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学界围绕着历史人类学议论纷纭，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是研究者到底能否放下“精英”的观点，从“民间”视角理解“民间”；或者换一种说法，研究者是否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对地方传统的“多元性”关注不足；还有一个类似表述：研究者如果没有摆脱“国家”的羁绊，是否能够真正了解“地方社会”。尽管我们已多次指出这类二元对立的概念于实证研究无甚裨益，但“民间”、“多元性”、“地方社会”等标签，仍是好些研究者手中挥舞的符咒——却也是障眼罩——使他们漠视复杂的事实折射出的种种二元概念的悖论。 

当这些讨论显得有点胶着的时候，耶鲁大学政治学暨人类学教授斯科特（James Scott）的新著《不被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之一种》（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终于在2009年面世。近来，学者们在讨论到上述问题时，常常会抛出一句：“你看了斯科特的书没有？”于是，大家就表示已看或会看，甚而把他本人请来现身说法。就我所知，至少有两场颇为精彩的讨论，一是2007年12月在中央民族大学的讲座，二是2010年1月在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的演讲和讨论。我参与了后一次，读了前一次的记录，感到斯科特从东南亚“Zomia”地区提炼出来词锋犀利的观点，与我们在华南研究中所面对的许多前提与获得的经验，如出一辙，值得吞吐细味。 

斯科特及其同道所言的“Zomia”区域，大体是指由越南中部到印度东北部、横跨东南亚五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缅甸）及中国四省（云南、贵州、广西及四川一部分）约300公尺以上的山地。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高山地带成为许多人选择逃离平原王国的去向。在“逃离”的过程中，他们采取刀耕火种、不用文字的生活方式，来抗拒平原王国的武力征伐、税收和征兵。这种状态在19世纪后渐受威胁，特别是二次大战后，民族国家变得无比强大，觊觎着边缘地带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天然资源，国家政策让平地的人向山地迁移，而所谓的文明过程就是山地被平地人逐渐包围的过程。换句话说，Zomia这块世界上最后一块没有真正被国家管理的地方，已逐渐“失守”。20世纪的丛林游击活动，也许可视作这远古的历史过程的现代残余。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斯科特著作的确是东南亚无政府主义者历史的一种——我们不要忽略其副标题中那个“an”字的深意，正如他在香港大学演讲的题目“Introducing‘Zomia’：Site of the Last Great Enclosure Movement of （relatively）State-less Peoples in Mountainous Southeast Asia”那个加上括号的“relatively”同样充满了潜藏的意味。同时，斯科特著作对人类学自确立以来便提出的议题——人类的文明历程，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回应：“刀耕火种”和“不用文字”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文明落后的表现。这种“自我蛮夷化”（self-barbarianization）的状态，实质上是山地人的自决（self-determination）策略。与文化相对主义解释文明的不同相比，斯科特的见解显然更重视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人类学家的斯科特还“读”出了口头传统的弦外之音。在许多无文字社群的口头传说中，都会说他们以前曾经是有国王有文字的，只是后来文字丢失了，国王也不再在场。这样的故事隐含着一种可能的事实——从长时段的向度出发，山地人的祖先可能曾经是离开谷地国家的人。换句话说，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间是不断交换的，但这样的来回游动并没有改变特定时空中的人群自我定位而导致的人群裂变。 

斯科特政治学的敏感和人类学的睿智，铺开了一幅颇具批判意味的人类文明史长卷。我们从中可看到西方人类学家和中国历史学家对话的可能，看到了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和体现。 

不论在著作还是在演讲中，斯科特都用了一个按等高线制作的立体地图来比喻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地理，用红墨水在这个立体地图中的晃动来比喻平原王国的扩张，以说明其高地理论。这个立体地图没有放置小人偶，也缺少精密的时间刻度，因此也较难展示人们在不同时候选择下山或上山的过程。但正如其本人所说，他提出的只是一个思辨的观点，有着两千年的跨度，证据体系还有待建立。斯科特面对的是一个长期以来无文字的世界，他通过阅读欧洲人进入这个世界后所产生的西文文献（历史学），通过目睹和聆听20世纪后这些尚存的山民的日常实践和口传故事（政治学和人类学），去想象这一世界的人类从19世纪上溯二千年的文明，即迁移和定居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过去30年来在华南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采取的研究路径与斯科特是一致的，通过反读识字者（往往也是征服者）生产的文献，我们企图理解识字者制造这些文献的历史，并且从中读出不用文字者的生存状态和策略，从而把作为能动者的人重新置放在这张立体地图之中。 

我们由以华南为对象的一些研究成果知道，同斯科特描述的相类似，直到明清时期，南岭山脉的崇山峻岭就是“Zomia”。明代这个地区的被指为“山盗”的，许多就是在国家扩张的过程中逃离出来的人群。不过，除了选择上山外，珠江三角洲乃至南海沿岸的水上世界，更让这些人多了一个“下海”的选择。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山寇海盗”无版籍，不纳赋役，不服政化，有些世代都是“化外”之民，有些曾经是编户齐民，后来为逃离国家，也选择上山下海。他们在山中从事农耕、开矿冶铸，在水上打渔贩运，面对王朝国家的征讨，他们也许会武装反叛，但他们在自身环境中本来也是良民，只是“赢则贾，缩则寇”。其社会身份往往被贴上民族辨识的标签，上山的被叫做“猺”、“獞”、“獠”，等等，下海的则被称为“疍”。现代学者承袭了识字者和统治者的话语，继续使用这些分类与标签，去阐释中国文明的进程。今天，我们之所以走进“少数民族”地区，学着聆听他们的故事，解构用文字记录的历史，是因为这些历史的结构性记忆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先后入住平地、自称为“汉人”的“前国家”历史。在这一点上，华南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议程跟斯科特没有两样。 

明清以来国家扩张的历史中，有人逃离，自然也有人加入。明清王朝国家的扩张，表现为“加入者”作为编户齐民的身份，在特定的生态与社会空间的资源控制中获得优势。明清时期的珠江三角洲，“加入者”所运用的策略与“逃离者”恰成对照。他们通过人工围垦，在大海上生成沙田，不断扩展自己所能控制的平地边界；他们灵巧地运用国家话语（包括制度、礼仪和文辞），运用文字制造诸如族谱契约等文献，为自己对平地的控制提供合理的“历史凭据”。“平地”上的国家控制并非一厢情愿的过程，“平地”是一个通过纳税和礼仪改革形成的国家认同让不同的地方势力赢得优势的竞技场。在地方社会的层面上，国家的“加入者”也是国家的缔造者，他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的统治，而是能动地创造地方社会的国家秩序，在维护自己的权力与生活惯习方面获得最大程度的自决。“民间”应对“国家”扩张的策略，就是以国家的代理人自居，甚至自信“吾即国家！”——乡村仪式专家主持“民间”仪式时，演示的正是一套国家秩序。 

华南研究的意义，在于“华南”不仅是空间，也代表了时间。如果说Zomia急剧的变化发生在19世纪以降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年代，那么华南地区这块立体地图中红墨水的激烈波动自明代就已开始，并一直持续到近代；明代的国家理论不系于民族，而在于新的税收制度和逐渐确立的乡村礼仪重新定义的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把华南跟中国其他版块作平面比较恐怕意义不大，也挑战不了华南研究多年来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不同区域研究的比较，关键还在于“时间”，在于选取研究的区域能从什么时间开始说出一段怎样的历史——不错，这“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扩张的历史，是有人逃离国家的历史，但也是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加入国家以达到另一种意义的“逃离”的历史。“逃离”与“加入”，是国家扩张过程的一体两面。近世以来，“加入”越来越多，“逃离”的空间越来越少，“逃离者”被隔离在地方社会的边缘，如此建立起来的“民间社会”，只不过是王朝秩序下的“基层社会”而已。在王朝体系下的“民间”从来就是由“精英”来表达的，但所谓的“民间”也向来自视为“精英”。在这个过程中，由不同的地方传统与随历史演变的国家正统之间互动形成的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既统一又多元，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面对明清以后这段历史，摆脱不了“国家”魅影的，是执着于二元对立概念去寻找“逃离国家”的“民间”的研究者，而不是“吾即国家”的“乡民社会”。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