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下，正在开展重新纂修大型《清史》的工程，盛世修史，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优良传统。由于清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后期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对于当代社会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在当代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化发展、中外交往、人口、宗教、民族、边疆、生态、城市化、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才能了解其缘由。所以清史的修纂，不仅是我们在新世纪的一个标志性文化工程；而且对于我国现价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和参照价值。现在，大清史工程的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以及基础文献、译著等各个部类的子项目已经逐步分解、承包下去，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那么，如何从宏观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清代历史呢？美国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写过一部《中国大历史》，他讲的是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宏观历史，影响比较大。我们要修纂的这部《大清史》，资料浩瀚，事理纷繁，也应该有一个宏观的思路。我在去年8月份上海举行的《世界中国学论坛》上，曾经提出，要从三个视角来认识清代历史的发展：第一个视角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过程来看待；第二个视角可以从国内民族、地区和国家统一的高度来把握；第三个视角是从世界一体化进程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
从第一个视角看，中国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到清王朝的康雍乾时期，它的综合国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乾隆时期中国有3亿人口，而当时全世界一共才有9亿人口，要养活这3亿人口，就需要大量生产粮食，中国以农立国，在当时分散的小农耕作方式下，要做到丰衣足食很不容易，乾隆朝基本上做到了。乾隆本人是一个十分勤勉的皇帝，宵衣旰食，昼夜辛劳，他一生写了41800余首诗，相当大的一部分有关气象、灾害和农业收成的。在当时，西方产业革命以前，欧洲国家也是靠手工劳作，也没有工厂制度和机器生产，中国和西方相比，生产力差距不是很大。而且中国是大国，英法都是小国。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来讲，应该说她的整个GDP接近于全欧洲的GDP。也许正因如此，所以当英国派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才会说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话，并坚持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但尽管如此，中国也受到许多问题的困扰。一个就是人口多。人口多，人均生产就少。当时中国人均土地是3.5亩，而英国当时人均生产土地折合成中国的亩则是10亩，是中国的3倍。农村的富裕能够为工业化提供充分的资金、充分的原料和广阔的市场；再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统治上坚持封建专制主义，而且闭关锁国，失去了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机会。
因而自18世纪西方英法诸国实行产业革命以后，中国的经济就落后了，而且距离一步一步拉大，可以说一落千丈。落后就要就挨打，先后有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可以说是被洋枪大炮轰出中世纪的。这时候中国的先进人士为了救国救民，想了各种办法进行富国强兵，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向西方学习，把西方国家的许多新事物，一件一件搬到中国来。但是，中国长期的优势文化，对外来事物有一种强烈的抗拒力量，形成一股极为强大的保守势力，所以长时间之内形成了“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之争，近代化进程步伐十分缓慢。
从第二个视角看，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的统一，现在的这个基础是在清代奠定的。中国是个版图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中央地区有汉族，人口多，有悠久的文明。周边地区有游牧民族、山地民族，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到女真、蒙古，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组织良好、武力强大、具有勇敢精神的民族。中国历史就是在这样一种多民族的、各地区间的交往、斗争、融合、统一中前进。到了清代，统一融合的力量大大增强，尽管各民族、各地区之间也有很长时间的战争。但是，到了乾隆以后，中国基本上形成了民族大家庭，民族的凝聚力大大增强，地区的联系也大大加强。满族作为一个统治民族，他懂得要和汉族相处，所以他努力学习汉文化。另外，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它又理解少数民族的要求，理解少数民族的心理，知道怎么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所以在统一中国以后，它是按照各个地区、各民族的特点，分别设立行政机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清朝在东北和伊犁地区设立将军制度，在蒙古设立盟旗制度，在西藏设立噶厦制度，在维吾尔地区沿袭以前的伯克制度，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实行和中央地区一样的行政制度，所以他是因地制宜、一国多制，这是他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可以说中国历史到了清代，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长期的战争情况大大缓和，中国的民族团结和睦关系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所以清朝三百年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就是民族团结和我们版图的统一。因此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尤其是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们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新疆、台湾就在这时候先后建立行省，这是当时的清政府回应列强觊觎瓜分企图的重大举措。中国并没有分崩离析。多民族的和睦相处、国家领土的不可侵犯，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个视角是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看待清代中国是如何融入这个一体化进程的。古代世界的几个大文明板块，是相互隔离、不相往来的世界。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各大洲之间的地理距离缩短了，全球逐步走向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进程，在鸦片战争前的几个世纪里，可以说是腥风血雨，充满了殖民侵略、战争、掠夺。殖民地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了大量资金、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和牺牲。随着清朝国力的衰落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闭关锁国，中国到鸦片战争时，国门也被打开，国人所要面对的是伴随着军舰大炮滚滚而来的商品、资本输入和生产原料、廉价劳动力的掠夺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生产方式，面对的是一个三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我们这个民族要在这样一种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急起直追，向西方学习，也就是向侵略自己、掠夺自己的敌国学习，学习他们先进的文明。孤立于世界之外，视野狭窄，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的，要遭到淘汰。我们的近代化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始起来的，这里面有许多深刻惨痛的教训。今天的中国，正在和平崛起，我们提出缔造和平的世界环境，以保障中国和人类的安全。在和平的环境中，中国才能崛起，而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和平会增加保障的力度。我想这是我们在新世纪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要善于和世界各国相处，中国绝对不会再重蹈清朝覆辙，再回到那个闭关锁国的时代。
以上述三个视角构成一个坐标，我们再来考察刘铭传在台湾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里得出更加深远一些的认识呢？结论是肯定的。
其一、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方面意图以它的远东特遣舰队迅速占领台湾，夺取一两个港口“踞地为质”，作为向清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台湾作为“东南锁匙、七省门户”的战略地位因而凸显。对法方的企图，清方的高级统帅如李鸿章、曾国荃等也都十分清楚，问题是谁是最合适的台湾方面的军事统帅？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尤其是海防大讨论以来，李鸿章系统的淮军已经逐渐东南沿海一带层层布防，成为国防军的主力。当时，直隶有周盛波周盛传的盛军，山东有吴长庆的庆军一度驰援朝鲜，浙江有刘秉璋的良军，广东有张树声的树军，广西有潘鼎新的鼎军，长江口的吴淞口和江阴炮台，也都有淮军的开花炮队驻守。至于台湾，早在1874年日本军队入侵时，就有刘铭传旧部将领唐定奎率领六千五百名铭军将士前往驰防，有力地支持了钦差大臣沈葆桢的谈判。因而就全局的战略态势来讲，由刘铭传出任台湾防区的最高军事长官，是最好的选择，以他的资历勋望，足可以与负责沿海各省防务的淮系大员相互援应，联络一气；同时，以他的军事才华和胆略，亦足以在台湾率领孤军奋战、独当一面。所以，当清政府下诏起复他时，他毫不犹豫地辞安就危，也就是谢绝了李鸿章要留他在北洋帮办军务的好意，而是刻不容缓的奔赴台湾。这里面，可能有他个人获取封疆大吏的功利目的，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这一举动是符合清政府保卫台湾、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战略意图的。后来，他在台湾采取“拖”的方式，坚持持久战，想方设法拖住孤拔部队的主力，牵制其不让北上；并且在岛内努力争取做到军民合作，湘淮合作，是很有大局意识的。
其二、台湾建省后，百废待举。我在前面说过，他在很短时期内能够取得那么多的成效，是很不容易的，要付出难以言计的精力和心血。他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思以一岛基国富强”，而且要为全国“树之范”，也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为近代化的样板省，作为全国的典范。因为，他深知，在大陆各省，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局，实行新政改革阻力重重；而台湾虽然经济基础差一些，但改革的阻力相对也小，容易做出成绩。加上他本人出身下层，没有科举功名，反而较少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在行动上有着“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并且一旦确定目标，就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也不在乎自己头上的顶戴乌纱，这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进程中，像他这样一辈的方面大员中，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其三、他在台湾的防务问题上也是只争朝夕。中法战争后，他把加强台湾防务的重点集中在北部，在台北、基隆、淡水以及澎湖列岛都修建了许多新式炮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防御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他曾经登上基隆炮台，遥望东北的日本方向，激励部下说，我们再不抓紧建设好台防，不出十年，就要成为对方的俘虏。这都说明，他是一个深明国家民族大义的杰出政治家，是胸怀全局、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在新旧交替，传统和现代化艰难转轨的晚清社会，能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作为首任台湾巡抚，承担起保卫台湾、建设台湾的历史重任，是台湾之幸，也是国家民族的光荣与骄傲。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海峡两岸的人民才会不断地以各种方式缅怀他、纪念他。
1985年的第一次刘铭传学术研讨会，当时还只有大陆学者参加，会议讨论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把历史上一直将刘氏作为淮军干将，是追随李鸿章镇压太平军、捻军的刽子手的形象翻了个，认为他可以归入近代爱国者的行列，为保卫和建设台湾出了力。这也可以说是一次学术上的拨乱反正。10年以后，随着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和两岸学术交流的蓬勃开展，在1995年的第二次刘铭传学术研讨会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与会学者，围绕刘铭传领导的抗法保台战争、刘铭传抚台期间台湾的近代化建设、刘铭传与晚清集团人物关系研究、刘铭传的历史定位四个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充分肯定了刘铭传的历史功绩，用大量无可辩驳的史实，批驳了台独分子鼓吹的“台湾的近代化始自于‘日据时期’的日本殖民总督后藤新平”的谬论。一致认定：刘铭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有远见的政治家、台湾近代化建设的奠基人。他为维护祖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为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对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这就使得我们对刘铭传的认识达到了一次飞跃和提高。
但是这仍然还不够。我翻阅过前两次会议的论文集，对于刘铭传抗法保台的战略战术、他在建省过程和台湾近代化建设各项事业所取得的各项成就，都已经有了许多详尽的论述，但是大多侧重于对刘铭传个人事业和功绩的评述。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又能有哪些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呢?首要的前提当然是从材料出发，我们在即将完成的新编《李鸿章全集》里，看到了李鸿章关于刘铭传在台湾抗战期间的各类往来电稿200多封，内容涉及保台战略技术、后勤补给、通讯联络等各个方面，充分反映了这位淮系首领对于老部下身处孤危绝境的悬系关切之情。在《翁同龢文献》里，可以看到身为户部尚书的他，是如何竭力撙节筹措，为台湾办防和建省初期的协饷经费多方设法。我们也知道，在第一次海防大讨论中与李鸿章意见相左的左宗棠，在中法战争后期以钦差大臣回到福建前线督办军务，他临终前的奏折是极力主张清政府“大治水师”并将台湾改建为行省。他的老部下杨昌浚在闽浙总督任上，不分湘淮畛域，慨然向台湾新省提供年协饷44万两。另外一位清流名臣张之洞，也对台湾的抗法战争表示了实际的支持。这些都是当时朝中的一等重臣。我们再从李鸿章的奏稿里，可以看到李鸿章为龚照瑗、邵友濂这两位在上海为台湾转运军械、兵员出了大力的道员的请功折；从怡和洋行的档案里，看到另一位道员盛宣怀是如何为刘铭传筹款并通报军情的；从正在整理的淮军文献《周盛波周盛传兄弟手札》里，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向刘铭传提供军援、引荐人才的。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吴宏洛、聂士成、王诗正等各路湘淮援军及其军械粮饷，在沿海江、浙、闽、粤渔民冒死突破法军封锁线的护送下，源源不断地抵达台湾。在基隆、沪尾保卫战的战场上，一共有一千六百多名湘淮军将士血洒疆场，牺牲在保卫祖国的最前线。
这一切都说明，在当时外敌入侵的严峻形势下，无论洋务清流、湘系淮系，也无论上官下吏，平民百姓，他们对于祖国宝岛台湾的兴亡安危所表现出来的极度关切和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之情，是刘铭传能够面对强敌浴血奋战、呕心沥血建设台湾的不竭动力。站在刘铭传身后的，是整个祖国。刘铭传保台建台业绩所彰显的，正是这样一段两岸同根的历史。
（资料来源：《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