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一词，在我国明清时期的历史文献中即已屡见不鲜，可谓古已有之，只是与其作为现代科学术语的含义有所不同罢了。古人所谓海啸，初系对海水响声的描绘，后来代指伴有尖厉巨响的海潮，往往也被当做海溢的俗称，类似的说法还有海吼、海叫、海沸、海翻、海决等。就目前所见，较早出现海啸一语的文献为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其卷二“天地类”下即有“海啸”一目，记录了一些被称为海啸的海潮灾害。
现代学界对于海啸的理解和界定也有一定的变化。起初，能够造成较大破坏性的海水特殊波动现象，被统称为海啸，并按其成因分为地震海啸和气象海啸。所谓地震海啸，其实也是一个统称，系指海底或大陆边缘地震、水下火山爆发引发大型海底滑坡或崩塌而形成的大规模海水波动，是一种次生地质现象。既不是所有的海底地震都引发海啸，也不是海啸都因地震而发生，但由于地震造成的海啸更多且后果往往更严重，故以地震海啸为总名。此外，按照海啸源远近的不同，地震海啸又分为越洋海啸和局地海啸（也称本地海啸），其中又以局地海啸的发生频次更高、破坏性更大。气象海啸则指由气流、气压等因素的急剧变化造成的潮位异常。不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因两者的形成动力有巨大差异，学界更多倾向于用“风暴潮”来替代气象海啸，如此，海啸也就成为地震海啸的通用名或简称。
不平静的海洋
海啸是世界上最猛烈的海洋自然灾害之一。除北冰洋外，地球上的其他三大水域即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都多次发生过海啸，也都有重大灾难性海啸的记录。
太平洋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带即环太平洋地震带，全球80%的地震发生于此，故而太平洋岛弧—海沟地带发生海啸次数亦最多，占到全球有史可考的海啸记录的85%。而日本近海发生的海啸又占太平洋海域的一半以上，是世界上海啸最多的地区，且近500年来太平洋7次特大海啸中的4次都出现在日本。另外，太平洋还保持了多项海啸纪录。例如，1964年3月28日发生在阿拉斯加瓦耳迪兹港的海啸，波幅高达51.8米，为史上之最；而1960年5月23日智利中南部沿海9.5级地震引发的海啸，穿越整个太平洋，甚至在日本都造成数百人死亡，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越洋海啸。据统计，近1300多年来，太平洋区域约有14万—20万人因海啸丧生，其中死亡千人以上的海啸16次。
大西洋和印度洋水域的海啸次数虽远远少于太平洋，但重大海啸造成的灾难后果同样惊人。在大西洋，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西南约200公里海底发生8.9级地震，其引发的海啸仅在里斯本就至少导致6万人死亡，是欧洲迄今遭遇的最大一次海啸。在印度洋，最大海啸为2004年12月26日发生在苏门答腊岛外沿的9级地震所造成，东南亚、南亚许多滨海地区都受到强烈破坏，确认死亡总人口超过29万，是造成空前人口损失的一次海啸。
由于海啸能够造成严重灾难，又因地震的难以预测而具有较大的突发性，所以从各种历史记载中搜集海啸资料，成为不少国家进行海啸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方面，日本和前苏联等国家开始较早，取得成果亦较为显著。我国开展这项工作的时间虽然较晚，可是由于有着世界上连续性最好、最为悠久的文字记录，故而挖掘出了相对数量较为可观的资料，可以为海啸乃至历史海洋学研究提供不小的帮助。
从历史文献看中国历史上的海啸
我国自古便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东部沿海的漫长海岸线又濒临数千公里的西北太平洋地震带，而且我国海域的海底发生较强地震的次数也不少，因此为前人留下地震与海潮相关联的记载提供了条件。现代学者判定中国历史上的海啸现象，主要就是根据对这类记载的搜集。较早注意进行这项研究的学者是李善邦，他在《中国地震》一书中，即专门整理了一份“中国历史海啸记载一览”表，共有10条记载。其后，宋正海等所著《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相关性年表总汇》一书中，也专门设立了“地震—海啸”年表，收录相关历史文献记载共18条。另外，谢毓寿、蔡美彪主编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以及陆人骥所编《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中，也收有一些地震与海啸的关联性记录。而较晚出现的整理成果，即张家诚等人在《中国气象洪涝海洋灾害》一书中制定的“中国地震海啸目录表”，将1949年以前的记录增至24条，加上1949年后3条，总计27条。
根据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不少学者认为，我国近海应是一个多海啸的区域，死伤人口和财产损失数量惊人。24次历史海啸中，信度等级认定在3级（即“可能是海啸”）及以上的有10次，灾害等级达到1级的强破坏性海啸只有7次。其中记载较详的事例有：据康熙《苏州府志》载，1670年8月19日，“地震有声，海潮溢，滨海民多溺死”；1781年5月22日，台湾岛西南遭受大型潮灾，被认为是我国遭受的最大一次破坏性海啸；1867年12月18日，台湾基隆近海发生7级地震，同治《淡水厅志》中称“海水暴涨，屋宇倾坏，溺数百人”，是一次灾害等级达到2级的海啸，也是我国掌握确切证据的最大海啸；1917年1月25日，福建厦门、同安一带“地大震，海潮退而复涨，渔船多遭没”。至于17世纪以前的海啸事件，因为记载信息过少，大多没有得到确切的等级认定。不过，《汉书》中关于公元前47年的“一年中，地再动，北海水溢流，杀人民”的记载，一度被解释为发生在莱州湾的震后海啸，而这一说法也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成为我国留下世界最早文字记载海啸的证据。
上述研究成果所反映的都属于局地海啸的历史状况，而没有涉及我国有关越洋海啸的历史记载。近年来，这一方面也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有人整理了自宋代至清代的11次海潮异常记录，认为这些都可能是越洋海啸的影响所致（于运全：《海洋天灾》，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另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遭受越洋海啸较为确凿的事件有4次，分别是：1498年7月9日，日本南海地区地震，同日我国江浙一带多处水溢，应为日本地震波及所致；1707年10月28日，日本南海发生8.4级地震，伊豆半岛等多处遭遇海啸，同日钱塘江口有海啸反应；1854年12月24日，日本南海发生8.4级地震，房总半岛至九州太平洋沿岸海啸，是对我国江浙沿海一带影响最为明显的一次海啸；1923年7月13日，琉球发生7.2级地震，烟台有强海潮（王锋等：《中国古籍中的地震海啸记录》，《中国地震》，2005年第3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668年7月25日，山东郯城发生8.5级地震，其影响范围还跨越黄海，在朝鲜半岛西北平安道铁山形成较大的海啸事件。这应是一次对外形成的越洋海啸。
学界对中国历史时期海啸的争鸣
由于古代文献中的语言高度概括，许多记载所反映的内容都很不容易进行准确把握，难免出现解读历史资料的偏差，因此学界对不少海啸史料及其支持的海啸判定都存在着争议。无论是关于越洋海啸还是局地海啸，都存在这一问题。就越洋海啸而言，由于较早历史时期其他国家相关资料的缺失，也就难以认定，在我国出现海潮异常的同时，其他区域是否发生海啸，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度究竟如何。甚至对于信息较多的局地海啸来说，情况也十分复杂。兹举发生较激烈争议的事例如下：
对于上述公元前47年海啸为我国最早海啸记录的看法，有学者即指出，此说不确，应属对于文献的理解有误所致。据考证，文中所称“一年中，地再动”，乃是指发生于今甘肃境内的地震，无法证明其与“北海水溢流”具有因果关系，故而此条记录被列为海啸资料不能成立。出于同样理由，《后汉书》中灵帝熹平二年（173年）“夏六月，北海地震，东莱、北海海水溢”被当做海啸资料，很可能也是错误理解了其中的关联性（高中和等：《中国大陆沿海地震海啸析疑》，《中国地震》，1992年第4期；于运全：《海洋天灾》）。
1166年8月，温州沿海发生特大潮灾，有学者认为这是海啸所致，震源则在温州以东不远的深海。另有学者经过考证后指出，事实上，所有记载此次潮灾的十余种历史文献无一提及伴有地震，因此把这次潮灾判定为海啸的证据并不充分，而从资料反映的现象看，更可能是台风引发的风暴潮（于运全：《海洋天灾》）。
1604年12月29日，泉州以东海域发生8级地震，因万历《泉州府志》载“初九夜大震，……城内外庐舍圮，山石海水皆动，覆舟甚多，清源山等地裂多处”，故以往多有学者断定其为海啸。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综合比较与分析，认为此条资料系孤证，进而利用台湾海峡地震海啸波记录，估算出此次海啸源在泉州湾仅仅引起了微小的海啸增减水效应，根本没有形成破坏性海啸的条件（黄昭等：《1604年泉州海外大地震及其海啸影响分析》，《地震》，2006年第4期）。
前述被称为我国最大海啸的1781年5月22日台湾海啸，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指出，台湾最早开发的区域就是南部地区，且此事发生在乾隆年间，如此重大灾害，官方文献必有记载，而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很少，而且不过淹毙一人而已。不过，日本学者羽鸟德太郎把这次灾害描述为海啸，认为导致村庄被淹和大批人口丧生。前苏联学者索罗维约夫等人更号称根据从荷兰和英国搜集的材料，判定这是一次海啸，且毁坏了3镇和20余村庄，造成4万多人死亡。然而，迄今尚无其他人宣称见过这些学者使用的证明资料。
曾经有一种较为极端的看法，认为我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海啸记录都不可信，而我国大陆沿海也从来没有发生过灾难性海啸。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我国近海大都是200米以内的浅水大陆架，海底摩擦造成海啸波的能量衰减十分显著，同时，又因外海一系列岛弧的存在，越洋海啸的影响也很小。
实际上，这种看法具有较大的偏颇性。首先，目前世界范围内尚不能准确预报海啸，连日本都有疏于防范的地区发生海啸的例子。其次，历史资料的可信度目前还存在着争议，并不能轻易断言其记载内容一定不足以反映海啸。再次，近100多年来，海平面持续上升，我国沿海地质环境也会发生一定变化，并不能保证不会形成导致海啸源的条件。所以，现在断言我国大陆沿海过去不曾或未来也不会发生灾难性海啸，显然为时过早。况且，位于我国外海地区的台湾附近以及南海东部边缘，其地质构造环境是一个可能引发海啸的潜在区域，并且已经发生了确切的海啸记录。更重要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已成为最发达也最具重要性的经济带，集中了我国很大一部分的国民经济财富、大城市和人口，这样一来，即使在历史上等级较低、为害程度较轻的海啸，放在现代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较大的灾害。就此而言，大力发展我国海洋事业，一方面要加强国际合作，学习先进国家经验，大力建设海啸预警机制；另一方面，进一步开展海啸问题的历史研究，仍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因为其中关于海洋变化状况的许多信息，完全可以为沿海和近海经济社会建设提供经验性依据。
另外，在我国开展海啸历史研究，也应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海洋学意识，不能盲目地对国际学术潮流亦步亦趋。前已述及，现代海啸研究中大多摈弃了风暴潮。按照这种学术分工，我国能够确认的历史海啸越来越少，能够得到的有效信息也越来越少，最终难免走入死胡同。其实，在我国通过开展海啸与风暴潮的综合研究更有意义。我国关于海潮现象有着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系列，连续性较好，文献数量大，内容十分丰富，而现代海啸研究者往往单纯按照现代科学体系按图索骥，从而可能丢失了许多极具价值的信息。例如，明清时期也已积累了大量海洋占候知识，对各类海潮前兆都有相当确切的记载，正是由于古人没有区分海啸和风暴潮，所以发掘和探究这些前兆，未必不能对当代海啸研究和预报有所助益。又如，古人所习惯的综合记录，固有笼统之弊，然而也有可能隐含着海啸与风暴潮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丛生关系。因此，从综合研究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海潮历史记录，完全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最后应该指出，对于海啸，决不能仅仅关注其本身，而忽视与海啸相关联的灾害链机制及其后果。这一灾害链可以简单表示为：海底地震等因素引发的地质变动→海啸→对生命财产和资源的破坏→社会心理恐慌→社会骚乱。一般说来，这条灾害链越往后延伸，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甚至扩展到某次海啸直接打击外的更大范围。此次日本海啸，就造成了核设施的损坏和极大恐慌。因此，充分认识海啸灾害链的形成机制，及时有效地阻止其蔓延态势，同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抗灾步骤。
（资料来源：《 光明日报 》2011年03月24日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