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庄文皇后, 姓博尔济吉特氏, 名布木不泰, 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天命十年 1625 , 与太宗皇太极成婚, 时年十三, 先后育有三女。崇德元年 1636 , 封永福宫庄妃; 三年正月三十, 生皇九子福临 顺治帝 , 福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死后谥“孝庄”, 因皇太极谥“文皇帝”, 故史称孝庄文皇后。
一
顺治五年 1648 太后是否下嫁多尔衮, 成为清初一大疑案。
野史、演义大肆渲染太后下嫁, 如《清朝野史大观》、《多尔衮轶事》、《清朝通俗演义》、《清宫秘史》 等。书中所描绘的情节荒诞离奇, 如《多尔衮轶事》 说, 太后与多尔衮海誓山盟,太后先诈死, 并举行隆重丧礼, 然后再以皇帝乳母身份与多尔衮成婚。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当然可以不闻不问。然而, 太后下嫁之事, 在当时已有史文述及, 见于清初著名抗清志士张煌言的《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卺尊, 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官昨进新仪注, 大礼恭逢太后婚。[①]
诗的意思是太后所居慈宁宫成为大婚新房, 礼部尚书 春官 制订了太后大婚的典礼 新仪注 , 大礼十分隆重。到慈宁宫奉觞上寿 敬酒祝贺 的人已是盈门众多。张煌言以当时人述当朝事, 因此, 《建夷宫词》 成为主张皇太后下嫁说的重要依据。
认为太后下嫁确有其事的又一主要证据是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顺治七年十一月初八日, 多尔衮死于喀喇城, 顺治帝诏曰: “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 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 坚持推让, 扶立朕躬。”[②]称多尔衮为“皇父“。然而, 仅三个月后, 顺治八年二月初十日, 追论多尔衮生前谋逆, 顺治帝据诸王大臣奏言, 诏曰: “ 多尔衮 自称皇父摄政王”, “ 凡批票本章, 概用皇父摄政王之旨, 不用皇上之旨”。[③]这成为多尔衮“谋篡大位” 的铁证之一。既然顺治帝称多尔衮为“ 皇父摄政王”, 而多尔衮又自称“皇父摄政王”, 以“皇父” 自居。如是, 则顺治帝视生时的多尔衮俨然有如继父。
主张太后下嫁所据之又一证据是朝鲜史料记载。顺治六年二月, 清廷派使臣赴朝鲜递交国书, 朝鲜国王李倧见书中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 问道: “ 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 清使答: “今则去叔字, 朝贺之事, 与皇帝一体云。”朝鲜右议政郑太和说: “敕中虽无此语, 似是已为太上矣。“国王李倧曰: “然则二帝矣。”[④]朝鲜君臣视“皇父” 为“太上 皇, 已隐然指太后下嫁。
太后下嫁的又一重要证据是《清世祖实录》中的以下一条史料。顺治十七年十二月, 顺治帝乳母李氏病逝。顺治帝谕礼部: “追封恩恤, 宜从优厚, 部即详察典例, 确议具奏。”对于乳母之死, 如此重视的原因, 在谕旨中有具体说明: 顺治帝出生后由乳母李氏抚视哺育, 尽心奉侍, “诸凡襁褓殷勤, 无不周详恳挚。”此其一。更重要的是, 谕旨中有如下说词:
睿王 多尔衮 摄政时, 皇太后与朕 顺治帝 分宫而居, 每经累月, 方得一见, 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 多方保护诱掖, 皇太后惓念慈衷, 赖以宽慰。即读书明理者, 未必过是。此其贤德, 今昔罕闻。[⑤]
此谕旨可谓话中有话而未明言。因为太后所居慈宁宫, 皇帝所居养心殿, 都在紫禁城中, 多尔衮摄政时, 母子二人何以“每经累月, 方得一见”? 这与张煌言所说慈宁宫已成为太后大婚的新房是否有关系? 蒋良骐《东华录》 载: “ 多尔衮 背誓肆行, 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 以挟制皇上。”[⑥] 既然有慈宁宫已成为太后大婚新房之说, 多尔衮以皇父自居, 亲到皇宫内院, 倘若张煌言所言不诬, 则太后下嫁之事似甚明白。若然, 顺治帝诏书中所说, 太后母子二人虽同居紫禁城, 因多尔衮摄政, 累月才得一见, 以至太后念子心切, 衷心萦系, 难以释怀, 而又无可奈何, 便不难索解了。而多尔衮肆无忌惮, 骄横跋扈, 公然藐视小皇帝而挟制之, 也由“自称皇父摄政王”一语可以得解。
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十二月, 孝庄文皇后病逝, 年七十五。临终时, 遗命康熙帝, 自己不与太宗皇太极合葬, 于顺治帝孝陵近地安厝。康熙帝侍奉祖母太皇太后至孝, 然而, 终康熙之世, 未将祖母灵柩下葬, 在遵化清东陵地面上安放了38 年, 直到雍正三年 1725 才建陵安葬, 称“昭西陵”。清东陵风水墙内, 葬有5 位皇帝, 14 位皇后, 136 位嫔妃, 唯独昭西陵在风水墙外, 也使人联想到这是否与太后下嫁有关。
二
孟森先生《太后下嫁考实》一文, 以精审考订, 力辨太后下嫁之有关证据不足取信。张煌言: “春官昨进新仪注, 大礼恭逢太后婚。”孟森先生认为虽言之凿凿, “然远道之传闻, 邻敌之”语, 未敢据此孤证为论定也。 张煌言“仅凭口耳相传”, 作诗之时“兴到挥洒,不负传信之责”, 并无一字可据之孤证, 是不能作为补史之文的。
多尔衮称“皇父”。孟森先生说: “父之为称, 古有‘尚父’、‘仲父’, 皆君之所以尊臣, 仍不能指为太后下嫁之确据。 “皇父摄政王”是由报功而来, 以崇功德, 非由渎伦而来, “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
“春官昨进新仪注”, 文人学士谓太后大婚典礼, 由礼部尚书钱谦益上表领衔。孟森先生考订, 顺治二年五月, 豫王多铎定江南, 谦益迎降, 至京候用; 三年正月, 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六月, 以病乞假, 获准, 回籍。钱谦益并非尚书, 而是侍郎。故“春官昨进新仪注”谓由钱谦益以尚书领衔, 乃明显之误。
孟森先生认为, “亲到皇宫内院”一句最可疑。然虽可疑, 只可疑其曾渎乱宫廷, 决非如世传之太后大婚, 且有大婚典礼之文布告天下等说也。太后死后不与太宗合葬不能成为太后下嫁之根据。因太宗昭陵已有孝端皇后合葬, 孝庄为第二后, 孟森先生说: “第二后之不合葬者, 累代有之。”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之第二后均不合葬。故太后不与皇太极合葬, “不能定为下嫁之证”。
总之, “太后下嫁之证无有。而旧时所以附会其下嫁者, 皆可得其不实之反证”。清朝官书“既无太后下嫁”颁诏告谕之文, 孟森先生再求证于朝鲜《李朝实录》, 经搜检, “固无清太后下嫁之诏”。因此, 太后下嫁“确证其无此事”。孟森先生遂“急录之以为定断”, 认为世间浮言可以息止。[⑦]
《太后下嫁考实》定稿后, 孟森先生送给胡适阅看。胡适回信, 认为“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与“尚父” 、“仲父”一例, 故“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而以《李朝实录》中所记朝鲜君臣与清使的问答 见前引 , 似仍未能完全证明无下嫁之事, 只能证明在诏敕官书与使节辞令中无太后下嫁之文而已。胡适自称绝非轻信传说, 认为“皇父”之称自是史实,后之史家只能说: “摄政王确改称‘皇父’, 而民间有太后下嫁之传说, 但无从实证了。”[⑧]
孟森先生作书答胡适说: “既以皇父之称诏天下, 如果因得婚太后之故以自尊异, 则必以太后下嫁明告天下。”如此, “皇父”之称乃“有其实故据其名”。“惟其无下嫁之事, 则坦然称皇父以仲父、尚父自居”。[⑨]
前辈学者孟森先生考史精详, 其论著为学人所尊重。因不见太后下嫁诏书, 故论断太后既未下嫁, 亦与多尔衮无暧昧之事。
孟森先生之后, 有关发现“太后下嫁诏书”的信息较早见载于1947 年《中央日报·文史周刊》 第35 期。该期刊登了刘文兴所撰《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一文, 披露其父刘启瑞在宣统初年发现了《太后下嫁诏书》:清季, 宣统初元, 内阁库垣圮, 时家君 刘启瑞 方任阁读, 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遂以闻于朝。[⑩]
宣统元年 1909 , 内阁侍读学士刘启瑞见过《太后下嫁诏书》, 并奏闻朝廷。后来, 熊克撰写《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一文, 亦曾引《皇父摄政王起居注》 藏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 书后刘文兴撰写的跋。[11]
倘若真有此诏书 清官书不见记载 , 则太后下嫁可铁证定案。然而, 至今尚未闻另有人见过此诏书。“太后下嫁诏书”不面世, 或者有可信证据证明刘启瑞向朝廷奏闻后已被销毁, “太后下嫁”或终将在两可疑似之间。
三
笔者认为, 胡适已然对孟森先生的有关考证存疑, 设若将“大礼恭逢太后婚”, “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 “睿王摄政时, 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 每经累月, 方得一见”三条史料连缀成文阅看, 其文意叙述太后下嫁通晓清楚, 以此钩沉史实, 或可拨开疑云迷雾, 太后嫁似应有其事。兹再说明如次:多尔衮以近支宗室亲王、又是幼帝长辈的身份一人摄政, 被尊称为皇父摄政王。他代天摄政, 赏罚等于朝廷。当其入朝时, “满洲诸臣皆跪”,[12] 俨然帝尊。他“大权在握, 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13]“臣工或尊之为‘上’, 与皇帝无别; 若摄政王有言, 则称“王上曰”; 凡有赏赐则曰“钦赐出自圣恩”。[14]摄政王在各方面都是实际上的皇帝, “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 不奉上命, 概称诏旨”。[15]顺治帝后来说: “睿王摄政, 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 朕既不预, 亦未有向朕详陈者。” [16]多尔衮曾宣称: “若以我为君, 今上 顺治帝 居储位, 我何以有此病症。”[17]公然表露觊觎帝位之意。更有宗室巩阿岱等“阴谋劝进”。郑亲王济尔哈朗对巩阿岱说: “皇子即帝位, 更复何言, 惟以他人篡夺为忧。”[18]摄政王篡夺帝位的严重威胁已使满洲高层贵族深感不安。太后与小皇帝, 孤儿寡母, 无法与摄政王抗衡。聪明睿智的太后, 曾经“佐太宗文皇帝, 肇造丕基”, [19] 在清朝开国过程中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才能。既然多尔衮扬言“以今上居储位”, 太后委曲求全, 下嫁摄政王, 福临便成继子, 以保顺治帝位, 看来是不得已的抉择。母子二人因此累月才得一见, 太后思子弥切, 终日系念, 也只有靠乳母护视小皇帝,才稍感宽慰了。并非基于感情, 而是险恶政局促成的太后下嫁, 在多尔衮死后, 立即以“自称皇父摄政王”等罪名, 追论其生前谋逆。平毁其坟墓, 将尸体挖出, 砍去脑袋, 鞭尸示众。这亦可反证宫闱斗争之残酷, 太后为保顺治帝帝位而下嫁。所以, 当康熙帝八岁即位, 太后决定改变“从来国家政务, 惟宗室协理”的祖制,[20] “不再用宗室近支亲王摄政, 改用皇帝自将的具有主奴身份的上三旗元老重臣辅政, 就是鉴于多尔衮对皇权、皇位的严重威胁。”[21]
--------------------------------------------------------------------------------
[①]张煌言: 《张苍水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 第70 页。
[②]蒋良骐: 《东华录》 卷6,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年, 第101 页。
[③]蒋良骐: 《东华录》 卷6, 第102、103 页。
[④]末松保和编纂: 《李朝实录》第35 册, 东京: 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 1962 年, 第600 页下。
[⑤] 《清世祖实录》卷143,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年, 第1103 页下。
[⑥]蒋良骐: 《东华录》卷6, 第102� 103 页。
[⑦]参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167、168 页。
[⑧]胡适: 《胡适之君来书�》, 孟森: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 第167、168 页。
[⑨]孟森: 《作者答胡适之君书》 ,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 , 第168、169 页。
[⑩] 《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 , 《中央日报·文史周刊》 南京 第35 期, 1947 年1 月28 日, 第12 版。
[11]熊克: 《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 ,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 年第1 期。
[12]《清世祖实录》卷16, 顺治二年五月丙戌, 第142 页下、143 页下。
[13]《钦定八旗通志》第4 册, 李洵、赵德贵等主校点,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 年, 第2154 页。
[14]北平故宫博物院编: 《多尔衮摄政日记》 , 1933 年铅印本, 第6、7 页。
[15]《钦定八旗通志》第4 册, 第2153、 2154 页。
[16]《清世祖实录》卷88, 顺治十二年正月戊戌, 第691 页上。
[17]《清世祖实录》卷63, 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第496 页上。
[18]《清世祖实录》卷63, 顺治九年三月癸巳, 第495 页上。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 《康熙起居注》第2 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1693 页。
[20]《清圣祖实录》卷1, 顺治十八年正月辛亥朔, 第41 页上。
[21]参见王思治: 《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及《康熙继位与孝庄文皇后改变祖制》 , 《王思治自选集》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第226、315、321、366 页。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