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全国各地天灾频仍，华北尤甚，社会上出现数以万计的流民或半游民游食者。他们除聚集沿海商埠码头、京师、各省省城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城镇之外，还散居在内地广大农村，生活艰难，生业难求，过着朝不保夕的游荡生活，在连年天灾人祸的袭击下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华北游民的名目繁多，品流爻杂，大体上计有：散兵游勇、乞丐、和尚、道士、教徒、算命的、卖艺的、耍把戏的、巫婆、神汉、术士、讼棍、娼妓、商贩、车夫、船工、苦力等等不下数十种(日本三谷孝教授在《现代中国秘密结社研究之课题》一文中，把无业游民分为30种，其中包括“游学的（学生）、媒人、人贩子、拐子、盗贼等等。笔者不同意把“学生”划为“无业游民。”，此外，和尚、道士、教徒，大都为游民，但也有少数地主、富人。如寺院地主等。)为数极多，在一定意义上说，晚清的华北社会堪称为游民社会。

　　本文仅就光绪年间华北游民的成因、流落趋向、社会心态及其在历次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略作探讨。

一、华北游民的成因及其流落趋向

晚清时期，以黄河中下游为主的华北地区，频繁地发生水旱灾荒，而且灾情严重，地区广泛，饥民动辄几十万或上百万。他们四出逃荒乞食，每每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几乎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流民涌入北京、天津或其它城镇乞食求生，形成庞大的游民无产者队伍。仅光绪元年（1875）至义和团运动爆发的26年间，山东、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和苏皖北部等地区，水旱灾荒几乎连年不断，其中特大旱灾5次、大水灾10多次，受灾之广、灾情之重、灾民之多、死亡之惨，为数十年、数百年所罕见。仅就几次大的旱灾和水灾灾情略述如下：

　　（一）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间的几次旱灾：

　　光绪元年至三年，陕西、山西、河南和直隶持续大旱，晋陕尤甚，旱情“历时既久，为地又广，死亡遍野，诚二百年之所无”(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山西重灾82州县，饥民达500余万，“饿死者十五六，有尽村无遗者”(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6—367)。如灵石县郑家庄50家全部饿死；三家村92家，全部死绝者72家；圪老村70家，全家死绝者60多家(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7—369)。在不少地区发生“人相食”的惨状，“甚至有父子相食，母女相食，较之易子而食”(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67)者更酷惨。

　　河南被灾情形与山西略同，被灾达86州县，饥民多达600余万。仅麇集省城开封的饥民就有七八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1)。

　　陕西连续3年大旱，饥民多达300多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4)。

　　直隶灾情“较晋、豫稍轻，然亦数十年所未有”(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66)。

　　光绪二十五年（1899），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大旱，饥民百什成群，聚众攫食。次年陕西、山西大旱，赤地千里，陕西饥民达一百数十万口(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665)；“饥饿流民，相属于道”(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665)。

　　（二）光绪元年至二十六年间的水灾：

　　光绪元年至义和团运动之前，山东、直隶、河南、苏皖北部等地区，共发生10多次大水灾，造成庞大的饥民流群。其中，光绪八年黄河多次决口，灾民多达75万多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47)。十年，黄河又决口，灾民多达百余万(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54)。

　　光绪九年，永定河决口，京师、直隶被水64州县，灾情颇重。同年，安徽淮河沿岸大水，被灾20余州县，“其灾异实为十数年来所仅见”(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54)，灾民数10万口。此外，河南、山西也遭水灾。光绪十六年，“直隶淫雨连绵，永定河决口，千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7—539)，被水达98州县。同年，山东被水达63州县。河南、山西、安徽、江西、两湖、江浙等地普遍发生水灾。

　　光绪十九年，京师、直隶特大水灾，各河漫溢，京城内外皆被淹，灾情之重“为数十年所未见”(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7—539)。次年，又遭大水，灾情之重与上年相同，被灾达102州县(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85—595)。同年，山东被灾达81州县；河南、山西则水旱灾害交加，民不聊生。

　　上述历次大灾，每每造成几十万或上百万的流民群体，或成饿殍，或就食他乡。这些流民游食的趋向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

　　一、流入北京、天津等通都大邑，或流入济南、开封等省城。直隶饥民流入京津乞食者犹众。例如，光绪十六年流入天津的饥民不下数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7)。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河决，“全活无术，纷纷逃亡，仅流入河南开封者已近6万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616—638)。

　　二、南下淮扬或渡江至苏州、常州、镇江等地就食。例如，光绪九年，山东、安徽和苏北饥民或逃亡淮扬，或“纷纷渡江，前往苏常就食”，江南各地收养流民达9万余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

　　三、出关逃荒，近则热河，远则东三省。例如，光绪十六年，直隶“有饥民千百成群遮道乞食者，有丁壮出关谋生而老幼去乡四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39)。

　　四、聚集铁路沿线乞讨度日。例如，光绪二十一年，直隶饥民或流入京津就食，或在唐榆铁路沿线乞讨；遂使唐山、林西等许多车站饥民蚁附，“每一停车，饥民男女，鹄面鸠形，随客乞钱，如蝟之集……饿死冻死仍复不知几何”(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94)。

　　五、结伙抢掠，甚或聚众起事。由于流民太多，赈济极为困难，饥饿难熬的流民四出抢掠之事时有发生，他们抢劫商旅，“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3页。)，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混乱与不安。例如光绪三年，陕西“饥民相率抢粮，甚而至于拦路纠抢，私立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八字”(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7页。)。直隶饥民聚众抢粮，并有武装拒捕者；在武强县还出现“砍刀会匪”千余人的武装团伙，流入景州等地肆行抢劫，附近的“游匪乞丐，渐亦蚁附”(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377页。)。直隶遵化一带的饥民，“其凶悍者结伙成群，专抢囤积，名曰‘分粮’，而明火抢劫之案层见迭出”(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500页。)。此类记述，史不绝书。

　　饥民的大流徙非常盲目。京津等通都大邑，以及淮扬和江南本为富庶之区，无奈流民趋之若鹜，远远超出于它们容纳和赈济的限度，于是繁华富庶之区往往变成流民的死亡谷。然而积习相沿，代代饥民大都是抱着同样的求生希望而盲目地重蹈前人的覆辙。山东、直隶义和团进军京津的壮举，其中也不乏被水旱灾荒所迫的灾民，他们抱着求生的目的而随波逐流。这些现象有助于人们弄清近代华北游民社会的成因。

　　在天灾频频袭击下而倾家荡产的流民群体，是华北游民社会的最主要的成因。流入通都大邑的饥民，虽然大都因灾情缓解而重返故里，重建家园。但是也有众多的没有土地或少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有手艺的工匠，就有相当多的人留下来或充当苦力、或作工、或游食乞讨，遂使通都大邑形成了庞大的游民无产者队伍。许多返回家园重操旧业的流民，也因家底单薄或未等家业恢复而新的天灾频频袭来，终于再次成为游民或半游民无产者。由此可见，频繁的天灾是近代华北游民社会形成的主要根源。

　　华北游民产生的第二个根源，是清朝政府多次遣散兵勇。近代华北屡被战火；甲午战争中山东、直隶又重兵集结，随着战争的结束，有的兵队就地遣散，遂使华北社会上的散兵游勇急剧增多。但比起由灾民演变而成的游民无产者来，还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些人当兵多年，受过营伍训练，见多识广，不怕死，行伍习气极重，因此常常充当游民的组织者和首领，并在聚众起事、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大显身手。

　　华北游民产生的第三个根源，是受铁路、轮船所排挤的车夫、船工、店主和苦力等失业者。义和团时期，袁昶在《乱中日记残稿》中曾说：“……顺属（即北京地区）州县中穷民，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遂起应之，约四万余人，无不红巾黄裹。”于是有的论者认为铁路、轮船的通行以及洋纱、洋布的倾销，是社会上产生大批的游民的主要原因，也是义和团反帝斗争的主要根由。事实上，在义和团以前及其起事之时，华北的铁路很少，漕运的停废也多因运河淤塞而并非由于轮船的兴起所致。虽然南方漕船停止北上，而山东、直隶本境的运河船只并未减少。南运河沿岸聚集的纤夫也多是附近农民的业余零工，并非专以拉纤为业，因此谈不上因铁路轮船而造成了庞大的失业群体。义和团运动前夕，还没津浦铁路的影子；已修成的津榆铁路、京津和芦保铁路对南运河的航运没有影响，更没有排挤水陆沿线的车夫、船工、店主和贩夫的生业，反倒为吸引更多的人在铁路沿线从事搬运、贩货以及开店、设栈等营生。这在当年李鸿章驳斥顽固派攻击铁路、轮船的兴办夺去小民生业等谬论时，已作了充分的论证。

　　东、直境内的棉纺手工业虽受洋纱洋布的冲击，但它远没有失掉传统的市场。况且，这里的棉纺织业大都是和农业紧密结合的副业，土布纺织者并不因为洋纱洋布的冲击而失掉农业经营，因此谈不上洋货的入侵而失业的问题。

　　上述情况说明，华北游民社会的形成及游民乞食者涌入城市，与其说是洋货入侵的恶果，倒不如说是天灾连年肆虐和兵祸殃民的恶果。

二、游民的社会心态、信仰与结社

　　游民无产者常因天灾肆虐而激增，而且灾情越重游民越多，它不分阶级、阶层和信仰而一概横加肆虐。即使是家藏万贯的富人，被大水溺毙者有之，有钱而无粮可购最终饿死者也有之，逃荒乞食者更不乏其人。因此，重灾所造成的饥民和游民群体之中，各色人等无所不有。每当大难临头，他们的共同心理都是“饥饿难当”只求寻食充饥，以求活命，其余则无心顾及。于是，闯入民家分食者，强行分粮者、抢劫者、乞讨者、聚众起事者等等无所不有，各显神通。他们只求温饱，而没有提出政治性的口号，更无政治上的要求。他们被来势凶猛的灾难吓破了胆，在天灾面前惶恐不安，显得那么渺小和脆弱，几乎任何迷信宣传都会把他们征服，任何点滴苟以活命的恩典都会使他们感激涕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无固定的信仰可言，什么都信，什么也都不信。他们成群结伙，以生死与共、衣食相济相标榜，形成了游民群体的特有的性格，产生出近代社会许多奇特的现象和特点。因此，他们企盼“救劫免灾”、“求神保佑”，而可以毫无顾虑地信仰任何神祗、加入任何宗教，形成华北社会、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泛神信仰的宗教迷信现象，并使华北成为各种教门教派其中包括西方宗教各派别的丛集之地。在这里，传统的佛教、道教及秘密宗教各门派应有尽有；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等西方教派也在这里争相发展势力。广大农民、灾民和流民游食者则成为各种教派争夺的对象。各种宗教除用救劫、祈福、免灾、赎罪和升天堂之类的说教吸引饱受灾荒之苦的民众之外，还用衣食救济、仗义互助或布施钱财和免费施医等手段，把“饥饿难当”的民众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

　　佛、道两教在全国盛行已久，华北亦然。延至清代僧徒道士倍增，但“真心出家修道者，百无一二”(转引肖一山：《清代通史》（四），第1472页。)。早在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曾下令整饬佛道，指斥僧徒道士“不独在国家为游民，即绳以佛老之说，亦为败类”(转引肖一山：《清代通史》（四），第1473页。)。事实上，众多的僧徒道士不过是穿着袈裟、道袍的游民无产者流。清末时期的僧道之徒更是如此，与流民游食者没有本质的区别。

　　华北社会的秘密宗教随着天灾的频繁而发展。到光绪前期（19世纪后期），华北地区早已是教门林立，名目繁多，主要有八卦教、金丹教、天理教、清茶门等不下数十种，大都是白莲教的支派。这些教门利用灾荒对民众的频频威胁而大肆宣传“救劫免灾”，并利用求神医病与衣食相济等手段吸引教徒。山东八卦教总教首刘姓就曾声称…“信奉八卦教就不怕水旱荒乱”(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12页。)，以此赢得不少民众加入教门面减轻对灾祸的恐惧心理。因此，光绪年间天灾人祸的频繁，流民游食者年年剧增，遂使秘密宗教空前盛行起来。就此而言，秘密宗教实为流民游食者集结与求生的纽带；更确切地说，他们是披着迷信宗教外衣的游民群体。

　　华北地区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亦是在光绪前期获得较大发展的。而且是在多灾多难的农村发展最为迅速。例如，“山东教会初创时多半在农村，后来渐次扩充到城市”(苏端玉遗稿：《华北基督教循道分历史》（油印本）。)。西方教会利用赈灾、办医院免费施诊等方法救济灾民，从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早在同治五年（1866）英国循道公会：“携大宗款项到山东北境放赈救济灾民”，在乐陵、沾化、宾州、惠民等地农村发展信徒颇众(苏端玉遗稿：《华北基督教循道分历史》（油印本）。)。光绪十三年山东境内黄河多次决口，被灾甚广，“灾民颠沛情形，惨不忍言”(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489页。)。次年黄河又在山东惠民地区决口，灾情更重，英国公理会和美国传教士带巨款到惠民等地放赈救灾，“施放钱财”，发展信徒，成效颇著。

　　教会以钱财救济和免费施诊拯救灾民，远比秘密教门“救劫、免灾”的空口许愿要实惠得多。因此大批秘密教门的信徒接受教会布道宣传改奉耶稣教（基督新教）。例如，光绪十三年（1887）惠民县境秘密宗教信徒李太华等人改信耶稣教，并积极“劝其道门的首领吕惠兰信了耶稣教。吕非常热心，竟领导其邻近十余村的道友同信耶稣教”(苏端玉遗稿：《华北基督教循道分历史》（油印本）。)。这种现象在华北农村屡见不鲜。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山东很大一部分基督教徒是从这些秘密宗教教派中吸收来的。……我所知道的一些最优秀、最忠诚不贰的基督教徒曾是这些秘密教门的忠实信徒。”(詹姆斯：《山东秘密教门》，转引《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第509页。)类似的情况在直隶境内亦时有发生。例如，直隶霸州鱼津窝村的张福奎、张玉祥、张楷等人，原为白莲教支派秘密还乡道信徒，嗣因本村天主教以西药治好玉祥的黄胆病，玉祥等人遂改奉天主教，并“常同白莲教人驳辩道理，每次辩的辞穷理屈，则该教人仇恨天主教人刺骨”(《拳时北京教友致命录》卷8。)。天主教传入华北的历史远比基督教悠久，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广阔的教区。它同秘密教门争夺信徒时实力雄厚，在传教中历来重视救济与免费施医，这就更惹起秘密宗教各门派的仇视。他们把西方教会以这种手段争夺秘密教门信徒的活动，视为不堪忍受的“挖墙角”之类的邪恶，成为教门强烈反对教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游民群众还是华北民间武术结社和团练的骨干分子。遍布华北城乡的游民和半游民无产者，常常为了争食和谋生而受到凌辱，不得不结成团伙相依为命，犹为注重练拳以自卫。于是在华北流行的拳会、刀会等武术团体成为游民聚集的组织形式，并在山东、直隶、河南和苏皖北部久盛不衰。这里流行着许多名目的拳种和武术结社，诸如大刀会、虎尾鞭、金钟罩、义和拳、梅花拳、八卦拳、神拳、二狼拳等刀会和拳会。它们的主要成员和秘密教门一样，大都是游民或半游民无产者。许多传习武术的著名拳师亦多是无固定职业的游民，其中不少人是云游僧人，也有秘密教门的骨干和首领。

　　早在嘉庆年间，苏皖鲁豫交界之区，“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立顺刀会、虎尾鞭、义和团、八卦教名目……”(《京津拳匪纪略》卷上。)；又据直隶总督裕禄奏称：义和团运动时期的“义和拳会，始自山东，其传习拳棒者，皆系无籍游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0页。)山东巡抚袁世凯亦说；义和团中“间有积年惯匪，及无业游勇土棍等，纠合数十人，亦托名义和拳会，乘隙抢掠。”(《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94页。)虽然这类言论有所夸大，但游民、饥民、游勇等纷纷加入义和团运动确是事实。游民在主观上没有明确的反帝目标，而“专以闹教灭洋为念，以望雨泽之速降”(季理斐：《庚子教会受难记》上卷。)。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广大游民的特殊愿望与要求。

　　由于武术结社和秘密教门都以游民和半游民无产者为基本群众，二者在长期的接触中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互通声息、互助支援的力量。因此武术结社亦历遭清朝当局的禁绝。直到义和团运动前夕，新任山东巡抚毓贤还先后八次出示“重申前禁，不准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诸名目，并不准设厂学习拳勇，以免聚众滋事”(《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9页。)。但在社会动荡的年代里，拳技具有防身自卫和“防匪防盗”颇著成效的社会功能，象磁铁一样吸引着广大民众，人们便不惜冒犯禁例而拜师学艺，就连地主、富户和士绅也以村落为单位设厂聚众习练拳技，成为实际上的私设团练。这种“私团”在华北各地区比比皆是。时人已有“刀会、拳会与团练相表里，犯法则匪，安分则良民”(《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5页。)之说。可见，游民和半游民已遍及教门、拳会和团练之中了，并以团练的形式把游民、农民和富户、士绅联结起来，构成晚清时期华北社会所特有的格局，客观上已为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奠定了群众基础。

三、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光绪前期（19世纪后期），华北历次教案的发生大都是秘密教门的信徒及游民冲锋陷阵。从教案的轨迹考察，19世纪70年代以前，教案多发生在南方和长江流域；70年代后西方宗教在华北迅速发展，被西教教会拉去的秘密教门的信徒也日益增多，教门与教会的矛盾迅速激化，成为19世纪后期多次教案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活跃在热河、直隶、东北等地的“金丹、在理两教，与天主教教民素不相能”(《录副档》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折。)，并在1891年发动了“杀洋灭教”的武装起义。它们的打击目标和斗争口号等仍然局限在焚毁教堂、盲目仇杀教士教民的狭隘圈子里。起义的骨干分子也主要是游民或半游民无产者，具有较强的破坏性，并在起义过程中经常发生教派之间盲目仇杀等破坏现象。

　　如果仔细地查考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就可清晰地看出，近代华北的重大教案，如1870年的天津教案，1886年开始的冠县梨园屯教案，1898年的曹州教案，1899年的肥城教案等等，都是由无业游民首先发难，并冲锋陷阵，扩大事态，把人民群众反教会侵略的正义斗争降低到最低的斗争水平，甚至引入歧途。直接导致义和团运动的梨园屯教案，其始是由该村游民无赖王某私自把村民的公产玉皇庙宅基地卖给外国天主教神父，造成持续10多年的民教之争。此外，德国和英国传教士分别在曹州、肥城被杀，这不是人民正义地反教会斗争的必然，而是游民匪盗图财害命所致。因此，研究者没有理由把这些非正义的杀人越货的行为当作正义的反教会侵略斗争来颂扬。就连义和团运动中出现的滥杀无辜和盲目地砸、烧和劫掠等等行为，也大都是游民无产者所为。游民无产者勇于斗争、敢于任事及其盲目的破坏性等等优缺点，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在秘密教门与天主教、基督教会的激烈冲突中，许多武术结社积极地声援秘密教门，成为打击教会势力的组织者和冲锋陷阵的骨干力量。山东大刀会明确地以“诛锄西教为本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9页。)，成为打击教会势力最出色的武术团体。大刀会头目刘士瑞等人“愤耶稣教之跋扈，集党毁山东兖州府之耶稣教堂，戕德国教徒二人”(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9页。)。山东和苏、皖、豫交界地区的大刀会，“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聚众数万人，在曹县、城武县、单县、丰县、沛县、萧县、砀山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教民被杀的也有几位”(《登州山东时报》，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活跃在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梅花拳等拳会亦都成为打击教会的主要力量，“自山东之西境，南连豫皖，北接畿疆，蔓延四布，声息相属，大都与教为难，此案未结，彼案又起”(《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3页。)。在教会势力为恶太甚的情况下，民众“控诉无门，保全无术，不得已自为团练，借以自卫身家”，形成团练（私团）与各种武术结社和秘密教门同时并起，展开“杀洋灭教”的极端活动。并在山东、直隶比邻之区出现“地方拳民、民团（即团练）众势颇固结”(转引戴玄之，《义和团研究》，第7页。)的局面；它们的主力都是游民或半游民无产者。它们虽然勇敢、团结，但缺乏明确的斗争宗旨，只是在“杀洋灭教”的盲目烧毁教堂，仇杀教士教民，而使此伏彼起的反教会斗争没有取得积极的结果。

　　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秘密教门和武术结社都更加活跃起来，并于1899年夏秋开始，逐渐统一在“义和团”和“扶清灭洋”旗帜之下，纷纷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帜，终于形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运动所打击的锋芒不再是简单化的“杀洋灭教”，而升华为反对外国侵略，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瓜分中国等为主要内容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在广为散发的传单中，有的愤怒地指斥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神人共愤”，并申明义和团正是为了“保护中原，驱逐洋寇”(《拳时上谕·杂录》，第116页。)而起事。有的传单揭露洋人：“祸乱中华，耗费国帑”(《拳时上谕·杂录》，第116页。)。有的则明确地指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义和团》（一），第112页。)这是对鸦片战争以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特别是中日《马关条约》所发出的正义怒吼和有力的批判；也是对长期以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罪行的严厉声讨。有的揭贴申明驱杀洋人旨在“免被割据逞奇能”(《拳匪纪事》第2卷，第10页。)。显然，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强占租借地及其瓜分中国的妄想。义和团正是使用这些朴实的语言和揭贴的形式发布它们的朴素的政治宣言。可见，义和团的宣传形式与反教会斗争相同，但反帝斗争的政治宣言及其打击目标，远比斗争宗旨十分模糊的反洋教斗争高明的多。

　　义和团运动同反教会斗争一样，它们的基干力量和首领人物都是游民无产者。例如，山东冠县梨园屯反洋教斗争的十八魁大都是出身贫苦的“好汉”；领导茌平义和拳起义的朱红灯，本为浪迹鲁西北的郎中；心诚和尚则是出家的贫僧。直隶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是船夫，曹福田出身行伍，黄莲圣母则是船家女。从文献记载和民间口碑可知，各支义和团的首领大都是散兵游勇、僧徒道士、拳师、船工、贩夫之类的游民无产者。义和团运动兴起时期，正值华北大旱连年，饥民游食者随处皆有。义和团所到之处，“本地饥民即与之勾结，专以闹教灭洋为念”(季理斐：《庚子教会受难记》上卷。)；更有不少人“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仲芳氏：《庚子记事》，第25页。)。进入京津等通都大邑的各支义和团也是以游民、半游民和灾区流民为主的队伍。他们所流动的路线和活动范围也和历次天灾流民的情况大有相似之处。

　　那么，同是以游民、半游民为骨干的反教会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为什么后者的斗争声势、宗旨、打击目标及其作用远远高于前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激发了民族意识，促使中国人民迅速觉醒，而对“强邻虎视”、“中土积弱”的严重危机深为不安，“故自德占胶州后，山东一省之路矿教案共达一千余件；而拳民之聚集数达十万人”(转引肖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165页。)，他们的政治视野和打击目标已从个别的教会、教士、教民等狭窄的圈子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瓜分和不平等条约方面。义和团朴素的政治宣言正是人民觉醒的表现，也是甲午战后的时代产物。华北游民及半游民无产者充当义和团运动的骨干和首领，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顽强抵抗、寸土必争的英勇气概正是游民不怕死和勇于任事等“使命感”的充分发挥，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