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倡始鲁西，弥漫全省，盛于直隶，除同甲午战后民族瓜分危机的严峻形势密切相关，尚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些探求，以期有助于对义和团运动倡始地区社会环境的认识。

一

　　19世纪下半期，自烟台开埠以来，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因受外来侵略势力的刺激，封建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开始摇动；而“西南各属皆耕读为世”，深闭固距，不习外务（《山东教案史料》，第246页。)，致使山东“十府二州，风气殊异。登、莱、青三府民性近朴，沂、曹二府及济宁一州属邑，连界江、豫，人情悍塞”（《山东军兴纪略》。)。西南各属民俗：男耕女织，不事商贾，家重礼教，户重仁义，士重名节，人们“聚会则相欢，守望则相助，重儒雅而轻势力，存廉耻而羞苟得”，民间子弟间习骑射，高义勇（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第20—24页。)。尤曹、单地处鲁、苏、皖、豫四省交界，曾是白莲教长期活动的地区。虽自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查禁捕治，惩之甚严”，以后“此风渐戢”（《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3页。)。但继之而起的“大刀会即金种罩邪教，由来已久，虽经地方官示禁，根株总未能绝”（《山东教案史料》，第169页。)。因之，清政府称曹、单一带，“本系盗贼之薮”。

　　这时的山东，不仅有鲁西南的“盗贼之薮”，更有以冠县为中心的鲁西北的“难治之地”。冠县民俗：人多崇儒，男勤耕播，女勤纺织，“人多愚直，易于鼓惑自胜，自清末以迄今日，白莲教、青红帮、黄沙会、圣人道及各种神教名称不一，皆假借神道以聚徒结社，善男信女趋之若鹜”；冠县的地势：全境计分九区，而河北区“突出于河北清河威县之间。冠县百三十里，地势远隔，风俗攸殊，盗匪充斥，民教杂处，孤悬境外，隐然独立一小邑。控制既鞭长而莫及，治理又梗塞而不通”（《冠县县志》（一），第103页。)。不但义和拳在直、鲁、豫交界地区有着长期活动的历史；而且鸦片战争后，白莲教、黑旗军、习文教和长枪会又都在鲁西北及其邻近地区起义。这些起义相继失败后，残余部分仍分布在鲁西北及其附近各州县继续活动。他们虽然“不敢公开啸聚，却在民间私相传习，蔓延颇广”（《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页。)。

　　概言之，山东在上述两属地区民情习俗的突出特点，就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牢固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封建文化，民情悍塞，“以善导之，固易于兴起，以邪诱之，亦易于鼓簧”（《冠县县志》（一），第150页。)。

　　当山东进入19世纪末期，一是洋货象潮水般涌进山东内地。据统计，1886年的棉纱进口量较1882年增加5倍（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87年烟台海关贸易报告说，那时山东的手工纺纱业“几科全部停歇”（《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208页。)。这表明，上述情况不在鲁东，并在鲁西地区也同样出现。《荏平县志》称：“布为衣之源，昔时本地出产甚多，尚可外销，今因机制之淘汰，反转以贩运洋布为生”，原来盛产白粗布的陵县，“迄机器纺纱，俗呼洋布输入内地，白粗布销路顿形滞涩，渐至断绝，全县手工业无形破产，农民经济影响甚巨”（《陵县续志》，民国二十四年修、卷三。)。

　　再是洋教势力侵入到穷乡僻壤，全省分南境、北境、东境三个教区，而鲁西的南、北两个教区成了教会势力最集中的地区，平均每乡就有一个教堂或公所。在鲁西北与直隶交界的“冠县十八村”有教堂1处、小教堂9处；在鲁西南的单县东南乡李集一带，方园不到20里的地区，就设立了7个教堂；在巨野形成了以磨盘张庄为中心的传教网，张庄有三分之二的人入了教、仅被教堂收容的修女即达20多人。（《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28页。)

　　上述情况表明，19世纪末年，在山东半殖民地化普遍加深的社会情况下，而鲁西南和鲁西北地区仍保持着其独特的社会环境。其地势处边界与邻省犬牙交错，而政府控制力量薄弱，教会势力相对集中，各种宗教和民间秘密结社长期存在。

二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长期反洋教斗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而成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的侵入，不是文化交流的结晶，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政策的产物。其传教的目的是要“中华归主”，打破中国“原有的宗教信仰，并随之打破中国的道德、社会和政治行为规则的统治力量”，使中国失去“民族本色”（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与利益》中译本，第426页。)。基督教的信条是“只有战争才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因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有些人积极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并大量发展教徒，“借党徒以凌士庶”。有些不法教徒，以洋教为护符，强夺人妻、霸占田产，差徭不应，派累平民。而传教士更是插手官府，包揽词讼，甚至私立公堂，非法审讯中国人。凡此种种，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官民的尊严和直接利益。正是人们不甘心中国社会日趋加深的半殖民地化，因而起而反抗，掀起了广泛的波澜壮阔反洋教侵略的斗争。

　　山东人民反洋教侵略的斗争，是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教会侵略势力的入侵山东开始的。而这一斗争的热点，自然首先是出自教会侵略势力相对集中，民教矛盾尤为尖锐之区。1888年6月（光绪十四年五月），鲁抚张曜奏称：“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沂州各府属教案，屡起衅端”，“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折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罚而彼不戒。”（《山东教案史料》，第297页。)这表明中法战争后，首先在鲁西地区，兴起反洋教侵略的高潮。虽然这些斗争从总体上看，还未能与“灭洋”即反帝发生直接的联系，只是反抗洋教暴行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是各地彼此孤立的词讼案件，尚未摆脱官储的控制；然而这些斗争却成了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起，义和团倡始鲁西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

　　一、在甲午战争期间，山东人民首感丧师辱国之痛，洋枪洋炮之害。鲁西大刀会就是由于“上年海疆不靖，民间以此教可避枪炮，传习愈多，几于无处不有”（《山东教案史料》，第169页。)。又如史料记载：“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之甲午而后，驻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日仇，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始而一二处秘密学习，继而遍及各村庄，纷纷设场……而乡民无知，又以仇教之故，恨敌之心，皆视为得计。”（《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第100页。)这表明，由仇教到恨敌是1896年曹、单大刀会起事的实际动因，并由此提出了“灭洋人、杀赃官”（《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的口号。从此，由“抵御盗贼保卫身家”，到“以诛锄西教为本旨”（《拳祸记》。)，“非毁尽教堂不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页。)的反洋教斗争发展为“灭洋人”的新阶段。

　　二、1897年11月，大刀会袭击巨野张庄教堂，杀死两个德国传教士，德国以巨野教案“为领土扩张的借口和勒索商业利益的本钱”（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52页。)，出兵强占胶州湾。翌年3月又协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由此激起了山东人民的无比义愤，“内地百姓皆有心护国，比三年前与日战时更切”（《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77页。)，而且“自德人据有胶澳，意直以山东为其所有，入其教者，以护符密迩，日益鸥张，鱼肉乡邻，无所不至”（《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页。)。教会侵略与帝国主义攫取在华利权的明显结合，使人们认识到“德国天主教是把德人作为军事力量引进山东来的有效原因”（《义和团会刊》，1981年第2期，第26页。)。因此，1898年11月，当德国传教士薛田资逃到日照县被愤怒的人群抓住时，人们呼喊着：“我们在这里抓住的这个人，就是侵占我们国家的人，”（《山东教案史料》，第344页。)并要同教民“就天主教的目的、意向等问题展开辩论”（《山东教案史料》，第343页。)。这说明人们对传教活动与殖民侵略的关系，在认识上的日益深化，开始把反洋教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结合起来了。

　　三、甲午而后，不仅教会势力在山东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而且仅1895年就连续发生了12次水灾，受灾地区波及62州县，18622村庄，而鲁西地区尤为严重“茌平县志”载：“光绪二十四年，黄河漫溢，漂没田庐、人畜，流亡不可胜计……六月二十四日，黄河漫溢于东阿香山之南，茌平适当其冲……庐室财产漂没殆尽，人多巢居。”（《茌平县志》（三），第1545页。)而1899—1900年又接连发生旱灾。据史料记载，山东在1899年有平原、寿张、济宁等14县遭受旱灾，1900年又有临清、高唐、茌平、寿张等27县发生旱灾。

　　身受“洋教”、“洋货”、“天灾”之害和山东半殖民地化严重加深痛苦的鲁西人民，普遍产生了“救亡”、“求生”的迫切要求。因之，大刀会、义和拳等民间结社迅速发展壮大。1898年10月，在“教堂林立，民教构怨为日已深”的冠县，由赵三多、闫书勤等首次以义和拳的名义举义，号召打堂闹教，“助清灭洋”，“啸众数千人，蔓延十余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324页。)。继之，1899年以朱红灯和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又在平原、恩县一带揭竿而起，提出了“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响亮的反帝口号。到1900年，“灭洋”反帝的烈火，已燃遍了整个山东大地。

　　四、从甲午战争到1899年，山东的三任巡抚对大刀会、义和拳的起事虽然都采取剿抚并用的政策，但实际上却是以抚为主。这是因为他们在长期处理民教纠纷的过程中，对洋教势力的横行不法深为不满；而在甲午之后，民族瓜分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也害怕压制人民抗洋会激起“不测”，引起更大的“变端”，由此产生了“纵拳仇教”的思想。所以李秉衡任山东巡抚时，虽镇压过大刀会，但又认为，“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山东教案史料》，第171页。)。继李秉衡为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对大刀会兹扰，认为：“教民娇横，藉事欺压良善，本是实在情形，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山东教案史料》，第174页。)毓贤继张汝梅任山东巡抚之后，虽诱杀了朱红灯、本明和尚，而实际执行的是“纵拳仇教”的方针。因为在毓贤看来“东省民风素强，民俗尤厚，际此时日艰亟，当以团结民心为要图”（《山东教案史料》，第176页。)。所以他明确表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四朝伏闻》，第23页。)他令“义和拳民教授兵勇拳艺，在按察使街设厂”（《拳祸记》下册，第345页、346页。)。他出访兖州时，途遇拳民对他“持刀枪出迓，中丞赏以银两，谕善习法术，以期大用”（《拳祸记》下册，第345页、346页。)。当平原民教纠纷发生后，毓贤一再批示：“不能轻信教民一面之词，率行拿办，以致民间不服也。”（《义和团案卷》，第6页。)正因山东“自光绪二十五年夏，官吏倡义民之说，拳匪因而鸥张，始滥觞于兖、沂、曹、济一带，继窜扰西北各属，蔓延四十余州县”（《教务教案挡》，第346页。)。

　　可见义和团运动与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事件一样，首先在某地发生，除了普遍的社会原因，尚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正因鲁西地区具有的特定社会环境，才使得该地区在甲午而后山东半殖民地普遍加深的社会情况下，成了由反洋教斗争演变为义和团运动的首义之区。

三

　　19世纪末年，鲁西地区的特定社会环境，不仅制约着义和团倡始的地区，也制约着义和团斗争的方式和结局。这表现为义和团倡始山东的地区，不是同商品经济较发达，帝国主义军事侵略重点的鲁东地区相联系，而是同封建经济结构较牢固的鲁西地区相联系。这是因为在鲁西地区，不仅有着利于拳民活动的地理形势和民教构怨已深的社会基础，并且多种宗教和秘密结社长期存在，这就为旧式农民进行斗争提供了最为得心应手的组织形式和思想武器。可以说，1896年鲁西南曹、单一带大刀会的起事，是义和团运动的前奏；而1898年10月，冠县义和拳的举旗起义和“助清灭洋”口号的提出，是义和团倡始鲁西的标志。可见，义和团运动同甲午战后兴起的维新运动不同，它不是当时中国社会内部新兴经济的反映，而是同封建经济结构相联系的旧式农民对教会侵略势力和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直接反抗。这是因为19世纪末叶的鲁西地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结构虽然遭到了外来侵略势力的冲击，但就整体而言，尚未完全解体。特别是反映旧经济结构的封建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一般人民群众还处于同新的资产阶级学说和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绝缘”的状态。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处于封建经济结构方式中的农民阶级，它有着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长期斗争经验和一系列斗争纲领口号，而19世纪末，面对着帝国主义新的敌人，又提不了新的、科学的斗争策略方针。因而，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在斗争形式上，是民间武术团体和多种宗教迷信的结合。前者成为斗争的组织形式；后者成为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一斗争形式，给运动带来的是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其借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234页。)。因而“仇教”、“恨敌”的乡民、“尊之敬之，踵门拜师者，趋之若鹜”（《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册，第192页。)，成了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并勇于斗争的强大精神支柱；然而，另一方面，当近代新式武器的真枪实弹戳破了神灵附体，刀枪不入的迷茫幻觉后，就使这场斗争失去了精神支柱，而斗争的结局又必然使农民败下阵来。

　　总之，19世纪末，倡始鲁西蔓延全省盛于直隶的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农民反帝斗争的巨大力量；另方面也表现了斗争方式的落后性。这种反帝斗争的正义性和斗争方式的落后性，恰如史料记载的：“愚夫孺子爱国不知其术。”（《山东近代史资料选辑》，第98页。)这正是义和团倡始地区特定社会环境的反映。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