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个月，我因为组织一批海内外学者共同探讨《历史人类学：中国经验与理论检讨》问题，读了不少相关论著，考虑了不少问题，动笔之际，适逢“区域、跨区域与文化整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三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聊城大学召开，遂决定在参会之后再行动笔。在会上的一次大会发言中，我提出了近三十年来历史学视角与方法论发展的“三个坐标”问题，得到了不少学者的回应。遂于会后对有关问题加以整理，以就教于学界。 

所谓“三个坐标”，指的是社会史（深化为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新社会史”（发展为“新史学”）以及历史人类学（俗称“华南学派”）。 

1986年“第一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标志着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1988年，我参加了第二届社会史会议，置身其中，深感社会史研究视角和方法乃是当时史学摆脱“危机”的不二路径。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中，社会史研究对于推动史学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但由于本土社会史理论的缺乏和认识分歧（最主要的分歧在于，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种视角和方法论，但缺少理论培育；有人把社会史视为一门“社会生活史”学科，画地为牢），使得社会史研究百花争艳的同时，也给人一种“鸡零狗碎”的印象（这句揶揄之词系笔者在2004年社会史会议上发言中特别指出的）。许多学者“眼光向下”的同时，缺少“思维向上”的能动性。令人欣慰的是，社会史研究“碎片化”的进程逐渐被区域社会史、社会文化史所取代，“区域—整体史”、“国家—社会”、“文化关怀”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时至今日，社会史研究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有鉴于社会史理论色彩的缺乏，以及跨学科、跨国界对话能力的薄弱，一批海外华人学者和国内有海外访学背景的学者开始倡导“新社会史”——依赖大量的知识、信息、理论资源，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国内社会史研究进行批判性反思，试图建构新的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杨念群认为，社会史之所以始终形不成系列概念化方法去应对西方中国学的挑战，在于缺乏有效的“知识共同体”和相互驳难氛围所导致的创造性解释能力的递进式发展趋向，并成为可操作的规范体系。由他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吹响了“新社会史”的号角；冠名“新社会史”系列、由孙江、黄东兰与王笛分别主编的《事件•记忆•叙述》、《身体•心性•权力》、《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2005、2006年）接踵其后。孙江认为，“新社会史”应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要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在不把文本与产生文本的语境割裂的情况下接受后现代主义解读文本的观念和方法），要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 

也许是“新社会史”的框架过于狭小，杨念群等人又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原本，为了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100周年，杨念群、黄兴涛等在2002年发起一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多学科对话，最终出版《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到了2007年，杨念群、黄兴涛等正式出版《新史学》系列（中华书局），提倡移植、消化西方理论，以“后现代”等视角解构传统史学。从新社会史到新史学，我们看到了学者们强烈的理论关怀，但其建构理论的路径、解析事象的方法不免陷于晦涩（“灰色”？）。而且，“新社会史”新在哪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新史学”亦然（与梁启超的《新史学》、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新史学》、台湾的《新史学》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期待的是，新社会史—“新史学”学派能够把“深描”系统化（理论建构）、“解构”平民化，如是，其前途不可限量。 

法国年鉴学派强调跨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勾勒出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的路径。在中国，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受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华德英（Barbara Ward）影响，由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Helen Siu）、刘志伟等提倡推动，历史人类学异军突起。与社会史的情况非常相像的是，历史人类学也一度遭遇是一门“学科”（至少在国外）还是一种“研究方式”的矛盾，但“华南学派”很快认识到有必要避免给历史人类学下定义，并坚持“历史本位”的历史人类学。历史学讲究时间，人类学讲究空间，有无文字、是否以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式也是两者的差异。随着历史人类学的出现，这些差异逐渐弭平，形成新的学术视野，以及以田野调查为基调的个案、小区域、小空间等“微观史学”研究方法，目的是完整建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1991年，香港的蔡志祥与科大卫（David Faure）等人成立“华南研究会”，推动了历史人类学在粤港等地的展开与“华南学派”的形成。2001年2月，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成立，提倡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历时性研究与结构性分析、上层精英研究与基层社会研究的有机结合，力图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己的方法体系和学术范畴。科大卫在《告别华南研究》一文中说，我们最后的结果，也不能是一个限制在中国历史范畴里面的中国史，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里，让大家对人类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在社会史不温不火、“新史学”不明不暗的当下，可谓雄心勃勃，气势恢宏。 

历史学研究的真谛在于完整再现过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历史人类学在反对所谓宏大叙事的同时，选择了多学科研究、尤其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路径，但是，其视角和方法论到底比前述社会史与“新史学”有多少突破还是一个未知数，“问题意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历史学本位”是否为侵略其他学科（比如人类学、民俗学）、又被其他学科同化的一种掩饰？创建“本土化”理论是否仅仅停留于口头？琼楼玉宇之中传出的是天籁之音还是一阵老套的喧哗？ 

拿田野调查来说，我在今年某个夏夜，曾与一位社会学教授做过讨论。他说，你们的田野调查，是一种历史调查，实地走一趟，搜集一些口述资料、民间文献就算大功告成；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是深入作为调查对象的“空间”，与空间中的人、事、物融为一体，做“全景式”的研究。这番话使我这个懂点人类学经验的历史学家陷于沉思：无论是社会史还是历史人类学，良好的文献基础是优势，训练有素的人类学方法更值得重视，否则，两者的结合难免流于空话。而且，我们要注意，美国的大多数中国学学者不一定做田野，比如我认识的孔飞力、魏斐德（已故）、柯文、裴宜理、韦思谛（已故）等学者，他们并没有“历史人类学”的经历，但与我们相比，他们首先是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其次是有多种信息、知识来源和科学训练，再就是他们不时到中国来进行学术交流、查阅资料，本身具备了“田野经验”。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裴宜理、周锡瑞等“政治史学者”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投入到中国的田野。所以，我们在引进各种方法论的同时，有必要加以仔细的分析与鉴别。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俗学、宗教学、政治学等学科在历史人类学领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当然，郑振满说过，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尤其是在研究对象及其互动关系方面，但不少相关学者只是胶着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层面。进而言之，跨学科研究也只是一种方法。裴宜理在其《上海罢工》中译本序言中说，近年西方有关革命运动的学术研究趋向于强调其过程的偶然性与不确定性，个人性格与偶然的历史机遇——而非持久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因为成为研究革命起源与结局的焦点而受到关注。我认为，跨学科研究与事件史叙述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学者的素养、视野、态度。 

简言之，中国的社会史、“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是三个既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坐标，他们的相继出现，剑走偏锋，游刃有余，引领了史学潮流。我作为三个坐标的遥望者、学习者，期待他们更加成熟、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