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献给读者的本卷，是《19世纪俄中关系》系列文件集中的头一部。它围绕同一主题，按历史顺序，构成系列中前已出版其他各卷的继续[1]。本卷内容涉及1803~1806年间Ю.А.戈洛夫金使团出使清帝国的筹备工作和出发情况。
本卷同前已出版的四卷文件集，其有所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收入了俄国档案文件，而且还收入了清方文件的满文译本——当时满文在中国是官方语言。于是，本卷收入的文件原件共由六种文字构成，即：俄文、法文、满文、中文、蒙文和拉丁文。俄中两方的文件多数都是第一次得到科学规范处理。
在俄中关系史上，戈洛夫金使团是一次理应引起注意的事件。有关文件使人们得以了解俄国政府在19世纪初对两国经济关系（主要是贸易关系）发展前景以及划界问题的态度。材料也足以使人们评价清政府对这些问题的态度。
本卷材料的有趣之处，还在于所涉及内容是俄中关系史上俄国和国外史学界研究甚少的一段史实，有关史料公布得也很不充分。
从俄方来看，出使的失败，以及当时正在同拿破仑进行的战争，转移了国内的视线，使得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有所降低。这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研究不够的原因。也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В.А. 季亚科夫和Л.Н. 克里沃舍因都提出一种猜测，认为相关的基本档案资料未能保存下来[2]。
Б.П. 古列维奇有一篇论文，对19世纪前半叶外交部有关俄中关系的文件进行了分析[3]，却也未见提及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藏有戈洛夫金使团的材料。他指出，在系列文件集《19世纪及20世纪初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卷本中，虽曾公布过某些资料，但涉及本卷主题的材料却颇为零星，而且文档的收藏地点亦未标明[4]。
本卷是首次专门披露戈洛夫金使团出使清帝国有关材料的文件集。编者的主要目的，除了尽量全面披露使团的主要活动——外交活动之外，还在于披露派遣俄国传教士团赴北京换届的相关事宜。按照俄国政府本意，这届传教士团应与使团同时抵达中国首都。
本卷所收文件起自1803年的2月13日（商务大臣Н.П.鲁米扬采夫奏请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派员赴北京谈判开广州贸易事），止于1816年11月1日（原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А.М.科尔尼洛夫就俄、清帝国边界事致外交部主办К.В.涅谢尔罗德的咨文）。
戈洛夫金使团解散后不久，俄国即有第一批介绍它的文字问世，均出自大使随从的笔底。这些文字内容五花八门，有旅途印象，也有科学论文。其中首先值得一提的是画家И.П.亚历山德罗夫的旅途书简（1806），它谈了一路上的种种印象[5]。1807 年又有两篇文字问世：一篇发表在柏林的刊物《地理拾零》上，据戈洛夫金认为，作者是使团拉丁文译员Х.А. 斯特鲁维[6]；还有一篇也出自同一作者手笔，内容大同小异，刊载在《Gasette de Petersbourg》上[7]。一年后列曼医生发表了一篇有关贝加尔湖地区矿泉水的文章（1808）；他还有一篇同此行有关的文章，发表时间较晚（1819）7a。此时画家А.Е.马丁诺夫也出版了一部旅途写生集，并在每幅画下附有文字说明（1819）。后来，Ю.克拉普罗特的著作问世（1823）。最后，多年之后，还有一位使团成员Ф.Ф.维格尔的《笔记》也得以出版[8]。
有关戈洛夫金同库伦边务大臣谈判的大致情况，以及使团历史的一般情况，在В.И.瓦庚、Я.А.颇杜什金、П.Е.斯卡奇科夫、Е.В.布纳科夫、Е.Л.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等人的著作中均有所述及。不少俄中关系史著述都介绍过使团概况。它们的作者均为著名学者，如В.П.瓦西利耶夫、В.В.巴尔托尔德、Н.В. 克尤涅尔、И.Ф.巴布科夫、Д.А.希林、В.М.帕谢茨基等。有关这次出使的一些小文章，或提及这次出使的文章，分别刊载于各种文集、回忆录、百科全书、传记以及手册和词典中。有关俄国船队到达广州的情况可见于探险队领导人和参加者И.Ф.克鲁森斯特恩和Ю.Ф.利香斯基的札记。有关传教士的材料可见于М.Я.莫罗什金的著作。
西欧和美国历史学著作中见不到关于戈洛夫金使团的专门记载。值得一提的只有英国女学者P.克维斯蒂德和美国女学者傅·洛舒。她们披露了一些有关这次出使的文件。关于1805~1807年俄国使团对清帝国的出使，中国也没有专门的论述。
首次比较详细论及有关戈洛夫金使团俄文档案材料的是В.Н.巴斯宁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对主要文档逐份进行了描述[9]。让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В.Н.巴斯宁既未说明这些文件归属于哪个卷宗，也未指出它们的收藏地点，更未说明文件的编选者是谁。至于文件清单从何而来，他更是讳莫如深。在巴斯宁全宗以及巴斯宁所收藏的材料中，没有发现清单原稿。尽管我们手头没有巴斯宁批阅过的原件，但还是有理由猜测，这份清单很可能得自外交部档案馆负责登记戈洛夫金使团档案材料的一名官员。因为完全有把握肯定，发表的清单正是这次出使的档案材料编目，它收存于彼得堡外交部总档案馆。巴斯宁公布的档案清单分类标题，同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所存该档的文件顺序及标题完全相符。
上述介绍戈洛夫金使团档案的文章，涉及材料大约有500余种。目录分17个题目，每个题目说明一个具体问题，如出使筹备工作、组织工作、使团活动等等（“使团成员”、“使团出发”等）。在每一主题下，又按时间顺序，对每一份文件内容给出简要说明，其中包括文件形成日期、起草人姓名、内容简介。如文件特别重要或有趣，介绍的内容就更为翔实。然而说明中却也缺少一些特别重要的要素，如文件外观、受件人、是否正本、所用文字，文件存档地点等。总体来说，这些都难以不使介绍的价值大打折扣，而不标明存档地点则对检索文档增加了难度。介绍文件内容的文字即使再贴切，也无法代替文件本身。还应指出，按主题编篡文件，会打乱总体时间顺序，从某种意义来说显得很不自然，因而也很难一贯到底。巴斯宁的介绍尽管有这样那样缺点，但对研究19世纪初叶俄中关系史的人来说，至今仍不失为难得的、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因为在一般参考文献中，根本无法找到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中这一藏档的线索（这一点我们已经谈到）。清单还能使我们对照藏档中现存文档情况，了解收藏是否完整。
总体来说，巴斯宁的文章提供了可靠资料，使人们得以了解俄国政府在派遣戈洛夫金使团时打算解决的问题，为研究该课题打下了基本文献资料基础。
至于戈洛夫金使团的史料本身，直至该使团出发后一百年才得以公布。1904年，历史资料集《史海钩沉》[10]发表了使团档案材料选编[11]。其中包括由戈洛夫金本人亲自编选、由他的孙女E.A.萨尔蒂科娃—谢德琳娜[12]送交编辑部的29个文件。
编辑部选编文献时撰写的《前言》，对使团任务、它所经历的几个主要过程，都做了简要说明，并指出该课题研究状况甚为薄弱，强调了文件发表的意义，注明了它们的出处（保存状况以及是否为正本）。
由此看来，《前言》符合公布文献资料的要求。这是一个高水平的科学版本。但也有失误，就是没有把文集中发表的材料同外交部档案馆所藏文件加以对比[13]。其结果致使研究者无法得知存档全貌，至今仍限于利用戈洛夫金私家藏档的抄本，而真本却沉睡在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的圣彼得堡分馆中。就其构成而言，档案集所收文件都是研究出使最重要的文件，如对使臣的训令、呈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况报告、外交副大臣А.А.恰尔托雷斯基给戈洛夫金的信函等等。
然而与此同时，由于私家藏档具有一定局限性，致使这部文件集带上了选编的性质，限制了从整体上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我们还要指出，在发表的29份文件中，只有15份同使团的外交有关，其余都是研究西伯利亚各省的材料。文集中古文献学材料处理原则得到了严格遵守。所有文件均按时间顺序排列，附有题跋，标明撰写日期、作者、受件人，以及其他符号印记。这对于确定文件真伪极为重要。法文本的文件给出了原文，并附有俄文译文。有一个地方在脚注中还给出了未发表文件的引文。不过这种情况本应见诸附录或尾注，但在该文件集中却一概阙如。
自从上述文件集出版后，有关使团出使的基础资料就大大丰富了，遗憾的只是人们对档案馆还有一批存档却一无所知。自然，以这样的资料想要对课题做综合研究尚有不足。
1959年М.С.谢列兹尼奥夫发表了一篇文章，通报北京国家古文献档案馆（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历史档案馆）藏有19卷共30余件俄文档案原件，时间起于17世纪，迄于19世纪上半叶，其中第11卷和第12卷含有戈洛夫金使团的文件——枢密院致理藩院的几份国书、伊尔库茨克省长和使臣致库伦边务大臣的一批公函，以及使团人员名单[14]。
1993年А.Д.沃斯克列先斯基翻译发表了有关克鲁森斯特恩和利香斯基的船只到达广州的中文史料。
以上是俄国和国外有关戈洛夫金使团史料的出版情况。
在俄国，戈洛夫金使团出使清帝国的筹备工作主要是由专门管理亚洲各国事务的一个局（亚洲局）来操办的，该局于1797年成立，附属于外务院。据1802年9月8日设立外交部的诏书，外务院隶属于外交部，并一直存在到1832年[15]。在戈洛夫金使团筹备期间和出发时，领导外交部的有国务大臣А.Р.沃隆佐夫（1802年9月至1804年1月16日）、外交副大臣А.А.恰尔托雷斯基（1804年1月16日至1806年6月17日）、国务大臣А.Я.布德伯格（1806年6月17日至1807年8月30日）、外交大臣Н.П.鲁米扬采夫（1807年8月30日至1814年8月1日）。
由此看来，以上关于戈洛夫金使团出使清帝国文献档案情况的综述清楚地表明，在俄中关系史上，这一事件从来没有成为专门学术出版的对象；而已经出版的有限文件，也无法构成研究课题的完整史料基础。本文件集向研究者提供了大批无人涉及的材料，填补了俄中关系史上的一个空白。
领导戈洛夫金使团筹备工作的是外交部办公厅。记载着这段历史的档案资料集中在圣彼得堡外交部总档案馆，它是俄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现为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的一个独立档案分馆。
在这个档案馆内，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档案资料归入统一的档藏，基本文档全数已收入[16]。所有文件看来都是在1868年以后整理成档并加以登记的。当时从外交部各司将档案汇集起来，归入外务院总档案库。在整理档案库材料的时候多组不同来源的材料都归了档，其中有：
1．外务院以及国务大臣沃隆佐夫、外交部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国务大臣布德伯格、外交大臣鲁米扬采夫办公室的文档。
2．戈洛夫金大使办公室的文档。使团归国后，这批材料由使团二秘Я.О.拉贝特于1807年3月转交外务院亚洲司秘书А.М.伊万诺夫[17]。
3．戈洛夫金大使转送外务院备案的西伯利亚总督И.О.谢利丰托夫（1803年4月16日至1806年3月8日）、И.Б.别斯特尔（1806年3月8日至1819年3月22日）、伊尔库茨克副省长А.А.希什科夫（1805年1月12日至1806年8月4日）、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Н.М.卡尔特维林（1803年4月10日至1804年9月26日）、А.М.科尔尼洛夫（1805年3月27日至1806年5月25日）和Н.И.特列斯金同清国边务大臣的往来信函。
4．17-18世纪期间俄中关系档案文件抄本。由外务院莫斯科档案总馆和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于1804-1805年期间按外务院和戈洛夫金办公室要求抄制，并转送该两个机构[18]。
研究戈洛夫金使团历史，比较值得重视是第一组文件。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都产生于亚历山大一世政府中派遣使团、组织使团等想法的创意人以及对之实施具体领导的人士和机构。唯其如此，这些文件对问题的阐释才能比较全面深入。
首先让我们来检视一下这段时间俄清两国政府的往来换文、交换信函程序、存档文件类别和各种不同文本。
由执政的枢密院发往理藩院的国书，是由外务院亚洲司根据国务大臣的指示草拟的。草案要向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奏报，经他批准后交由外务院按御批形成文件，同时还形成亚历山大一世给西伯利亚总督的敕旨。
发往北京的国书正本，用俄文、拉丁文和满文书就（前面已经说过，当时满文是清帝国的官方语言）。
因此，存档的枢密院致理藩院的国书内，还包括经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审阅过的俄文草稿、由外务院按草稿形成的底稿（实际上这就是国书的文本），以及满文文本和拉丁文文本的底稿。满文文本一般由译员А.符拉德金拟成，拉丁文译员有好几个，其中我们知道的有文办И.К.普罗涅维奇。
理藩院致俄罗斯帝国枢密院的国书正本包括俄文、满文和拉丁文文本[19]。所有三种文本格式相同，盖有两体文字方形红色印鉴（在清帝国它们等同于签字），左方为满文：“图勒尔基-果洛-拜-达撒拉-朱尔干-伊-多隆”（意思是“理藩院之印”），右方为篆体汉字，其义相同。也就是说，所有三份文件均为正本。国书由清国信使送达西伯利亚总督。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对满文原件进行翻译（翻译者一般为А.帕雷舍夫）。译件经核对后连同原件送外务院[20]。外务院收到国书后，由符拉德金再次翻译（现存有译文手稿，其上间或加有注释）。译本有时还要做几份抄件，分送多人参阅（如送交商务大臣Н.П.鲁米扬采夫），然后再退回外务院[21]。所以理藩院致枢密院的国书原件有三种文本以及满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还有经过核对的译文的多份抄本。
1804年5月开始准备国书，为此参阅了大量档案资料，研究了此前俄清两国政府外交换文的经验。外务院莫斯科档案馆主任、著名俄中关系文献档案专家Н.Н.班德什-卡缅斯基[22]亲自查找和挑选外务院要求提供的材料，在对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专门的参考手册和奏章札记。有一份篇幅很大的参考资料，其中开列了自1654至1792年间俄清帝国往来文函中的各种职衔，摘录了这一时段内全部换文的详细内容和格式。这不仅对于分析1805年6月29日的几份国书文本很有意义，而且本身就是研究17-18世纪俄中关系的史料[23]。全权证书的草稿是由外交部密档室主任П.Г.达维多夫于1805年5月草拟的，其中有一条提到，使团有权乘船沿阿穆尔河航行，并将之列为出使的主要目的[24]，值得注意。依惯例，全权证书对使臣的使命不必加以说明，故此条在定稿中未被列入。公文现存各次草稿，以及起草过程中种种想法的零星记录，使得追踪公文起草过程成为可能。在本组文档中，俄清两国政府换文的情况大体如此。
指明使团任务的主要文件是1805年7月6日下达的19条训令。这份训令存有几个稿本，包括上有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签字的正本[25]和钦定底稿[26]、各次草稿、以及有关内容意见的笔记等。其中有一份十分详尽全面的笔记，叫做“训令草案各条内容”，共23条，很可能是恰尔托雷斯基于1805年拟订的（此稿中没有标明起草人和起草时间）[27]，其中根据出使大纲，对各种细节做了具体规定。
恰尔托雷斯基于1805年7月8日致戈洛夫金的信，其中有一份是经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批准的底稿，个别地方还有指示和说明[28]，应视为补充训令。
恰尔托雷斯基和鲁米扬采夫之间，交换过大量信函；档案中还保存了他们呈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大量奏章。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帮助理解训令内容，了解它的文外之义。不研究这些文件就无法再现使团筹备工作的完整面貌。属此类文献之列的还有鲁米扬采夫1805年1月16日关于同清帝国发展商贸关系前景的奏章[29]以及恰尔托雷斯基1805年1月23日关于出使训令内容和使团筹备情况的奏章[30]，这些文件的正本都保存了下来。
在此档第一组文件中，外交部同使臣之间的换文占有特殊地位。它们对自出发至返回期间使团全部事件进程和使臣戈洛夫金的活动都做了说明。通常信使送达彼得堡的每一次驿报都包括使臣呈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奏章、呈外交大臣的公函（二者内容基本相同，同时还附有法文正本），并附使臣同清帝国边境当局、西伯利亚各省政府往来信函的抄本等。举凡日常事务乃至戈洛夫金途中所遇困难及感受，奏章和公函均一一加以奏报。此外，有些奏章还记下了出使途中遇到的问题和任务，并提出解决办法的建议。例如关于扩大同清帝国贸易关系前景的建议[31]，关于一旦清国一方提出划界问题时拟议的国界方案及所附地图[32]等等。
有时还从收文簿中译成俄文的戈洛夫金奏章中做一些摘录，以向皇帝亚历山大一世报告。凡大臣对使臣下指示做说明，存档的公文一般都是经过批准的底稿或副本。
外务院以及外交部办公厅的材料，相当详细地反映了西伯利亚省政府参与使团筹备工作和派遣工作的情况[33]。
就所有这些问题存档的文件，还包括经亚历山大一世审阅的诏书底稿、外交部几任大臣致西伯利亚总督的公文副本，以及总督们的奏章正本、他们送外交部的公文。公文中还附有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和西伯利亚总督同库伦边务大臣往来的换文抄件，下文我们将予以详述。值得注意的还有恰克图边防长官的报告正本，其中含有清方对戈洛夫金使团的态度、清帝国内部情况、边境状况以及俄清两国边境当局之间关系的性质等非常有趣的补充情报。
外务院文件中，还存有大量关于遴选使团成员情况的往来信函[34]。
此外，大量信函的内容研究了如何保证使团各种食物、备品、随员服装的供给。对挑选礼品馈赠清帝一事也给予了极大关注。
在外交部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的办公室以及后来的国务大臣布德伯格、国务大臣兼外交大臣鲁米扬采夫等人的办公室的材料中，他们同俄国耶稣会士团的两位总主持Г. 格鲁伯和Ф.布若佐夫斯基，以及同俄国驻里斯本公使И.М.瓦西利耶夫之间的往来信函应予以特别关注[35]。这些信函涉及俄国政府有意利用耶稣会士在北京的影响，以期戈洛夫金出使成功。
卷宗内的第二组文献资料，如前所述，由使臣办公室的文件构成。其中首先是一组戈洛夫金同库伦边务大臣的往来信函，从1805年7月起至1806年1月止， 涵盖了出使的整个时期，几无遗漏（详见下文）。
使臣同外交副大臣的往来信函包括恰尔托雷斯基致戈洛夫金的法文原件，以及一本收文发文登记册[36]。使臣办公室的大量文件中，还包括戈洛夫金同西伯利亚总督И.О.谢利丰托夫和И.Б.别斯特尔、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西伯利亚防线巡视员拉夫罗夫少将、恰克图边防长官等人的来往信函。
除了外交使命之外，戈洛夫金还负有巡视西伯利亚各省的任务。送交使臣的报告，均带有述职性质。
使臣办公室的材料说明了戈洛夫金在筹备使团过程中研究的文献范围[37]。
卷宗内的第三组文件基本上都是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的材料，由它同库伦边务大臣的往来信函构成，由西伯利亚省长们以抄件形式经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秘书И.维里金副署后，转呈外务院以及戈洛夫金办公室备案。
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的信件是俄文的[38]。库伦边务大臣的信件由原文译成了俄文：蒙文由译员兼信使Ф.桑热哈耶夫翻译，满文由译员A.帕雷舍夫翻译。
第四组文献资料是由本档所收17~18世纪俄中关系档案文件选编而成，这一组文件所余无多，因为（如前所述）文件的主体部分已由使团办公室移交外交部莫斯科档案馆。
在对本档文件内容结构的介绍行将结束之时，还要指出外交部圣彼得堡总档案馆对卷宗系统整合和编目的一些特点。许多分属不同馆藏的文件（如外务院、戈洛夫金使臣办公室、伊尔库茨克省各衙门）先是被集中到了一起，然后又打乱时间顺序按主题分编（按使团筹备工作和活动的主题）。以这种方法整合的结果，同时起草的文件分别编入了不同文档，且按主题系统整合的原则又难以普遍和始终得到遵守（因为每份文件内容复杂，头绪纷繁），因而同一份文件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且相距甚远。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本档收入的的某些文件是不同稿本或变体（如草案、正本、底稿、经核对的抄本等）。因此，要检索某一主题的相关文件，就不能局限于档内的某一主题。不过也正由于档内材料无所不包，它才能成为研究使团历史的基本文献基础，才能够相当完整地说明使团历史的各个主要方面。
除了这里提到的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文档之外，在外交部圣彼得堡总档案馆的馆藏中，还有一些没有归档的个别卷宗，也存有戈洛夫金使团的有关文件，值得一提。
在收有外务院同西伯利亚总督、恰克图边防长官讨论1806-1830年期间俄中边境局势的往来信函专卷中[39]，集中了大量产生于戈洛夫金使团出发以及逗留于恰克图和库伦期间的报告。
在这个卷宗中，收有西伯利亚总督别斯特尔同外务院之间交换的信札，其中谈到要求查证拿破仑敦请清国皇帝与之结盟共同反俄的消息（这些消息相当复杂）[40]。卷宗还收有恰克图边防长官П.А.伊兹马伊洛夫日志的正本，记载了他同清国边境当局会见的情况[41]及许多其他文件。值得注意的是一张清单，上面载明1762~1782年间西伯利亚各省省长“有关中国事务”的一批报告，是因应戈洛夫金出使事由，于1806年由外务院呈调别斯特尔的[42]。
在总档案馆馆藏的某些卷宗中，还有关于使团出发前后恰克图贸易情况的材料[43]。使团开销帐目也保存了下来[44]。最后，这批馆藏中还保存了俄国传教士团派遣人员前往北京换届的卷宗[45]。
在亚洲司图书馆馆藏中，保存着加入使团的科学考察队成员关于东西伯利亚情况的笔记[46]，以及游离于该基本卷之外的一个卷宗夹，内有戈洛夫金同库伦边务大臣的往来信函[47]。
介绍了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馆藏之后，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收藏于其他档案馆的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文件。首先要提到的是商务院的馆藏。这个衙门直接从事同清帝国发展经济关系前景问题的研究。它的首长鲁米扬采夫是派遣使团的倡议者之一。但在现存于俄罗斯国立古文书档案馆的商务院藏档中，我们感兴趣的这个时期，文献所藏甚少。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封公函，内容是因戈洛夫金被任命为出使清帝国特命全权大使而准予离职二年（他于1800-1807年间任商务院院长），还涉及同他相关的银钱帐目事宜[48]。有关筹备使团这一事件本身的材料藏档中并没有保存。这一点可以有一个解释，就是鲁米扬采夫于1807年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兼任商务大臣（至1810年），他下令把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筹备工作的文件调到了外交大臣办公厅[49]。及至1834年彼得堡成立俄罗斯帝国国家档案馆时，这些材料（连同外务院的其他档案材料）就转了过去。后来，国家档案馆的藏档又归入了俄罗斯国立古文书档案馆。
国家档案馆馆藏中，1803至1806年间只有两个卷宗涉及商务大臣鲁米扬采夫参与筹建出使清帝国使团[50]一事。
一个卷宗是鲁米扬采夫致外交副大臣恰尔托雷斯基、国务大臣布德伯格的信件，其中谈到应该如何同清方进行外交谈判（无论是使团筹建过程中，还是使臣由库伦返回后，他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51]。
同西伯利亚省政府衙门以及恰克图海关关长П.Д.瓦尼方季耶夫的往来信件占了材料的一多半，涉及的主要是恰克图贸易状况，以及恰克图边境当局同戈洛夫金之间的矛盾。
俄国驻里斯本领事А.Я.杜巴切夫斯基的信件值得注意，其中谈到清帝国内部的一些情况[52]。值得注意的还有俄美公司的经理们写来的一份报告，其中提到随同使团出发的还有一位公司代表，运去了一批货物。这份报告于1805年3月24日转呈给亚历山大一世皇帝[53]。一份理藩院致枢密院的照会，是外务院送鲁米扬采夫参考的（该件为满文译本抄件）[54]，也保存了下来，其中谈到同意接待俄国使团。
总的来看，国家档案馆所藏文献对鲁米扬采夫作为商务大臣的活动反映得远远不够。但是关于使团筹备工作的某些方面在其中反映得却相当充分，特别是关于鲁米扬采夫参与起草给使臣训令一事。查阅这些文件时应当注意，其中有一部分是草稿，而正本都收藏在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
除了收藏在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的文件[55]之外，在圣彼得堡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的东正教事务衙门办公厅藏档和东正教衙门事务大臣办公厅藏档中，还存有关于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的档案卷宗，其中保存了1805年的一批往来信函，涉及选拔修士大司祭和两名修士司祭随戈洛夫金使团派赴北京的事宜[56]。
在鄂木斯克地区国家档案馆馆藏中，存有西伯利亚多位总督同枢密院、俄国边境当局等之间于1805-1810年间的大批往来信件。其主要内容是筹建和派遣戈洛夫金使团事宜[57]以及俄中边境的情况（遣返逃民、寨堡现状、关于通往边境道路状况的介绍、同清国边务当局的关系等）[58]。
有些私家藏档中，涉及出使经过的文件也颇为值得关注，如Я.О.兰伯特[59]、П.Г.迪沃夫[60]、Н.В.巴斯宁[61]等。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本卷收入的清方档案文件。清帝国的管理系统一如既往，同俄罗斯的关系也照例仍由理藩院处理[62]（根据1727年的恰克图条约），但大政方针和具体决定权掌握在皇帝和他的近臣手中。
现时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满文文档，集中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遗憾的是在为本卷准备材料时我们无缘到那边去工作。还有就是在蒙古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乌兰巴托）。后者所藏满文文档本卷有所收录。
本卷编入的该馆文件起自1803年12月20日（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Н.М.卡尔特维林因知会本人就职事致库伦边务大臣荣登道尔吉和费尔肯格的信）[63]，止于1808年12月31日（伊尔库茨克民事省长Н.Е.特列斯金致信库伦，感谢协助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前往北京暨返回俄国）[64]。围绕着本卷主题，我们在蒙古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的馆藏中，一共选取了2884页手抄满文文档。大部文件未经任何删节直接译成俄文，编入本卷。枢密院和理藩院的公文保留了当年的老译文，并通过文尾注释标明它们藏于蒙古中央国立档案馆（对存于俄国档案馆的伊尔库茨克、库伦之间往来信函，也做了同样处理）。在介绍满文档案之前，先把它们的来源作一简短说明。
众所周知，清政府在北部蒙古（蒙语称喀尔喀）的最高代表是乌里雅苏台将军[65]，自1759年起，其驻地位于喀尔喀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一般来说，将军都是满人。最初在将军辖下，设有军事和民事管理机构，管理喀尔喀四部：土谢图汗、车臣汗、赛音诺颜汗、扎萨克图汗。为了协助将军治理，皇帝又下旨任命两名昂邦参赞大臣（称黑白昂邦）分驻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自1762年又增设库伦一处。库伦昂邦参赞大臣[66]管理东喀尔喀民事，辖下有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两部，负责俄罗斯边界事宜。参赞大臣一由满人担任（派自北京），另一人为蒙古人。形式上蒙古昂邦参赞有责任就地方管理诸事向满人昂邦提出建议，实际上却只是惟命是从而已。
稍后，库伦边务大臣取得了直接向皇帝报告的权利，这样他们对乌里雅苏台将军的从属关系几同虚设，其表现仅在于送往北京的报告必须呈给他一个副本而已。
使团由恰克图前往北京，库伦是必经之地，而“迎送保护洋人乃地方官员之要务”[67]，故而库伦边务大臣不但要迎接戈洛夫金使团的到来，并护送它到北京，还要安排换届的俄国传教士团（第九届）途经蒙古的各项事宜。因此他们要同中国境内各站点以及俄方交换信函。于是所有这些文件，也就在他们的押签房里保存下来。枢密院和理藩院的换文，也要由这个押签房经手（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谈）。
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办理公事有个特点，即凡往来文书都要在发文和收文簿上留下抄本，凡由此收发的文件，都精心抄录到这些文簿上，然后正本送走，文簿上的抄件则取代正本，具有完全的法律效用[68]。库伦边务大臣也正是利用这些文簿上的抄件来指导工作。因而可以完全放心地指出，对当代研究者而言，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的抄文簿同正本具有同样的历史价值[69]。
在蒙古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的抄文簿一度被归入独立文档（M-1）。文档中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材料集中于几个卷宗，主要是639号卷宗。看来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材料初期并没有全部保存下来，这一点可以从我们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找到的文件中，以及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抄文簿中简短的往来文件摘要中得到印证。蒙古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馆藏中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满文档案，至今还没有一件得到发表。文件保存完好，笔迹各异[70]，由黑墨书就。正本中清国皇帝所作朱批均由押签房录事在抄写时另笔标出。所有文档均装订成册，作长方形（满文叫“档子”），按年代存放。档子封面有标题（本卷在相关文件注释中予以标明），并注明其中文件的年代。文件本身不标年代，仅有发文和收文月份日期。
该馆藏中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满文文档，来源可以分为三类：1）库伦边务大臣同清帝国中央政府机构——军机处和理藩院的往来信函；2）库伦边务大臣同西伯利亚政府及俄国使团的往来信函；3）中俄两国中央政府机构——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的往来信函[71]。对于研究1805-1806年间俄国使团出访清帝国这段历史，文档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其表面特征（装桢）也各不相同。下面就此还要详谈。
无疑，就研究戈洛夫金使团历史而言，最值得注意的还是第一组文件。其中清皇帝颙琰因俄国使团到来而给库伦边务大臣下的圣旨占有特别地位，因为出使的结局如何，最终还是取决于这些圣旨。
清帝颙琰给库伦边务大臣的圣旨[72]全是用满文书写的，由军机处[73]以饬令形式发往库伦。以军机处名义签发的饬令往往只有两句话：一是文头（“军机大臣饬令库伦边务大臣喀尔喀王及一众人等”，“皇帝诏曰”）[74]，一是文尾固定格式的结束语（“着尔等一体奉诏执行，此令”）。在这一头一尾之间，就是皇帝的诏令。
书吏（满文叫“笔帖式”）若将诏书录入押签房文簿，要在文头注明库伦收文的日期。军机处的饬令则退回北京[75]。比较重要的文件有颙琰皇帝于1805年2月1日后下达的诏书（即下诏同意接待使团后不久），其中明确表达了他对此事的立场。在诏书中博格德汗写道：他仅仅是下旨同意俄国人的请求，而本身并没有邀请使团的意思[76]。这份诏书似乎是库伦边务大臣以后行动的纲领，其后果如何，已经一清二楚。
库伦边务大臣向颙琰皇帝报告俄国使团到来的奏折，对理解事件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奏折中报告了执行圣旨的经过，未来由库伦到北京一路保障使团所需的情况，准备工作遇到的困难，为使团调集护卫的情况，同西伯利亚当地政府以及使臣交换信函的情况，俄方几次信使到访和接谈的情况等等。
奏折写在长长的专用纸上，折叠成手风琴的样子（满文叫“卜克搭哩”）[77]，文尾在日期之前留有空白，供皇帝批示。奏折发往京城之前，要录入押签房文簿，预填发文日期（写在奏折正文之前）。根据紧急程度，奏折以不同的速度送往京城（皇帝有时也在诏书中注明，奏章应以何种速度递送）。奏章送抵北京后，皇帝以朱笔加批，然后退回库伦。把批示誊到相应奏折的抄件上，正本再次送往北京[78]。
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的公文有一套固定格式，语言干干巴巴，我们翻译时尽量保持原样。而在致王爷和昂邦的报告中，对俄国人及俄国使团则是污言秽语，辱骂有加，无所不用其极。从这方面看，对比清俄两方文件也是很有趣的。
由本卷所收文件可以清楚看出，库伦边务大臣在呈送皇帝的奏折中，有时也“不揣驽骀”地提出一些建议，但这些建议对于京城就俄国使团到来而做出的这样那样决定，远不是没有影响的。
例如，在1805年5月12日的奏折中，他们提请皇帝注意，俄国使臣初次入朝觐见（此处应读做不懂礼仪），随员人数太多，所贡何物，情况不明；而且使团违反惯例，带同俄国传教士团前来换届[79]。嗣后，6月10日皇帝就下了诏书，着戈洛夫金削减随员，并禁止俄国传教士团随使团进京[80]。库伦同理藩院的往来文函，其着重点在于讨论如何接待俄国使团的问题（审核各种证件，提出各种查询等）。
第二组关于使团的文件，前面已经提过，是库伦边务大臣同伊尔库茨克省长们以及戈洛夫金之间的往来信函，补充说明了清方对俄国使团的态度，对俄国使团出使清帝国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库伦边务大臣致西伯利亚省政府的信件都是用满文和蒙文写的（再交代一遍：满文翻译是帕雷舍夫，蒙文翻译是桑热哈耶夫[81]）。
送往库伦的信，如前所说，由三种文字写成：满文、蒙文和俄文。三种文字的正本都要从库伦送到北京，呈交颙琰皇帝[82]。押签房的收发文簿上抄录的只是满文和蒙文文本。
这些往来信函关注的内容，主要是清方接待使团的条件问题，以及知会俄方和清方政府派遣信使移送公函、保障使团马匹车辆供应、准许九届俄国传教士团前赴北京等项事宜。
库伦的王爷和昂邦致俄国使臣戈洛夫金的信函中，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有时，这些信函的稿本还要送往北京审批。也有北京拟好信稿，派人送往库伦[83]，誊写后发送的情况。如果回信当时发出，抄件一定要呈送皇帝，同时当然也要录入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的文簿。
库伦公函到了使臣办公室，要由译员桑热哈耶夫在信封上注明库伦边务大臣写信以及收文日期。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俄清双方换文的过程中，唯有在这份译稿上是以儒略历标明日期的。使臣办公室设有专册登记戈洛夫金同库伦边务大臣所交换的信函（用俄文）[84]。
使臣致库伦边务大臣的信函先是由办公室用俄文起草，然后送呈戈洛夫金审阅，并派信使把俄文、满文和蒙文正本送往库伦。满文正本由弗拉迪金负责成文，蒙文则由伊尔库茨克省办公厅的译员桑热哈耶夫负责成文。三个正本都由王爷和昂邦呈送北京御览[85]，而在库伦边务大臣的押签房只登录满文和蒙文文本。
最后，第三组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满文文档是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的往来信函。前面已经说过，这两个国家机关之间的文函是通过库伦交换的。王爷和昂邦没有权力开启公函，但是，理藩院和枢密院之间的所有往来函件（满文本），北京都要抄送库伦边务大臣押签房（备考）。这些函件的文字也被录入收文发文簿。如前所述，满文档案中如收有此类文函的抄件，我们在相应的文件注释中均将予以说明。
前面说过，有关戈洛夫金使团的满文档案还保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86]。由于我们在中国逗留时间有限，只能对这一巨大馆藏的满文藏档走马观花，选出若干有关俄使戈洛夫金使团早期活动的文件，编入本卷[87]。
所有这些满文文档都以奏折纸书就，装入封套，并按日期排列，以不长的时段为单位，存放于一个个蓝盒中，上标序号[88]。
在为本卷收集和编选戈洛夫金使团材料时，编者遵循的选题原则同前几卷基本相同。选题仅限于使团的外交活动（这一点前已说过），即，使团出发的准备工作、遴选随员、挑选礼品、俄清双方往来公函、西伯利亚政府及使臣同库伦边务大臣之间就派遣使团和北京传教士团换届问题的换文等。
关于派遣耶稣会士赴华的问题，以及克鲁森斯特恩、利香斯基探险队的问题、随外交使团派遣科学院科学考察队的问题等，本卷探讨的程度根据它们同使团外交使命的关系而定。凡此种种，在我们为本卷编写的注释中，均得到补充说明。
本卷共收入六种文字的536份文件，其中满文译件167份（旧译68份，新译99份），中文译件11份（新译），法文译件111份（全部为新译）。
文件篇幅浩大，选取并非易事。编选时主要收入正本，如收入其他文本（底稿、文簿抄件、草稿、初稿、抄件等），均在附记中注明。除公文外，本卷还编入了公私信件、呈文等其他文件。比较次要的文件（如事务查询、有关庶务银钱方面的往来文函等）没有入卷，但有些用作注释。所有文件均用阿拉伯数字统一编号。凡两种或三种文本同时发表，要以罗马数字补充编号（这种情况主要涉及枢密院和理藩院的往来公函）。
本卷以及此前各卷的文献资料，其编辑工作都遵照了《苏联历史文献资料出版规定》（莫斯科，1990），并参照出版本系列文件集第一卷时编者制订的一些办法。文件发表时不加删节，其上的各种记号和批注均予以标出（包括存档期间所加的记号），并对其上的图章一一标明，加以描述。极个别情况下，若内容同本卷主题完全无关，则以删节号省略。直角方括号内的文字为编者所加。
文内遗漏的文字尽可能加以恢复，标在方括号内，并以脚注说明。
本卷资料完全照本直录，不加任何校改，除非抄录者犯下明显错误。如果意义发生错误，在脚注中加以指出。但理藩院来文的俄文文本不属此列。这首先是因为其中错误太多，要改正就势必重写。其次读者从中也可以看出19世纪初清帝国的俄文水平。
俄文原文的拼写，除软音符号和硬音符号外，一律遵照现行拼写规定。所有文件的分段、标点符号，均按文意加以处理（值得一提的是满文和中文文本中没有大写字母、问号、惊叹号、冒号等符号）。满文文档中顶格书写的词语（如“皇帝”、“中国”）一律纳入行中。文件中有的文字分两栏书写，有的写成一栏（这时纸面的另一半为空白），在本卷中一律不留空白。我们把位于纸面空白部分的批注标明为“页左空白处的批注”。而针对文中某处的页边批注则插入该处正文内。
俄文文件中的专有名称和地名，以及19世纪初由满、蒙、拉丁文转译的名称，有的在写法上有所不同（有所讹错），一律按档案文献中原样印出。它们的正确写法在文件标题、目录和注释中给出。满文、中文、法文译文中的专有名称，如译文是现在完成，按正确的写法给出。地名（如与俄国约定俗成的有所不同）保留当时书写原状（唯“北京”一词除外），而当代广泛接受的地名在文件标题、目录或注释中给出（试比较“康同”[广州旧俄译—译者。]和“广州”二说）。
文件的标题和脚注（针对每一个具体日期）中，均把按不同历法所标日期换算成公历和当时俄国使用的儒略历（即旧俄历）[89]。编者如无法确定文件准确日期，则标出它的大致日期（即不早于或晚于某一可能的日期），其根据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如果文件标有两个日期（如在文簿中开始抄写和抄录完毕的日期），本卷采用其开始的日期。
本卷正文用正体（在本卷中文译文中为宋体—译者。）字母印刷，编者的话用斜体（仿宋体）字母印刷。
档案中行文所用标题或原作者所用标题用散排（黑体）字母印刷，编者所拟标题用斜体（仿宋体）字母印刷。正本结尾处的签字用散排（黑体）字母印刷。其下如再有办公室的附笔或签字，则不用散排（黑体）字母。每篇文件结尾如有附记，按档案文献惯例给出。文件如有出处，均在结尾处标明。
凡新译满文文档，其向颙琰皇帝奏报的日期（抄写时由文尾移至文头）、在库伦收到西伯利亚政府和使臣信函的日期，均以下加横线标出。如果皇帝诏令在另一文档中全文引用（这种情况是清代中国行文的一个特点），其开头和结尾以及博格德汗的批示也以下加横线标出。
文档中的标准缩略称谓均给出全称。编者为文档所拟标题一般均包含文件本身的标题。编者把俄中两国国家之间的往来信函依当时俄国外交界比较流行的称谓定名为“国书”。而把由清帝国军机处发往库伦的文件（公文）称为“饬令”。
本卷的附录1发表了使团成员Ф.Ф.维格尔、И.П.亚历山德罗夫、Х.А.斯特鲁维的笔记和书简。附录2发表了俄国出使清帝国使臣戈洛夫金的传略。附录3是十等商人颇司别洛夫的报告。
本卷附有历史学前言和古文献学引言、注释、人名地名索引、专用术语注释、文献目录、插图和缩略词对照表。
每篇文件后的注释对现实问题、史料学问题、人物生平问题给出说明，对重要国务活动家（凡同戈洛夫金使团出使有关的）给出生平简介，并尽可能对出使清帝国使团所有成员的个人资料给予交代。每一份文件的尾注均有编号。脚注用星号（中文译文中用带圈的数码。—译者）表示。
参加本卷编写工作的为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国—中国”中心的研究人员。撰写历史学前言为В.С.米亚斯尼科夫，撰写古文献学引言为М.Б.达维多娃和И.Т.莫罗兹，对文件文本进行古文献学加工的为И.Т.莫罗兹和Н.Ю.诺夫戈罗茨卡娅。完成外文文献翻译工作的有：满文—莫罗兹、法文—Н.Б.祖布科夫、中文—А.Д.沃斯克列先斯基和И.Т.莫罗兹。注释编写者为М.Б.达维多娃、И.Т.莫罗兹、В.С.米亚斯尼科夫、А.И.塔拉索娃。戈洛夫金的小传（附录2）由И.Т.莫罗兹和А.И.塔拉索娃撰写。专用术语注释、人名地名表由И.Т.莫罗兹和Е.Н.马尔金娜、Т.М.图尔恰克编写。稿件技术处理由Н.И.格里申娜、Е.Л.格里申娜、М.Л.拉夫罗夫、И.Т.莫罗兹、Е.Н.马尔金娜、Т.М.图尔恰克、Н.Ю.诺夫戈罗茨卡娅完成。
本卷编者向审阅本书的史学博士В.А.亚历山德罗夫、Е.Д.斯捷帕诺夫表示感谢。
《17-18世纪俄中关系》课题组成员特向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立古文书档案馆、蒙古中央国立历史文献档案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致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我们完成此项基础性课题所给予的帮助。
编者感谢“俄罗斯—中国”中心的下列工作人员，他们对本卷的扫尾工作给予了帮助，他们是：А.С.伊帕托娃、Р.А.米洛维茨卡娅、О.С.阿尔焦米耶娃、С.Б.纳姆萨罗耶娃、А.А.斯维什尼科夫。
[1] 《17世纪俄中关系》，卷1，1608~1683，莫斯科，1969；卷2，1689~1691，莫斯科，1972；《18世纪俄中关系》，卷1，1700~1725，莫斯科，1978；卷2，1725~1727，莫斯科，1990。
[2] В.А.季亚科夫、Л.Н.克利沃舍因：《19世纪俄中经济、科学、文化关系文献》（简介），载《文献学问题》1959第3（总13）期，21~27页。
[3] Б.П.古列维奇：《19世纪初的俄中关系—俄国外交部档案资料》，载《苏联历史》1972第4期，136~145页。
[4] 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俄国外交政策》第1卷，莫斯科，1960；第2卷，1961；第3卷，1963；第4卷，1965；第5卷，1967；第6卷，1962；第7卷，1970；第8卷，1972。
[5] 见附录1（2）。
[6] 见458号文件、111号文件注释1及巴斯宁：《戈洛夫金伯爵出使中国——巴斯宁记》。历史和俄国古文物皇家学会会刊，莫斯科，1875，卷4，第5部分，103页。
[7] Gasette de Petersbourg. 1807, №. 22, 2月28日。现为珍本。
7a 见82号文件，注释1。
[8] 见附录1（1）。
[9] 巴斯宁：《戈洛夫金伯爵出使中国》，1~103页。
[10] 该文献集以单本书的形式，由“俄国纪念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历史教育爱好者协会”出版。
[11] 选自戈洛夫金伯爵文档：“戈洛夫金伯爵使团出使中国文件集”，圣彼得堡，1904。档案馆藏中存有此书的手稿（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747藏，1卷203件，1~104页）。
[12] 1904年出版的《戈洛夫金文档（1815~1845）》《前言》中，标明了它们存藏的地方：“文件取自家庭文档藏量丰富的克拉斯纳亚·帕赫拉村档案馆（莫斯科省颇多尔斯克县）”——由戈洛夫金伯爵藏档提供。圣彼得堡，1898年。上述文件在国家档案馆私家藏档中并未发现。
[13] 可以作为例子的是1805年6月给使臣的训令。从发表的训令正本抄件中可以看出，拟稿时有许多疏漏和重大的不准确之处。
[14] 《历史档案》，1959，第2期，206~207页。
[15] 有关外交部的历史见《外交部简史1802~1902》，圣彼得堡，[1902年]；Н.П.叶罗什金：《革命前俄国国家机关史》，莫斯科，1968，179~180页；Л.Е.舍别列夫：《档案馆：追寻和研究》，莫斯科，1871，131页；《18世纪俄国的国家机构（法律资料）》，莫斯科，1960，134页。
[16] 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а，1~47册。
[17] 关于交付卷宗的信函见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1643藏（Я.О.拉姆伯特）1卷25件27页；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 37册。
[18] 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 1册，135~139页；19册，33、76页；21册，25~28、70~70页背面；戈洛夫金就交出文件事同西伯利亚总督谢利丰托夫之间的书信见同卷21册，101~102页。
[19] 如见1804年3月理藩院就同意接待俄国使团事致枢密院的国书，存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 1册，50~51a 页、49~49页背面、45~46页、47а、47б、48页。
[20] 同上，42~42页背面。
[21] 同上，66~67、80~81、97~97页背面、99页。
[22] 参见班迪什-卡缅斯基：《外交档案集》。
[23] 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19册，59~66页背面。《关于职衔的报告》，同前，53~57页。
[24] 同上，13~15页。
[25] 同上，20册，95~113页。
[26] 同上，20册，80~94页（训令的前半部）；22册，21~48页（训令的后半部）。
[27] 同上，20册，174~185页背面。还有其他草稿存于同册，14~43、44~67页。
[28] 同上，20册，114~118、126~133页背面。
[29] 同上，20册，68~79页。
[30] 同上，22册，1~20页。
[31] 同上，21册，109~153页背面。
[32] 同上，25册，135页。
[33] 对于西伯利亚省政府来说，保障使团大车、马匹和船只供应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使臣随员众多，主要是行李累赘。亚历山大一世“颁旨”申斥西伯利亚总督谢利丰诺夫，责其供给马匹不力。就此交换的书信存于同档22册。
[34] 同上，3册，5~15页；18册，1~第1页背面；21册，81~83页。
[35] 同上，2册，1~72页。此材料曾在М.Я.莫罗什金的专著《俄国耶稣会士》中引用，但未注明准确出处。
[36]因为1913年从北京运来时我们不了解情况，这本簿子同档案不存于一处。文件藏于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亚洲司图书馆分馆505藏、1806藏32号卷宗。对这些文件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补充，就是簿子里的一些报告，记录了戈洛夫金接见买卖城扎勒固奇以及1805年11月18日~1806年1月同库伦边务大臣谈判的情况。见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 25册，135~151页。
[37] 使团一秘Л.С.巴伊科夫奉戈洛夫金之命从外交部莫斯科总档案馆取来了一批文件，其清单正本藏于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 1册136~139页。使臣同秘书、科学考察队队员以及使团其他成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均存于同一卷宗，6册，14~21页。使团各处处长关于他们由彼得堡到恰克图的一路旅行报告也存于该卷宗22册58~59页背面、23册1~183页。
[38] 1804年10月~1805年9月俄国政府来函原件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历史档案馆中俄关系藏。
[39] 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9，8卷，1806~1819年，2号卷宗1~456页。
[40] 同上，4~21页。
[41] 同上，78~101页。
[42] 同上，371~456页。
[43] 同上，II-3，1807年，34卷，2号卷宗，1~11；4号卷宗，67~79页。
[44] 同上，IV-27，1805~1807年，1号卷宗，图1~4。
[45] 同上，IV-4，123卷，1805~1809年，1号卷宗；又见注释56。
[46] 俄罗斯帝国外交政策档案馆亚洲司图书馆分馆，505卷，1806~1807年，35~38号卷宗，124、134~136页。
[47] 见注释36。
[48] 俄罗斯国家古文书档案馆商务部藏档，3卷，1825号卷宗，1~69页；1945号卷宗，1~2页；1922号卷宗，1~35页。
[49] 关于1810年10月17日鲁米扬采夫建议外务院保存这些文件的情况，见俄罗斯国家古文书档案馆巴斯宁藏1卷89号卷宗103页。
[50] 俄罗斯国家古文书档案馆国家档案藏第15类29号卷宗（补充）及30号卷宗（补充）。
[51] 例如，鲁米扬采夫就建议待使团由库伦回国后由恰克图海关关长П.Д.瓦尼方季耶夫重开谈判。此议得到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首肯。然而鲁米扬采夫就此事给瓦尼方季耶夫的命令虽由给使臣送邮件的信使送出，却未能到达恰克图。显然它是在使臣戈洛夫金的办公室被扣下了。见俄罗斯帝国古文书档案馆国家档案藏第15类30号卷宗（补充），22~24、64~65、74~76页。
[52] 俄罗斯帝国古文书档案馆总馆藏档15类30号卷宗（补充），61、71~72、88页。正本。
[53] 同上，29号卷宗（补充），24页。正本。
[54] 同上，14~15页。另见注释13及15。
[55] 见注释45。
[56]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东正教衙门办公厅藏档，86卷，167号卷宗，413、580页；东正教院事务大臣办公厅藏档，19类，1805年，2号卷宗；《给修士大司祭雅金福（比丘林）及哥萨克警长百人长休金的训令》抄件，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档案室7卷38号卷宗11~18、20~21、37~38页背面。
[57] 鄂木斯克地方国家档案馆西伯利亚总督藏，1805年，28、30、31号卷宗；1806年40号卷宗。
[58] 同上，1806年50号卷宗110~135页；1806年66号卷宗404~405页；1805年30号卷宗103~104页；1807年66号卷宗245~465页。
[59]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拉姆伯特藏，1卷20~36号卷宗。
[60] 俄联邦国家档案馆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办公厅П.Г.季沃夫藏1卷65、66、69、105、107、112、113、115、124、126、131、293、299、351、484、506、510、573、660、664号卷宗。
[61] 见《古文献学引言》24~26页。
[62] 枢密院同理藩院的关系似乎把俄国摆到了中国属国的位置，因为俄国的枢密院是一个最高政府机构（尽管它的政治作用到了十九世纪初明显减弱），而理藩院却是一个管理帝国属国的机构，它的地位低于其他各部。（见В.П.瓦西利耶夫：《中国的发现》74页）在清代中国，同其他外国之间的关系是由负责接待外国人的礼部来管理的，这个部在中国历史极为悠久，也极为重要。
[63] 见10号文件。
[64] 见530号文件。
[65] 这一职位出现于1733年同准噶尔战争期间。乌里雅苏台将军的职责是指挥喀尔喀的满蒙军队。
[66] 在俄国文件和文献资料中他们被称做库伦边务大臣。本卷中沿用此名称。
蒙文中昂邦这个协理大臣的头衔的说法是：甲尔利克—叶尔扎鲁克桑—胡里恩—杜尔—萨固珠—赫勒克—希特赫克奇—塞特，意思是遵奉圣意派往库伦裁夺事务的大臣（И.С.布隆涅尔特、В.В.加格尔斯特罗姆：《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北京，1910。379页）。
[67] [比丘林]《蒙古札记》雅金福修士著，附蒙古地图和各种服饰图。圣彼得堡，1828年，第1卷，72页。
[68] 清帝国的所有地方机构对文件都是照抄照转（见Е.Ф.热洛霍夫采娃：《17至19世纪档案中的中国东北地方机构资料》，载《东方学问题》，1960年第4期，176~185页）。
[69] 据中国北京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当时对正本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有些不太重要的文件，抄录了副本之后，正本很可能就被扔进字纸篓。
[70] 满文的写法是从上至下，由左至右。
[71]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有限，我们未能详细了解蒙古中央国立历史档案馆满文馆藏的其他材料，但看来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清帝国内部各机构之间的往来文函。
[72] 我们手头没有任何有关清国文牍事务的专门参考资料。就此我们所能说的，只能是同收入本卷的满文文档打交道的结果。有些情况我们是听蒙古和中国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讲的（每遇这种具体情况我们都要加以说明）。
[73] 军机处大约成立于1730年，此后清帝国最高国务机关“内阁”的作用大大减弱。
[74] 有趣的是军机处奉转圣旨的饬令虽是送给库伦两位边务大臣的，但文件的抬头常常只写一个人，就是其中的蒙古人，而库伦的第二位大臣——那位满人——前面说过，他是从京城派来的，他才是该地区事实上的统治者，但饬令中却只用一个“等”字来代替。
[75] 随着押签房的来文越集越多，文件往往要送回北京。例如，押签房文簿中就有关于库伦将嘉庆9年10月至嘉庆10年9月间收到的文档送往京城的记载（见蒙古国家中央历史档案馆М-1藏档，639号卷宗，421页）。
[76] 见60号文件。
[77] 奏折是一条长长的纸折起来做成的，所以上面没有页码。
[78] 很可能送往北京的报告是一式两份，那份有皇帝朱批的要返回库伦。不过这一点还有待于证实。
[79] 见97号文件。
[80] 见102号文件。
[81] 如43和22号文件。
[82] 见38号文件。
[83] 如102号文件。
[84] 在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保存着满文和蒙文的正本以及由译员弗拉迪金和桑热哈耶夫翻译成俄文的手稿。见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圣彼得堡分馆总档1~7，1805年，6卷1号卷宗a，25页。
[85] 戈洛夫金信函的正本存于中国北京历史档案馆中俄关系藏。由使臣签押的送交库伦的信函副本以及他收到的库伦来函副本，均送呈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审阅，同时，在报告中还附有送外交部办公厅的抄件（俄文文本和俄文译文）。
[86] 这个中国最大的机构建于1925年，是著名的故宫博物院的明清历史资料部，在它的馆藏中存有各种文档600余万件，主要是公文，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代档案。这个档案库的正式名称直到1955年才定下来。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历史档案馆是最重要的有清一代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在它的馆藏的基础上，1949年以来，已经编辑出版了论述清帝国历史上关键问题和事件的鸿篇巨制20余部。（见Б.М.诺维科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代历史研究中的清代秘密社团问题》，载《亚非国家史学和史料学研究》，12辑，列宁格勒，1990，151~152页）。
[87] 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说，这些文件都是抄件，是当年军机处公事房抄制的。
[88] 例如[中国北京档案馆]3号库197卷3665函13封（嘉庆9年2—3月）。
[89] 由中国历法换算为西洋历法时，使用了毕中散、欧阳一（译音）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北京，1957。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