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在欧洲扩张的最初几个世纪强大得足以在与世隔绝的政策下怀着蔑视外部世界的态度生存下来，到18世纪后期，这些政策失去了效能和变得危险了。不仅欧洲人已经比对外扩展的早期强大了许多，而且中国社会正在从内部瓦解。到18世纪末，满族一个多世纪的强力统治带来的高度社会稳定，如果不是繁荣的话， 让位给了猖狂的官僚腐败、严重的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以英国为首，在整个19世纪，西方列强借中国软弱之机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市场，羞辱了它的军事抵抗力量，并且把清统治者降低到和傀儡差不多的地步。到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关于如何遏制从西方推进而来的“蛮夷”和重建中国处于解体中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热烈辩论。 

满族游牧民族几十年前就在长城以北建立了他们自己逐渐扩展的政权，他但是们的征服中国还是意料之外和突如其来的。一个叫做努尔哈赤（1559——1626）的地方首领实现了对相互纷争的满族各部落的统一。他把每个部落的骑兵用八旗制组合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军事整体，每个旗以自己旗帜的颜色命名。17世纪初，努尔哈赤把大多数东北地方的人口，其中包括许多非满族族的人口，归于自己的统治下。虽然他还是明朝皇帝的附庸，努尔哈赤的军队不断地骚扰居住在长城北边的汉族人民，不断地把他们向南驱赶，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把他们吸收到自己正在扩展中的政权的统治下。

在这个时期，满族精英早就已经开始了的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大大加快了。满族官僚系统是用中国方式组织起来的，中国朝廷的典礼也被采用了，而且汉族士大夫在长城以北的这个壮大起来的蛮族政权中得到了待遇优厚的职位。满族的普通人民虽然比上层所受汉族影响要少，但也有所接触。到征服中国内地的时候，满族的绝大多数还是游牧者，但是也有不少满族人已经变成了定居的农民。

不是满族本身的强大而是明朝统治者的软弱为满族控制中国提供了机会。他们的入主中国多少由于特殊的运气。1644年，明朝负责北方防御的一个官员邀致满族来帮助他扑灭在长城附近蔓延开的反叛者。在允许满族穿越长城之后，这个官员发现他们是比那些反叛者更大的威胁。利用正在毁灭明朝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满族的军队勇猛地推进到明朝的首都北京并在同一年将之占领。满族进关不久就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但是八旗军队花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才将明朝的核心势力和在南方与西部的反叛抵抗力量摧毁。

他们迅速地证明他们打算面对统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挑战。他们的军队迫使远在西部的游牧人民屈服并且迫使南方的王国，如越南和缅甸，纳贡称臣。在入关之前就宣称以“清朝”为国号的满族政权在几十年间成为迄于当时中国历史上除了唐朝以外领土最广大的王朝的统治者。

为了稳定构成他们的臣民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满族统治者精明地保持了明朝政治制度的许多成分。他们在朝廷活动中采用了所有他们以前尚未知晓的儒家礼仪。他们明确表示希望曾经在明朝做官的士大夫继续任职。满族人甚至赦免了许多主张抗清的领袖人物。但是与此同时，新的统治者与明朝相比，在地方官员的任命中扮演了更为直接的角色。他们降低了给予那些官员的赋税优免和特权。在清朝最初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汉族和满族人在帝国官僚体系的绝大多数最高职位中被并行地任命，而汉族官员在各大区域和地方则占居主导地位。占清朝人口2%的满族人掌握了和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高级政治职位。但是当时对有才能的汉族人在帝国的官僚系统中任职的最高级别很少限制。

和蒙古征服者不同，清朝保持了科举制度并且使他们自己的子弟接受中国经典教育。满族皇帝表现得如同“天子”，并且在实践传统的儒家道德中把自己作为中国的合法统治者的根基稳定下来。早期的清统治者是中国艺术慷慨的资助者，而且至少有一个皇帝，康熙（1661——1722），自己就是一个重要的儒学家。康熙和其他清统治者任用了数千名学者来编写中国学术的规模巨大的百科全书。

一，清朝统治初期的经济与社会 

满族人以与保持大量中国政治系统的决定同样保守的方式对待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社会。在他们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在以前的朝代十分流行的朱熹的著作继续主导着中国学者的思想。得到长久培育的价值，如对地位崇高的人和等级关系的尊重——长幼有序、男尊女卑、“君子”治“小人”等——在教育和朝廷诏令中得到强调。在精英阶层中，大家庭仍然是社会秩序的核心单位。同时，国家对任何形式的具有竞争性的社会组织，比如行会，尤其是秘密社会，愈来愈怀有戒心。

在所有社会阶层中，女性的生活都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甚至是完全封闭在家庭居住的建筑里的。男性老人的主导地位得到家族和国家的支持。从略微低于男方的家庭中迎娶媳妇的习俗强化了男性的控制权。因为女儿们的出嫁是她们娘家父母的一种损失而且她们出嫁时通常需要很可观的嫁妆，女儿的出生和过去一样远不如儿子。即使有关的统计资料十分不可靠，有迹象表明清代溺死女婴的行为比过去增多了。在整个人口中，男性数量持续超过女性，这和当代工业社会两性人口的比例关系正好相反。

虽然下层社会家庭中的妇女继续田地里的劳作和到地方市场上去出卖一些产品，家庭以外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属于男人。一个结婚的女人可能有的最高的期望是在她嫁到丈夫家里以后得到她的父亲和兄弟的有力支持，以及在一开始就成为正妻而不是以妾的名义成为丈夫的第二或者第三位的性伙伴。如果她们生了儿子而且活得足够长久，妻子们会掌握家政。在精英阶层的家庭中，妻子们控制着其他女人，甚至包括年轻的男子。在印度，尤其是在高级种姓当中，寡妇绝对不许改嫁，而在中国，寡妇改嫁是被允许的，因为她们被看作家庭的负担。

满族征服中国之后所采取的一些最强硬的措施旨在减轻明朝末年变得十分突出的农村困苦和不安定。赋税和国家劳役被降低了。对乐于在此前的动乱中被抛弃的土地上定居的人们提供了蠲免一个时期赋税的鼓励政策。帝国财政的很大一部分（在清朝最初的时期高达10%），被用来修复堤坝、河渠、道路和扩大水利灌溉工程。农民受到鼓励种植新的品种，包括市场需求的品种，以及在自己的土地上一年做两季甚至三季种植。和一些以前的王朝一样，清朝试图限制农村地主的大土地兼并，并且加强佃户在租佃关系谈判中的地位。

由于人口增长对于可耕种土地的压力和在大多数地区待开垦居住土地的近于消失，清朝在以上这些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在几十年的稳定之后，地主阶级发现他们可以通过向农民放债甚至干脆收买他们来增加自己的财富。由于劳动力过剩，佃户在和地主的关系中的谈判地位愈来愈削弱。如果他们对地主提出的收成分享比例提出异议，他们就会被拒绝租得土地而被那些肯接受甚至更低的条件的人所取代。结果，乡绅和普通农民以及劳工之间的鸿沟扩大了。我们还要注意到那些农村地区旧有的和新的富人，他们骑马或者乘轿，身着丝绸、皮草，交往不绝。为了更多地显示他们社会地位的高贵，士绅阶层中的许多男人留起长长的指甲来显示他们根本不参加任何劳作。

中国社会中清朝进行控制最少的成分也是最富有活力的成分。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的商业和都市的扩展在满族统治最初一个半世纪的和平时期里有了新的进步。一些区域性的农产品生产，如茶叶，和资助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新方式一起发展。到18世纪末，国家和商人阶级都在中国对外出口茶叶、瓷器和丝绸而换取的大量白银内流中获得了极大的利润。欧洲人和其他外国商人纷纷来到广州，在明朝后期的对外旅行禁令废除中得到自由的中国商人还在海外找到了回报可观的推销渠道。来自海外贸易的赢利使一个新的商人群体，买办，兴起了。他们专门在中国南方沿海进行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这些商人成为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最主要的纽带之一。

二，内部的衰朽：官僚腐败和社会解体 

到18世纪末，和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一样，清朝显然在衰落了。衰落的迹象举目可见而且似曾相识。中华帝国的官僚制度基础在从内部腐烂。曾经在清朝初年很好地服务于选择有能力的和诚实的官僚的科举考试已经充斥了舞弊和滥用私情的行为。尽管有正式的禁令，高级官僚的子弟常常可以确保在不断扩大的官僚体系中得到自己的位置。更令人担忧的一个事实是，几乎所有有足够的钱的人都可以为他们的儿子或者兄弟买得一个职位。穷苦的学者可以被雇佣来为胸无点墨的或者缺乏才智的亲属做考试中的枪手。考官可以被用贿赂收买来接受差的试卷，或者在考试中查看舞弊文字的时候视若罔闻。在一个最为臭名昭著的舞弊案例中，一个商人的儿子高高得中，而事实上考试的那些天他是在考场几百里以外的一个妓院里度过的。

舞弊在18世纪初期极其猖狂，这导致1711年在扬州考试落榜的学生公开对一个盐商贿赂考官进行抗议。商人和没有实学的地主子弟的日益涌入官僚系统后果严重，因为他们中很少有人接受过儒家的强调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的责任感和服务于人民的职责的经典教育。富有的人愈来愈把在官僚系统中得到职位看做影响地方官僚和法官、加强家庭财势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人表达对官僚系统的决策对农民和城市劳工产生何种后果的关注。

在几十年中，国家工程使用的财税流为个别家庭财富之源的情况使中国社会陷于绝望。例如，维持保护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军队和舰队所需要的资金急速缩减。这自然导致了军队训练和装备的显著下降。对于大众说来，更重要的是用来进行公共工程的资金减少了。在这些工程中，最致命的是中国北方防护黄河的堤坝。千百年来，由于河床淤塞、对堤坝的不断修复和加固，黄河水和堤坝被提升到比沿岸人口众多的农田更高的水平。这样，当这些巨大的公共工程由于缺少资金和适当的政府维修监督而被忽略的时候，冲决的堤坝和这条伟大的河流狂暴汹涌的大水对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i]。

山东半岛尤其灾难深重。19世纪中叶以前，黄河在半岛南端入海。可是到19世纪50年代，这个地区许多地方的被忽视的堤坝溃决，河水淹没了成百平方英里的良田。到19世纪60年代，河流的主航道流向半岛北部。新旧两个航道之间的土地被大水吞没，农田扫荡无余，上百万的农民失去了生活必需品和可耕种的土地，上千甚至可能上万的农民在灾荒和疫病中失去了生命。

当农民的境况在全国许多地方恶化的时候，王朝衰落的进一步迹象更加明显了。食物缺乏和地主盘剥促成了大量人口的迁徙，流窜的强盗拦路抢劫，乞丐充斥街头，长久以来被中国人看作王朝衰亡最肯定的迹象的盗匪在很多地方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 如同下面抄自19世纪60年代一个流行的歌谣所描绘的，政府对待盗匪的无能被看作清朝衰弱的另一个表征：

匪来不见兵，

兵来盗匪去。

匪兵何时才相遇？[ii]

中国上层所面临的巨大问题使中国思想家普遍持有的王朝循环将再次发生、满清将被一个新的强大的王朝取代的设想破灭了。关于中国的将来可以从它过去的模式中推导出来的信念忽视了中国在满清统治期间所发生的关键性的变化。这些变化中有些发端于此前的明代。其中例如，来自美洲的诸如玉米和马铃薯的种植已经引发了一次人口爆炸。已经庞大的人口在满族统治的第一个世纪（1650——1750年）间就接近翻了一番而达到了2亿；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而达到了4亿1千万到4亿1千5百万。中国人不能像过去一样成功地用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养育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了。中国急切地需要技术和组织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会增强它的生产力来使它的爆炸性增长着的人口保持说得过去的生活水平。晚清政权的腐败和极度保守愈来愈成为这种急切需要的改变的阻碍而不是改变的条件。

三，南方国门的蛮夷：鸦片战争及其后果  

逐渐削弱满清实力的另一个和导致以前的王朝垮台的主要力量不同的是从外部威胁王朝的“蛮夷”的性质。出于轻蔑，满族统治者和他们的汉族官员们用他们看待游牧民族和其他“蛮夷”人群一样的方式看待欧洲人。但是欧洲人提出了与以往的“蛮夷”完全不同的挑战。他们来自一个和中国的同样精细复杂的文明。事实上，虽然欧洲的民族国家，比如英国，在人口方面比中国小得多（在19世纪初，英国有700万人口，而中国人口是4亿），科学和工业革命带来的更好的组织方式和高超的技术却补偿了他们人口较少的弱势。这些优势在19世纪中期爆发的中国与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中被证明是极其关键性的。

导致中国与英国最初的敌对的问题是对英国说来毫不光彩的事情。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人热衷于从中国出口丝绸、精细瓷器、茶和其他中国产品。由于没有任何中国乐于交换的生产品或者原料，英国不得不使用愈来愈多的白银进行对华贸易。不满于对华贸易的这种不利的条件，英国商人试图利用在东印度山丘中种植的鸦片来解决问题。虽然中国境内也有鸦片种植，但是印度的品种远较中国所产的效力高并且很快在中国形成了很大的需求。到19世纪初期，每年有4500箱鸦片，每箱重133磅，以合法和不合法的方式销售给中国南部海岸的商人。到1839年的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进口了接近40000箱鸦片。

英国人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扭转贸易平衡局面的途径，而中国人则不久意识到鸦片输入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首要的威胁。几年之间，中国和外部世界的贸易顺差逆转了，白银开始大量流出这个国家。由于用来进行公共工程和扩大贸易的资本来源下降，农业生产停滞下来或者下降了，失业蔓延开来，尤其在沿海贸易区的腹地更为严重。最有能力消费鸦片的富有的中国人耗费愈来愈多的中国财富来维持他们吸食鸦片的习惯。鸦片烟窟以惊人的速度在帝国的城镇和乡村中增加。据估算，到1838年，中国超过4亿人口的1%有了鸦片烟瘾。为此，众多的官员玩忽职守，名门士大夫家庭的子弟丧失了进取之心，甚至劳工和农民也为了烟窟里那种使他们衰弱下去的乐趣而抛弃了自己的工作。

从18世纪初年开始，清朝皇帝发布了一些禁止鸦片输入的诏令，但是却缺乏落实这些诏令的实际措施。19世纪初，朝廷和高级官员们清楚地认识到鸦片贸易必须被停止。到19世纪20年代初期终于做出严肃的努力的时候，他们只是把鸦片经营者从广州驱逐到附近的岛屿和沿海其他隐蔽的地方。最后，19世纪30年代，皇帝派出帝国最孚众望的官员林则徐以任何可能的手段禁绝鸦片贸易。以清廉著称的林则徐严肃地行使了他的权力。在争取欧洲商人和海军官员在结束鸦片贸易中配合的努力遭到拒绝之后，林则徐下令把广州的欧洲人贸易区封锁起来，搜索了他们的仓库，并且把所有没收的鸦片销毁了。

可想而知，这些行动激怒了欧洲商人。他们要求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报复。以侵犯商人的财产权和自由贸易原则为理由，英国命令中国停止反对鸦片的运动，否则将面临军事干涉。林则徐坚持不退，战争在1939年末爆发了。在接下来的冲突中，中国人最初拟定从海上进取，而他们陈旧的军舰根本无法和英国的炮舰对抗。然后他们在试图抗击英国派到海岸的一支征讨军队时被突然击溃。在英国战舰和军队威胁长江流域城市的情况下，清朝皇帝被迫呼吁和平并且把林则徐流放到了帝国边远的一个省份去。

欧洲人在鸦片战争和19世纪50年代末爆发的冲突中的胜利使他们得以迫使中国开放贸易并互换外交使节。在第一次战争以后，香港成为英国商业的又一个中心。欧洲人的贸易还被允许在5个口岸进行。在那些口岸，欧洲人被给予土地建造更多的仓库和生活区。到19世纪90年代，总共有90个口岸对30多万欧洲和美国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开放。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好几个口岸及其周边领土获得了长期租界地。

虽然1842年的条约并没有提及鸦片贸易，在中国被打败以后，毒品无所阻碍地倾入中国。到19世纪中叶，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海关是由英国官员监督的。他们仔细地确保欧洲国家得到进入中国市场的优惠条件，防止中国人建立起诸如美国人当时为保护他们新兴的工业而采取的那种关税保护政策。对中国人说来，最大的羞辱则是他们被迫在朝廷接受欧洲的大使。大使不仅习惯地（通常是很正确地）被看作间谍，而且交换外交使节也是对欧洲国家与中国身份平等要求的让步。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关于他们的中国是地球上文明的中心而所有其他的人们都是蛮夷的观念，做出这些让步对他们说来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欧洲的战舰和火器没有给他们什么选择的余地。

四，一个危机中的文明：反叛与失败的改革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虽然不是直接引起但却极大地深化了那些不仅威胁到清朝而且威胁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文明之存亡的危机。由西方不断增长的商业侵蚀引发的中国南部的军事失败和混乱酿成了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席卷了中国南方多数地区的群众反叛，这个反叛在某个阶段曾经威胁要推翻清朝。由一个精神状况不够稳定的半基督教徒化的预言家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反叛增强了中国的已经很严重的社会压力，并且把统治王朝正在枯竭的资源进一步耗费殆尽。由诸如白莲教之类秘密社会成员所诱导的农民起义早在18世纪70年代初年就曾经爆发，但是太平天国是第一个摆出不仅要推翻清朝而且是整个儒教文明的姿态的运动。太平天国提出要彻底改革社会、重新分配土地、解放妇女。他们还攻击儒家精英及其自居的权威地位的基础儒家学说。太平天国反叛者摧毁了祭祀祖先的桌案和祭坛，他们计划了一个简化的文字体系并要使大众识字，这会破坏士大夫的另一个主要的权力来源。对士大夫的攻击正是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和满清统治者联合没有其他任何选择的各省的士绅成为抵抗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势力。正直有为的清朝官员，如曾国藩，恰好在防御太平天国对华北的进攻时组建了以本省为根基的强悍的军队。曾国藩和他在政府中的同盟者还进行了十分必要的反对官僚腐败和激活停滞了的中国经济的一些改革。

在19世纪后期，这些活跃的各省领袖人物是中国的“自强”运动的最主要的倡导者，这个运动以应对西方的挑战为目的。他们鼓励西方投资修建铁路甚至在他们所管辖的省份中建立工厂，并且使他们自己的军队现代化。士绅们的努力，借助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分裂和这场无法实现自己的许诺的运动的号召力的降低，导致了对太平天国反叛的十分血腥的镇压。其他的运动也被平息了，盗匪一度得到控制。但是和奥托曼苏丹和他们的顾问们一样，中国的士绅只推行他们认为有限的改变。他们想保持现存的秩序而不是从根本上改造它。他们声称继续忠实于严重衰弱的满族统治，因为他们把它看作传统秩序的保护者。同时，他们自己的势力增强到了满族难以控制的程度。资源从朝廷流向各省的总督，后者增长中的军事和政治实力构成了对清朝朝廷的威胁。在满族统治崩溃的表面背后，中国政治分裂的基础正在形成中。

尽管满族统治者在19世纪末面临显然绝望的处境，包括在1894年和1895年在与日本的战争中令人震惊地失败，他们还是顽固地反对进行挽救这个政权以及中国文明的唯一可以指望的深入改革。满族统治者偶尔支持主张全面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官员，这些官员中的一些人是受到了西方事例的启发的，但是他们的努力在皇室以及他们的决心通过微小改变来保持旧秩序而不向西方做出任何让步的士大夫同盟者的反击下屡屡受挫。

清朝的最后几十年中，极端保守的慈禧太后在皇帝背后主导朝政。1898年，她和她的同党扼杀了最认真的寻求进步的改革。她的外甥，当朝皇帝，在紫禁城中被监禁起来，改革的主要倡导者被杀害或者被迫流亡海外。有一次，慈禧把征集起来用于建造现代军舰的资金挪用去在皇家花园的一个湖里建造一个巨大的大理石船，使主张西化的人痛心疾首。慈禧和她的同党绞杀了真正的改革之后，满族人依靠各省官员之间和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清朝皇室还秘密地支持了旨在把外国人赶出中国的群众运动，如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起义在1898年爆发，到1901年才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干预下被镇压。这场运动的失败导致了欧洲人对中国内政更为严重的控制和权力向各省官员的转移。

五，清朝的灭亡 

到20世纪初，满清统治已经余日无多。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反抗清朝的核心力量是诸如八卦教和哥老会这样的秘密社会。这些地下组织在19世纪后期掀起了多次反对清朝的地方性的起义。所有这些努力都由于缺乏协调统一和资金不足而失败了。但是其中的一些秘密社会组织为一种新型的抗清运动提供了培训人才的准备。

到19世纪末，一些士大夫，尤其是一些口岸城市商人的子弟愈来愈深地卷入了秘密社会的和其他旨在推翻清朝的行动。由于他们当中的许多年轻人接受过欧洲式的教育，他们的反抗并不仅仅局限于推翻满清。他们想使权力转移到受过西方教育的改革领袖们身上，这些人将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方模式的、新的、强大的民族国家，而不是仅仅改朝换代。此外，对于像孙中山这样涌现出来的最有鼓动能力的有抱负的革命者说来，取得权力还是推行急切需要的社会规划来解救农民和都市劳工的苦难的一种途径。

虽然从西方学习了大量的思想和组织模式，来自崛起中的中产阶级的革命者对帝国主义列强卷入中国事务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们谴责满清没有能够控制外国人。年轻的反叛者剪断了辫子来表示对满清强迫所有中国人留辫发的反抗。他们参与秘密社会组织的起义或者密谋暗杀和直接进行破坏活动。由于个人之间的分歧或者能力不足，多次全国性的起义失败了。但是，在1911年底，反对政府在铁路贷款问题上依赖西方列强的运动引发了秘密社会的起义、学生的抗议和一部分帝国军队的叛变。当主要的督抚拒绝平息蔓延起来的反叛的时候，满清只有退位而别无选择了。1912年2月，中国的最后一个皇帝，一个名叫溥仪的小男孩，被废黜了。一个握有实权的外省大员被要求出来在中国建立一个共和政府。

六，一个文明的终结？ 

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朝，但是从多种意义上看，对于中国文明的更为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05年。那一年举行了最后的一次科举考试。即使是慈禧太后最为顽固的谋臣们也不能不看出，中国的困境不再是在科举所考察的儒家学术中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了。事实上，科举考试的废除标志着中国维持了将近2500年的一个文明模式的被废弃。混合哲学和价值观的所谓儒家体系、庞大的行政官僚体系、由受过教育的和有修养的士大夫精英来统治、甚至于在这个旧秩序框架中实现的艺术成就，都在20世纪初受到愈来愈严厉的批判。这个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最长久的文明的许多标志被粗暴地摧毁了。

如我们将在第41章看到的，虽然儒家文明像其以前的许多文明一样成为了历史，其中的许多观念、态度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保留了下来。其中有的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取代已经坍塌的旧文明的暴力的艰苦斗争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融合与平衡新旧两个文明作为一个挑战一直持续到今天。

结论：伊斯兰和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反应之比较[iii] 

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在18、19世纪间都已经由于内部的瓦解而严重地衰落了。而且，它们都由于西方的挑战而被卷入了持续不绝的危机中。这两个文明在与西方的相互作用中有几个关键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伊斯兰文明虽然遭到严重的震撼却存活下来，而中国文明则在国内大变动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力下垮掉了。对于穆斯林说来，他们从中世纪时代就和基督教的欧洲进行战争和贸易，西方的威胁已经长久地存在着，新的情况只是欧洲人由于经过全球扩张和科学技术革命而极大地增强了竞争的实力。对于中国人说来，西方的挑战则是突如其来的和蛮不讲理的。在几十年间，中国人不得不基于被他们曾经视为蛮夷的人们几次把自己打败的事实把自己的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和文明本身的源泉的自我形象意识翻转过来。

穆斯林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中得到安慰：在犹太——基督教和希腊传统中，他们和欧洲人的祖先有很多关联。作为这个事实的结果，他们自己的文明中的一些因素在西方的崛起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这使得穆斯林在借取于西方的时候更易于心安理得，类似的情况可见于任何长期与其他文明交流的地方。中国则虽然有一些技术早就传播到了西方，但中国和西方的领袖在很大程度上对早期的交流并没有察觉，也没有对他们各自社会之间根本性的差异有深刻的印象。对于中国人，接受向蛮夷学习需要经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痛苦的重新定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做这种重新定位。

在反对西方入侵的时候，穆斯林得益于他们有许多要保卫的中心；单一的一个王朝或者政权的灭亡并不意味着伊斯兰独立的丧失。穆斯林还得益于西方的挑战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他们有时间从早期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并且尝试各种应对西方挑战的方法。中国人则把保卫自己的文明和保卫清朝等同起来，这是满族人所提倡的唯一的思想道路。当这个王朝在20世纪初垮台的时候，中国人就失去了对他们成功地坚持了2000来年的文明模式的信念。另外，时机也是关键性的。中国的危机是在看来没有征兆的情况下来临的。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清朝从一个傲慢的蛮夷的控制者变成了被欧洲列强打败和羞辱的俎上鱼肉。

朝廷灭亡了，而且“蛮夷”们在如此众多的文明事业领域超过了中国，面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以继续依托的了。和欧洲人一样，他们早就已经在社会和政治的组织活动以及掌握物质世界的活动中沉溺了自己。和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不同，他们没有一种认为本身固有的崇高可以抗衡世俗控制力量的伟大的宗教传统并以之与欧洲人的咄咄逼人相对抗。在危机的深处，穆斯林人却还是坚持自己持有的是真正的信仰、是神对人类的最终的和最充分的启示。这种信仰成为他们反抗西方的基础和自新的战略源泉，这是伊斯兰文明得以保存下来并在在20世纪继续做出面对西方挑战的努力的关键。 

[i] “中国东北”，原文直译如此。

[ii] 此歌谣是据英文直译为中文的。

[iii] 此为整个第32章的结论，而本文仅为该章的一部分，所以讨论的问题覆盖略宽。但由于此结论将中国晚清与伊斯兰文明的命运相比较，对思考晚清历史不无参考价值，而且美国多数史学家习惯将晚清时代的中国与日本明治时代比较，此书角度有所不同，故如实译出，以供参考。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