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在欧风美雨的催化下，中国的女权运动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新时期。此间出现的知识妇女群，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的演讲台，向世人昭示着她们的解放心态。 

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志士，从戒缠足、兴女学两方面，营造出女性重塑的社会氛围。待到辛亥革命时期，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精神已在知识妇女群身上显山露水，构成了她们解放心态的深厚底蕴。辛亥知识女性已深切地认识到了谋求知识对于实现自我独立和国家自强的要义。秋瑾诚告全国姊妹“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注：鉴湖女侠：《勉女权》，《中国女报》第2期，1907年。 ）陈撷芬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材。为什么没有人材？因为女学不兴。”（注：陈撷芬：《尽力》，上海《女学报》第2年第2期，1903年。）凸显出女学与救亡的紧密关系。《大公报》的吕兰清女士卓有见识地说：“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有助于国家，无损于男子。”（注：吕兰清：《论提倡女学之宗旨》，《东方杂志》第1年第5期，1904年。）《中国新女界》杂志乃放眼于中西对比，曰：“欧洲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注：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5、63页。 妇女共鸣社1936年版。）此等言论反映出在救亡情结下， 知识妇女群以兴学为起点的自立意识。 

值得瞩目的是，辛亥知识女性的“学以自立观”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本土定位，而已具备了世界意向。革命党人何香凝就大声疾呼：“然则天下兴亡，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号召广大妇女“其急湔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注：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 ）秋瑾则“不屑牺牲个人之学业”，在沪、杭、绍之间“奔走呼号”，动员国内姊妹们“络绎东渡”，去日本留学，并亲自撰写了《实践女学校附属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略章启事》，分寄各地女子学校。（注：《秋瑾集》，第9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在得悉湖南第一女学堂受到顽固派的破坏时，她当即去信慰问，勉励师生们“切勿因此一挫自颓其志”，热情地动员她们去留学，自己愿为她们“照拂一切”（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在这种心态左右下，国内一时出现了兴办女学、负笈东瀛的新潮。 

据统计，在1902～1912年间，部分知识女性创办和参与创办了38所进步的、重视革命思想教育的新式女校。这些学校遍布上海、广州、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与此同时，一批知识女性则本着谋求自身解放和“觇其国情，以为吾国利病之比较”的目的踏上了留学东瀛的征程。从1901年起，沿海江浙一带即有女妹随父兄赴日留学者。日本的实践女校和东亚女校均附设招收中国女学生的速成师范。1905年湖南有20名公费女留学生赴日读速成师范科，其中最小的仅14岁，而最年长的是53岁的老母亲，使日人“吃惊之余又感到由衷的敬佩”（注：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编纂委员会：《实践女子学园八十年史》，第100页，1981 年版。）。另有包括秋瑾在内的10余位自费留学者。当时“中国女子在京（指东京）者百人许，而其最著名者共30人，就中长于英文者有吴弱男女士及陈撷芬女士一流；长于汉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长于数学、几何、代数者有陈光璇女士、黄振坤女士一流。长于音乐者有潘英女士一流。”（注：日本东京调查员：《外国特别调查》，《女子世界》第3期，1905年。）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的23 名学生亦远赴实践女校求学。接着，江西也有10名女学生进入该校。此时，江西还另往美国派谴了女留学生。这样，在1907～1910年间，女子留学东洋形成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1907年为139名，1908年126名，1909年 149名，1910年125名（注：周一川：《清末留日学生中的女性》， 《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留日女学生在研读学问的同时，始终未曾忘记自己的女国民身份。她们在日本积极创办报刊、组织社团，参与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为女权运动摇旗呐喊，展现出一派爱国风姿。辛亥知识女性在日本共创办了《女学报》、《女子魂》、《中国新女界杂志》、《留日女学会杂志》等9种杂志，组建过4个女留学生组织，即“共爱会”、“中国留日女学生会”、“女子复权会”、“留日女学生会”，围绕争取女权、挽救民族危亡展开斗争。特别是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留日女学生闻俄事急。学生编成义勇队，亦开会商议协助。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方女士懋、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皆含泪演说，呼誓死以报国，及签名军队。”（注：《湖北学生界》第4期“留学记录”。）标志着女知识分子自立意识的扩张与升华。 凡此种种，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辛亥知识女性谋求知识、出洋留学的自立新貌。 

创办女刊、宣传解放的自救意识 

辛亥知识女性业已具备了创办报刊、争取舆论的宣传意识。秋瑾即认为，具左右舆论之势力，担监督国民之责任者，非办报不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知识女性掀起了自办女刊的救亡运动。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到1911年，海内外创办的各种女刊共30多种。颇具影响的有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陈撷芬创办的《女报》、燕斌创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张汉昭等人创办的《神州女报》等。这些报刊力图通过女界自己的声音来改变以往由男界代为立说的局面，标志着辛亥知识女性自救意识的日趋成熟。 

辛亥女刊以批驳旧世界、描绘新世界为重心，并一以贯之对女性国民心态予以关注，高扬着解放妇女的主旨。女知识分子笔锋直指桎梏妇女的封建礼教。秋瑾以浅近易懂的文字，悲愤地写道：“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注：秋瑾：《敬告姊妹们》，《中国女报》第1期， 1907年。）可贵的是，知识女性对封建礼教的挞伐已与批判封建君权相结合，并以“与国家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点。譬如，吴弱男就说“中国之萎靡，非自今日始。迨秦政起而实行压制，百姓俯首贴耳，牛马不若矣。”（注：吴弱男：《问中国如何能独立》，《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胡彬夏沉痛地指出：“今日中国所以衰颓之故，莫不知由于女子之为废人。”（注：《胡彬夏在无锡“天足社”的演说辞》，《女子世界》第4～5期，1906年。）何香凝则饱含热情地号召“吁！我同胞，其勿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注：何香凝：《敬告我同胞姊妹》，《江苏》第4期，1903年。）基于此， 女子报刊不遗余力地鼓吹“女国民”和“新女界”的观念。创办《中国新女界杂志》的燕斌在《社章录要》中就明确宣布，本杂志主义五条：发明关于女界最新学说；输入各国女界新文明；提倡道德，鼓吹教育；破旧沉迷，开新社会，结合感情，表彰幽遗（注：《中国新女界杂志》第2期，1907年。）。 其目的就在于建设一个“新女界”。 

在知识女性看来，妇女要谋求解放，不能静待男子的施舍，而要树立自救意识，尽一分国民之责任，求一分国民之权利。陈撷芬撰文《女界之可危》曰：“国既为公共，宁能让彼男子独尽义务，而我女界漠不问耶？非但彼男子欲始终鄙我，不能平等，即彼男子以平等与我，我辈自由，问能无愧乎？”进而提出“须先争尽我辈之义务，则权利自平矣！”（注：陈撷芬：《女男之可危》，《中国日报》1904年4月26 ～27日。）莫雄飞则勉励中国女性应以法国女革命家贞德为榜样，“为国舍身，撞独立之警钟，张自由之旗鼓。”（注：松江女士莫雄飞：《女中华》，《女子世界》第5期，1904年。 ）当时的女子报刊不少专设“译林”、译述”“海外珍闻”人物传记”等栏，广泛宣传西方女权运动及其杰出的妇运领袖，力图为“女国民”找寻学习的榜样。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女子刊物多为短寿。但其不惜笔墨陈述的解放妇女的思想，却引导着广大妇女不断地强化自救意识。 

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以炽热的爱国情结将妇女解放运动融入到了广博的社会革命中，力求和男子共赴国难，以争得完整意义上的人格重塑和国家重建。据不完全统计，在辛亥革命时期有名可查的380 多位精英女性中，女同盟会员就有54人，个中尤以何香凝、秋瑾、林宗素等为著。这些女性或不畏艰险，苦学技术，试制炸弹；或机智勇敢，伪饰结婚嫁娶，为起义队伍运送武器；或秘密组设机关，掩护革命党人；或参与暗杀活动，实践反清志向等。譬如，为掩护同盟会在东京筹组，何香凝特提供自己的寓所为通讯联络点和集会场所，并肩负守卫工作及收发信件；为谋刺清政要员，以方君瑛为首的同盟会暗杀部多次冒险行动；为准备反清起义，秋瑾主持大通学堂，以培养革命力量，并组建了皖浙一带的“光复军”以为起事。此类事件，不胜枚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远在国外的女留学生心潮澎湃，纷纷踏上了归国之途。其心态一如女留学生吴墨兰所言，“妇女都在为革命尽力。我打算19日去武昌。回国后自然是参加可敬的苏氏姑娘组织的娘子军，为革命而战……假如不需要娘子军，那我就深入内地，或演说或做密使，决心为革命奉献自己的生命。”（注：《吴女士和叶女士》，《东京朝日》（日文），1911年11月15日。）此处提及的苏氏姑娘是指东京女子医学校学生苏淑贞、苏洵贞姐妹俩。她们和林演存、林贯虹、唐群英等 8人组成的女子红十字军，于1911年10月19日回国参战。11月19日，又有9 名女子医学校的学生同其他留学生一起奔赴国内战场（注：《博爱丸的首次航行》，《东京朝日》（日文），1911年11月20日。）。此后，国内战场到处可见留学生的飒爽风姿，不少人逐渐成长为女界领袖。 

与此同时，国内女界已在光复之役中大显身手。上海医院院长张竹君自筹药品，亲率赤十字会转战湖北前线两个月，救护伤员达两千人。上海爱国女校学生也勇赴南京助战。一时，投笔从戎成为知识女性的最新选择。这种心态一如吴淑卿在《从军文》中所言：“观今之世界，当要人人努力自强，当要应尽国民之责任，若想热心爱国，非立起当兵之志不可。”“愚生并非图日下之荣耀，只求其同军士去北地，吾愿舍身而赴敌地也，杀尽国奴。”（注：《女革命军首领义侠吴淑卿全传》，转引自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第4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96年版。）吴不久就招募了一支约二百人的娘子军， 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上海妇女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 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她们宣称：“天赋人权男女本无一轩轾，人自为战，雌雄可立决须臾”（注：《申报》1911年11月13日。），表达了誓灭清廷的革命决心。当时女子军事团体“军纪风纪肃然可观，由帼须眉中外特色。”战斗时“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注：《申报》1911年11月26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备战心态渐趋完善。她们认为直接征战沙场还需以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为后盾。为此，“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确定了“练习武学，扶助民国”的宗旨。“女子尚武会”确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此外，知识女性还组建了各种革命后援团体。这些团体的募捐活动颇具声势。伍延芳夫人率先发起“上海女界协赞会”，除由会员直接劝募外，还委托各学校各报馆代收捐款，很快为革命募得2万余元。同期，苏州、无锡等地均成立了女界协赞会。这时，留美女博士史风宝、史风珠在上海张园举办音乐演唱会，为北伐军募捐。上海竞化女学校长沈钦苓等人还组织了劝捐手工御寒品会，动员苏、浙等地的女界人士或赶制或购买绒手套、围巾等，分送北征将士。唐群英、张汉英等人成立的女子后援会则一面派人往各处调护革命军受伤士兵，一面在各省筹款（注：以上资料散见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知识女性爱国热情的感召下，全国形成了同仇敌忾的革命形势。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投身革命、共赴国难的爱国情结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肯认：“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敢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精神，更彰彰在人耳目。”（注：谈杜英：《中国妇女运动通史》，第15、63页。妇女共鸣社1936 年版。）此论委实不过。 

组织社团、勇争参政的女权心境 

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已开始形成了集结意识。秋瑾即曰：“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非合群不可。”（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为达此目的，早在留日期间，秋瑾就同陈撷芬等对留学女生中的“共爱会”进行了重组，改名为“实行共爱会”，并自任“招待”。希冀将此会发展为“结二万万女子之团体。”（注：《秋瑾集》，第32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回国以后，她又艰苦创办《中国女报》。除用以宣传外，亦欲据此来“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注：《秋瑾集》，第10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这些宏愿虽未能实现，却鲜明地标示出她对“合群”的渴望。张竹君亦指出“要而论之，欲言救国……女子所宜先者，则首自立自爱，次则肆力学问，厚结团体。”（注：《记张竹君女士演说》，《警钟日报》1904年5月2～3日。 ）吕碧城还专门著文《女子宜急结团体论》，阐述结群之要义，表达了“故吾深望同胞，急结成一完备坚固之大团体，一人倡而千百人附”的急切心愿。（注：吕碧城：《女子宣急结团体论》，《中国女报》第2期，1907 年。） 

基于上述“合群”的心理认知，辛亥知识女性共组织了约35个妇女团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类：1.与政治运动有关的组织，如“共爱会”、“女界协赞会”、“女子参政同盟会”等。2.与教育有关的组织，如“女子兴学保险会”、“留日女学生会”、“湖北女子教育会”等。3.与谋职有关的组织，如“女界自立会”、女界合群求进会”、 “女子手工传习所”等。4.与福利有关的组织，如“卫生讲习会”、“女子进行社”、“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等。5.与社会运动有关的组织，如“女子后援会”、“女子劝捐会”、“劝募手工御寒品会”等。上述妇女团体遍布全国8省4市及日本东京，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效应。 

随着革命形势的日渐好转，女子参政问题凸显出来。一些知识女性深信妇女参政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导，“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注：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359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在她们看来，“女子之有参政权， 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今日不实行，必有他日；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不若乘此时机立完全民权之模范。”（注：《杨季威致某报记者书》，《妇女时报》第6期，1912年5月1日。）于是，她们高举“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妇女参政”的旗帜，以妇女参政团体为依托，掀起了勇争参政的女权运动。 

这一时期，女子参政团体如雨后春笋， 竞相生长。 譬如在上海，1912年3月，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宣告成立。“以联合全国女界， 普及教育，研究政治、提倡实业，养成共和国完全高尚女国民为宗旨。”并创设女子完全法政学堂，以为参政作准备。4月， 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联合其他各省的妇女政治团体组成女子参政同盟会。宣布宗旨为：“普及女子之政治学识，养成女子之政治能力，期得国民完全参政权。”此期，以吴木兰为会长的女子同盟会也壮严宣布：“本会之设以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0页。）此外， 中华女子共和协进会等团体也纷纷崛起，进一步壮大了上海妇女参政队伍。在其他省份，妇女参政团体也颇具规模。如在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湘省支部参加的有800多人，并办有《女权报》，以参政为目的， 一时轰轰烈烈（注：《辛亥革命回忆录》（八），第46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在湖北，陆国香、吴淑卿组织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推举黎元洪夫人为会长，并成立法政学堂，“发扬女德，灌输女识，以为参政女子预备。”（注：《盛京时报》，1912年4月19日。）此类团体，不一而足。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约法期间， 妇女参政团体多次上书参议院，言明妇女参政心声。唐群英等几十名妇女上书孙中山，坚决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明白规定于临时约法之中，”“以重法律，以申女权。”（注：《时报》，1912年3月23日。 ）当临时约法排斥了妇女的参政权后，唐群英等人义愤填膺，于3月19日、20日、21 日连续三天大闹参议院，踏倒卫兵，砸烂玻璃门窗，以过激行为表达了妇女勇争参政的强烈心愿。临时政府北迁后，知识妇女群紧追不放，联翩北上，并在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宣言中表达了誓死力争的决心：“挟雷霆万钧之力以趋之，苟有障碍吾党之进行者，即吾党之公敌，吾党当共图之。”（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16页。）8月10日，在闻知《参议院议员选举权》和《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又一次将妇女排除在外时，住在北京的60多名妇女浩浩荡荡涌入参议院，宣称以最激烈的手段对待。当参议院开会时，唐群英、沈佩贞等人不顾巡警的阻拦，入特别旁听席，用激烈的言辞与议员们辩论，表示“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注：《女子参政者辱骂参议员》，《盛京时报》1912年12月12日。）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袁政权“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我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注：《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第4册，第334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然而她们这种精神却鼓舞广大妇女不断为之奋斗。辛亥革命后，广东省议会章程就规定女议员为10名，庄汉翘、黎金庭、李佩兰等10人当选为女议员。其中，黎金庭还被任命为宝安县县长。这是辛亥知识女性冲刺政界的最初成果。 

总之，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贯穿着炽灼的爱国激情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贯穿着对“女国民”身份的深深追逐，贯穿着对既存的黑暗之道的大力挞伐。她们的心态已超越了传统女性的既定模式，代表了当时妇女的最高心理水准。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辛亥知识女性已开始借用西方的“天赋人权”理论为妇女解放运动摇旗呐喊，并不失时机地向国人介绍西方女权发达之概貌，身体力行地求学异国，体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她们的心态亦显示出一定的成熟。她们已突破了狭隘的个人主义，注重走“合群”之路，动员妇女投身自救运动，但又不失与男子联手共赴国难的壮举。此外，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知识妇女群的心态始终伴随着战斗性。她们不光运用笔墨与反对派进行彻底的论战，而且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充作后援并征战沙场，为全国妇女树立了楷模。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妇女群的解放心态已具备了多项近代化的因子，它昭示出了女界思想意识的伟大变革，并为此后妇女运动的全面升华奠定了心理基础。 

然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辛亥妇女群的解放心态亦存在多层次性和不稳定性等总体缺憾。譬如在参政问题上，知识妇女群就有以唐群英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伍廷芳夫人为代表的温和派之分，表明知识女性即使在重大问题上心态也未能求得同一，削弱了整体战斗力。加之知识妇女群系突发形成，理论准备不足，且未能得到广大劳动妇女的热情支持，因而当反对派加强封建攻势时，其心态的不稳定性就表现得尤为彰显。譬如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就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一些人革命心态不老，流亡海外继续斗争；一些人则丧失了革命意志，陷入悲观之境。个中不乏自杀者、抑郁而死者、遁入空门者、沦为妓女者，甚至有的叛变革命，如沈佩贞摇身而为“洪宪女臣”，吴淑卿蜕变为扑杀革命的鹰犬，等等。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