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末清初以来，随著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动，各种地域化社会共同体，逐渐趋于多元化与复杂化。理学泛家族主义的价值系统也更加广泛地渗入基层社会，许多本来没有血缘联系的群体也利用血缘纽带的形式作为整合手段，于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秘密社会就是清代下层社会里相当引人瞩目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也都是泛家族主义普及化的一种虚拟宗族。其中民间秘密宗教是根据共同的文化意识，以宗教信仰作为群体整合的主要方式，各教派多为世俗化的佛教宗派衍生转化而来的新兴教派，同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教义，并模拟宗族血缘纽带的父子关系，师徒辗转传授，以建立纵的统属关系。因此，民间秘密宗教一方面可以说是虚拟宗族，一方面各教派都成立自己的祭祀圈，而成为多元性的复杂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

    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是建立在小传统的一种地域化社会共同体，但它具备宗教的本质，有其超越的意义。各教派的发展，源远流长，有它长期性、群众性、复杂性的特点。民间秘密宗教史的研究，一方面须进行纵向研究，一方面要从事横向研究。所谓宗教学的纵向研究，是以编年体的方法来分析各教派的阶段性和历史的发展变迁，以重现过去宗教的面目，进而综合说明民间秘密宗教史发展的规律。所谓宗教学的横向研究，是属于各教派之间的比较研究。横向研究注意到各教派在空间地域上于差异和形式种类的多样性，从不同教派的比较来寻找民间秘密宗教的共同本质及其意义，并归纳民间秘密宗教的典型形式与特征。

    近数十年来，中外史家对明清历史的研究方向，已经由上层社会的王公大臣或缙绅士人转移到下层社会的市井小民，或贩夫走卒，尤其是秘密社会的问题，已经引起中外史家的广泛兴趣。海峡两岸一方面由于客观资料的整理与公布，一方面由于主观意识的革新与进步，使近年以来我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已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本文撰写的旨趣，主要在利用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档案资料，就清代民间秘密宗教信仰问题，进行浮光掠影的泛论，展望不久的将来，投入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的人力将与日俱增，研究成果更加丰硕。

    二、故宫档案的典议与整理

    清宫文物，主要是我国历代宫廷的旧藏，故宫博物院就是由清宫递嬗而来。民国十四年（1925）十月十日，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正式成立，不仅有裨于历代文物的保全，同时对于清代档案的典藏，更是功不可没。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即在图书馆下设文献部，以南三所为办公处，开始集中宫内各处档案，着手整理。民国十六年（1927）十一月，改文献部为掌故部。民国十八年（1929）三月，改掌故部为文献馆。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为谋文物的安全，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南迁，民国二十一年（1932）八月，文献馆所保存的各种档案文献，开始装箱编号。民国二十二年（1933）二月六日起，文物分批南迁至上海。民国二十五年（1936）八月，南京朝天宫文物库房落成。同年十二月，文物由上海再迁南京朝天宫。七七事变发生后文物疏散后方，分存川黔各地。抗战胜利后，文物由后方运回南京。

    民国三十七年（1948）十二月，徐蚌战事吃紧，北平故宫博物院与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决议甄选文物精品，分批迁运台湾。民国三十八年（1949），迁台文物存放于台中北沟。同年八月，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合并组织联合管理处。民国四十四年（1955）十一月，改组为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民国五十年（1961），行政院在台北市郊外双溪为两院建筑新厦。民国五十四年（1965）八月，新厦落成，行政院公布国立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临时组织规程，明定设立国立故宫博物院，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暂交国立故宫博物院保管使用。新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岁诞辰，又称中山博物院。同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立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

    民国三十八年（1949）一月，中共文管会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以后，改称北京故宫博物院。民国四十年（1951）五月，文献馆改称档案馆，并将原藏图像、舆图、冠服、乐器、兵器等器物移交北京故宫博物院保管部。从此，档案馆成为专门的明清档案机构。民国四十四年（1955）十二月，档案馆移交中共档案局，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民国四十七年（1958）六月，第一历史档案馆改名为明清档案馆。民国四十八年（1959）十月，明清档案馆并入中共中央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民国六十九年（1980）四月，明清档案部由中共国家档案局接收，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北平故宫博物院原藏明清档案，从民国三十八年（1949）以后，分存海峡两岸。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南迁的明清档案，共计3773箱，其中迁运来台，现由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者，计204箱，共约四十万件册，按照清宫当年存放的地点，大致可以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内阁部院档》、《史馆档》等四大类，此外还有各项杂档。《宫中档》的内容，主要是历朝君主亲手御批奏折、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奏折及其附件。从时间上看，主要包括康熙朝中叶至宣统末年。按照书写文字的不同，可以分为汉文奏折、满文奏折及满汉合璧奏折。康熙年间采行的秦折，是由明代奏本因革损益而来的一种新文书，他利用奏折，扩大了他的视野，使他洞悉传统本章中无从得知的施政得失及地方利弊，有助于内廷和地方之间的信息沟通，加速了皇帝的决策效率及君权的强化。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扩大奏折制度的使用范围，提高了行政效率，对于整饬吏治起了积极的作用。奏折奉朱批发还原奏人后，仍须将朱批奏折缴还宫中，因为这批档案贮存于宫中，所以习称《宫中档》。

雍正七年（1729），因西北两路用兵，由户部设立军需房，以密办军需。雍正十年（1732），军需房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大臣以内阁大学士及各部尚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而逐渐吸收了内阁或部院的职权，其职掌范围日益扩大，它不仅掌戎略，举凡军国大计，莫不总揽，于是逐渐取代了内阁的职权，国家威命所寄，不在内阁，而在军机处。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军机处档》，主要分为月折包和档册两大类。月折包主要为《宫中档》奏折录副及原折的附件如清单、图册等，其未奉朱批的部院衙门或监察御史奏折，则以原折归包，此外，还有咨文或呈文等等，文书种类，名目繁多，俱按月分包储存。现藏月折包，主要始自乾隆十一年（1746），迄宣统二年（1910）。除了月折包外，各种档册的数量，亦相当可观。依其性质，大致可以分为目录、论旨、专案、奏事、记事、电报等六大类，俱为军机处分类汇抄经办文移的档册。

    皇太极在位期间，积极仿效明朝政治制度。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立文馆，命儒臣记注满洲政事。天聪五年（1631）七月，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天聪十年（1636）三月，改文馆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三院，各置大学生、承政、理事官等员。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内三院更名内阁，军国机要，综归内阁。自从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后，内阁权力虽然渐为军机处所夺，但内阁承办国家刑名钱谷等政务的工作，并未轻减，内阁部院所保存的文献档案，仍极可观。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内阁部院档，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内阁承宣的文书，如诏书、敕书、诰命等：第二类是帝王言动国家庶政的当时记载，如起居注册、六科史书等：第三类是官修书籍及其文件，如满汉文实录等。第四类是内阁日行公事的档册，如上谕簿，丝纶传、外纪簿等：第五类是盛京移至北京的旧档，如满文原档等，各类档案都可以说是第一手的直接史科。

    史馆档包括清朝国史馆档及民国初年清史馆的档案资料。清朝国史馆，设在东华门内，成为常设修史机构，附属于翰林院。民国三年（1914），国务院呈请设立清史馆，以修清史。史馆档的内容，主要为清朝国史馆及民初清史馆组、志、表、传的各种搞本及其相关资料。

    档案的整理与开放，颇能带动历史的研究。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已著手整理清宫各处档案。其后因时局动荡，档案整理工作，暂告中缀。民国五十四年（1965），国立故宫博物院正式恢复建置以来，即积极进行档案的整理工作。首先著手《宫中档》的整理编目工作，采取编年体的办法，将《宫中档》既奉朱批以及未奉朱批的奏折，都按照具奏年月日即发文日期的先后顺序编排，在原折尾幅背面钤盖登录号，作为件数号码。编号既定，然后摘录事由，填明发文年月日及具奏人官职及姓名，先填草卡，经核校后，始缮正卡。《宫中档》编目工作告竣后，又赓续《军机处档·月折包》的编目工作，按照奉朱批日期的顺序排列，亦采取编年体的办法，将各种名目的文书，按照年月日的先后顺序排列，每件文书尾幅背面亦钤盖登录号码，即件数号码，先填草卡，再缮正卡，除登录朱批年月日、官职、姓名及事由外，并填注原折具奏年月日。至于各类档册的编目，则先作分类，再采取编年体的办法整理编目。近数十年来，海内外学人利用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档案资料撰写完成的论著，已经指不胜屈，展望未来，必将有更丰硕的成果。

    三、从实录初纂本看闻香教的活动

    实录是重要的官条书籍之一，实录的本意是据实记录，事无虚构。《汉书》司马迁传赞谓“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王先谦补注云“自唐后每帝修实录，义取于此。”实录的纂修，始于南朝的梁，是一种编年史，唐代以降，每帝崩卒后，由继位新君开馆敕修，沿为定例。清朝初年，以翰林院官分隶内三院，纂修官书，就是翰林院的职掌。康熙年间，虽仍设翰林院，而特开各馆，以内阁大学士充任监修总裁官。按照清代制度，实录告成后，照例由实录馆绩写正副本五套，每套俱缮写满汉蒙文各一部，书面分饰大小红绫及小黄绫。大红绫正本二部，一贮皇史箴，一贮奉天崇谟阁。小红绫本二部，一贮乾清宫，一贮内阁实录库，专备进呈之用，所以又称合本。其小黄绫本亦贮于内阁实录库，是实录馆于纂修实录时随时缮呈之本，经御览后分缮大小红绫正本。因此，小黄绫本又通称为副本。

    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实录，始自清太祖朝，以汉文本数量较多，汉文本次之，蒙文本册数不多。清太祖实录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之分，崇德元年（163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纂辑告成，凡四卷，计四册，是为清太祖实录初纂本。清世祖顺治初年，重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初纂本》原本遂佚。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开馆重修太祖实录，经雍正朝改修，清高宗乾隆四年（1739），改修完成，称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计十三卷，是为清太祖实录重修本，亦称为定本清太祖实录。《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亦有初纂本与重修本的分别，顺治六年（1649），命大学士范文程等充总裁官，开馆纂清太宗实录。顺治十二年（1655），纂辑告成，凡四十卷，每卷一册，附目录一册，此即清太宗实录初纂本。其后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改修，至乾隆四年（1739），修订完成，合凡例目录，计六十八卷，此即清太宗实录重修本，亦称定本清太宗实录，书中凡遇清圣祖玄桦、清世宗胤缜御名，俱行改避，易玄为黑，易胤为应。清太宗实录屡经重修，尽删所讳，以致史事湮没不彰。其初纂本成书较早，保存史料较为丰富。崇德元年（1636）十月十五日，《清太宗文皇帝实录》重修本有一段记载云：

    先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豫亲王多铎，往征明国，至锦州下营。城内有道人崔应时者为首，与其党五十人同谋，造为歌谣，其书数千言，大约言明国当灭，我朝当兴，宜速进兵，攻取山海等关之意。遣胡有升持献多铎军前，约为内应[2]。

    歌谣内容，长达数千言。马西沙、韩秉方合著《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转引《满洲老档译件论证之一》所载歌谣内容云：

    佛言朱氏之统业将终，故天遗真主下界，拨乱反正。今大金之后，天聪皇帝出而御世，是为英明皇帝，安天下之民。东四部之金兵从之，北察哈尔亦从之，世人不可轻视。盖天之遣新替旧，复定天下，改良时世，固有在也。朱氏统叶之终，系于天。天聪皇帝立后，诸神佛下界，扶助天聪皇帝即皇帝位，且玉玺乃天所升，天与之也。明帝不幸，失于蒙古人之手，今已五百年，应归天聪皇帝。迨见弥勒佛后，贤人出现，暗中扶助，慎勿轻言。天下十三省，皆有贤士，观音菩萨，助帝即位。前佛见山西地方，欲见金裔，每日号哭。山西平阳府十河王，特遣四人至辽东，请天聪为皇帝，至今未归山西省。候见真主，欲告以故，我山西平阳府人，侯皇帝至，收抚黎民，但能率兵三、四千，各处皆来归附矣。将随上至北京，即皇帝位。南省湖广、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皆赖山西平阳府有此一人，暗中往来，融合内外，扶助天聪即皇帝位，扶一君不扶二君[3]。

    作者指出崔应时遣胡有升持书呈递多铎，是闻香教勾结金国事件。闻香教即东大乘教，其创始人王森（1542－1619），祖籍顺天府蓟州，他曾经是罗教一派大乘教的信徒。明末教派虽多，但互称善友的仅闻香教一家。在闻香教中，  “善友”是对一般无教职者的称呼，后来演化成同教之间的称谓，因此，崔应时等五十善友都是闻香教的教徒，受石佛口王姓家族指使，持书与金国勾结。原书歌谣，是探讨闻香教的珍贵资料，但是，前引文字，不仅译文简略，且失文意。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初纂本卷二十三，崇德元年（1636）十月十五日详载胡友升投书汉文全文，为便于比较详略，特录初纂本所载歌谣内容如下：

    天荒地乱亦非轻，古佛牒文天下宫，紫薇大金临凡世，天聪世间侵北京，奉佛天差一帝王落凡住世，大破乾坤，只因牛八江山绝尽，今该大金后代天聪，掌立世界乾坤。普天匝地，大地人民，久等明君出现，救度男女，总归一处，东有四处金兵皈顺，北有插酋降伏皈顺。此主不非轻，天差下世，替旧换新，改立乾坤，重立世界。牛八江山功满回天宫，天聪掌教，各位诸佛诸祖下世，拥护当今天聪皇上掌教，从混沌分下世界乾坤。天降真印，南朝皇帝时蹇，失落西夷之手，五百年间而赴皈，天聪掌立，后会弥勒，大地乾坤，好人落凡，通你金身，不敢言出。天下十三布政，都有贤人，救苦观音，护你掌教。陕西秦地，出一真佛，通著乾坤，要见金身，终日两泪悲倾。昨有山西平阳府西河王府，差四人来到辽东，单请天聪，掌立世界。四人五月到彼今至未回山西，等候真君，见君一面，诉说前因。我山西平阳府人民，久等君到，收聚人民，只用三四千人马，各处地方归顺我王，同上北京坐殿。南省、湖广、四川、浙江、福建、广东、广西，齐通山西平阳府一人，串同四夷，夥同一处，扶天聪掌教乾坤，能扶一主，不扶二主。此字请主另差金兵，多则一万，少则五千，关王显圣，领你亲到山西平阳府城县道，接一好人，来到燕京，扶你坐殿。若他不到，你金殿还迟三四月，接他到彼，见你金身，刹那之间，重立中京，天下人民，齐来皈投一朝帝王，因你掌立天下，多人难晓。山陕秦晋，圣地出一明人，夜梦境中，观你金身，他要见你，山遥路远，难以来到，久等至今。乾坤变乱，该你大破燕京，四面八方，齐来护你坐殿。观世音菩萨，空中显化，高叫天聪。我朝真印，今差送你，不能晓的。崇祯功圆果满，劫尽回宫，该你掌教。天差插酋，亲送真印，救苦观音菩萨，弥勒菩萨，各佛诸祖，都在空中拥护，送印执掌乾坤，此兵数万，得进北京，不是非轻。观音菩萨显化，领你大兵进瑞，你怎得知，二千五百大劫以尽，该你大金掌立天下，非同小可。金兵西夷，只是各处抢夺东西财物，不能成大事，要你亲来领兵，分付各营金兵，守至某处，战得燕京，此宝无穷。关东八城，兵马尽都西征调去，空缺城池，清虚冷淡，你要领兵，净行大路，不用费力，八城山关，北京天下，十三布政，若你不得，你把我擎拿杀床与众诸将观看，自愿死矣。放著现成世界，不会用兵，只顾贪财，不是大人作事。天下兵马，见了金兵，胆战心寒，等就丙子丁丑，该天聪北京坐殿，百战百胜，无人敌斗。东胜神州，出一帝王，名大金，前有大元、大明二帝，不满五百年间，而大金皇上隆兴，恢复旧治，掌立乾坤，是弥勒佛出世，天下人民改换，天聪掌立世间乾坤，天差各位神兵，九曜星空，二十八宿，三十六，四十八祖，五十三佛，六代菩萨，关王领兵助阵，八十一洞真人，三千徒众，子路颜回，齐来出世，同助天聪掌立，大破燕京，八方兵马，一处聚兵，尽死在你手，天兵天将，现出大金，从赴旧位，等就劫年，该你出世，出海关津，各处地方，都有败坏，破一家乾坤，粉碎，成一家大金，复兴替旧换新，改立乾坤天年大事，尽都知闻，百般依吾，见见成成，佛说大慈悲救苦观音，护大金乾坤立世，普天下天聪超生，若不是天年时尽，谁肯言这个年成。普天下黎民都有，都只在梦中光阴，末劫年天差下俺护大金，掌立乾坤，梦中境无所不晓，只在心诉与谁听。你在东天隔两岸，我在西不敢动身，终日家睡思梦想，眼睁睁望的眼昏，擎住泪不敢言语，痛伤心肚内成汪，舍死命在要去了，丢家乡妻儿苦辛。为我王乾坤世事，从立天改换年成，大闹四海运州城舍损黎民，天年尽该你当教，你的心从改一番，别比那前朝古帝，另立你世间乾坤，只天年你不通晓，天差你紫薇星君，换新春另立世界。天下臣等候明君，破燕京牛退位，立中京你在梦中，神安年新换世界，长安界大破西秦，收吾体调理大事，别量我臭乱仆根。从累劫混沌分下，初立世又是一同。成午年天差下你，尘世间收聚缘人，薄福的刀兵收去，有缘的护你为君。二十年干戈不定，才等到丙子年成，发大兵燕京大战，破燕京好座龙墩。你动非同小可，天佛差玉皇敕令，八方境齐都护你，普天下你总收拢，只些事吾都知到，怀在心久等为君，说乾坤礼仪穿龙袍脚登云履，要行吾天朝大事，留发戴网帽，想当初不得我天朝，照依你金兵削发度日。今得天朝，照依大明皇帝官员衣巾，大小头领从新改立，一样相同。先日大凌河，我为你打发一人，到你营送信，叫你拿住此人，不要松放，谁想你撤了手放了来，那时不放他回来，北京早得了，不等到如今。只一遭他领兵西征，崇祯升他都元帅，天下官员，尽兴他管，总随领兵还有你心，天下大事说不尽。看了此字急发大兵，你领径走大路，无人阻隔，送信人打发一人回来，我只里好防，八城得一城，都是现成，别比前番，一拥到关，安住大兵，立下营寨，不用费力，八城急随，堵住路口，他何处逃走，千万急来。天佛牒文，玉皇敕令，护你为君，分付金兵，不爱财物，得了金銮宝殿，坐住龙墩，另立新春，从换官员，杀尽不平男女贼官，改换世界，赴皈旧位，另掌乾坤。我今说下，大金原根，大元大明，不满五百年间，大金皇上，赴兴恢复旧治。今五百年间，必有圣人生者，我皇上是也，万万馀香[4]。

    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汉文原档》详载歌谣满文译稿[5]，对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初纂本汉文，满汉文意，彼此相合。歌谣内容虽然冗长，但对于探讨闻香教的活动及其教义思想，却提供了重要资料。歌谣中所称“牛八”，即 “朱”字的拆写。“牛八江山绝尽”，是指朱元璋所建立的政权即将结束，而明朝覆亡的原因，是由于“牛八江山功满回天宫”、“崇祯功圆果满，劫尽回宫”。明朝政权结束后，即将由清朝皇帝皇太极掌教，掌立世界乾坤，救度男女。天佛差玉皇敕令，诸佛诸祖下世，拥护皇太极。救苦观音菩萨、弥勒菩萨，都在空中拥护。观音菩萨空中显化，高喊皇太极。关王即关帝显圣，带领清兵入关，大破燕京，四面八方，齐来保护皇太极坐殿。歌谣内容可以反映民间秘密宗教的末劫思想，所谓“一千五百大劫以尽，该你大金掌立天下”，就是民间秘密宗教对明清政权递嬗的诠释。

    四、从起居注册论清朝的宗教政策

    起居注是官名，掌记注之事，起居注官记载帝王言动的档册，称为起居注册，是一种类似日记体的史料。起居注册的体例，起源很早。周代已设左史、右史之职。汉武帝时，禁中置起居注。唐代置起居郎、起居舍人，以记载言动。其记注体例，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宋仿唐制，仍以起居郎及起居舍人为左右史，分掌记注。明洪武初年即置起居注，万历起居注册，保留至后世。满洲入关前，内国史院的职掌，主要为记注皇帝起居诏令。清世祖定鼎中原后，臣工屡次疏请设立起居注官。康熙七年（1668）九月，内秘书院侍读学士熊赐履又疏请设立起居注官。康熙十年（1671），正式设置起居注官，命日讲官兼摄，起居注馆设于太和门西廊。

    根据清朝会典的记载，凡逢朝会、御殿、御门听政、有事郊庙、外藩入朝、大阅校射及每岁勾决囚等，记注官都侍值记注。凡谒陵、校猎、驻跸南苑、巡狩方岳等，记注官都须扈从。凡侍值时，必须聆听纶音，退而谨书之，每月成帙，封锁于匮，每年以十二月具疏，送内阁收藏，记注官会内阁学土，监视贮库。纂修起居注册，先成草本。根据现存起居注册草本的记录，可以知道纂修起居注册的档案来源，主要包括：《内记注》、《上谕簿》、《丝纶簿》、《外纪簿》、《通本》、《部档》、《旗档》、《御门档》、《内务府档》、《红本档》、《折本档》、《勾决簿》、《都察院档》、《理藩院档》、《国子监档》、《寺档》、《清字译档》等等。其中，《内记注》所载为皇帝御殿、诣宫、请安、赐宴、观看灯火、进膳、赴园、巡幸、拈香、驻跸、行园等活动。《旗档》为记载八旗世管佐领、前锋、云骑尉、护军参领、防御等旗员升迁队调事件。部本进呈御览后，其未奉谕旨折角发下者，侯御门听政时，由大学士等启奏请旨，皇帝裁决后面谕大学士办理，此类折角文书，即为《折本档》。《勾决部》为刑部记载朝审秋审情实各犯勾决正法事件。记注体例，先载体例，先载起居，次裁谕旨，其次载题奏事件，再次记载官员引见。其载题奏事件，先载部本，次通本、旗折、京外各官奏折。记载部本，首内阁，次宗人府、翰林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记载通本，首总督，次巡抚，以省分先后为序。按日摘记各档，依序排比，并注明出处，类似长编。清代起居注册，自雍正朝至晚清，是先修汉文草本，然后译成满文，再由总办记注官逐条查覆增改，送请掌院学士阅定，最后正式缮写成册，并饰以黄绫或黄纸封面，是为定本起居注册。由于起居注册汇编各种档案资料，保存颇多原始资料，所载范围亦广，可补其他官书的不足。从起居注册的记载，可以了解清朝政府对民间宗教的政策。

    雍正皇帝在藩邸时，于究心经史之馀，亦拈性宗，颇有所悟，御极以后，于佛、道二氏颇多评论。起居注册有一段记载他批评儒、释、道的谕旨说：

    城中有三教：日儒、日释、日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大法，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练气凝神，亦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皆于劝人为善，戒人为恶，亦有补于治化。道家所用经药符章，能祈睛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其来亦久矣[6]。

    儒释道有补于治化，且其由来已久，因此，雍正皇帝对佛道二氏并不排斥，域内高深道教真人，尤受礼教。江西贵溪县龙虎山，为汉代张道陵炼丹成道胜地。雍正皇帝颂扬张道陵“尝得密书，通神变化”，能驱除妖异。宗教信仰有补于治化，雍正皇帝对儒、释、道的治化功能，相当肯定。但是，他的肯定是有条件的。他指出：

    释氏原以清净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云必昧君臣之义，忘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间，潜藏奸完，此则佛教中之异端也。儒者守先王之道，读圣贤之书，凡厥庶民，奉为坊主，倘或以诗书弋取功名之具，视科目为广通声气之途，又或逞其流言邪说以动人之听闻，工为艳词淫曲，以荡人之心志，此则儒中之异端也。即如巫医二者，虽圣人之所不弃，然亦近异端，而巫以祀神祗，医以疗疾病，皆不得不用者。至村巫诱人为非，庸医伤人之命，此即巫医中之异端也，可因其异端有害于人而不用药乎[7]？

    由引文内容可知同是一事，就有是非邪正之分，是者正者，就是正道，非者邪者，就是异端。儒、释、道三教，都有正道，也有异端。一般人多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雍正皇帝也认为儒、释、道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其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实缺一不可[8]。怡亲王胤祥患病期间，雍正皇帝密谕亲信大臣访查精于医理及通晓性宗道士，以为调摄颐养之助。京师白云观一名道士曾奉召医治胤祥病症。雍正八年（1730）七月，这名道士又化名贾士芳，由田文镜差人护送进入大内。起居注册记载道士贾士芳为雍正皇帝治病及贾士芳被惩办的经过颇详，对探讨道士的活动及其民俗医疗，提供了重要的直接史料。节录一段内容如下：

昨七月间，田文镜将伊送来。初到之时，朕令内侍问话，并试以占卜之事。伊言语支离，有意启人疑惑，因而说出上年曾蒙召见，朕始知即白云观居住之人也。朕因谕之曰：“自尔上年入见之后，朕躬即觉违和，且吾弟之恙亦自此渐增，想尔本系妖妄之人，挟其左道邪术，暗中播弄，至于如此。今朕躬尚未全安，尔既来京，当惟尔是问。”伊乃自言长于疗病之法，朕因令其调治朕躬。伊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比时见效奏功，无不立应。其言则清净无为，含醇守寂之道，亦古人之所有者。一日，朕体中不适，伊授以密咒之法。朕试行之，顿觉心神舒畅，肢体安和，朕深为喜慰，加以隆礼。及此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政令安与不安之时，伊必先露意，且见伊心志奸回，言语妄诞，竟谓天地听我主持，鬼神供我驱使，有先天而天弗达之意。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朕降旨切责云：“尔若如此处心设念，则赤族不足以蔽其辜。”伊初闻之，亦觉惶惧，继而故智复萌，狂肆百出，公然以妖妄之技，谓可施于朕前矣。彼不思邪不胜正，古今不易之理。况朕受命于天，为万方之主，岂容市井无赖之匹夫狗猫不如者，蓄不臣之心，而行贼害之术乎？前日京师地动，朕恐惧修省，诚心思过，引咎自责，又复切颁诸旨，训饰官员兵民人等，而地动之象久而不息。因思前月之震动实在朕加礼贾士芳之次日，意者妖邪之人，胸怀叵测，而朕未之觉察，仰蒙上天垂象，以示儆乎？况伊欺世惑众，素行不端，曾经原任巡抚杨宗义访闻查夺，伊始稍稍敛迹，厥后仍复招摇。今则敢肆其无君无父之心，甘犯大逆不道之罪，国法具在，难以姑容，且蛊毒压魅，律有明条，著拿交三法司会同大学士定拟具奏。若伊之邪术果能操祸福之柄，贻患于朕躬，则伊父祖之坟茔悉行掘发，其叔伯兄弟子孙族人等悉行诛戮，以为异常大道之炯戒。天佐道惑众者，亦世所常有，若如贾士芳显露悖逆妄行于君上之前，则从来之所罕见，实不知其出于何心？其治病之处，预先言之，莫不应验，而伊遂欲以此胁制朕躬，恣肆狂纵，待之以恩而不知感，惕之以威而不知畏，竟若朕之祸福，惟伊立之，有不得不委曲顺从者。朕若不明于生死之理，而或有瞻顾游移之见，乞怜于此等无赖之妄人，则必不免抱惭，而对天下臣民亦滋愧怍，朕岂如是之主哉！夫贪生恶死者，人之常情，伊之胁制朕躬者在此，不知朕之知天知命确乎不可惑者亦即在此，朕为世道人心纲常名教计，惩彼魑魅魍魉于光天化日之下一身之休咎所不计心，并谕廷臣共知朕心[9]。

《清世宗宪皇帝实录》也记载道士贾士芳入京治病情形，为便于比较，仅将贾士芳为雍正皇帝调治疾病经过的记载，照录如下：

    初到时，朕令内侍试以卜筮之事，伊言语支离，启人疑惑，因自言上年曾蒙召见，朕始知即白云观居住之人也。伊乃自言长于疗病之法，朕因令其调治朕躬。伊口诵经咒，用以手按摩之术，见伊心志奸回，语言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朕降旨切责。伊初闻之，亦觉惶惧，继而故智复萌，狂肆百出，公然以妖妄之技欲施于朕前，伊欺世惑众，索行不端，曾经巡抚杨宗义访问查学，伊始稍稍敛迹。厥后仍复招摇，今则敢肆其无君无父之心，国法具在，难以姑容，且蛊毒魔魅，律有明条，著拿交三法司会同大学士定拟具奏[10]。

    将实录与起居注的记载对照以后，可知实录的记载，过于简略，语焉不详，起居注册记载详尽，对探讨道教的活动，提供了颇为珍贵的原始资料。白云观道士贾士芳擅长疗病。口诵经咒，以手按摩，立时见效。身体不适，授以密咒之法，顿觉心神舒畅，肢体安和，这是民间宗教常用的民俗医疗法，病患相信可以产生神力治疗的功效。但是，雍正皇帝认为道士贾士芳挟其左道邪术，欺世惑众，是妖邪之人，胸怀叵测，所以按照左道惑众蛊毒压魅律从重治罪。

    乾隆皇帝即位后，鉴于应付，火居僧道饮酒食肉，各畜妻子，每藉二氏之名，作奸犯科，肆无忌惮，所以酌复度牒之法，使有志于修行者，永守清规，于是特颁谕旨一道，其内容，详载于起居注册，节录一段内容如下：

    朕于二氏之学，皆洞悉其源流，今降此旨，并非博不尚佛老之名也。盖见今学佛人，岂特如佛祖者无有，即如近代高僧，实能外形骸，清净超悟者亦稀：今之道士，岂特如老庄者无有，即如前世山泽之症，实能凝神气，养怡寿命者亦稀。然苟能遵守戒律，焚修于山林寂寞之区，布衣粗食，独善其身，犹于民无害也。今则不事作业，甘食美衣，十百为群，农工商贾，终岁竭蹶以奉之，而荡检育闲，于其师之说，亦毫不能守，是不独在国家为游民，即绳以佛老之教，亦为败类，而可听其耗民财，洞民俗乎？著直省督抚饬各州县按籍稽查，除名山古刹，收接十方丛林及虽在城市，而愿受度牒，遵守戒律，闭户清修者不问外，其余房头、应付僧、火居道士，皆集众面问，愿还俗者听之，愿守寺院者亦听之。但身领度牒，不得招受生徒，所有赀产，如何量给还俗，及守寺院者为衣食计，其余归公，留为地方养济穷民之用，并道士亦给度牒之法[11]。

    应付僧各分房头，世守田宅，乾隆皇帝一方面以应付僧、火居道土等窃佛道二氏之名，而无修持之实，甚至作奸犯科，难于稽查约束，一方面认为农夫作苦，自食其力，于四民之中最为无愧。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耗费民财，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因此，应酌复度牒之法，虽系尼僧，亦须接受约束。乾隆元年（1736）二月二十五日，起居注册记载一段谕旨内容如下。

    又闻外间有尼僧一种，其中年老无依情愿削发者，尚无他故，其余年少出家之人，心志未定，而强令寂守空门，往往荡闲瑜检，为人心风俗之害。且闻江浙地方，竟有未削发而号称比丘者，尤可诧异，似亦应照僧道之例，不许招受生徒，免致牵引日众。有情愿为尼者，必持年龄四十以上，其余概行禁止。

    乾隆皇帝认为朝廷给发僧道度牒，令地方官有所稽查，使无赖之徒，无从窜入其中，近似民间保甲，不致藏好，亦如贡监有执照，不容假冒，并非禁绝释道，不许人为僧道。由于起居注册详细记录谕旨全文，所以对探讨清朝政府的宗教政策，提供了很丰富的原始资料。

    五、从《宫中档》论民间秘密宗教的传布

    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宫中档》的内容，主要是清代康熙朝以下历朝皇帝亲手御批及军机大臣奉旨代批的满汉文奏折及谕旨、清单等附件，对民间宗教信仰的研究，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地方史料。

    康熙年间（1662－1722），由于全国的统一，清朝政权，更加巩固。清朝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以恢复旧秩序，于是社会日趋稳定，经济逐渐繁荣，这些条件，颇有利于宗教信仰的发展。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对清朝政权的维持及社会发展产生负面的作用，消代历朝皇帝对民间秘密宗教的取缔，可谓不遗余力。康熙年间，较为活跃的新兴教派包括：山东、山西境内的收元教，直隶境内的黄天道、圣人教，直隶、奉天境内的弘阳教即红阳教，又作混元教，山西境内的源洞教，山东、河南境内的白莲教、八卦教、江苏、直隶、广东境内的罗教、大乘教，浙江境内的天圆教等教派。雍正年间（1723－1735），教派名目更多。根据《宫中档》奏折等文书所见教派名称，可将各教派案件的地理分布列表如下：

雍正年间民间秘密宗教案件分布简表

年   月     教派     名称   分布       地点        备注

元年      白莲教           河南

    元年           一炷香教     山东

    元年      空子教         山东

    元年       无为教         山东

    元年       罗教              山东、浙江、江西

    元年        大成教        山东

    二年三月     空子教       山东安邱县

    二年六月       顺天教        直隶邢台县

    二年九月     空子教        山东东平州、鱼台县

    二年九月    大成教       江苏邳州

    三年五月      道心教       福建、浙江

    三年九月      白莲教       山西长子县

    三年       混元教          山西长子县

    三年      罗教             广东乐昌县

    五年闰三月      桥梁教     河南

    五年闰三月      哈哈教    河南

    五年闰三月     悟真教       河南

    五年六月     龙华会      山西泽州

    五年十月     罗教          浙江金卫所

    五年十月       龙华会       山西泽州

    五年十一月 罗教        浙江杭州

    五年        长生教       浙江西安县

    六年正月   罗教       江苏苏州

    六年七月      空子教       山东高密县

    六年八月      空子教       山东东平州

    六年      三元会         山东峰县

    六年         白莲教         山西长子县

    六年       混沌教        山西长子县

    七年         少无为教        直隶永平府

    七年          罗教          江西南安府

    七年         无为教      浙江缙云县

    七年         一字教           江西临川县

    八年         罗教          江西南安府

    八年          大乘教          云南大理府

    九年四月          大成教        湖北罗山县

    九年四月       大成教          湖北黄安县

    十年正月         大成教        江苏阳湖县

    十年五月        儒理教       直隶隆平县、唐山县  摸摸教

    十年十一月     大成教      直隶滦州

    十年十二月      大成教          直隶滦州、深州

    十年十二月        大成教     河南

    十年十二月     衣法教      直隶饶阳县

    十年         大乘教         直隶

    十年          收元教           山东、山西

    十年         三皇圣祖教         江西南昌府         圆顿大乘教

    十二年三月    朝天一炷香教   山东高唐州       愚门弟子教

    十二年十二月   三乘会        江南南陵县        糍粑教

    十三年闰四月    三乘会         江南南陵县

    十三年九月      大乘教      云南大理府

    十三年十一月    一炷香教     直隶

    十三年十一月     老君会     直隶

    十三年十一月     罗爷会       直隶

    十三年十一月     大成教      直隶

    十三年十一月       朝阳会      直隶

    十三年十一月     清净无为教    直隶

    十三年         皇天教        山西平定州

资料来源：《宫中档》雍正朝朱批奏折。

由前列简表可知雍正年间，直省先后查获的民间秘密宗教名目，共计三十二种，包括：河南、山西等地的白莲教，山东、直隶等地的一炷香教，山东等地的空子教，山东、浙江、江西、江苏等地的罗教，直隶、山东、河南、江苏、湖北等地的大成教，直隶等地的顺天教，浙江、福建等地的道心教，山西等地的混元教，河南等地的桥梁教，河南等地的哈哈教，河南等地的悟真教，山西等地的龙华会，浙江等地的长生教，山东等地的三元会，山西等地的混沌教，江西等地的一字教，云南、直隶等地的大乘教，直隶等地的儒理教，又名摸摸教，直隶等地的衣法教，山东、山西等地的收元教，江西等地的三皇圣祖教，又名圆顿大乘教，山东等地的朝天一炷香教，又名愚门弟子教，江南等地的三乘会，又名糍粑教，直隶等地的老君会、罗爷会、朝阳会、清净无为教、少无为教，山西等地的皇天教等等。简表中所列教案，共计五十六起，其中直隶计十三起，约占百分之二十三，山东次之，计十二起，约占百分之二十一，山西又次之，计七起，约占百分之十三，都是教案较频繁的地区。直隶境内查获的教案名目，主要是顺天教、少无为教、儒理教即摸摸教、大成教、衣法教、大乘教、一炷香教、老君会、罗爷会、朝阳会、清净无为教等，山东境内查获的教案名目，主要是一炷香教、空子教、无为教、罗教、大成教、三元会、收元教等，山西境内查获的教案名目，主要是白莲教、混元教、龙华会、混沌教、收元教、皇天教等，其中多为新兴教门。

    雍正元年（1723）春，河南巡抚石文焯陛辞时，雍正皇帝即谕以河南有白莲教惑众敛钱，令其访闻办理，其他各省大吏亦遵奉谕旨严加取缔。翰林院庶吉士董思恭，籍隶山东，对山东地区的宗教活动，颇为留意。是年四月，董思恭具折指出，山东邪教分为二派：一派是一炷香教。一派是空子教。一炷香教专以烧香惑众，声称领香一炷，诸福立至，百病皆除，愚夫、愚妇奉一注香教首为师，或五日，或十日，轮流做会，不事生理，荒弃农业。空子教较一炷香教更甚，其教惟以邪术哄诱人心，一家之内有一人入其教者，势必举家归教，如痴如迷，卖田宅，弃物利，以恣其掌教者之欲，甚至男女杂处，昼则散居于各村，夜则相聚一室，恬不知耻[12]。一炷香教是因教中焚香一炷而得名，教中相信点燃一炷香，就可以请来诸路仙佛及列位祖师，诸福立至，百病皆除。雍正二年（1724）九月间，山东巡抚陈世倌在山东境内密访各教派，除了查获天主教、罗教、无为教、大成教以外，也查获空子教，陈世倌将访查经过，具折奏闻。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宫中档》含有陈世倌奏折，节录一段内容如下：

    窃臣前奉圣谕，命臣密访邪教首恶一事，臣敬凛在心，朝夕密查。闯东省邪教，有大成、无为、罗祖、空子等名，大抵以烧香讽经为事，以修真养命为说，引诱愚夫愚妇，入其教中，便可消祸获福，于是无知之徒，为所蛊惑，甘心归奉，每名每月，纳钱数十文，以作供养，立有会首，代为收敛，而踪迹诡秘，一时访查，断不能吐露。臣遣人转辗相托，馈以财物，假意纳财授教，然后得其住址姓名，随即选差密拿，不经州县，不援居民，于鱼台县拿得李万禄，于金乡县拿得张焕，于单县拿得王天保三人。李万禄则教人朔望烧香，编造八卦歌持诵，名为运脉，传受口诀，闭目卷舌运气，默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二语，名为内承法，其不能者名为外承法。内承习熟，为立法名，给与来生品级，遂有谢品级钱，一人入教，则一家中男女皆为教中人。至讯其所传，则云受之东平州杨得禄，其收钱者，则系赵伦，谓之走线。现往江南亳州行教，但或行或住，全无定所，亦无一定姓名，臣已遣人往江南密拿，此所谓空子教也[13]。

    空子教又称三元会空子教，河东总督田文钱具折时指出三元会空子教，以吃斋念佛，修善祈福，并超度他人祖宗，医治疾病，信徒众多[14]。雍正年间，罗教常以大成教、三乘教、无为教等名同，在山东、江南、江西、福建等地广为传播。山东巡抚陈世倌将访察江南大成教的活动具折奏闻，节录一段内容如下：

    访得江南郢州五圣堂地方迤西半里，有吴滔天者，系罗祖教，其人物故已五十馀年，其妻亦故十有余年，而至今不葬，远近传言金刚不坏，每逢正月十三、二月二十及九月二十七等日，伊夫妇忌日，四方男妇，多至其前，焚香罗拜，谓之朝祖。其子亦故，其婿尚在，更有瞽目冯君重，居于郢州徐扬山，踵行其教，名曰大成教[15]。

    由引文可知江南邹州人吴滔天传习罗教，同邑冯君重踵行其教，称为大成教。

    雍正年间，闻香教就是以大成教的名目继续传播。雍正十年（1732），直隶总督李卫曾遣人投入大成教内部，以访察教中活动。李卫具折奏闻办理经过。节录一段内容如下：

    直属有大成、衣法等教名目，愚民信从人夥，转相接引者甚多，臣查知数处为首之人，开名饬今地方官再加就近密访确实，并令选择诚谨之人佯投入内探其作为。除永平知府尚未覆到，已据深州知州徐绶等员回禀前来，照依指示办理之法。查得大成教首系旗人王姓武举果，住滦州石佛口，名下有次掌教—人：一系周世荣，住饶阳县曲吕村，今因瘫痪，有伊弟广东丁台通判周世臣代主其事：一系王瑛，住深州贡家台。周姓教中约有千馀家，王姓教中几及千人。凡教内有能宣经讲道者，即为小教首，分住各处，招引众人。如深州之郑自昌，衡水县之杨林全、侯燕平，河南地方之靳清宇，皆其领头门徒。其衣法教之老教首乃已故旗人董一亮，今有伊女代掌，住居易州，而饶阳县武举王作梅为之管事。次教首则饶阳之孙连若等，尚有数处，相从之人亦众。以上二教皆始于顺治年间，其来日久，以轮回生死诱人修来世善果为名，吃斋念经，男女混杂，彼此不避[16]。

    引文中的大成教，就是东大乘教，住在滦州石佛口的王姓，就是指闻教香教教主王森后裔王敏迪。民间秘密宗教源远流长，探讨各教派的发展，直省督抚等大员的奏折，提供了翔实的原始资料。保存在宫中懋勤殿的朱批奏折，大多为直省外任大员处理地方事务的文书，其中含有颇多民间宗教案件资料，也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

    六、从《月折包》论清廷取缔邪教的原因

    军机处的地点是在隆宗门内，军机处的主要成员是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章京每日寅时入隆宗门内直庐，候内奏事处将臣工奏折发下送军机大臣翻阅，军机大臣承旨后面授军机章京缮写谕旨进呈御览。直省外任文武大员的奏折，不论发钞或不发钞，都必须录副存查。《枢垣记略》有一段记载说：

    凡抄折，皆以方略馆供事，若系密行陈奏及用寄信传谕之原折，或有朱批应慎密者，皆章京自抄。各折抄毕，各章京执正副二本互相读校，即于副折面注明某人所责某事，及月日、交不交字样，谓之开面。直日章京将本日所接各直省原折，各归原函缴入内奏事处，谓之交折[17]。

    方略馆是军机处兼管的机构，其总裁是由军机大臣兼充，以下设提调，满汉各二人，收掌亦满汉各二人，纂修满洲三人，汉六人，另设译汉、謄录、校对、供事等职，皆无定额，分由内阁、吏部及翰林院等卫门传取。由《枢垣记略》的记载可知奏折录副，多由方略馆并事录副存查，按日归入月折包备案。其在京各部院衙门大臣奏折虽未奉朱批，亦将原折归入月折包内按月分包储存。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现存月折包始自乾隆十一年（1746）迄宣统二年（1910）七月，其间各朝颇有缺漏。

    《军机处档·月折包》录副存查的奏折录副，多属较为重要的折件，除部院大臣奏折原件及奏折录副外，还包含多种文书，可补《宫中档》的不足。乾隆五十五（1790）七月初二日，湖广总督毕沅将办理均州民人贺廷选等烧香念佛一案具折奏闻，原折附呈向升等十四人并单一件。同年七月十一日，原折奉朱批后经方略馆供事录副存查，并缴回内奏事处，原折所附供单则以原单归入月折包内储存，以致现藏（宫中档）不见向升等人供单。节录向升供词如下：

    小的谷城县人，年三十二岁，继父向士贤，继母赵氏俱故，本生父向士仁，母郑氏，各自居住。小的同女人张氏，幼女小妮，另住一处，向在均州地方往来小贸，与同县的陈季升平素熟识。乾隆五十年内陈季升出外去了，直到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回到小的家内说他一向在外雇工，如今年老多病，无力耕作，又没亲戚倚靠，小的怜他老病孤独，就留住屋旁空房内，与他同吃茶饭。过了两日，陈李升说，小的待他情厚，从前学有咒语，若去传人念诵，可以消灾获福，还可赚钱。小的问他是那里得来，他说是枣阳县孙贵达收元教内传授的。小的只想获福消灾，情愿学习，就拜陈季升为师。陈季升口传“南无天元太宝阿弥陀佛”十字一咒，又“西天古佛掌教老爷弟子有难速速搭救”十六字一咒，又“八大金刚将哪叱揭谛神普安来到此魍魉化灰尘，窥进乾坤心服表，斩尽邪法除尽妖，一去冤枉化灰尘，管他病好一齐消，抬头奉请观世音，四大金刚揭谛神，十八罗汉前引路，八大金刚护我身，真言一动头三现，拨开云雾见青天，咱今得了无价宝，八大金刚来赴凡”等语一咒。小的求他讲解，陈李升回说，这咒他都不能解说，从前孙贵远原说只要熟习，总有好处，小的没有再问。三月初间，陈季升因病死了，是小的买棺木收殓，就葬在小的自己屋旁地内。小的想要兴复收元教骗钱，恐一时不能耸动，捏说今年有虎豹水火伤人，习咒可以躲避，过后有邻界素识的均州人胡如思、贺廷选，房县人尹一秀即云一秀，先后会遇，小的说起学得咒语，胡如思们就求小的传授，共给小的香钱一千一百五十文，小的就教他们各自传授，共有四、五十人，并未传别省的人。至小的们误从邪教，以致被夺，自知罪重[18]。

    向升供单内容对探讨收元教的传布及教中传习的咒语，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但因供单未经录副，而以原单归入月折包，以致《宫中档》奏折缺漏供单原件。由于民间秘密宗教的盛行，为化民成俗，嘉庆皇帝谕令各省学政各就按试之地，察其民人所易惑者，作为论说，发交各州县官刊刻告示，在城市乡村广为张贴。嘉庆二十年（1815）十二月十五日，湖南学政刘彬士奉到谕旨后即撰拟辨惑论说稿二条，都用里巷常言，由州县官刊刻告示，每一句加一单圈，印成单张，分发各保甲，每家给与一张，令其于门前屋内墙上壁间，随便张贴，庶几观看既久，醒悟渐开。刘彬士所拟辨惑论说稿二条，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正月十七日具奏呈览。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军机处档·月折包》内含有刘彬士所拟办惑论说稿，其中（辨邪政之惑）一条的内容如下：

    尔百姓虽愚，断未有不知是非好歹的，那邪教敛钱聚众，男女不分，明明是个奸盗邪淫的人，尔百姓岂不知道么？但他的这些罪恶是招引多人之后才渐渐大胆起来，他先来诱人入教之时，必是劝人行善，愚民不曾读书，看不出他的邪处来，所以被他诓骗了。其实，他的邪处，当时就可以看出的，我今把辨别邪正的方法说与你们知道。凡人无论贵贱都不能出五伦之外，你百姓都有五伦，就都有五伦分内之手，如爱戴朝廷，畏惧王法，就是有君臣之伦了。为父的勤俭起家，为子的听父母教训，奉养不缺，就是有父子之伦了。为男人的不做游荡的事，为女人的谨守规矩，敬重丈夫，就是有夫妇之伦了。至于兄弟相爱，不因财利口角伤了和气，就是有兄弟之伦了。朋友相交，不争财，不说谎，就是有朋友之伦了。你们完全得五伦的事，就是个正人君子，乡党必敬重你，天道必保佑你，一生必安稳无害，将来必有好子孙，光显门户。孔圣人教人是这个正道，朝廷教人也是这个正道。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正教，不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邪教，这是极容易辨别的。如有教匪来劝你为善，你就要把他分内的事，替他想一想。若是你平素不认识他，他就是来历不明的人，一定是邪教了。若是你平素认识他，他一定不能做这分内的事，这分内的事，自家不做，却劝人为善，岂不是口善心恶的邪人么？况他的邪处也不必看他平日的事。这私立教名，招徒聚众，原是王法所不容的，一经访拿，就连累父母妻子兄弟了。他竟大胆来劝你入教，这就是不畏王法，不顾父母妻子兄弟的人，即此一端，五伦全不顾了，明明是一个邪人，你如何可听他诱引呢？你若知道他窝藏地方，更有不法的事实，并可到官出首他，这就是当下辨别邪正的方法，你们不可不知。再邪教说是入教念经可以成佛，更断无此理，这佛法虽与孔圣人的儒教不同，也是教人莫贪财色，莫起妄想。那邪教不畏王法，贪财好色，就是佛法也断不容他，此等罪人，岂有成佛的事。再尔百姓也有曾为不善，指望入教念经，可以忏悔的，这又是糊涂了。大凡圣贤都望人改过，鬼神也许人改过，如昨日做了恶事，今日立志再不做恶事，就是改过。若恶事不改，仅止念经，还是口善心恶的人，何为忏悔。况入教念经又犯王法，正是罪上加罪，过上加过了，你们切不可听他愚弄。你们愚民有说儒教劝人为善，朝廷尊重他。释教、道教也有修行忏悔的话，朝廷也不禁他，偏禁这些教是甚么缘故？我今把这缘故说与你听。释教、道教虽与儒教不同，却都是图个安静，不敢生事害人，所以朝廷都不禁他。何为安静？大凡这三教都有师徒，只是为师的不肯往四方去招引徒弟，有愿为徒的却也受他，有不愿为徒的，却不招引他，这将来自然没有聚众的事，所以三教都是安静的。那邪教四出招引，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这就是将来聚众的根子。这些人教愚民未必都是思想为匪的，假若一旦有个匪徒或诱引徒弟为匪，或胁制徒弟为匪，也是一人传十，十人传百，这就害人不少了。可知道这诱人入教就是他的邪处，所以朝廷定要禁他，也无非是保全百姓的心思。你们要知道各处出示晓谕保全你们，这都是皇上恩典也[19]。

    由前引内容，可知湖南学政刘彬士所拟办邪正之惑原稿的主旨，主要在晓谕百姓辨别邪正的方法，五伦是正道，孔子以正道教人，朝廷也以正道教人。民间秘密宗教不做五伦分内的事，就是邪教。朝廷尊重儒释道，而取缔民间秘密宗教的主要缘故，是由于儒释道都是图个安静，教人莫贪财色，莫起妄想，不敢生事害人。而邪教诱人入教，四出招引，一人传十，十人传百，招入多人之后，就渐渐大胆起来，终于聚众起事，所以朝廷一定要查禁邪教。

    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军机处档·月折包》内含有颇多部院大臣或监察御史的奏折原件，因未奉朱批，即以原折归入月折包储存，例如江南道监察御史刘谊<奏请严禁越境烧香以端风俗>一折，是一件未奉朱批的奏折，亦归入月折包内，原折指出：

    越境烧香一事，最为人心风俗之害，在披蚩蚩者氓，不明于天道福善祸淫之理，往往以酬神进香谓可即邀福庇，于是结队成行，跋涉山川，虽至误农伤财，亦所不计，而一二奸伪之徒，从中鼓惑，其为会首者，藉此敛钱，敛钱不已，必至聚众，聚众不已，其渐必将流为邪教，殊于人心风俗大有关系[20]。

官府认为越境烧香，聚众敛钱，很容易发展成为民间秘密宗教。京城正阳门关帝庙，民间相传灵应，除直隶以外，常有河南等省州县民众入京进香，道光十四年（1834）正月间，步军统领拿获进香客多名，《军机处档·月折包》内含有进香各犯姓名清单，可根据清单将立会烧香各会首资料列出简表如下：

姓名    年龄  会名  籍贯            住址    备注

李有军  33  堆金社 河南彰德府林县  李家庄  又名李有君

郭经之  39   堆金社 河南彰德府安阳县 安河村   游山会

张德潮  46  游山会直隶广平府邯郸县 下庄    法名信杰

刘起幅  50  关益会直隶广平府成安县东华村  李经明

程路    58   关爷会  直隶广平府成安县 小霍村

张新杰  48  关爷重  直隶广平府成安县 西苇村

李亲名   38  关爷会 直隶广平府成安县 西苇村

霍九宫  44  关爷会 直隶广平府成安县  白章村

周东凌  40  平安会 直隶深州安平县  北牛居村

崔万惠  39          直隶河间府      东芝阑村

李有道   43  堆金社 河南彰德府林县  李家庄

李兴文   30  堆金社

李文隆  33 堆金社

李有直 30    堆金社

李九华  33 堆金社

资料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军机处档·月折包》，66814号。

表中所列进香会，类似后世的进香团，包括：堆金社、游山会即游山会、关爷会、平安会等，虽然立有会名，但不同于秘密会党，盛行于南方各省的秘密会党，是由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虚拟宗族组织，进香会是属于共同祭祀圈的信仰团体。各进香会是属于不同的祭祀圈。各进香会进香时多带有旗帜，例如河南彰德府林县堆金社社首李有军及社员李恒言等六名，合计七名被捕，他们随带物品，除刷印小马图七张、银四包共二十三锭、香筒一个外，最明显的是红边小白布旗一面，上面书写堆金社全社李清和等二十四人的名字。游山会张德潮等九名被捕时，查出随带蓝边红绸旗一面，刷印八卦帖一张、刷印神像一包，小爆竹五个。表中所列李有军和郭经之，都是堆金会的社首，各社首或会首分批带领其成员入京进香。《军机处档·月折包》所包含的文书种类，品目繁多，各种文书性质不同，可以从不同来源的文书，对历史轮廓的描绘，较为完整清晰。

    七、从《上谕挡》探讨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

    国立故宫博物院现存军机处各类档册之中，《上谕档》的数量，册数较夥。依档册的形式而言，可分为方本《上谕档》与长本《上谕档》；依谕旨的性质而言，可分为《明发上谕档》、《寄信上谕档》、《译汉上谕档》及兼载各类谕旨的《上谕档》等。其中兼载各类谕旨的《上谕档》，其簿册纵宽各约三○公分，接近方形，为使用档册方便起见，习称方本《上谕档》。现存方本《上谕档》的数量，各朝不等，乾隆四十一年（1776）至乾隆末年，每季一册，或二册，嘉庆初年以降，每月一册，闰月另增一册，全年十二册，或十三册。军机处撰拟的谕旨，名目繁多，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 “凡特降者为谕，因所奏请而降者为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为谕。其式，论曰内阁奉上谕，旨日奉旨，各载其所奉之年月日。”[21]非因臣工奏请批示而由皇帝特降者，称为上谕，由内阁名义颁发，多冠以“内阁奉上谕”字样，其因臣工具奏请旨而颁降称为旨。《枢垣记略》亦称：

    军机处缮写谕旨之式，凡特降者日内阁奉上谕，因所奏请而降者回奉旨，其或因所奏请而即以宣示中外者，亦曰内阁奉上谕，各载其所奉之年月日于前，述旨发下后即交内阁传钞，谓之明发，其谕令军机大臣行，不由内阁传钞者，谓之寄信[22]。

    内阁奉上谕因其宣示中外，由内阁传钞，故称明发上谕，简称明发。所谓寄信，即寄信上谕，又称字寄，习称廷寄。方本《上谕档》内所抄录的文书种类颇多，除各类谕旨外，还有军机大臣的奏稿、奏片，多属遵旨具奏或议覆事件。此外，重要罪犯解京后，多由军机大臣审问，其供词多见于方本《上谕档）内。嘉庆年间，直省查办清茶门教，嘉庆期方本《上谕档》内含有清茶门教各要犯的供词，例如教首王殿魁被捕后供称：

    我是直隶卢龙县安家楼人，年五十二岁，父王亨功，于乾隆三十六年在安徽传教犯事正法，母韩氏，亦已故多年了，妻刘氏，长子王潮万，四子王奎子，在保定监禁，次子王满定，三子王得子，现在江苏山阳县河下二十四五堡蔡桥地方开粮食铺。安家楼王姓族人世传清茶门教居多，我七岁上我父亲正法，我于二十岁外我祖母李氏传给我清茶门教，口授三皈五戒，给人供茶治病。乾隆五十九年分我祖母因家人马二曾跟随我父王亨功到过江南传教，就叫马二跟著我上江苏、安徽传教。我到江宁府传了秦过海、吴长庚为徒，又到淮安府传了徐二宁为徒，又到泗州传了王添弼为徒，这都是我父亲的徒弟。我到江南时，复收他们为徒弟的，他们每年凑送银两，共有二、三十两至四十两不等。嘉庆八年以后，我就住在山阳县河下二十四五堡蔡桥地方开粮铺，上年回至安家楼，至本年十月被拿。至我家内并无经卷，止记得祖母讲过教内过去的是燃灯佛，九劫，一年六个月，一日六个时；现在的释迦佛，十八劫，一年十二个月，一日十二个时；未来的弥勒佛，八十一劫，一年十八个月，一日十八个时，并相传未来佛将来出在王姓，这都是哄动人令人听信的话。我们教内徒弟都称师父为爷，送钱名为朝上，所送钱文，名为根基钱，并不知有元勋钱名色。徐二字等因从前称我父亲王亨功为爷，所以都称我为少爷，我家里实无《三教应劫九莲宝卷》等件，直隶委员已在我家搜查过了。再徐二宁、秦过海、吴长庚、王添弼是四个总徒弟，徐二字名下尚有小徒弟徐万芝、李洪，都住在山阳县马义店地方。奏过海名下小徒弟王大成住江宁府朝阳门外孝陵街地方，陈佐住江宁府旱西门内丰富港背包卖布生理。吴长庚名下小徒弟王有华也住丰富巷开藤屉店。王添弼名下小徒弟卢家宽，六合县人，不知住址。这徐万芝等六个小徒弟，我在保定未经供出的。此外徐二宁等四个总徒弟有无另收徒弟之处，我不知道。再龙华会就是上供，后天就是未来佛，无生父母是无极，以前三会总收源是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会，统在一起为收源，续红阳会是青阳、红阳、白阳三教，未来收源、未来天盘、未来皇极，俱是弥勒掌教的意思，这也是我祖母口传我的，是否出在《九莲宝卷》经上，我不知道。我祖母李氏家人马二俱不在多年了是实[23]。

    清茶门教因供茶治病而得名，王殿魁供出各教犯的姓名、住址，固然便于官府缉拿要犯，同时对于探讨清茶门教的传布及其地理分布，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清茶门教传授三皈五戒，宣扬三世佛轮管天盘的劫变思想，过去燃灯佛九劫，一年为六个月，一日六个时辰：现在释迦佛，十八劫，一年为十二个月，一日十二个时辰：未来弥勒佛，八十一劫，一年为十八个月，一日十八个时辰。教中所称“龙华会”，是指上供，“后天”是未来弥勒佛，“无生父母”是无极， “三会”是过去、现在、未来，“续红阳会”是青阳、红阳、白阳三教，“未来收源”、“未来天盘”、“未来皇极”都是弥勒掌教的意思，这些供词都是探讨清茶门教的教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直接史料。

    穷人算命，富人烧香，善男信女既喜欢算命，也愿意出钱入教。宗教活动，需要经费，创立教派，辗转收徒，可以 “聚众敛钱”，兴建寺庙，香客朝拜，可以获取香油钱。各教派的教首，为了获取社会资源，大都利用宗教信仰，创造了种种具有社会价值的宗教术语，向善男信女敛取银钱。有清一代，“敛财术语”的大量创造，就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的显著特色。清茶门教王殿魁等人所称根基钱，就是出钱入教的一种拜师钱。佛教主张今生修行的成果，是来生修行的基础，善根福基，即是修行的根基，奉献根基钱，就成为善男信女今生种善根奠福基的实践。除香油钱、根基钱外，还有栽根钱、垒福钱、福果钱、跟胀钱、线路钱、水线、点化钱、打丹银、如意钱、富贵钱、酬神钱、还愿钱、品级钱等等不胜枚举。现藏方本《上谕档》含有各种清单，其中山西会是一种以进香为主要活动的宗教信仰团体，会首为牛老，牛老身故后，由石禄接充会首，每年三月同往西域寺进香一次。嘉庆十二年（1807），因南府人出境烧香，被内务府查禁。嘉庆十四年（1809），仍复起会进香。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遭取缔，石禄等被捕，供出会中成员资料，方本《上谕档》抄录清单，可据此清单列出简表如下：

    嘉庆二十二年（1817）山西会成员简表

    姓名   身             分      住址         香资钱

    佛保   满洲正红旗护军      安河桥红旗营   2840文

    刘长太儿    包衣人膳房小苏拉     双关帝庙门口        2840文

    俞      二   包衣人            双关帝庙门口    2840文

    邹二格    包衣人    挂甲屯月亮门内      2840文

    希拉布     包衣人高丽通事      杨家井         2840文

    赵大   旗人            香山      2840文

    崔贵         仪亲王府太监    北海淀太和庄   2840文

    徐三    民人，    开铁铺          北海淀        2840文

    王兴业  民人，   开古玩铺    北海淀蓝靛厂      2840文

    郭林祥  民人，   开烟铺         福园门外   2840文

    崔载氏                    北海淀老宫门口          2840文

    钱河氏       马厂门西三合馆           2840文

    金六奶奶          杨家井              2840文

    王周氏           挂甲屯                2840文

    资源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上谕档》，方本，嘉庆二十二六月十四日，山西会清单。

    在前列简表十四人中，崔载氏等四人为妇女，其馀十人内，包衣、太监共七人，占多数，另三人为民人，都是铺商。十四人都是直隶人，每人每年各出香资京钱，都是二千八百四十文，是合资性质的宗教信仰活动。

    八、结语

    档案资料的发掘与利用，可以带动历史的研究，以论代史，不是史学研究的客观态度。有清一代，档案资料，浩如烟海，其迁运来台者，为数颇为可观，其中涉及民间秘密宗教信仰者，可谓汗牛充栋。满洲入关后，民间秘密宗教日益盛行，教派林立，到处创生，屡禁不绝，芟而复生，正是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教案叠起，直省大吏查办教案的案卷文书，仍多保存，可信度极高，为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史料。

    利用现存档案资料，通过宗教学的纵向和横向研究，我们很清楚地看出清代盛行的民间秘密宗教是属于多元性的复杂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民间秘密宗教与正信宗教之间，并未隔著不可跨越的鸿沟，各教派大都为佛道世俗化后衍生出来的新兴民间教派，也多具备正信宗教的本质，其组织、仪式、教义、戒律等方面，亦与正信宗教密切相关，具有生存、整合与认知的功能。各教派的共同宗旨，主要在劝人烧香诵经，导人行善，求生净土，其思想观念，与佛教的教义最相切近。各教派多传播坐功运气，为村民疗治时疾，其修真养性的方式，与道教颇相近似。各教派也具有宗教福利的性质，民间养生送死各种仪式，多由各教派主持，各教派的教首在地方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满足下层社会的需要，佛道正信宗教为民间秘密宗教提供了思想信仰上的丰富营养。民间秘密宗教名教派也多富于乡土色彩，多属农村型的宗教信仰活动，以家庭式的佛堂或庵堂为聚会中心，通过血缘关系、姻亲关系，以及虚拟宗族关系，以一个主祭神为中心，由共同的祭祀活动，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域化祭祀圈。探讨清代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都不能忽视民间秘密宗教的特质及其活动。

    清朝虽然是以满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但它在入关之初，就从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了接合点。清初诸帝深信儒家政治思想有利于统治政权的巩固，于是将“崇儒重道”制定为基本国策。他们认为孔孟之道，远较佛道空寂之说，更有利于政治，深信儒家的纲常名教，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上下尊卑之序，就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生活规范。清初诸帝尊崇孔孟，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于运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政治思想去确立其统治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儒家政治思想遂成为清朝的正统思想，同时也是主流思想。康熙皇帝就是以上接二帝三王的正统主义者自居，一切行事，都以尧舜之道为法，从来不惑于福果之说，清

    朝政权与儒家思想确实找到了接合点，清朝政权既依附于儒家思想而存在，于是提倡尧舜之道，孔孟之学，辟异端，黜邪教，就是崇儒重道的重要内容。湖南学政刘彬土所拟辨惑告示原稿已指出佛道以外的教派都是邪教，各教派聚众敛钱，男女不分，不顾五伦，不畏王法。所谓天堂地狱，来世轮回，死后可上天堂，来生还有好处等语都是古来圣贤经书都没有的一派荒唐的异端邪说。五伦分内的才是正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的真福，是最难得的，五伦之外，就没有真福。清朝政府取缔民间秘密宗教，将民间秘密宗教视为邪教，反映儒家思想已经成为清朝的正统思想，清初诸帝都是正统主义者。儒释道各具治世、治心、治身之道，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其各有所专，亦各有不及之处，民间秘密宗教信仰杂糅儒释道的思想教义，其治化功能，可与儒释道产生互补的作用。清朝政府制订律例，严厉取缔民间秘密宗教，反映清初诸帝对下层社会庶民文化多元性、复杂性的缺乏认识，面对纷繁复杂的宗教信仰现象，仍以其视野的狭隘性和历史局限性，以泛政治化的防范态度，强调正统思想的权威，对民间秘密宗教的镇压，可谓不遗馀力。探讨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信仰、社会功能，清朝政府的宗教政策、政教关系，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注释】

    [1]班固著《汉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百纳本），列传三十二，页23。

    [2]《清太宗文皇帝实录》，重修本（台北，台湾华文书局）卷三一，页14。

    [3]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页576。

    [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初纂本，卷二三（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29。崇德元年十月十五日，善友会投书。

    [5]《旧满洲档》，第十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5135－5146。

    [6]《起居注册》（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雍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内阁奉上谕。

    [7]《雍正朝起居注册》，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9月），页1176。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谕旨。

    [8]《起居注册》，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9]《起居注册》，雍正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内阁奉上谕。

    [10]《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八九，页15。雍正八年九月辛卯，内阁奉上谕。

    [11]《起居注册》，雍正十三年十一初六日，特谕。

    [12]《雍正朝汉文朱批秦折汇编》，（一）（汀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328。雍正元年四月，翰林院庶吉士董思恭奏折。

    [13]《宫中档雍正朝秦折》，第三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175。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

    [14]《宫中档雍正朝秦折》，第十三辑，页663。雍正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河东总督田文镜奏折。

    [15]《宫中档雍正朝秦折》，第三辑，页176。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折。

    [1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辑，页867。雍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直隶总督李卫奏折。

    [17]梁章钜，《枢桓记略》，卷二二（台北，文海出版社），页6。

    [18]《军机处档·月折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44箱，183包，44828号。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初二日，湖广总督毕沅奏折录副附向升等供单。

    [19]《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43箱， 76包， 67100号。道光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江南道监察御史刘谊奏折。

    [20]同注[19]。

    [21]《钦定大清会典》（台北，台湾中文书局，据光绪二十五年刻本影印），卷三，页2。

    [22]《枢桓记略》，卷一三，页12。

[23]《上谕档》，方本（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殿魁等供词。

   (资料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九）  文史哲出版社   本网整理)0){ for(var i=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