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的中西交流史包括很多内容，例如文化交往史、侧重经济方面的贸易关系史、强调政治的外交史等等。这些研究领域曾经是海外清史研究的重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海外出版的清史研究成果中广义中西交流史著作占据了十分显著的位置。产生这样研究侧重的原因很复杂，其中重要的一点可以通过费正清自己的观点来解释。费正清强调要研究中西交流，因为中西交流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这种观点运用到地区史研究上，就着眼沿海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及其对内陆地区的辐射影响；这种观点运用到文化史研究上，就关注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变迁的“启蒙影响”；这种观点运用到政治史研究上，就强调近代改革观念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瓦解作用和中国革命产生的原因。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海外清史研究开始重新认识西方与中国的二元关系，再次评价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中国中心观”就是这种总体趋势的集中体现，这对中西交流史的冲击是巨大的。从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出版情况看，侧重以宗教文化为载体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清初的天主教和清末的基督教）、以口岸通商为焦点的贸易史和从朝贡体制转到条约体系为中心的中西外交史等研究逐渐淡出欧美学术界。中西交流史也开始更强调“中国”的能动作用，比如关注西来宗教的本土化、作为帝国的清朝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和作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的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特殊作用等等。本文旨在梳理近年来中外交流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由于研究现状的关系，我的讨论主要针对中西交往视角下的地方文化史和社会史，对外交史的总结只是简要涉及，有关贸易史的研究请参照“经济史”一章。
如上文所述，对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最受关注。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在利用中外官方档案、传教机构档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的推动下，海外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有了巨大发展。就研究的视野来看，海外学者尝试从西方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建立的教会村落为切入点， 研究信教民众在地方上的政治、社会和宗教活动，具体地探讨基督教乡村群体兴起的过程，借此了解基督教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地方社会的协调和冲突。就学术理论来说，学者试图打破“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侵华论”和“挑战与回应”等理论架构，重建柯文（Paul Cohen）提倡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观。相关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海外学术机构赞助和推动的有关基督教在华历史研究计划展开的。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讨论有关研究成果：工具书编纂、清代天主教的本土化、晚清基督教新教东来、教案问题和教会村落的形成。
工具书编纂
90年代， 来自欧洲的两位史学家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教授（Nicolas Standaert）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狄德满教授（R. G. Tiedemann）开始联手编辑两部有关基督教在华历史的研究手册，这两部手册的内容相当广泛，除了讲述唐代景教来华至近代的政教关系之外，还详尽的介绍了关于这个课题的中外文献史料和西方的学术成果。其中由钟鸣旦主持的“上编”已经出版，编者用长达700页的篇幅详细的介绍了有关清代基督教在华历史的中外官方档案、海外的私人档案、欧美各地大学图书馆和教会机构的有关藏书。就学术专题方面，编者清楚地分析了清代来华的不同修会与教会的历史沿革和神学分略，其中包括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在台湾传教的荷兰更正教传道会（Dutch Protestant Mission in Taiwan）、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多明我会（Dominicans）、方济各会（Francisans）、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s）、巴黎外方传道会（Société des Missions Etrangéres de Paris）等。编者还讨论了历史上传教士的宗教信仰、教育程度、神学观点和文化背景，以及上述背景情况是如何影响他们处理“礼仪之争”、教会事务和其它事情。在讨论清代初期天主教的发展时，编者集中分析了西方传教士与中国信徒的关系，对禁教期间的传教策略、中国天主教教徒人数分布、各地教区的发展沿革和中国本地教会制度的建立等问题都有精辟的见解。这本手册是研究清代初期基督教在华历史的一部不可缺少的工具书。这部手册的“下编”由狄德满主编， 该书介绍了自清末以来有关基督教在华发展的档案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心得，并对清代教案问题、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扩张的关系、不同教派的传教策略和中国教会本土化等问题都有详尽的分析。
清代天主教的本土化
海外学者对清代百年禁教（自康熙末年至道光中期）前后的天主教的发展作了不少深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下几种：齐皎翰（Jonathan Chaves）以天主教诗人吴历（1632-1718）为个案，探讨了吴历的入教经历，并讨论了他如何以诗词创作协助耶稣会传教士传播天主教。 作者分析了吴历所写诗词背后的个人宗教情怀，借此探讨吴历是如何融合天主教信仰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差异。近年来，齐皎翰继续研究宗教文学创作的历史价值，例如《圣教采茶歌》，他指出早期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信徒的协助下，将《旧约圣经》中有关上帝创造天地和挪亚方舟等故事和天主教基本教义以采茶歌的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 与齐皎翰的研究相比，孟德卫（David Mungello）出版了一本有关天主教在华历史的普及性读物，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对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发展状况作了全面和精细的描述，同时作者还分析了传教士个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孟德卫在另一本以明末清初杭州地区的天主教教区为主题的著作中，尝试从“本土化”的角度探讨清初天主教群体中的知识阶层信徒如何在明清鼎革过程中，融合天主教和儒家文化，并回应由此而来的种种冲击。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分析了天主教著名人士张星曜的入教经历，探讨他在道德伦理角度结合天主教和儒家文化时所经历的困惑和出路。 另外孟德卫着眼清代乾隆朝以前的直鲁边界，试图从地方史角度来研究清代禁教期间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信徒在内陆地区建立天主教村落的始末兴衰。 本书涉及的课题甚广，包括隶属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之间的纠纷，中国天主教教会的跨省网络，个别天主教村落内的宗教礼仪和习俗，以及教民、平民、官府三方的权力关系。与上述研究有所差别，劳曼（Lars Laamann）的研究注重在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百年禁教”时期。 他研究了自1724年禁教以后中国内陆地区的天主教信徒如何在没有西方传教士支持的孤立处境下，进一步深化他们的宗教信仰，使天主教与乡村风俗得以融合，并发展成为民间宗教。此外，本书又将清初的禁教问题置于清政府查禁民间秘密宗教的背景下，借此了解清初的政教关系和天主教与其它民间宗教的差异。安特曼（Robert Entenmann）也对四川的教会有深入研究，他关注于四川的基督教贞女会（Institute of Christian Virgins）的发展沿革。 他指出贞女会吸引大批不愿意屈服于传统婚姻制度而甘愿守身不嫁的妇女。自禁教以后，基督教贞女会在缺乏西方传教士接济的情形下，仍不断发展，该会为成员提供了宗教教育和训练，安排成员到四川省内的天主教村落布道和处理教务。
以上的研究改变了原有研究中偏重西方传教士的特点，把重点放在中国天主教群体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士人和内陆地区的教会村落，探讨他们如何在禁教期间回应清政府的政治压力，并加快天主教本土化的步伐。
清末新教东来
在百年禁教期间，清政府禁止外国传教士到内地布道，因此在鸦片战争之前，基督教新教各差会向中国人传教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人，再依靠他们将基督教间接向中国内地传播。李榭熙（Joseph Tse-Hei Lee）试图突破国家疆界的限制，强调在1860年以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活动的中心是东南亚的华人群体，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并不是传教的重点地区。他以往来于汕头、香港和曼谷之间的潮州移民教徒的交通往来位研究重点，指出美国北方浸信会（The American North Baptist Mission）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在暹罗曼谷的潮州人群体中传教，之后又经过香港到汕头建立教区。 由此可见，传教士完全依赖潮州移民网络扩展教务，中国教徒才是传教活动的重要推动者。这种通过华人跨国网络传教的方式，同样也出现在东南亚的广东人和客家人群体之中。
有关鸦片战争前后新教差会在华的传教活动，主要研究成果有以下几种：张格物（Murray Rubinstein）引用大量美部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伦敦传道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和个别传教士的私人档案，详细的分析了横跨大西洋两岸的英美新教传教士是如何利用西方跨国商业网络来到华南沿海地区，并在广州城内的洋商群体中建立立足点，为日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奠定基础。 在本书中，作者对活跃于广州城内的传教士有细腻的描述，张格物比较了马礼逊、裨治文、雅裨理、卫三畏、伯驾等人的贡献，并评论他们各自不同的国籍、教育水平、家庭、教会和阶级背景是如何影响他们在广州的活动。那些在大城市生活和工作过的传教士，有丰富的处世阅历，有成熟的处事方式。他的研究表明了传教士群体中的复杂构成。拉兹（Michael Lazich）通过研究清末著名传教士裨治文一方面描述了他个人的传教活动，另一方面探讨了裨治文对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贡献。作者还研究了裨治文在华编辑的《中国丛报》的文化价值和清末广州城内的社会生活。 劳德韦克（Kathleen Lodwick）则研究了英美传教士在反对鸦片贸易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她指出清末有一批主张禁烟的传教士，这些人从道德、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角度，与从事鸦片贸易的洋商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们还向英国政府反映了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呼吁英国政府要停止对华的鸦片贸易。 这些例子说明了部分传教士对鸦片问题的批判态度和在禁烟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的研究提醒史学家必须重新评估清末基督教运动和帝国主义的复杂关系。
清末教案和教会村落的形成
根据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天主教传教士可到内地自由传教和购地建堂，新教不同教会凭借欧美各国政府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获得了相同的权利。自此，康熙末年形成的禁教全面解除，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建立的教会成为被清政府认可的合法组织。中国地方上一些涉及利益冲突的团体通过加入教会，利用西方传教士的力量来抗衡敌对派系，由此教案频生。过去的研究大多从中西外交史和“帝国主义侵华论”的角度分析教案问题，新的著作则强调从地方史入手解决问题。
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学者以教会村落为研究重点，把这些教民视为地方上的政治群体，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教务教案档》，结合西方传教机构的档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具体地探讨这些教会乡村群体的发展，并将民教冲突置于地方社会内部的利益集团纷争的脉络中作分析，借此了解民间派系如何把基督教作为新的政治手段，改变原有地位，积极地参与地方上的利益纠纷。这些个案研究不但凸显出教案问题的复杂性，更显示出民教冲突和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发展存在地区上的差异。下文按照以下地区来回顾有关研究成果：少数民族地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
在众多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如台湾、云南和贵州，民间冲突跟当地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纠纷有关。根据谢波德（John Shepherd）的研究，清末台湾的土著居民中出现的集体入教行为完全是为了自保的需要，目的是利用西方传教士的力量来抗衡不断向山地地区扩张的汉族移民。 而张兆和（Cheung Siu-Woo）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在云贵一带的扩张。 他指出少数民族集体入教的情形在云贵苗民聚居的地区相当普遍。这一方面是出于自卫的需要，苗民通过入教来抵抗当地汉族的扩张；另一方面，有部分苗民相信基督教中的救主耶稣跟苗民传说中的“苗王”有相似之处，于是纷纷入教。自基督教成功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之后，当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有所改变，基督教成为该地区的一个新的宗教。
在华北地区，民间宗教大多采取跨村网络进行传播，多个村庄共同供奉某个神明，共同组织集体祭祀和寺庙修建维护。这些集体活动既稳定了寺庙对乡村社会的领导和控制，又将神权和乡权结合起来。李仁杰（Charles Litzinger）着眼清代直隶地区，从地方文化史的角度指出当地大量民教冲突都涉及天主教教民和民间寺庙之间的纠纷。当天主教教民拒绝参与地方上的集体宗教祭祀活动，他们便被视为“社会文化异类”，他们的行为严重危害到乡村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因此教民受到排斥和攻击。 类似的观点亦见于狄德满有关山东地区教案的研究。
在华中地区，民教关系同样复杂。史维东（Alan Sweeten）从社会史的角度，探讨清末江西基督教教会村落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借此了解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乡村地区发展的动力。 在书中，作者强调基督教成功的在江西传播有赖于中国传教士和普通信徒的努力，西方传教士只扮演了辅助角色。中国教徒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其中有农民、地主、商人、寡妇等等，他们的入教背景和个人经历极其复杂，并非是简单地依附西方传教士和欺负老百姓的“吃教者”。此外，史维东的研究也发现民教冲突和地方各种利益纠葛之间的密切联系。
在华南（广东与福建）一带的社会组织是以宗族为主，大部分的村落属于单姓或复姓的宗族乡村。同属一个宗族的村民共同供奉一个祖先神灵，并由各宗族成员共同组织祭祖和修建宗庙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但巩固了宗族在乡村社会的重要地位，更将神权、乡权和族权结合在一起。要研究华南地区基督教传教活动的发展，就必须考察教会与宗族组织之间的关系。李榭熙在研究中尝试以19世纪末广东潮汕地区美国北方浸信会和英国长老会建立的教会村落为重点，从社会史和人类学的角度，把这些教民视为地方上的政治群体。他具体探讨了这些教会村落兴起的过程，分析了宗族派系是如何利用基督教作为新的政治手段，积极的参与宗族内部利益纠纷。 另一方面，集体入教的现象在1860年到1890年之间不断出现，这跟潮汕地区的宗族械斗的传统有直接关系。当基督教顺利地进入宗族社会以后，入教的宗族成员随即脱离原有的宗族系统，并以基督取代祖先、以教会取代宗族、以教目/教首/传道人取代族长，通过宗教活动强化教民的内部关系，建立一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新社群。此外，这些教民又利用西方传教士和其它地方教会的关系，与宗族或村落以外的教民结成一个跨越宗族、血缘、和地区的教会网络。在李榭熙的研究中，作者注意借鉴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他在论述潮汕民间社会生态时，能够深入浅出地介绍基督教传入乡村的过程和民间教会网络的形成和动力。与李榭熙关注华南地区的着眼点类似，鲁晞珍（Jessie Lutz）和她丈夫（Rolland Lutz）合作进行的研究选取当地的客家人，探讨了太平天国前后瑞士巴色差会传教士在广东客家地区的传教工作。 作者以晚清广东客家教徒群体中八位传道员为研究重点，讨论他们如何在基督教文化传播的环境中，弥合西方文化与客家文化的差异，承受由此而来的冲击。他们来自不同的社会背景，入教的动机也不相同。他们结合基督教与本土文化，建立自立、自管、自传的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塑造了中国教徒的身份，为当时基督教的传播奠定基础。同时作者指出，传教中的失败个案往往是由于传教士没有体谅客家传道员在处理基督教和儒家理念间的差异时面对的压力所导致。鲁晞珍的著作也是我们了解清末客家地区的政治状况、社会风俗、村落械斗、妇女地位的窗口。
如本文开篇所论，90年代以来的中西交流研究虽然侧重中西交往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和地方文化，但是仍有一些学者立足老问题，旧题新做，成果令人耳目一新。美国后现代史学代表人物之一何伟亚教授（James Hevia）对乾隆末年中西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的研究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受英王派遣、由英属东印度公司出资的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是大家熟悉的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个事件。它标志着清王朝和海上强国英国的正面冲突。以往的研究从欧洲中心的角度将其视为中西文明的冲突。清朝被描述成落后、反商、日暮途穷的老大帝国的代表，而英国则象征着现代化变革的伟大动力。
何伟亚尝试从中国方面重新阐述这一事件，他在参考英文文献的同时，广泛利用了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官方档案。从方法论角度讲，何伟亚采用了后殖民批判和文化研究的手段。他特别关注清代宾礼及其思想内涵。在该书中，何伟亚指出宾礼的意义在于规定作为天朝上邦的清帝国和那些“万里来朝”的外国之间的上下尊卑关系。从这个角度上讲，西方观念中的国家平等观念根本就不存在。在比较了清朝宾礼和英国外交礼仪之后，何伟亚考察了18世纪末清朝和英国文献中对外交关系的形而上的理解和形而下的实践。最后，作者提出了他的观点：马噶尔尼期望的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关系与清朝的天朝理念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注定了英国使团访华势必以失败告终。
何伟亚的著作体现了如何将文化研究和后殖民批判的方法运用到史学领域，这也深深地影响了其他学者重新考察宗教等西来事物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总而言之，90年代以来欧美地区从事基督教在华历史研究的学者人数不少，新的学术研究强调利用中外官方的档案、传教机构的档案、地方史料和田野调查，来重新审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并分析中国民间基督教教会发展的内在动力。新的学术成果强调既要研究西方传教士，也要关注中国教会与普通信徒；既要研究基督教教会和村落的自身发展过程，也要关注教会社区与其他乡村利益集团的交往与冲突。新一代成果中体现出的跨学科的多元取向和史料运用的广泛性，为进一步深化相关课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