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构成了清代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或称地下社会。 

中国的民间宗教经过东汉、魏晋至南宋的蕴酿，到元代形成了白莲教。明末清初，白莲教更向社会下层群众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很多支派，诸如红（弘）阳、清茶门、大乘、无为、混元、八卦、黄天等教派，在中国广袤的南北大地上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了。 

清代统治阶级把民间宗教视为“左道惑众”，称为“邪教”，三令五申，严加取缔。但是，民间宗教却禁而不止，至乾隆年间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教派数量繁多。据著名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刘子扬先生统计，教派名目达107种之多，但另据一些学者估计，总数应不少于四五百种。第二，活动范围广泛。民间宗教各教派的势力波及大半个中国。第三，民间宗教组织过数次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反清武装起义，把清朝统治由鼎盛推向了下坡路，在清代乃至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清代民间宗教的群众基础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小商人和流民等广大下层群众。另外，皇室、汉军、差役、富裕农民中也有一些人入教。他们的参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 

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入教，实质上是由于贫困所致。因为，在封建社会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同时还遭受各种天灾人祸的侵袭，迫切要求改变自己的处境。但是，他们始终找不到一条解救自己的出路，不得不祈求心目中神灵的庇护。这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人世间的悲愤和希望，因采取了超人间的宗教幻想形式而得以发泄和寄托；另一方面，当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激化的时候，人世间的悲愤和希望又会引导劳苦大众把民间宗教作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反抗封建统治。 

民间宗教组织的实质是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教首执掌本教派的大权，他死后均由其子孙或所传弟子继任教首。教首的弟子们也可独立收徒，当所收徒弟日益增多时，即可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另立新的教派。这种家长制的统治，使清代民间宗教派系林立，彼此间无法团结互助。 

教徒入教，一般要有介绍人，称为“引进”。入教后，教首要向其传授三皈五戒。三皈是皈依佛、法、僧，五戒是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诳语。另外，还要传诀，即向教徒传授“真空”八字诀：“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又称“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而教徒则向教首上香发誓，表示决不泄露教内的任何机密，否则就要“天打地雷轰”，或己身起脓等。之后，教徒向教首磕头入教，教首则将教徒姓名、年龄、性别、住址写在一张纸条上，用火点燃，以示向教派的最高神祇无生老母报告收徒情况。 

教徒平时的宗教活动，一般而言，就是念经、烧香、拜忏、上供、坐功、纳钱等。念经不是念佛经、道经，而是民间宗教自己的经卷，俗称“宝卷”。烧香礼拜的仪式大致是：教徒在平日定时（或每日，或每周的二、六等日）或会期（如每年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来到教首家，在无生老母神像前上供烧香，跪倒磕头，口中念诵咒语，无非是消灾免难、祛病延年和成仙成道一类的话。坐功，就是每日（或一次，或早晚两次，或早午晚三次）朝拜太阳。朝拜时，教徒面对着太阳，两手抱胸，合眼盘膝，口念“真空”八字咒语，声言功成可免劫灾。纳钱实际上是教徒入教的会费，数额自数文至千余文不等，一般称为根基钱，也有称扎根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等。教首为了鼓励教徒多纳钱，声言此钱在现实可种下弥勒佛下凡时代的幸福，一旦弥勒佛下凡，教徒们就可以取得数倍、数十倍的好处和幸福。 

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正如著名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喻松青先生所指出的，就是它们宝卷中所宣传的劫变、弥勒下凡和“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 

民间宗教的宝卷把世界分成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时期，分别由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佛）、未来佛（弥勒佛）执掌。其所宣传的劫变，主要集中在世界的第二时期。这时期的末叶，水、火、风、刀兵、饥馑及瘟疫等天灾人祸频仍，世界到了末劫。世人要想避免苦难和遭殃，只有加入民间宗教，才能得到无生老母差遣下凡的各派教首们的“救度”，从而免除灾难。 

弥勒佛是佛教在中国传播之后受到下层群众信奉的。他的下凡被认为是帮助人们驱逐压迫、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的到来。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普遍信奉弥勒佛，许多教首也把自己打扮成指路的贤人般的佛。 

无生老母在清代成为民间宗教惟一主宰世界的至尊之神，并由此演变成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无生和真空的说法，都是仿照佛经无生无灭和世界皆空而言的。民间宗教把真空当作宇宙的根本的、永恒的真理，把无生老母看作世界上至高无上、伟大无比的神，是人类的救世主。总之，“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信仰，就是告诫在现实中陷入苦难境地的人们，要摆脱剥削和奴役，就必须接受无生老母的教诲、召唤和拯救，以返回家乡（天宫）与无生老母团聚，获得永生。当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时，这一思想有鼓动教徒起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在现实世界上建立新的王国的作用，容易引起被压迫的下层群众的共鸣。 

民间宗教的思想信仰，受孔孟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很深。它们不仅把孔夫子列为天神，在宝卷中称之为儒童祖，而且把他的72位弟子也作为护佑圣人的天神。这显然是借用封建时代的圣人，护持民间宗教，遮蔽统治阶级的视线。另外，它们还把关羽打扮成降伏妖魔的伏魔大帝，号召教徒对其顶礼膜拜。 

民间宗教的性质，一般而言，都是一种迷信组织，其教义本身也无革命因素。各教派的教主大多利用广大下层群众信教求福免灾的朴素思想，将教徒交纳的根基钱攫为己有，以发财致富。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也是很多教派短命的根本原因。但是，一旦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激化，统治阶级的统治发生了危机，广大下层群众再也无法生存下去，这时，只要有反抗封建统治思想、或心存利用社会动荡不安以煽动广大下层群众造反的教主出现，就会出现民间宗教的反清斗争或反清武装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起义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天理教起义的领导者李文成出身贫寒，饱受封建官府的欺凌和压迫，自幼就有浓厚反清思想。嘉庆十八年，他和林清利用当时阶级矛盾激化、“思乱者众”的社会现实，将京畿和直鲁豫三省的部分八卦教、弘扬教、青阳教等教派组成天理教，作为反清起义的组织形式。这次起义进一步把清朝统治推向了下坡路，在有清一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民间宗教迷信的内容毕竟经不起实践的考验，特别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其消极作用更为明显。例如，嘉庆八年，白莲教起义中襄阳起义军首领赵聪观被捕后交待说：“当初传教讲经，有说白莲教劫数过了猪犬之年就可成事，后来官兵杀得厉害，老教的人也都懊悔的。樊人杰（白莲教起义军首领之一）怕人心要散，就劝众人不要害怕，从前原有‘过了壬戌，癸亥年（嘉庆七八年）都得好处’的话，神佛断不负人，必要应验的，大家奈到（嘉庆）九年上，就是下元甲子了。他又说，白莲教过了癸亥年，把经念满了，官兵自然要散，不来追赶，我们大家就可成事。”“如今想起他的这些话，不过是借此安住众人的心……说是有好处，倒是到了癸亥年，白莲教都死完了。”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最终失败了，原因固然很多，白莲教教义的落后性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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