其他国家的军队即法军在他们之间，以避免任何可能的纠纷。德皇陛下表示，瓦德西伯爵的任命耽搁的时间太长，他感到很遗憾，他还暗示，这种耽搁是由您造成的。我立即回答，德伦索尔先生曾对您以迅速而友好的态度同意任命瓦德西伯爵一事表示衷心感谢，所以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对耽搁任命之事负责。
德皇陛下回答说，您最后的答复当然很迅速，但是哈兹费尔德伯爵在一个多月前就向您建议任命一位德国人为总司令，却一直没有接到答复。
我说，哈兹费尔德伯爵建议，由您提议让一位德国人担任总司令，这是很不同的事情，虽然您的提议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事情并不是很令人鼓舞的。您曾提出，应让日本军队去北京解救外国使馆，却被说成您希望由欧洲人委托日本，这肯定不是您的意图。
德皇说，他不可能对您的提议给予不同的答复。他的目的是在列强之间取得良好的谅解。他知道俄国与日本之间彼此极为猜忌。他相信俄国从未同意让日本单独进入北京。甚至他自己也不赞成由日本军队为杀害德国公使一事报仇，不赞成所谓日本军队是由欧洲人委派的说法，他们是经列强同意而派往北京的。
我说，对那个不明智的冒险，我可以告诉皇帝陛下，商量有关使用日本军队一事时，陛下表现得极为诚挚友好，使您深受鼓舞。因而当德国政府反对这一提议时，您的失望也就更大。
皇帝重申，德国政府当时不可能采取不同的行动。俄国人后来的确表示，他们不反对使用日本军队，但那时已经失去了这种可能性。中国所发生的骚乱消除了俄国人广为散布的神话，即所谓中国人对俄国人比对其他外国人更友好，实际上现在已证实，中国的骚乱具有排外性，它对待俄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如果不是更加反对的话。毫无疑问，俄国已经达到了它在满洲的目的，它同中国达成了单独和约，置他国利益于不顾的危险依然存在。
必须指出，德国皇帝的这番话是因威尔士亲王殿下的评论而引起的，他也曾一度参与谈话。
当我提到，法国反对英国军队在上海登陆一事时，皇帝说他对此毫不奇怪。人们普遍怀疑英国为其商务贸易追求特殊的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我对这种想法表示抗议，并指出，我们的合作政策建立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之上。皇帝陛下说，两年前加拿大准予英国享有优先权，澳大利亚也很可能照此办理。如果情况属实，英国就在涉及它自己的利益时违反了门户开放的原则，与此相关，美国是一个防御性国家，却占领了菲律宾，英国的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的在华贸易造成严重损害。现在，德国在长江流域的商务利益位居第二，仅略低于英国。如果女王陛下政府能够保证坚持门户开放政策，那么他们将发现德国站在他们一边。
我冒昧地指出，由于英国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在我看来，它提出的任何保证都不可能被人们相信。但是皇帝说，只要我们提出正式的保证就可以消除这种怀疑。
陛下在谈话中一直保持着他惯有的仁慈亲切的态度，谈话结束时，我问他是否有什么口信托我向您转达。
皇帝说没有，并问我是否有什么托他办理的事情。我说，除了我已对比洛伯爵和德伦索尔先生所说的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事情，并告诉他，您任何时候都乐于同德皇陛下政府合作。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8月24日于霍姆堡（地名，位于德国西南部萨尔州）
第9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第30号）
1900年8月30日发自霍姆堡，同日收到
我收到了比洛伯爵的一封电报，指出，德国皇帝十分关切地期待着您就陛下有关中国事务提议的答复。比洛伯爵个人认为，如果英国与德国就长江问题达成一个切实可行的谅解，它将是一个有利的开端。他还说，如果我有机会向您直接施加我的个人影响，皇帝将感到非常幸运。我告诉伯爵，我已立即将他的电报要点电告给您。
第10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怀特黑德先生（英国驻日本大使）（第60号）
本月27日，日本公使来到外交部，通知伯蒂先生（英国外交部官员），日本政府对德国皇帝的讲话和据说德国政府准备派遣更多援军前往中国的打算感到震惊，它可能导致德国与俄国联合占领华北。
他询问，英国女王陛下政府是否了解俄国与德国达成了什么谅解，他还代表日本政府，非常机密地询问，女王陛下政府对这类不测事件持何态度。
伯蒂先生告诉林董男爵（日本驻英国公使），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联合一无所知。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8月3日于外交部
第11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电（第151号）
关于您本月30日的第30号电报。
我担心我没有正确理解你电报中向我报告的，有关德国皇帝在最近的谈话中所使用的措词，如果比洛先生愿意给你打电报，或者更愿意给我打电报，电告德皇陛下希望就中国事务提出的建议，我一定会将我的有关考虑告诉他们。但是就我所知，我们现在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并不违背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向我们提出的指导方针。
第12件 伯蒂先生的备忘录
我们可能与德国达成妥协，以解决目前的危机，但是，仅仅“开放门户”、“开放口岸”和关税宣言不可能使德国得到满足。
德国的野心很大，它认为，占领了胶州湾和同中国签订了有关山东的协议之后，它就在那里得到了特殊的地位，那里对英国企业家并未完全开放，但长江流域却应向德国企业家完全开放。
德国很可能宣称，山东及黄河流域是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必须承诺不支持任何英国企业打入该地区。德国还将宣称，对于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之间的地区，英国和德国应绝对平等地分享那里的利益，即给予英国人的任何持许权，德国人也必须享有。惟其如此，德国政府才愿意承认英国人在长江以南地区享有德国声称在山东和黄河流域所享有的同等权利。
然后，我们将不得不与法国及其他国家的政府为敌，它们不承认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我们想在那里提出的任何要求都要经由德国批准。
至于利用德国，将俄国在华势力范围与我们隔开的打算，我们也很可能不会取得很大成功。
无疑，德国现在已占领或控制了北京以南的一大片地区，成为俄国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如果它一直保持这一地位，北京也仍然是中国的真正首都，那么俄国和德国就将联合控制中国政府，损害我们的利益。
伯蒂 1900年9月13日
第13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40号，机密）
1900年9月17日收到
阁下：
我于本月10日从霍姆堡返回柏林，次日晨拜会了李希霍芬男爵，同他就中国事务的状况进行了某些谈话。他说，他了解比洛伯爵和我就德国皇帝在威廉高地主动向我提议一事所进行的电报联系。
我回答，我不知道皇帝陛下提出了任何可以被看作主动提议的明确建议，但是从您的答复中无疑会了解，您准备考虑皇帝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李希霍芬男爵说，他推测情况正是这样，他希望我们两国间能够对中国的状况有一个良好的谅解，并由此进行合作。他一直希望，两国为了双方的利益而达成这种安排。我感谢他的好意，并说，尽管两国的舆论对对方都不是很友好，但我相信双方的真正利益要求两国政府采取共同行动。
关于俄国所提从北京撤军一事，李希霍芬男爵说这是俄国皇帝亲自提出的，他认为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措施。他已收到哈兹费尔德伯爵的电报，了解了您对俄国建议所作答复的要点，英国女王陛下政府认为，从北京撤出英国军队或英国公使馆的时机尚未成熟。
同一天下午，我拜访了德国首相，他也提到了俄国的通知。何伦洛熙亲王没有掩饰他对俄国建议从北京撤出联军的失望。他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俄国政府不愿意让俄国军队受瓦德西伯爵的指挥。他认为这不会导致两国政府关系的破裂，俄国人现在似乎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保持北京与天津之间的通讯往来，这就需要军队，尊贵的殿下认为，他们不是不可能重新考虑其决定，并认识到情况不允许俄国军队立即撤出北京。
意大利的同事通知我，根据他与比洛伯爵的多次谈话，以及德国皇帝所发表的讲话，他确信德国政府切望与女王陛下政府达成良好的谅解。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9月14日于柏林
第14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函（第205号）
先生：
我从欧洲大陆返回后，德国大使于本月14日和18日两次来访，同我讨论了有关中国事务的状况，以及我们两国政府在该国联合行动所据以进行的原则。
我们一致同意，两国的目的是使中国向所有国家的贸易开放，它将指导我们的协议；我们不应利用目前的危机在中国获得更多的领土，我们也反对其他国家的任何类似企图。
哈兹费尔德伯爵保证，两国政府的协议草案将体现这些观点，并将征得其他国家的同意。
昨天，我收到了殿下随信附上的德文草案，今天下午同他讨论了该草案。
我告诉哈兹费尔德伯爵，我不可能接受主张在长江或在中国其他任何特定地方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任何特殊条款，因为其实施将被认为，并且实际上也是放弃了在中国其他地方的自由贸易。
因此，我建议使用英文草案中的措词，并随信附上其副本。
哈兹费尔德伯爵将就此建议向德国政府进行请示。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9月25日于外交部
英国与德国协议草案的英文文本
德国政府和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遵循下列有关他们对华共同政策的原则：
1、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应无差别地向所有国家的贸易及其他一切合法的经济活动形式自由开放，它符合共同和永久的国际利益。
2、德国政府和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利用目前的混乱局面在中国获得任何领土利益，并一致反对任何其他国家以类似方式获得任何领土利益的企图。
3、如果某个国家利用任何形式力图获得这一类领土利益，如果德国政府和英国女王陛下政府认为有必要取得领土利益，那么两国政府将事先就此达成谅解。
第15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函（第214号，绝密）
先生：
哈兹费尔德伯爵今天与我继续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惩罚那些应对最近在中国所发生暴行负责的人。我告诉他，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站在德国皇帝一边，我们完全赞同他的愿望，即把那些造成如此重大暴行的人送交审判。但有两件事情我恐怕不能赞成。第一，有关英国军队参加赴直隶西部的任何远征军一事，目前，那里还不属于瓦德西伯爵的权力范围，只有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逮捕他所提到的那些罪犯，才有必要那样做。第二点保留是，如果中国拒绝将上述罪犯交由我们惩罚。应如何应付随之而产生的事态发展，我们准备承认，只要那些罪犯受到惩罚，中国就有权要求列强在进行任何谈判或缔结任何条约时考虑其利益；但是我不准备放弃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将来同中国政府缔结协议的自由，如果女王陛下政府认为缔结协议对中国有利。
殿下说，德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已略作修正，他向我解释，对于一切突发事件，德国政府最近已提出了一项非常有限的建议。我已向您随信附上其副本。我向他保证将考虑该建议。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10月2日于外交部
第16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49号，机密）
1900年10月8日收到
阁下：
昨天，比洛伯爵自回到柏林后第一次接待了外交使团领导人。我和他的谈话几乎都是围绕着中国事务，开始时，我提到了我在霍姆堡时他发给我的电报，我从该电报获悉，德国皇帝认为他8月22日在威廉高地同我的谈话中曾向我提出了建议。我的确不知道陛下提出了什么明确的建议。他仅仅提出如果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实行门户开放原则，他们可以得到德国政府的支持。我告诉陛下，女王陛下政府一再宣布门户开放原则是其在华政策的基石。我担心英国提出的任何保证都不能消除德国的怀疑。
比洛伯爵回答说，德国皇帝详细叙述了威尔士亲王去威廉高地对他的访问及陛下同我的谈话情况，他说陛下对这次谈话十分满意。正如我所了解到的，陛下性格暴躁，当他向我提到我们两国就长江流域问题达成谅解的可能性时，他急于听到已达成这种安排。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10月5日于柏林
第17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函（第224号，绝密）
先生：
本月2日、5日、9日和13日，哈兹费尔德伯爵同我就德国政府所提建议继续进行讨论，即签订两国在华实行共同政策的协议。我在上月25日曾指出，我不能宣称仅在长江流域实行自由贸易，因为这种限定很可能被认为主张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实行限制原则，因而我提议，不要仅限于长江流域，我们应共同宣布，在中国的所有河流和沿海口岸都不实行任何特殊的贸易限制。他今天向我指出，德国政府愿意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因而他们不赞成签订一项协议，使德国政府不得不强迫俄国政府接受在中国口岸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目前任何条约中都没有列入该原则。他说，我所提到的那些地方包括旅顺口和黑龙江，对于这些地方，俄国不受任何我所提到的那些条约的约束。
经过长时间讨论，我们终于达成共识，即两国政府打算宣布，在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内，该原则应适用于全部中国领土。
我主张，为了防止误解，协议中应使用一定的措词，表示我们打算坚持根据现有条约已享有的所有权利，与此有关的内容插在协议的序言中。
草案第二款和第三款的语言进行了某些修改，以避免任何措辞被看作两国政府抱有侵略意图，还增加了一项条款，以向其他有重要利益的国家提供该协议的情况，以便请他们加入该协议。
我随信附上了英文协议草案的最后定本。
哈兹费尔德伯爵通知我，德国政府希望，在该协议签定前10天内对它保密，以便德国舆论对这一宣布有所准备，然后应由两国政府同时予以公布。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10月15日于外交部
第17件的附件 英文协议草案的最后定本
德国帝国政府和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希望维护他们在华的利益和基于现有条约的权利，一致同意遵循下列有关他们在华共同政策的原则：
1、共同的和永久的国际利益要求，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应无差别地向各国的贸易和一切合法的经济活动自由开放；两国政府同意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其影响所及的一切中国领土。
2、德国帝国政府和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不利用目前的混乱局面为它们自己获得任何中国的领土利益，它们的政策是保持中华帝国目前的领土状况。
3、万一第三国利用中国的混乱局面以获得任何形式的领土利益，缔约双方将根据在序言中达成的谅解，采取坚决行动以保护其在华利益。
4、两国政府将把这一协议通知其他有关国家，特别是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日本、俄国和美国，并将请他们承认其原则。
第18件 柯里勋爵（英国驻意大利大使）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第39号）
1900年10月25日发自罗马，同日收到
关于我本月23日的电报。
今天我接到意大利外交部长的照会，指出，意大利政府承认英德协议所提出的对华政策原则，并毫不犹豫地同意加入该协议。
第19件 哈丁先生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356号）
阁下：
宣布有关中国事务的英德协议一事出乎人们意料，它加剧了俄国政界的反德情绪，自从德国在华担负了如此显著的军事和外交作用以来，这一情绪无疑一直在增长。
此间认为，德国之所以与英国缔结该协议，很可能是因德国皇帝受到指责而进行的回击，即认为他在提出任命瓦德西伯爵的讲话时表现得有些鲁莽，也可能是国为俄国军队在任命德国陆军元帅为联军总司令后立即受命撤离北京，还可能是因为德国皇帝关于决不宽恕中国人的讲话受到了含蓄的谴责，8月15日俄国政府宣告其政策时表达了上述观点，它谈到了俄国军队的人道主义传统，在俄国军队的满洲大屠杀之后还谈到这一点，现在也许最好还是对此略而不提。
这种反德情绪也可能是由于俄国人清醒地认识到，俄国处理中国错综复杂局面的政策并不如俄国的爱国主义者所期待的那样成功，俄国所采取的从北京撤出军队和使馆的独立行动，并未得到任何列强的响应，甚至其盟友法国也没有响应，它最终感到有必要修改其政策。由于列强拒绝效法它，俄国在北京留下了很多军队，并指示其公使返回中国首都。同时他们充分认识到，尽管俄国人试图赢得中国人的好感，但俄国军队的不必要的残暴和严厉已使俄国政策的主要目的完全失败了。任命瓦德西伯爵一事，德国皇帝在致中国皇帝的信中所指出的，他是基督教的坚定战士，以及德国最近的外交活动等等，这些事件都使俄国的爱国主义者感到怀疑的是，俄国是否成功地承担和保持了他们在联军中的领导地位，在他们看来，由于他们在远东拥有广泛的利益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这种领导地位非之莫属。
缔结英德协议一事，表明德国倒向英国，此间一直认为．英国为了达到其在华的自私目的而离开列强单独行事。该协议是对俄国人感情的进一步打击，它消除了所有怀疑，使人们确信，在联军中俄国并不主张在中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这是迄今俄国的大臣们和有关俄国陆海军当局行动的报道中所表明的政策。
俄国的这种抱负是否合法，人们有不同意见，但无疑到目前为止，俄国的在华政策一直没有获得巨大的成功，认识到这一事实，认识到德国在远东的国际事务中获得了突出成就，在此间激起了郁积于心的对俄国西部邻居的愤恨情绪。在某种意义上，俄国外交的这一失败令人感到很遗憾，但它无疑是一个事实，因为随后的政策我认为直接来自俄国皇帝的和平意向，陛下的创议得到威特先生和拉姆斯多夫伯爵的热烈支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和平势力，他们的政策受到强大的军事势力的激烈的但迄今是无效的反对。
哈丁谨上 1900年10月26日于圣彼得堡
第20件 哈丁先生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第120号）
1900尔10月28日发自圣彼得堡，同日收到
关于你的第210号电报。
下列内容译自我刚刚收到的法文备忘录，它包括俄国政府对有关英德协议的信函的答复：
“在我们看来，德国与英国缔结的协议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形势。
“该协议第一款规定‘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应在两国政府影响所及的范围之内，对贸易自由开放，’俄国对此非常赞成，该规定并未损害由现有条约所确定的中国的现状。
“第二款与俄国的想法更加符合，因为从骚乱一开始，俄国就第一个提出应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并以此作为俄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
“至于第三款，它涉及到违反上述基本原则的突发事件，帝国政府已在8月25日的通告中表明了其态度，并重申，这种违反将迫使俄国根据情况改变其态度。
“对第四款不需要予以评论。”
副本已于今天寄出。
第21件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哈丁先生函（第257号）
先生：
我已收到你本月28日的第120号电报，通知我俄国政府对你受命转交给他们的关于英德有关中国协议的信函的答复。
我注意到，在拉姆斯多夫伯爵的备忘录的第二段，有如下内容，即“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应在两国政府影响所及的范围之内，对贸易自由开放，”这一段话加了引号，好像表示它是译自协议正文第一款。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款内容如下：“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应对贸易自由开放，并且无差别地对各国一切合法的经济活动形式自由开放，它符合共同和永久的国际利益；两国政府一致同意该原则适用于在其影响所及的所有中国领土。”
因此，俄国备忘录的措词并不仅仅是对该条款的错译，而实际上是更改了它的意思，它似乎暗示，英国和德国所主张的完全的贸易自由和工业自由的原则不适用于他们享有特殊利益的那些省份，而实际上该条款主张，该原则应适用于其影响所及的全部中国领土。
你应找机会向拉姆斯多夫伯爵指出这一点，并向他转达，英国女王陛下政府已满意地获知，俄国政府接受了英德协议中第一款和第二款的原则。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10月29日于外交部
第22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电（第37号）
1900年10月30日发自柏林，同日收到
今天早晨，我同德国皇帝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偕同皇后来使馆吊唁克里斯琴亲王（英国亲王，死于布尔战争）。陛下对南非战争的持续深表遗憾，他担心战争将会延续很长时间，他颇为严厉地批评了战争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有关医院安排的问题。
关于中国，他对缔结英德协议一事感到很高兴，他认为所有国家都会赞成该协议，该协议也将向中国人表明，欧洲一致反对肢解中国。他希望这将导致迅速解决中国问题。除了惩罚暴徒头目之外，在陛下看来，还应包括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即拆毁中国各个口岸和河流上的防御工事，严格禁止中国进口武器。他完全同意由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草拟解决条件，他们能够最好地判断需要做什么。
当我提到瓦德西伯爵将铁路移交给俄国人的行动时，皇帝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军事考虑。俄国人占领了铁路，并拥有大批军事工程师。然而，他已指示陆军元帅，当俄国人撤走时，把他们撤离的那部分铁路移交给英国人。
第23件 哈丁先生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362号，机密）
1900年11月5日收到
阁下：
俄国政府对转交给它的英德协议文本，以及请它同意其中原则的答复，已于前天由巴斯利先生（俄国外交官）以书面形式交给我，其中有些看法我希望您能予以注意，我在本月28日寄给您的第357号信函中对此未作任何评论。
巴斯利先生在沉默了一会后，告诉我的一个同事，他认为俄国政府的答复表明他们接受了英德协议的原则。这一点看来是真实的，但并不是完全接受。我认为，俄国政府答复的意义在于，他们接受了协议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必须符合俄国的政策，他们决心我行我素，毫无顾忌地在中国执行自己的政策，因为他们与其他列强有着共同行动的约定。
哈丁谨上 1900年10月30日于圣彼得堡
第24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74号，绝密）
1900年11月5日收到
阁下：
在昨天的第37号电报中，我报告了与德国皇帝的谈话要点，……（省略国内部分）
皇帝继续说，他认为缔结协议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导致迅速解决有关中国问题的困境。列强无疑会接受它。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立即表示同意加入。日本肯定会同意加入，美国在总统选举之后也同意加入。俄国没有拒绝，因为它曾宣布有必要保持中华帝国的完整，法国肯定会追随俄国的政策。
我指出，我知道俄国对该协议前两项条款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对第三款加以解释，如果列强都同意加入该协议，俄国的打算当然不能实现。皇帝回答说，情况的确如此，尽管俄国提出了相反的保证，但它仍不断地蚕食中国，因而有必要使它认识到，它必须停止这种行动。但是该协议的重要性并不是以它对欧洲国家的影响来衡量，而是以它对中国的影响来衡量。它将向他们表明，所有在中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决心团结一致，达成一项令人满意的办法，以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陛下认为这一结果很快就可以达到。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10月31日于柏林
第25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第2号，机密）
1901年l月7日收到
阁下：
本月1日我同李希霍芬男爵就中国事务进行了谈话，并向他保证，您非常希望同德国的行动保持完全的一致。他说，德国政府十分清楚您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并非常感激您的好意。我继续说，您曾提请我注意两个特殊之处，您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赞同您的看法。第一，未参与联军活动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不应与更直接参与其事的那些国家的代表以同等资格参加即将进行的谈判。如果西班牙、比利时和荷兰代表的票与英国和德国的票具有同等价值，那的确是不公平的。
李希霍芬男爵回答，那三个国家已被允许参与谈判，起草共同照会，不让他们的代表与会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他的确认为，由西班牙公使，而不是由那些在中国有更多利益的国家的某位代表向中国特命全权大臣转交照会更为有利。
第二，您曾提请我注意赔款问题。很可能有人提议增加关税和厘金，以作为支付赔款所必须的借款的保证金。增加此项税收自然会影响到那些在中国有很多贸易活动的国家，因而英国和德国必须比其他国家承受更重的负担。
李希霍芬男爵说，他不同意您对此的担忧，增加关税无疑是筹集所需款项最简便的方法。那些税现在很少，可以经得起大量增加而不致影响贸易。此外，增加的关税必须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负担，除非德国专家认为这种关税抑制了消费，减少了贸易额。德国对同那些征收高额关税的国家打交道很有经验，比如美国和南美的共和国，德国发现，即使关税很高，德国也能做成大笔买卖。当然增加关税一事应同等地适用于所有国家。从中国索取的赔款数额还没有确定，数额无疑是巨大的，但他希望不要超过增加的关税和厘金所能承受的范围，以避免出现由国际控制中国财政的事态，他认为国际共管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这种方案会遭到强烈的反对。
李希霍芬男爵完全赞成所提议的，就增加关税和厘金一事向赫德爵士（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进行咨询，他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即驻北京的公使们应尽可能在当地处理那些问题，而不要把它们上交给各国政府讨论。
拉塞尔斯谨上 1901年1月4日于柏林
第26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兰斯敦侯爵（继索尔兹伯里任英国外交大臣）函（第16号，机密）
1901年1月21日收到
阁下：
本月21日晚，我在约定时间拜会了比洛伯爵，自上月30日我返回任所以来，迄今未有机会与他谈话……
接着，我告诉他，我刚到伦敦，就会见了索尔兹伯里勋爵，勋爵对伯爵请我转达的友好表示感谢，并向我保证，英国女王陛下政府热切希望与德国保持最友好的关系。然而，他对德国在华可能进行的行动有些担忧——我尽量打消他的担心，这种行动可能会给两国政府的合作带来麻烦。德国皇帝很可能受人劝诱进军中国内地，以抓获最近那些暴行的主要头目，陛下很可能要求得到某些领土，作为要求中国政府支付的赔款的担保，女王陛下政府不赞成这两项行动。
比洛伯爵十分感谢我提到索尔兹伯里勋爵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他很高兴能够使我完全消除疑虑。他确信任何事情都不会诱使德国皇帝进军中国内地，此外，皇帝陛下决定不要求得到任何领土，因为它直接违反我们协议的有关条款。
比洛伯爵又说，皇帝对中国事务有一个希望，即尽快解决那里的问题，使德国军队能够返回国内。
拉塞尔斯谨上 1901年1月18日于柏林
第27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兰斯敦侯爵函（第20号，绝密）
1901年1月28日收到
阁下：
在本月18日的皇宫宴会上，德国皇帝告诉我，他高兴地获悉，瓦德西伯爵与在华俄国当局最终签订了有关山海关铁路的条约，他认为这一问题现在已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陛下又说，我对达成令人满意的解决时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可能一无所知．
本月19日晨，皇帝来访，对有关王后健康的令人担忧的报道表示了问候和他的打算，陛下重复了他在前一天对我所说的话，并说，他利用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场的机会，非常严肃地对皇室殿下谈到有关俄国在华行动一事。他指出，拖延解决中国问题的责任在俄国。当中国人就要接受列强的要求时，俄国人却居心叵测地鼓动他们继续抵抗，说联军就要撤退了。陛下很清楚，俄国要保护他们在满洲的利益，因而必须同中国达成单独协议。他无意干涉此事，但俄国人也必须理解，为德国公使遭到杀害一事及中国人犯下的暴行要求赔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达此目的，德国军队就不会撤离中国，无论俄国人如何讨厌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没有人比他更希望迅速结束中国的困境，以便军队尽早返回德国，他认为，俄国人为他们自己利益考虑的最好办法，是利用他们对中国的影响去说服他们，使他们确信，列强是认真的，并坚持，对列强提出来的要求，中国人应照办不误。
我表示，我希望这次谈话能够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德国皇帝说，他对大公是否将这次谈话向俄国皇帝报告深表怀疑，但是皇室殿下肯定会向拉姆斯多夫伯爵和其他在圣彼得堡有影响的人士讲述这次谈话，俄国政府将会因此而了解他的看法和打算，这也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拉塞尔斯谨上 1900年1月21日于柏林
第28件 兰斯敦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函（第35号，机密）
先生：
本月6日，英国女王陛下驻北京公使报告，俄国驻天津领事向领事团发布通告，指出，根据俄国与中国政府缔结的协议，俄国租借了白河（译音）左岸的一块地区，以界石为界。
据报道，比利时驻北京公使馆宣布租借了该河左岸的一块地区，它位于德国租界的对面，约1公里长，比利时驻天津领事于11月7日作出这一宣布；据说11月20日法国总领事也发布通知，宣布扩大天津法租界；与此同时，日本领事于11月28日也采取了类似行动。
根据1900年1月16日的英德协议，英国和德国承诺，他们不利用目前的混乱局面为自己获得任何中国领土利益，俄国政府接受了这一条款，并指出，它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因为俄国第一个主张维护中华帝国的完整，并以此作为其在华政策的基本原则。据说，在俄国政府看来，它在天津所建立的租界符合上述原则的性质；它之所以建立租界，首先是宣称根据征服权，后来则说是根据同中国政府的谈判，它的面积大大超过了为居住所需的一般租界，而相当于获得领土，而且它位于从海洋到北京的水路中的一个重要地点。这些租界，无论它是否在上述地点或中华帝国的任何其他地点，只要它是在中国的混乱时期获得的，都被我们认为有碍于列强今后努力达成有关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而在目前时刻更是不受欢迎。
我希望您向德国外交大臣了解一下德国政府对这些问题可能持有什么看法，如果可能的话设法弄清楚。根据他的意见，列强是否应该达成一项普遍的谅解，即在他们一致同意之前，对从拳民骚乱和围攻使馆以来在中国获得的任何租界或居住地的合法性都不予承认。
兰斯敦谨上 1901年月21日于外交部
第29件 兰斯敦侯爵致高夫子爵（英国驻德国大使）函（第49号）
阁下：
今天，我向艾卡德斯坦男爵（德国驻英国外交官）重述了我与林董男爵谈话的内容，即关于俄国与中国之间有关满洲的所谓协议。（参看我于2月5日发给窦纳乐爵士的第17号函件）
我告诉艾卡德斯坦男爵，我认为有必要像林董男爵所建议的那样，把我们的看法暗示给中国政府，这种表示意见的方式不会给我们造成不便；但它对鼓励中国人坚持其立场可能产生有效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我认为有必要满足日本政府的愿望，他们显然认为此事非常重要。
我说，无论如何，我认为能够提出这种建议是非常值得欢迎的，英王陛下政府不是单独行事，而是与某些其他国家一起干，我请他了解德国政府对该想法持何态度。
兰斯敦谨上 1901年2月7日于外交部
第30件 兰斯敦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函（第54号）
先生：
艾卡德斯坦男爵今天通知我，关于本月7日我和他的谈话——它收录于本月7日我发给您的第49号函件中，德国政府将指令其驻北京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如下内容：
“根据德国政府的意见，中国政府在估算出对列强的赔款额之前，并且在有关这种赔款的表示被接受之前，不应与任何国家缔结单独的条约。”
德国政府将向其驻东京公使传达此通知，也将向中国驻柏林公使转达。
我表示，当我听说德国政府准备采取这一措施时，我感到很满意，尽管它所使用的措词同我所建议的有些差异。但我认为两个通告在原则上是一致的，我相信它们将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兰斯敦谨上 1901年2月12日于外交部
第31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兰斯敦侯爵函（第46号，绝密）
1901年3月1日收到
阁下：
本月24日，在我离开柏林前往法兰克福拜会国王之前不久，我与德国首相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自从返回任所以来我还没有见过他。
比洛伯爵说，皇帝对他在英国受到的接待感到十分满意，他对我们两国君主之间现存的真诚友谊能够促进保持两国间的友好关系感到高兴。过于强调舆论界的不友善态度是错误的，造成这种态度的原因。部分是由于德国人普遍反对南非战争，部分是由于某些党派对国内事态感到不满，它表现为指责皇帝长时间离开柏林。陛下回到柏林后，这种不满情绪就会逐渐平息下来，伯爵乐于指出，这无疑是很重要的，可能由于这种情绪，在我们两国政府间造成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在中国一直进行合作，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类似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建议，告诉它，与任何个别国家缔结单独的协议是不明智的，伯爵高兴地看到，日本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瓦德西伯爵为进军中国内地所做的准备产生了他所希望的影响，中国政府已发布敕令，完全满足列强的愿望。
我打断了他的话，指出，我极为高兴地听说这是事实，而瓦德西伯爵的威胁也是成功的。据我看来，这是危险的虚声恫吓，如果不成功就必须向中国内地进攻，对于这一点，我知道德皇陛下政府是强烈反对的，而且我相信各国政府也持同样态度。
比洛伯爵继续说，他真诚地相信，我们两国政府在有关赔款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他知道您反对索要巨额赔款，同时他同意您的意见，即数额不应过高，他决心为杀害德国公使一事，为德国臣民所蒙受的损失，以及为德国政府为此所花的费用等等，要求足够的赔偿。他无需告诉我，进军中国内地在德国很不受欢迎，他肯定会在德国国会遇到很大困难，除非他能够表明已经得到了某些好处。
我回答，我知道您反对索要巨额赔款，与其说是因为其数额，不如说是因为获得赔款的方式。中国政府很可能需要筹集借款，并为此增加关税，如果关税的增加超过了某一点，就会阻碍与中国的贸易，而英国和德国将是主要的受害者，它们在华的商务利益远远超过其他国家。
比洛伯爵说，他对那些措施可能妨碍贸易感到遗憾，但他认为，关税的大量增加并不会带来有害影响、他希望，索要的赔款总额不会超过中国所能支付的数量。
他提醒我，他一直对两国间的良好谅解持积极态度。他乐于认为，两国政府间现存的友好关系将永远保持下去，并在不久的将来扩展到两国人民之中。
拉塞尔斯谨上 1901年2月26日于科隆堡
第32件 比洛伯爵1901年3月15日在德国国会的讲话摘要
……列强对中国问题无疑存在着不同意见。其中某些国家追求商务目的，其他国家则追求政治目的。德国在我看来属于前一类国家。1900年10月16日的英德协议便是依据这一精神而缔结。该协议与满洲无关；它不包含任何秘密条款，而是全部向公众公开。德国在满洲没有任何重要利益，那里的命运对德国来说无关紧要。另一方面，它现在对德国又很重要，因为中国给列强的赔款到目前为止尚未确定。当列强的要求仍未得到满足时，德国的财产不应过分减少，它也不应以虚假的债权人身份处置其财产。因而德国已通知中国，它反对中国现在与无论哪个国家缔结任何协议，它将损害中国的财力，美国向中国提出了类似建议，某些私人辛迪加最近利用中国的困境，向它强行索要各种各样的特许权，这一状况使帝国政府决心采纳这一意见……
第33件 兰斯敦侯爵致窦纳乐爵士函（第27号，机密）
先生：
本月9日，林董男爵给我留下了他所收到的日本驻柏林公使和日本外务大臣函件中所附电报副本。
我对他受命向我询问的问题作了回答，告诉他，德国政府还没有就两位日本大臣3月6日在柏林所讨论的各种观点与我们进行正式磋商。
但是我们被允许这样理解，如果日本与俄国处于敌对状态，德国将保持中立。
“善意中立”一词所表达的准确含义我并不清楚。用舰队牵制另一个国家的行为，恐怕难以看作中立。
我说，根据我同艾卡德斯坦男爵的谈话推测，虽然德国政府不同意俄国在满洲建立保护领地，但它并不认为德国在中国那一地区的利益使之有充分理由进行战争，以保护其利益。
根据我目前的判断，德国的确具有如上所说的那种情感，但我当然无权向他通报德国的政策。
我们的外交目标一直是劝阻中国不要与个别国家达成单独协议。我们已通知中国，我们不赞成这种协议，日本及其他国家与我们的意见一致。我们提请俄国政府注意，拉姆斯多夫伯爵的讲话与所谓满洲协议的著名条款是惊人的自相矛盾。
我认为，我们应准备和列强一起宣布，我们拒绝承认中国与个别国家所签协议的合法性。我们也通知中国，希望它在接到对它请求调停的答复之前不要再作出更多承诺。我们已通知它，如果它不考虑我们的警告，我们有权就我们的利益可能受到的损害向中国要求赔偿。
我相信，依靠我们的共同努力，有可能阻止实施该协议。如果出现日本与俄国的敌对事态，我们将感到十分痛惜，但在进一步了解德国的想法之前，我对他无可奉告，我还提议就些这问题进行质询。
我今天向日本公使通报了拉塞尔斯爵士第17号电报的内容，即关于“善意中立”一词的意义，该词出现在他10日留给我的电报中。
我说，在我看来，日本驻柏林公使对德国政府所使用的这一措词的含义有某种误解，显然德国政府绝不希望，如果俄国与日本开战，他们的举动会牵制法国舰队。
我告诉林董男爵，如果日本与俄国开战，英王陛下政府很可能像德国一样保持中立，但是我们不可能剥夺自己的充分行动自由，它必须根据事态发展来决定，而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作出预测。
兰斯敦谨上 1901年3月16日于外交部
第34件 兰斯敦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电（第79号）
1901年3月16日于外交部
星斯一，国会将会询问，英德协议是否适用于满洲。《泰晤士报》今天发表了比洛伯爵的讲话摘要，声称他认为该协议与满洲无关，并说这在文件中是很清楚的。
英国政府的意见是，第一款适用于满洲，它将涉及满洲的口岸，第二款适用于全中国。
如果德国有关该协议的译文与我们的文本不一致，将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必须尽力避免这种情况。
《泰晤士报》是否准确转达了比洛伯爵的观点？
第35件 拉塞尔斯爵士致兰斯敦侯爵电（第18号）
1901年3月17日发自柏林，同日收到
关于你的第79号电报。
《泰晤士报》的报道是准确的。比洛先生在他的讲话中清楚地指出，英德协议并不涉及满洲，而实际上在该协议中提到了满洲。
我确信，德国政府一直认为，“在他们影响所及的范围之内”一语是为了在该协议中排除满洲而加进去的，在我看来，哈兹费尔德伯爵之所以反对以前的草案，是因为它包括旅顺口和黑龙江，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在10月15日的第224号函件中所指出的，他的反对证明该译文是正确的。
第36件 兰斯敦备忘录（1901年3月25日致林董男爵）
英德协议中某些段落的译文受到了怀疑。
第二款指出，两国政府保证其政策不损害中华帝国的领土状况，英国政府认为它适用于满洲。
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表示其他国家的政府应如何解释该条款。
第37件 兰斯敦侯爵致拉塞尔斯爵士函（第136号）
先生：
艾卡德斯坦男爵今天将比洛伯爵的函件转交给我，其中提到了我于上月28日在上院发表的讲话中的如下段落：
“我询问，当该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被告之，德国政府曾让我们理解，在他们看来，满洲不属于他们认为能够施加影响的地方。
艾卡德斯坦受命指出。在上述段落中。我正确地阐述了德国政府所承担的职责，比洛伯爵也感谢我作出了这样的解释。
兰斯敦谨上 1901年4月7日于外交部
第38件 桑德森爵士致拉塞尔斯爵士函
亲爱的拉塞尔斯：
几天前，我从某家报纸上看到，某德国报纸刊登了一份显然根据官方消息的报道，大意是说，1900年10月16日，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进行有关英德协议的谈判期间，曾同意，该协议不适用于满洲，他甚至首先提议为此而在该协议中插入地理界限。
因此，根据兰斯敦勋爵的愿望，我寄给您在该协议谈判期间我们与哈兹费尔德伯爵的通信副本及一些有关的笔记，它们清楚地表明：
1、索尔兹伯里所提出的地理界限仅适用于该协议第一款的后半部分，即两国政府保证维护中国沿海沿江口岸的贸易自由。
2、他建议根据现有的条约权利，对上述界限补充一个新的规定，该规定显然将适用于满洲和中国其他地方。
3、比洛伯爵建议对第二款加以改动（该条款是为防止侵犯中国的领土状况而设），索尔兹伯里勋爵尽管抱怨这一改动削弱了该条款，但仍接受了它，但无论是比洛伯爵还是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这次讨论中都既没有提出或建议将满洲排除在该条款的范围之外，也没有提出，索尔兹伯里勋爵建议插入第一款的地理界限可以适用于第二款。
4、索尔兹伯里勋爵提出的地理界限是北纬38度线，它意味着，如果它适用于该协议第二款，两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必然是，既要维持现状，使中华帝国的领土不减少，又使两国及其他国家可以随意占领中国的首都——它位于直隶省，并且占据该省很大一部分——和整个蒙古，因为它们全都位于北纬38度以北。
我们准备承认（兰斯敦勋爵实际上已经承认）的唯一事实是，德国政府在谈判期间宣布，他们不愿意就是否在满洲沿海沿江地区遵守贸易自由原则而与俄国发生争吵，而且他们有权认为，他们不必依据该协议第一款而与俄国发生这种争吵，因为他们并未对中国这一地区施加影响。
桑德森 1902年3月5日于外交部
第38件的附件2 哈兹费尔德伯爵致桑德森爵士函
亲爱的托马斯爵士：
拟议对协议草案第一款的补充——我父亲在星期二与索尔兹伯里勋爵会谈后曾加以删除——如下所示：
在“差别”之后增加一段：
“两国政府同意，维持北纬38度线以南中国领土的现状。”
哈兹费尔德谨上 1900年10月4日于德国公使馆
第38件的附件3 桑德森爵士致索尔兹伯里侯爵函
哈兹费尔德伯爵说，拟议对协议草案第一款提出的补充已写在附加副本的页边。
有必要确定某种保留条款，即该协议绝不能违背两国政府的意图，它们将保持根据条约在中国北纬38度线以北的口岸已经享有的特权。
天津和牛庄对我们的贸易非常重要。
桑德森
我同意，为了防止误解．这是一个合理的预防措施。
桑德森
我随信附上了哈兹费尔德伯爵的文件，请帮我复制副本并寄给他。
桑德森 1900年10月4日于外交部
第38件的附件4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哈兹费尔德伯爵函
亲爱的哈兹费尔德伯爵：
比洛伯爵的改动肯定将使该条款的效力大为降低，从而削弱我们本应从它那里获得的保护。请你向贵国政府询问，他们是否同意该协议结尾处的如下条款：
“两国一致认为，此文件绝不能削弱或影响两国政府根据现有条约在中国各地所享有的权利。”
我认为，这对于防止误解是必要的。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10月4日于外交部
第38件的附件6 索尔兹伯里侯爵致哈兹费尔德伯爵函
亲爱的哈兹费尔德伯爵：
我难以接受你所作的这种修改，因为它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如果中国与英国有任何秘密协议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我们的协议将使之无效。我承认，自从你将它修改得使之符合俄国的愿望，我就很不喜欢这个协议了。它要对如此大的误解负责。一俟我的内阁同事全部选出，我肯定召开内阁会议，对它加以考虑。
如果你希望见我，我将乐于在星期二的5点钟会见你。
索尔兹伯里谨上 1900年10月6日于外交部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