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澳门，是天主教在东方的传教中心，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发展，与澳门有莫大的关系。本文关注的是：康熙一朝61年间，清廷与西洋传教士的关系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澳门的发展可能造成的影响。  

一 

西方天主教自明末经澳门传入中国后，其发展几经挫折。但明清两朝的鼎革，却没有给它带来意料之中的冲击。新入主中原的满族统治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不久前还在明廷中获得恩宠的传教士们。顺治帝福临命传教士汤若望掌管钦天监，赐号“通玄教师”。传教士出入宫廷，结交权贵，传教事业有较大发展。 

但福临倚用汤若望等人修订“时宪历”，也引起某些守旧人士的不满。顺治末年，有新安卫官生杨光先等上书，指责传教士汤若望等造历谬误，福临不纳。然而一旦福临逝世，传教士在中国的合法地位立即面临了严峻挑战。 

顺治十八年（1661）康熙帝玄烨即位，年仅8岁，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政治气候的变化，使杨光先认为有机可乘，于康熙三年（1664）七月向礼部呈《请诛邪教状》，更加激烈地攻讦汤若望等传教士勾结澳门葡萄牙人，图谋颠覆清朝：“假以修历为名，阴行邪教”，“已在香山岙（即澳门）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要求将汤若望等“依律正法”。鳌拜等四大辅臣对历法一窍不通，对福临重用西洋人则抱有敌意，听信杨光先等人讦语，将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及赞成西洋历法的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等人下狱。 

是年冬，礼部和刑部会审此案。杨光先所控虽属捏造，仍胜诉。而有清一代第一场禁教风波随之掀起。 

康熙四年（1665）正月初九日礼部、吏部在密本中建议：汤若望所在教堂应拆毁，因系钦赏银两建堂，又赐有牌文，故留敕建教堂，仅毁天主画像。利类思等所在教堂，系钦派佟吉购房新建，亦应将利类思所在教堂，以及阜成门外教堂，均交工部拆除。教堂内所有天主教经卷、画像、《天学传概》书版，俱应焚毁。至于入教人等，既奉旨免于查议，应将其所发铜像、绣袋、书籍等物，收缴礼部销毁。在外省的教堂、堂内之物，应敕交各该督抚查收销毁。[1] 

密本中所指汤若望教堂在北京宣武门内顺城街，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始建教堂于此，至清顺治七年（1650）汤若望在其旧址改建大堂，名“无玷始胎圣母堂”。后称南堂。利类思、安文思二人于明末入华传教，清初被从四川掳至肃王府当差，形同罪奴。因行为端正、言语得体，渐得信任。随即在满人中布道，声望日隆，终得福临信任，召入宫廷任职，并于顺治十二年（1655）钦赐教堂于今王府井大街中段路东，本名圣约瑟教堂，即后之“东堂”。顺治十七年（1660），汤若望在福临赐与他的茔地上建一圣母小教堂。其地位于阜成门外滕公栅栏，自明末起这里便作为安葬传教士的墓地。密本中所谓“阜成门外教堂”当指此。 

此后不久，清廷分别叛处汤若望等人凌迟、斩首、流徙。适逢北京发生强烈地震，京师人心恐慌，认为是刑狱不公，上天示警所致。经玄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出面干预，汤若望等传教士幸免于死，而礼部、吏部请将京师两座教堂“交工部拆毁”的建议也未获批准。尽管如此，清廷并未消除对各地传教士的疑虑，因汤若望供词中有“在各省教堂之西洋人亦皆布教纳徒”语，礼部、刑部遂题请密敕各省督抚，将在省之传教士拿解到京，交刑部议罪。寻奉旨：“在省之西洋人，着免缉拿，可带至京城议奏。”[2] 

这年三月，除直隶、河南、四川、广西四省声称没有西洋人外，山东省送到西洋人栗安党（又译作栗安当、李安堂）、汪儒望。山西省送到西洋人金弥格、恩理格（时郭多敏病故）。江南省送到西洋人张玛诺、鲁日满、毕嘉、潘国光、刘迪我、成际理、柏应理，湖广省送到西洋人穆迪我，江西省送到西洋人聂仲迁、聂伯多、殷铎泽，浙江省送到西洋人洪度贞、闵明我、费里伯、巴道明，福建省送到西洋人何大化、郭纳爵，陕西省送到西洋人李方西、穆格我，广东省送到西洋人瞿笃德、陆安德。[3] 二十五人中，不乏在华生活传教数十年者，如栗安党，明崇祯七年（1634）至澳门，顺治八年（1651）在山东济南府购房建堂传教；金弥格于明崇祯三年（1630）抵澳门，至山西绛州旧堂居住、传教。 

清廷决定，除汤若望、利类思、安文思、南怀仁四人仍留京师外，余者全部送广东省安插，并宣布无论在京在省，均禁止再行“传布邪教”。[4] 其时，汤若望已年老中风，不久病故。汤若望一案，在当时产生了多方面影响，除导致清廷盲目废除西法、排斥西洋人外，还涉及到澳门葡人的去留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最初提出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当时，清廷为了对付割据台湾的郑成功政权，决定对山东、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地区实行海禁，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违者处死；强令沿海居民内迁，实行坚壁清野。澳门属广东香山县，本在禁海迁徙范围。只是由于获得顺治帝宠信的传教士汤若望等人多方斡旋，一再声称“澳门有功于国”，方使清廷收回成命，准许澳门葡人暂留当地，但航海亦被禁止。 

康熙初年，清廷内部再次提出澳门葡人去留问题。康熙二年（1663）四月，广东督抚以澳门孤悬海岸警戒线外，经济上又日益窘困为理由，曾向朝廷提出“应遣回原籍”的意见。但兵部在后来的题本中则提出应准留住并解决其口粮：“查夷人既自明嘉靖年间从西洋远道而来，居住有年，则拟仍准留住。至每日所需粮米，请敕下该督抚派道府等员核查夷人户口，准许按人购米，不准额外供给”。讨论结果，兵部的意见获得清廷批准。[5] 从此，澳门居民的口粮全部由清朝官府售给。 

三年（1664）十二月，在对汤若望一案的审理中，杨光先等人为了置汤若望于死地，诬陷他在“香山澳布有邪教同伙，踞为巢穴，接纳海上往来之人。”[6] 而刑部对“汤若望从香山澳带回南怀仁等十五人，皆安置于外省各堂”的口供也非常关注。在随后呈给清廷的密本中请求，将香山澳之西洋人是否仍供给钱粮、以及是否仍准留居该处等问题，“一并密敕广东督抚核拟议疏”。[7]  至此，澳门葡人的去留问题被再次提出。 

广东总督卢崇峻接到部文后，逐级密咨所属海盐道、市舶司查议。市舶司禀称：澳门夷人，早在嘉靖年间即来此地。昔日禁海以前，每有货物到澳，即收船税地租。自禁海后，不曾征收，且此处亦划归界外。自香山澳至虎门，皆有台墩武弁防守。今因禁海，封固甚严。“夷人只知贸易，今既禁海，已无长久之计，不敢妄议准留。”海盐道意见：“夷人不事耕作，禁海以来计口购米，钱财短少，终有穷竭之日，故不可准留。”而广东督抚的意见，与其下属也如出一辙： 

“查得此澳，乃滨海一岛，原归香（前）山寨官兵就近管理，并设关闸，以便于防守。即在立界之前，亦只准内地商人至澳门贸易而已，从不准夷人私自越界行走。且自勘海立界之后，该澳孤悬界外，加之关闸封闭，官兵严守，故不敢私入界地行走。惟来此澳居住之夷人，年代已久，生齿日繁，集聚渐众，查老幼男女已有五千六百余口。彼等不能耕作，除经商外，委实无力谋生。自从禁止海船以来，苦不聊生。是以，臣等于康熙二年四月为明确夷人去留之事题复时，曾议理应遣回原籍。后由部查核复又题称，夷人自远土西洋而来，居住此地年久，拟仍准住，计口购米，足其食用。等语。故而准留至今。今又钦命查议，故经臣等再三深思，自从禁止海上贸易以来，夷人委实无力谋生，目前虽可计口购粮，然而银两有限，岁月无穷尽也，终非长久之计，臣等仍以为不宜准留。如今或送至京城，或遣回西洋，但候部院大臣议拟。”[8]   

对于广东督抚“不宜准留”的意见，礼部未置可否，仍请敕兵部议奏。从会议结果看，驱逐澳门葡人的意见再一次被否定。但此时的澳门已处在开埠以来最困难的境地。清朝的海禁政策使它在经济上入不敷出，经济萧条竟达到“城无百堵，众无一旅，家无积粟，凄凉满襟”的衰败景象。只是在葡萄牙人对广东大吏施以重贿后，才得以进行一些走私贸易，但这种活动不仅危险而且极不稳定。 

二 

康熙八年（1669），玄烨亲政，清廷与传教士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 

玄烨首先为汤若望冤狱平反，起用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重新使用比较精确的时宪历。自此以后，被南怀仁援引入京的传教士多被安排在钦天监供职。玄烨又下令被软禁在广东多年的传教士栗安党等20余人归各省居住。为笼络传教士，他亲自巡视北京的天主堂，御书“敬天”二字匾额，赐悬堂中。并谕曰：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这一御书遂由各地教堂转抄。 

玄烨年青好学，对有专长的西洋人抱有求贤若渴的热情。他曾派遣耶稣会士前往澳门，招通晓历法的徐日升、安多入京供职。不少具有科学知识、善造奇器的传教士在清廷中效力。玄烨患疟疾，张诚、白晋等进金鸡纳，不日康复。为此，赐西安门内广厦一所，又赐银两，在其旁隙地建筑圣堂（即北堂）。后颁银一万两，重修宣武门内天主堂。玄烨巡视塞外或江南，张诚、白晋、南怀仁与闵明我多扈从。平定“三藩”期间，南怀仁指导造炮120位。进呈《神威图说》。病卒。赐谥勤敏，并御制碑文。 

康熙二十五年（1686），玄烨遣耶稣会士闵明我执兵部文，泛海由欧罗巴往俄罗斯京，会商交涉事宜。二十七年（1688），葡萄牙人徐日升、张诚二耶稣会士随索额图等往塞外与俄国议边疆，路途梗阻，召还。明年，葡人徐日升、法人张诚奉旨随索额图等北至尼布楚与俄国使臣议疆界，签定尼布楚条约。玄烨本人孜孜向学，每日召徐日升、张诚、白晋、安多等轮班至养心殿讲授西学，达数年之久。 

即便如此，玄烨对传教活动并没有放任自流。亲政初曾规定：只“许西洋人在京师自行其教”，“不许传教于中国及直省，开堂者禁之”。[9] 只是到了三十一年（1692），在张诚等传教士的游说下，他一度取消了禁令，准人民自由信教。 

玄烨积极延揽西洋人才的结果，凸显了澳门的重要地位。因为所有的西洋人，几乎都是经由澳门进入内地的。不过，真正使澳门处境明显好转的，还是海禁的解除。 

康熙六年（1667），在澳门议事会一再请求下，葡萄牙国王阿丰肃派撒尔达聂出使清廷。撒尔达聂使团在广东居留二年后进入北京。他们的费用全部由澳门葡人承担，高达3万多两，呈献的珍贵礼物有：国王画像、金刚石、饰金剑、金珀书箱、珊瑚树、珊瑚珠、象牙、犀角、乳香、花露、花毡、大玻璃镜等。撒尔达聂力图使清廷放宽海禁，但在台湾郑氏集团依旧负隅顽抗的情况下，改善澳门处境的努力注定要落空。他本人也在返程道经江南山阳县时病故。[10]  

康熙十八年（1679）十二月，清廷终于准许澳门葡人由陆路至广州贸易。其时，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已成强弩之末。在此前一年，葡萄牙国王阿丰肃再次遣使万里迢迢到北京，呈献方物和狮子一只。此举促成了清廷对澳门葡人的网开一面。 

二十二年（1683），清廷统一台湾，并在翌年解除了实行二十余年海禁。接着开放澳门、泉州、宁波、松江为外贸港口，并设粤、闽、浙、江四大海关，允许各国商船前来贸易。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奏言，往日洋船“多载珍奇，今系杂货，今昔殊异，十船不及一船”，遂将旧例丈抽之税议减。[11] 所谓“珍奇”，主要是满足极少数皇亲贵戚的豪奢生活，价值昂贵，数量却很有限，而 “杂货”即日常用品的大量贩入，却与民间的需求和中国市场的拓展息息相关。每只洋船的货价虽大不如前，数量却明显增多。这无疑是海外贸易向更大规模发展的一个反映。而海关税的减少，对发展贸易往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此时的澳门，虽开始丧失长期专擅的中外贸易的枢纽地位，总的贸易形势却在明显好转。 

三 

康熙四十四年（1705）以后，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也使澳门的地位面临了新的挑战。 

自明末以来，耶稣会传教士多是沿用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尽量适应中国固有的礼仪风俗和儒家文化，阻力较小，不少满汉官员亦对其教产生好感，连玄烨本人对它也是褒奖有加，认为“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12] 。问题在于，耶稣会的活动长期受到葡萄牙的支持和庇护，葡萄牙国力强盛时，罗马教廷不能不倾听耶稣会的意见，而一旦葡萄牙国势衰落，耶稣会在中国的传教方式就在欧洲受到越来越多的非难和置疑。较晚时来华的多明我派、方济格派传教士率先对其传教方式大加攻击，而耶稣会内部不断增多的非葡籍传教士，希望摆脱葡萄牙的控制，也发出了要求改弦易辙的呼声。耶稣会则坚持自己的一贯做法。激烈的争论最后被交由教皇第十一格勒门德裁决，他断然否定了以往教皇对耶稣会传教方式的认可。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教皇颁布《七条禁约》，交多罗大主教带往中国宣布。禁约规定：中国的信徒从今以后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教堂内不许悬挂“敬天”二字之匾。不许祭孔、祭祖。不许入孔庙行礼。不许入祠堂行礼。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13]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二月，多罗行抵北京，玄烨多次接见多罗，向他解释：祭孔是尊重圣人之意，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这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风俗习惯，决不能放弃。为与教廷继续交涉，他要求多罗暂缓公布禁令。但多罗一意孤行，于四十五年十二月在南京公布了教皇禁止祀孔祭祖令。玄烨闻讯大怒，下令驱逐多罗，解送澳门，交付葡萄牙人软禁监管。多罗于四十九年（1710）病死。 

为了防止教廷对中国内部事务变本加厉的干涉，玄烨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即建立传教士领取信票制度。领票制度自四十五年（1706）底开始实行。十一月二十日，员外郎赫世亨奏报传教士王义仁、高尚德在中国已分别居住了十七年和十年，奉旨：凡留华传教士，“其表示永不返回之西洋人，发给信票，钤总管内务府印，写明西洋人国籍、年龄、会别、来华年限、永不返回西洋，因进京朝觐，特颁给票字样，须以清、汉字缮写，按千字文编号，从头编记。”[14] 为了领票，传教士必须申请入京觐见，由内务府发给印票。对于领票的传教士，清廷准许他留居中国，行止不予限制；拒绝领票的，各地教堂均不得居住，一概遣往澳门。四十六年（1707）三月，直郡王、张常住为呈报西洋人孟由义等9人请安求票时奉上谕：“谕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15] 

据内务府满文档载：从四十五年（1706）十一月发布上谕，至四十七年（1708）十一月间，领取信票的西洋人传教士共有48人。除3人居地不明外，分别来自山东（8人）、江西（8人）、江苏（8人）、湖广（5人）、陕西（4人）、浙江（3人）、山西（2人）、广东（2人）、京师（1人）、河南（1人）、江南（1人）、贵州（1人）等地。其中，博尔都噶国（葡萄牙国）传教士12人，意大利亚国（意大利国）传教士10人，佛郎西亚国（法国）传教士18人，伊斯巴尼亚（西班牙国）传教士5人，日尔玛尼亚国（德国）传教士1人，罗达聆日亚国传教士1人，波罗尼亚国传教士1人。他们中有40人属耶稣会士，8人来自方济格会。[16] 

至四十六年（1707）四月，因拒绝领票被逐往澳门的法国、西班牙传教士已有10人。此外，西班牙人郭多鲁准住广东天主堂；葡萄牙传教士穆德我、安怀仁、利若瑟等5人是否驱逐待定，清廷令其暂住广东天主堂，不准传教，俟出使罗马教廷龙安国、薄贤士返回后一同入京觐见，届时再定是否给票。从后来的记载看，这几位传教士也领取了信票。 

据说，康熙四十年（1701）时，全国有耶稣会士59人，方济格会士29人，多明我会士8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士15人，奥古斯定会士6人，共计117人。[17] 如按此数字估计，领票者还不到全部传教士的半数。其他没有领票的传教士，或者藏匿起来，或者被驱逐。  

领票的传教士主要是来自以澳门为其后盾的葡萄牙系统的耶稣会士，他们与其它教派传教士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耶稣会传教士通过领取信票，维持了在中国传教的权力，保持了澳门作为在华传教基地的地位。可是也因此受到其它教派更激烈的抨击。 

为了解决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玄烨于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四十七年分三批派遣白晋、龙安国、薄贤士（博士贤）、艾若瑟、陆若瑟等耶稣会士出使罗马教廷。龙、薄于途中因船遭风暴沉没淹死，陆、艾未及返回中国亦相继病没，未能及时复命。传教士白晋与沙国安曾奉朝命携带三十匹绸缎和其它礼品，经由澳门搭船前往罗马晋见教皇[18]，最终亦无功而返。 

罗马教皇格勒门德十一没给康熙帝留下丝毫的转圜余地，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重颁禁约，强迫所有传教士宣誓服从，要求中国信徒必须遵行禁约，否则“依天主教之罚处之”。尽管如此，在康熙五十六年，仍有47位传教士领取了信票。[19] 

五十九年（1720）底，教皇的另一使节嘉乐到北京，传达教皇禁约，在中国的全体传教士不得不表示服从。嘉乐试图说服玄烨接受教廷的禁约，并允许教皇和他的代表管辖中国境内各教区教会。这一要求有损于中国的主权和君权，当然不会为康熙帝接受。阅罢禁约，他在上面朱批：“览此告示，……比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20] 至此，清廷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完全破裂，嘉乐被驱逐出境。 

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最终导致玄烨下令禁止天主教，但终康熙一朝，禁令并未得到有效贯彻。 

值得庆幸的是，康熙朝后期与罗马教廷愈演愈烈的冲突，并没有对澳门构成不利的影响，相反，这一时期的澳门还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在经济、文化上进一步密切了与清朝的关系。 

对于清廷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葡萄牙政府和澳门当局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出发，采取了谨慎态度。康熙五十年（1711），葡萄牙国王遣大臣往告教皇，谓“此事关系甚大，多罗之言不可信，应等嗣后到之消息。”又函告澳门当局，恐有多罗随从“妄传教化王在澳门禁止中国礼教”，命对此等人务必严禁，等候教皇的裁断。[21] 

从清朝一方来讲，玄烨也并未因与教廷的冲突改变其对西学的倾慕，并继续延揽由澳门入境的西洋人。四十六年（1707），派钦差大臣到广东，传旨与督抚：见有新到西洋人，若无学问，只传教者，暂留广东，不必往别省去；若西洋人内有技艺巧思，或系内外科大夫者，急速著督抚差家人送来。五十七年又谕：“西洋来人内若有各样学问或行医者必着速送至京城。”[22]  

见于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的不完全记载，这一时期由澳门入境的西洋传教士一直络绎不绝：五十四年（1715）七月，耶稣会士郎士宁、罗怀中搭澳门往葡萄牙贸易商船回至澳门。郎士宁自称“画工”，时年27岁，罗怀中称系“外科大夫”，时年36岁。他们于上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船，八月初十日到小西洋，是年四月十一日在小西洋搭船，七月十九日到澳门。[23] 行抵北京后，郎士宁供职内廷专事绘画，融通中西技法，取得了很高造诣。 

五十五年七月，由大西洋回帆的澳门船只搭载了西洋人三人，一名严嘉乐，38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一名戴进贤，36岁，称会天文。自是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载上船。又有西洋人倪天爵一名，亦称晓得天文。一并由驿送京。[24] 

五十八年六月法兰西船载来会行医外科一名安泰，会烧画珐琅技艺一名陈忠信。七月澳门商船自小西洋回棹，搭西洋人徐茂升一名，据称晓得天文律法。[25] 

五十九年七八月间，陆续抵达西洋人中有席若汉一名，会“雕刻木石人物花卉，兼会做玉器”。[26] 

同年八月，教皇使臣嘉乐航抵澳门，其随从人内有会画者二名，做自鸣钟者一名，知天文度数者一名，弹琴者二名，内科一名，外科一名，制药料者一名，俱送京师。[27] 

在此前后，有能刻铜板的传教士法良，能造炮位的利白明，精通天文的庞嘉宾、德玛诺、孔路师、杨保、宋君荣，精于音律的石可圣，善做钟表的林济格，善制药的魏格尔（魏哥儿）等人，也陆续由澳门进入北京，供职于清廷。 

随着西洋传教士的不断东来，一些带有近代性质的自然科学成果继续进入中国，特别是有关天文、地理、医学、数学、音乐等方面。康熙后期，最有影响的一项学术工程是派遣耶稣会士白晋、费隐等测绘全国地图。历九年之久，传教士足迹遍蒙古、直隶、黑龙江、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南、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台湾、云南、贵州、湖北、湖南等地。五十六年各省地图绘毕，白晋等汇成总图一幅，并将分省地图进呈御览，名《皇舆全图》。这些成果，尽管不一定代表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水平，但对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来说，却无异于阵阵清风。一直到嘉庆年间，延续数百年之久的西洋传教士在京供职的历史才告尾声。 

当然，导致澳门地位加强的不仅是以传教士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也还有海外贸易的发展。 

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鉴于闽广等省贫民借出海之机流徙南洋，并将违禁物品私贩出海，下令禁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最初，澳门也在禁令之内。葡人闻讯大惊，通过耶稣会传教士李若瑟在京活动，又派代表赴广州，请中国官府给予特殊的恩典。经两广总督杨琳奏请，以“澳夷”非华商为理由，特许他们前往南洋贸易，但不得夹带华人，违者治罪。[28] 本来，因广州等口岸的开通，澳门已不能再像往昔那样独享居停之利，但在华人被禁止前往南洋的情况下，澳门葡人却意外得到了填补这一空白的难得机会。 

每年冬，澳门商人前往小西洋、嘎拉巴、吕宋等地，售货毕，逢顺风，当年返棹。否则，留至第二年返回。他们运回当地的粗货、药材、香料、鱼翅、紫檀、槟榔、鹿筋、海菜等物。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至八月，澳门商船往外国贸易回帆者有11只。[29] 五十九年正月至八月，澳门本港回棹商船16只。[30] 关税每年达2万两。雍正二年（1724）两广总督孔毓珣奏疏内提到：“禁止南洋之后，澳门西洋人非贸易无以资生，不在禁内，独占贩洋之利。近年每从外国造船驾回，连前共有二十五只。”[31] 注册商船在短短几年里激增到25只，说明澳门的对外贸易获得了新的发展。 

其时，来自法兰西、英吉利、加剌巴、吕宋、苏栗等国商船也纷纷到广东贸易。“番舶年多一年”，苏栗国船载的有药材、香料等物，英吉利船载的有哔吱缎、哆啰呢、洋布、黑铅、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等物。英、法船还往往载来大量番银，广购商品。如康熙五十五年二月至六月，广州港就到了法兰西船6只，英吉利船3只，“俱系来广置货”。至八月，“统共到外国洋舡十一只，共载银约一百余万两。广东货物不能买足，系各行铺户代往江浙置货。”[32] 事实上，这些到广东贸易的商船也往往要途经澳门。 

概括全文，康熙年间清廷与传教士的关系几经变化，并带给澳门不同的影响。第一次在康熙初年，其时玄烨年幼，由鳌拜等四大臣辅政，对传教活动严加禁止，又议将澳门葡人全部驱逐，虽未实行，却使澳门陷入空前困境。第二次在玄烨亲政之后，对传教活动转而采取灵活态度，传教士的不断涌入，带来了欧洲的奇器和技艺，也促进了澳门的繁荣。第三次在康熙四十四年以后，由于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玄烨决定只给那些“遵守利玛窦规矩”即允许教徒尊孔祭租的传教士以合法居留权，拒绝者被驱往澳门。所幸当时澳门与内地的贸易呈蒸蒸日上态势，以传教士为主要载体的文化交流也在持续发展，宗教上的轩然大波未能对澳门的地位构成不利影响。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广东总督卢崇峻题本。 

[2]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本。 

[3] [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中华书局1995年本，第842页载被放逐传教士名单22人。 

[4]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七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本。 

[5]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五月初五日礼部尚书祁彻白等题本。 

[6]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三年十二月汤若望案传教士口供。 

[7]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三年十二月汤若望案传教士口供。 

[8] 《内阁满文密本档》康熙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广东总督卢崇峻题本。 

[9] 夏燮撰：《中西纪事》卷二。 

[10] [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梁廷楠著：《海国图说·粤道贡国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 梁廷楠著：《海国图说·粤道贡国说》。 

[12]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1932年影印本。 

[13]  同上。 

[14] 《内务府满文行文档》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总管内务府致兵部咨文。 

[15]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16] 《内务府满文行文档》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总管内务府致兵部咨文，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十日总管内务府致礼部咨文。 

[17] 顾宝鹄编著：《中国天主教史大事年表》，台湾光启出版社1970年版第38页。 

[18] 《内阁满文行文档》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内务府总管赫硕色咨文。 

[19] [法]荣振华著，耿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下），第849页。 

[20] 《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初二日武英殿总监和素奏折。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康熙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折，又第8册，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3] 同上，第6册，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4] 同上，第7册，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又同年九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5] 同上，第8册，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又同年八月十二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26] 同上，第8册，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折。 

[27] 同上，第8册，康熙五十九年九月初八日两广总督杨琳奏折。 

[28] 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清光绪六年刻本，页26。 

[29]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30] 同上，第8册，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十四日两总督广杨琳奏折。 

[31]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3册，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折。 

[32]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册，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广东巡抚杨琳奏折。 

（资料来源：澳门《文化杂志》2000年第41、4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