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华北地区的八卦教，是清代历时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支民间秘密宗教，长期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对八卦教的渊源、定名过程及其与天理教的关系做一些探讨，以推动民间秘密宗教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一、八卦教的渊源
据档案记载，顺治年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师承太监魏子义，到山东改名刘奉天，创立五荤道又称收元教，“妄造五女传道妖书，分八卦收徒党”[i]，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于此可见，八卦教与魏子义所习之教有渊源关系。目前，我们虽然没有确凿史料说明魏子义的籍贯及其所习之教，但只要了解了明末清初民间秘密宗教的发展概况，依然能够探索八卦教的历史渊源。
众所周知，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很长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元末，它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为推翻元朝的腐败统治立有功勋。明朝建立之后，白莲教冲破了统治阶级的禁令，在民间广泛传播，影响不断扩大，教徒日渐增多。到了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生活每况愈下，白莲教更急遽发展起来；但因统治阶级的严厉禁止和残酷镇压，白莲教逐渐分散活动，形成了许多支派，罗教、闻香教和红阳教相继出现，并构成了华北地区民间秘密宗教的三大派系。
罗教是明武宗正德年问山东即墨县人罗清创立的，嘉靖、万历时期迅速发展，清初主要在运河两岸和江南数省流行，入教之人以水手和运粮人为多，教徒一般都是诵经、上供、吃斋和坐功，“带有下层社会宗教福利个人修行集团的性质”[ii]。
闻香教是明神宗万历年间直隶蓟州人王森创立。他死后，其子王好贤及徒徐鸿儒继续传教，势力迅猛发展，不数年徒众已达200余万人。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徐鸿儒发动了反明大起义，给明廷以极大震动。起义失败之后，徐鸿儒和王好贤先后被处死，闻香教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明末清初，王森的后裔被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吓破了胆，分别迁往直隶滦州石佛口和卢龙县安家楼。他们中有的世代务农，不再参与宗教活动；有的则在当地或往江南劝人吃斋行好，凡吃斋者，“只到他祖先牌位前磕头，就算皈依名下为徒，送钱与他使用”，并称此钱“为来世根基，可以富贵”[iii]。闻香教已完全变成了一个以骗钱为目的的迷信组织。
由上可见，明末清初，罗教和闻香教在华北地区基本上销声匿迹；而红阳教却日趋兴盛和发展。
红阳教，从其经文《混元红阳显性结果经》来看，又称混元红阳教；又因它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以人死为收元”，“谓收元则能上天宫，上天则即到家乡，到家则参见古佛”[iv]，故红阳教又称收元教。它宣扬“天盘三副说”，即把宇宙自开创起直至结束时为止，分成青阳、红阳和白阳三个时期，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统治人类世界。其中，“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了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所以，红阳教的宗旨就是“红阳劫尽，白阳当兴”[v]。
红阳教是由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韩春坡又名太湖创立的。韩春坡，号宏阳，明穆宗时在北禅山曹溪洞静修多年，得真人口诀，著有《明心经救苦忏文》若干卷。又由于他能解医道、通医术，受敕封为“正德明医真人”[vi]。万历二十二年1594。韩春坡“居于太虎山中，广开方便，济度群迷”[vii]，正式开宗立红阳教，自称为“一辈红阳教主”[viii]。红阳教，又写作弘阳教、宏阳教，很可能是韩春坡将自己的号宏阳作为所创新教的缘故。
万历二十三年，韩春坡到北京结交权贵，投拜在有权势的太监门下，得到他们的信奉和支持。御马监、内经厂、盔甲厂的太监帮他印制了众多的形制古旧、装璜精美的宝卷。于是，红阳教大盛，不仅在民间广泛流行和传播，影响巨大，而且在宫廷太监中也拥有很大的市场。这是因为，太监大多来自京畿固安、昌平、霸县等地的穷苦人家，进宫后地位低下，精神悒郁，生活清苦，劳役繁重；他们虽然尽心竭力地侍候主子，一切按照主子的喜怒行事，但仍然不免挨打受骂，更时常受总管太监一类的刁难和侵凌。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把送上门来的红阳教看作一种解脱自己的精神武器，从而加入红阳教。据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太监魏子义是一名红阳教徒。刘佐臣创立的八卦教，从组织上看，渊源于红阳教。
此外，八卦教与红阳教还有许多承继关系。首先，从教名上看，红阳教和八卦教都称收元教。八卦教“邪书”还流传着“身落寒门传大道”[ix]之谣。这里的“寒”显系韩字谐音，讲明了八卦教与韩春坡红阳教的承继关系。另，两教均与八卦有关。红阳教内有八卦木戳，流传着“天上有八卦，地下有八河，人身有八家”[x]的歌谣；而八卦教则进一步利用八卦安排内部组织结构。
其次，从教规上看，两教都从道、释二教和儒家经书中撷取一些营养。红阳教要教徒遵守三皈五戒，即皈依佛、法、师，戒杀生、偷盗、邪淫、荤酒、诳语；而八卦教也声称该教“归佛、归法、归于三宝，全如正法”[xi]，并实行斋戒戒五荤。再次，从教义上看，八卦教充分吸取了红阳教的天盘三副说，并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改称为先天、中天和后天，刘佐臣被奉为“先天老爷”、弥勒佛的化身。
综上所述，我认为，八卦教直接渊源于红阳教。
二、八卦教的定名
刘佐臣在创立五荤道时，仅以八卦收徒党，并未打出八卦教的旗号。而八卦教的定名，则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漫长过程。
据记载，刘佐臣创教后，“传于南方郜姓，又传于清丰县人秦姓，又传于曹县王姓”。所谓“南方郜姓”，即指离卦教开山祖师、河南商丘县人郜云陇；“清丰县人秦姓”，由于史料阙如，已难予考证；“曹县王姓”[xii]，实为山东菏泽县人王清容，震卦教的开山祖师。还须指出的是，当时震卦教主并非王清容一人，山东金乡县人侯棠受刘佐臣之命，掌管金乡的震坎二卦。当时，各卦的头目名称也不统一，如侯棠所掌金乡县一带的震、离二卦头目名称是：“掌震卦的名为扶震主事，掌坎卦的名为扶坎主事”[xiii]。同时，郜、王、侯三姓所掌的各卦均有相对的独立性。
刘佐臣大约死于康熙四十年1701前后，其子刘儒汉接掌五荤道，所收之徒仍分八卦，将各卦头目名称定为卦长，“每卦以一人为卦长，二人为左右干支，以下俱为散徒。每卦各自收徒，所收之徒，各出银钱于卦长，卦长汇送于教主，多寡随便。当时因八卦不能齐全，有以一人而兼两卦者。”[xiv]刘儒汉热心于仕途，以银4000多两捐纳为山西荣河县知县，作了十余年的地方官，直至康熙五十八年因“犯案”被“参革回籍”。雍正十年1732，刘儒汉之徒、山西定襄县人韩德荣得知其主身故，将五荤道正式改为收元教，“传播日久，又以妖言恐吓乡愚，信从渐众”，并与刘儒汉属下发生了争教事件[xv]。可见，刘儒汉时期五荤道内部组织涣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刘儒汉死后，其子刘恪执掌教权，五荤道正式易名为收元教。[xvi]
刘恪依然不热心经营该教，用银捐职州同，安心居官。乾隆十三年1748二月，韩德荣传教案发，刘恪被解往山西质讯，后因证据不足，又被释放回籍。
刘恪死后，其子刘省过接任教主。刘省过也同其祖、父一样，满足于充当宗教首领和从各卦长手中敛取钱财，并用其中一部分捐纳县丞，跻身仕途。刘儒汉祖孙三代的这种做法，给了各卦以更多的独立活动余地，促使它们独自立教。关于各卦立教的具体时间，我们目前虽然无法予以准确判断，但据现有档案史料分析，除坤卦外，其他七卦至迟在刘省过时期已独自立教了。具体情况如下：
离卦教：传教中心在河南商丘一带，卦长即系郜云陇的第三代孙郜大兄弟；震卦教：传教中心在山东菏泽一带，势力波及河南、直隶和江南，卦长即系王清容的儿子王中。后王中为了能与金乡侯氏所掌的震卦教有所区别，将其教改为清水教；坎卦教：传教中心在直隶容城、山东宁阳一带，卦长系张柏，重要头目有孔万林；艮卦教：传教中心在山东金乡一带，卦长先后为张玉成、张静安父子；巽卦教：传教中心在山东单县，卦长为张炎兄弟；乾卦教：传教中心在河南虞城，卦长为张姓子孙；兑卦教：传教中心在直隶东明，卦长是陈善山兄弟。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王中清水教案发，刘省过和王中、张柏、孔万林、郜氏兄弟先后被清廷处决，收元教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刘省过死后，其长子刘洪虽被收禁在监达14年之久，但仍被教徒尊为精神领袖。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十四日夜，直隶大名道皂头段文经、元城县快头徐克展打着“大明”的旗号，以营救刘洪为名发动了武装斗争，杀死大名道熊恩绂，将元城县内外监门砍开，砍断犯人锁铐，成为震动一时的案件。这使乾隆帝极为震怒，前后发下逾百道谕旨，必要严办此案。在他的再三指令下，直隶总督刘峨督举兵役，活捉了七名起义者，经过“严加究问”，被捕者供称：“向随八卦会，会首系山东单县人刘洪，现在单县监禁；头目系广平县段文经、元城县徐克展，伊等均人其会。”[xvii]半月之后，清廷又从被俘的段文经徒弟、直接负责联络刘洪的山东单县人吕栋口中得知八卦会又名八卦教[xviii]。这标志着收元教至迟在乾隆五十年前后，已改名为八卦会或八卦教了。
综上所述，八卦教的历史渊源关系和定名过程似应是：
韩春坡——魏子义——刘佐臣————刘儒汉——刘恪——
红阳教 红阳教 五荤道收元教 收元教 收元教
刘省过——刘洪
收元教 八卦会八卦教
三、天理教与八卦教的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流传着一种习惯说法：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或曰八卦教又名天理教。实际上，这都是很不准确的概念。
乾隆末叶，由于清廷的残酷镇压，民间秘密宗教已呈零落断绝之势，只在一些村镇里仍有传教活动。例如，京畿地区有红阳教、白阳教、青阳教、大乘教、荣华会，直鲁豫三省则有八卦教，彼此之间，不相统属，门户之见森严，直如一盘散沙。
嘉庆十一年1806五月，京畿大兴县宋家庄人林清加入了当地的红阳会十三年后易名为荣华会[xix]，开始利用民间宗教进行反清活动。他首先“倡兴白阳教，各处勾结伙匪”[xx]，经过几年的努力，至嘉庆十八年初，终于将荣华会和通县屈四的青阳教、雄县刘进亭的大乘教、固安李五的白阳教、通县马驹桥刘兴礼和羊修店李老的红阳教统一起来。与此同时，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xxi]的口号，试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但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只联合了河南滑县李文成的震卦教、山东金乡崔士俊和德州冯克善的离卦教、直隶顺德杨遇山的巽卦教，而没有能够统一八卦教。这样，在嘉庆十八年起义前夕，林清和李文成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天理教。[xxii]可见，天理教只是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和直鲁豫三省以部分震卦教、离卦教和巽卦教为主的八卦教的联合体，但八卦教并未因此而得到统一，各卦依然“各编名号，彼此并非一党”[xxiii]，“各教头目多寡不齐，并不拘定一人，亦非聚处一地”[xxiv]。例如，震卦王家、离卦郜家依旧分别在山东、河南传教，坐等教徒送来银两、衣服、食品；在林清、李文成起义过程中他们又完全置身事外，生怕牵连自己。
另外，我们再从天理教的下述特点，也可看出天理教与八卦教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天理教不是单一的秘密教派的宗教组织，而是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几个教派的联合组织。
八卦教是一个由刘氏世袭传教家族统治的秘密宗教组织，教首包括离卦郜家、震卦王家的教首都是子孙世代相承。而天理教教首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都没有世代相袭的关系，并且天理教分布的地区较广，其教派也较繁杂。这些特点，使天理教起义者吸取了嘉庆初年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忽南忽北”、“忽川忽陕”的流寇主义作战方针的教训，初步有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起义前，林清提出“我们据了京师，不怕圣驾不到关东去”[xxv]。滑县的天理教首领也宣布，要“径取滑城据而守之，直隶之开州、长垣，山东之金乡、定陶皆吾声援，官兵四路牵制，措手不及，然后成师以出，数百里可传檄而定也”[xxvi]。这种思想虽然在当时具有一些冒险主义的因素，招致起义的最后失败，但所表达出来的建立根据地的愿望，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史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天理教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因而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宗教组织。
八卦教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广大群众的宗教，但是一般来说，它不是一个革命组织，其教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如刘佐臣的“五女传道经”“固多荒诞不经之言”[xxvii]，“尚无悖逆字句”[xxviii]。而天理教从它一创立，甚至可以说从它开始酝酿时期，就具有较明确的反清政治目的。林清早在嘉庆十一年作为红阳会的一名成员时，就对他的徒弟阐明了这一组织的反清思想：“如遇荒乱，并可图谋大事。”[xxix]在天理教创立时期，林清虽也打着弥勒佛的旗号，但从其自号“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xxx]来看，很明显，弥勒佛的作用是与林清本人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指路的贤人般的佛。与此同时，林清等人又用《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文成遂号“严霜十八子”[xxxi]，自称“李自成转世”[xxxii]，并在起义的旗帜上写着“大明天顺”的字样。这一方面说明林清、李文成等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上“反清复明”思潮的影响下，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另一方面更说明，他们是要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榜样，领导农民起来革命，不仅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应该说，这是他们思想的主流。与此同时，林清和李文成针对乾嘉时期土地已成为社会上最为尖锐的问题这一现实，提出了“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xxxiii]的口号，迎合了当时一些无地少地农民的心理，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把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动了起来，收到了“相从者众”的效果，只滑县一带就有大小男妇3800多人加入天理教[xxxiv]。因此，天理教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旗帜。正是在这一旗帜下，京畿和直鲁豫三省部分地区于嘉庆十八年九月发生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反清斗争。
第三，天理教进一步发展了八卦教支派清水教的文武场，形成了文武两大集团。其中，武的集团是统属于冯克善离卦的武术团体，成为天理教起义的武装力量。
在清代秘密宗教中，八卦教习武之风最为盛行。这是因为，乾隆中后期随着社会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农民反抗运动日益频繁和逐渐向较大规模发展，一方面某些经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开始致力于组织武装，另一方面民间武术团体也需要获取一个摆脱贫困境界的思想武器。这样，八卦教也就走上了传教和习武相结合的道路。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领导的八卦教支派清水教，其内部组织正式分文武场，教徒分别称为文弟子和武弟子，武弟子均习拳棒。此后，至嘉庆初年，各种武术团体如虎尾鞭、义和拳、金钟罩、梅花拳、红砖会、“红衣健妇营”等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直鲁豫的大地上，为天理教武装力量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嘉庆十六年开始，天理教领导人冯克善等在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传教和教授拳棒。他们联合了义和拳、金钟罩、红砖会及“红衣健妇营”的一些人士，建立了一个统属于冯壳善离卦的武术集团。在此基础上，天理教把所属八卦分成“乾、坎、艮、震四文卦，巽、离、坤、兑四武卦”[xxxv]。林清称“文圣人”，冯克善称“武圣人”[xxxvi]，分领文武卦。武的集团是天理教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天理教武术集团的形成，以及他们用拳棒来组织、武装农民群众，克服了以往的秘密宗教那种较单纯的、浓厚的迷信思想，显示了，封建社会农民反封建斗争艺术的提高。
四、为“白莲教大起义”正名
嘉庆元年，川楚陕地区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史称“白莲教起义”。实际上，这种称呼也是不够妥当的。这是因为：民间秘密宗教在清代称白莲教的已不多见。而在这次起义中，以刘松、刘之协为代表的混元教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以宋之清、王应琥为代表的收元教，则是组织、发动者[xxxvii]。但不论是混元教和收元教，均渊源于红阳教：
由于红阳教在清代又称为荣华会、混元教、白阳教、青阳教等，所以樊明德的混元教和张仁的荣华会当无疑为红阳教。另，下述事实也可为证：乾隆五十三年后，刘松和刘之协把混元教改名为三阳教，公开显示了红阳教的“三阳”青阳、红阳、白阳劫变思想。他们的徒弟也声称：“该教远祖本姓韩”[xxxviii]，则更证明刘松、刘之协的混元教是红阳教。
综上所述，我认为，嘉庆元年的白莲教起义应易名为红阳教起义。如果我们再将天理教起义结合起来看，那完全可以说，红阳教是清代中叶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
[i] 戚学标：《鹤泉文钞》卷下，《纪妖寇王伦始末》。
[ii]参见喻松青《明清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iii]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65、77页。
[iv]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一卷》。
[v]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三。
[vi]光绪《广平府志》卷六十。
[vii]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二。
[viii]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录》，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
[ix] 《清高宗实录》卷三〇九，乾隆十三年二月。
[x] 《军录》，《郭大发供词》。
[xi] 《军录》，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三日，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折。
[xii] 《军录》，《秦学曾供词》。
[xiii] 《军录》，《侯位南供词》。
[xiv] 《朱批》，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六日，山东按察使国泰奏折。
[xv] 《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乾隆十三年二月。
[xvi]另据台湾现存清档：“河南商丘县民郜从化原充收元教离卦长，以刘恪为教主。”见庄吉发《清代乾隆年间的收元教及其教派》，载〈大陆杂志〉第六十三卷，第四期说明刘恪时期，五荤道已改名为收元教。
[xvii]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一，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壬辰。
[xviii]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六二，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壬寅。
[xix] 《朱批》，《宋文潮供词》。
[xx]档案，《剿捕档》，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上谕。
[xxi] 《军录》，《刘宗山供词》。
[xxii]参见拙作《紫禁城之变》，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版。
[xxiii]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xxiv] 《朱批》，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两江总督百龄奏折。
[xxv]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
[xxvi] 《靖逆记》卷三，《滑县之难》。
[xxvii] 《军录》，乾隆五十年三月十三日，湖广总督特成额奏折。
[xxviii] 《朱批》，乾隆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山东按察使国泰奏折。
[xxix]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六。
[xxx] 《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词》。
[xxxi]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xxxii] 《军录》，《秦学曾供词》。
[xxxiii] 《靖逆记》卷五，《林清》。
[xxxiv]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xxxv] 《军录》，《宋树行供词》。
[xxxvi]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xxxvii]参见许曾重等《刘之协在川楚陕农民起义中作用的考察》，（《清史论丛》第二辑）。另，下表是根据许先生文中引用的档案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的档案资料编列的。
[xxxviii] 《军录》，《王三保供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