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讲，如果清政府不是因为洋药税厘并征之事，任凭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左右，于1887年12月同葡萄牙签订有关“澳门地位”和“澳门属地”条款的《和好通商条约》即《光绪中葡条约》，清末及民国时期，中葡两国之间是不会因为澳门领土主权问题缔结任何条约的。而且，后来的百余年间，中葡两国关系中也不会因为“澳门问题”出现那么多的矛盾和纠葛。 

中英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未几，美国和法国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望厦条约》及《黄埔条约》。对澳门领土觊觎已久的葡萄牙人，此时又何尝不想效仿英、美、法，通过签订条约，取得澳门的领土主权呢！自1844年始，至1862年签订《同治中葡条约》，葡萄牙政府曾先后多次训令澳门总督与清政府或两广总督谈判，同时，请求英、美、法三国政府指示其在华代表对清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促使清政府同葡萄牙议立条约。然而，由于利益关系及以往的恩怨等，对于葡萄牙的恳求，列强及其驻华代表大都只是口头表示接受和支持，但实际上却极少付诸行动。 

1849年，澳葡总督亚马勒因横征暴敛、欺压华人，被澳门居民沈志亮等刺杀身亡，澳葡当局借端并依仗列强在华势力，抗缴澳门地租并赶走澳门县丞。当时，广东官府因为英国人欲强行进入广州城而无暇顾及澳门事务，葡萄牙遂乘中国之危，夺取了澳门的管理权。此后，葡萄牙更加紧了谋求与中国立约的活动，以期将占据澳门写入条约，达到骗取澳门领土主权的目的。但由于英国不希望香港附近出现竞争对手或另外一个殖民地，不仅英国不可能帮助葡萄牙同中国订立诸如“割让”澳门之类的条约，其他强国亦不愿施以援手，所以，葡萄牙始终未能如愿。例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因未能参与列强同中国政府之间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始终心有不甘，遂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千方百计追随、讨好英、法代表，唯恐再次失去分享战利品的机会。葡萄牙曾再三、再四地恳求参加《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谈判，英、法代表虽然口头答应，但最终还是将其排斥在外。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如果不是法国政府及其驻华代表为葡萄牙的一再恳求所打动，以及法国驻华公使馆一秘、代办哥士耆对总理衙门威逼利诱，清政府也不会同意与葡萄牙议立《和好贸易章程》，即《同治中葡条约》。不过，因为葡萄牙缔约代表与法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在拟订条约时通同作弊，在条约文本上大做手脚，清政府识破葡萄牙的阴谋后，于换约时提议酌改条约，葡萄牙换约代表拒不与商，换约亦告失败。此后十数年，葡萄牙曾屡邀列强转圜，但鉴于葡萄牙的欺诈行为，美、俄、法等强国代表亦感到爱莫能助，以致该条约始终未能互换生效。
《同治中葡条约》换约失败至1887年《光绪中葡条约》签订以前，这段时间里，葡萄牙在澳门半岛以外的扩张活动并不明显。但《光绪中葡条约》签字生效以后，葡萄牙人便有恃无恐，开始在澳门半岛周围肆意扩张，中葡两国的矛盾纠纷也随之不断增多，有时发展到激烈的武装冲突地步。此时葡萄牙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扩张，凭借的就是《光绪中葡条约》中的所谓“澳门地位”和“澳门属地”条款。 

《光绪中葡条约》中有关“澳门地位”和“澳门属地”的规定，确实给中国政府制造了极大的麻烦，留下了诸多后患。葡萄牙仅凭条约葡文本中“葡国永远占据、统治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一条，不仅无期限地占据澳门半岛，而且还把澳门半岛周围的岛屿和水域作为“澳门属地”加以占领。所谓葡萄牙“近占七村，远夺三岛”（七村，指澳门半岛北部的望厦、龙田、塔石、龙环、沙梨头、沙冈及新桥；三岛，指澳门半岛附近的氹仔、路环及青洲），就是在《光绪中葡条约》签订以后至19世纪末这段时间完成的。民国初年的修废不平等条约运动中，中葡两国政府虽然于1928年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实为《预立友好通商条约》，并非正式条约），但这只是中国对葡萄牙拒绝废除《光绪中葡条约》的态度作出的妥协让步。因为《预立友好通商条约》签订之后，两国并没有议立正式条约，更没有通过任何形式宣布废除旧约。1979年中葡建交时，葡萄牙政府虽然原则上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并且希望通过谈判将澳门归还中国，但澳门回归的路却是相当的艰难和坎坷。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中葡两国政府举行的有关澳门问题的谈判，丝毫不比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简单、容易。在这次谈判中，葡萄牙谈判代表甚至提出要在21世纪，即在2003、2007、2017年或2057年交还澳门。 

用赫德的话讲，清政府在港澳地区实施鸦片税厘并征计划，原本是用不着澳葡当局的合作的，完全可以单独行动。既然赫德这么讲，为什么他还要坚持争取澳葡当局甚至里斯本政府的合作呢？甚至以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葡萄牙的合作呢？目的很简单：他不愿使清政府在实施税厘并征计划中遇到港澳方面的麻烦，同时也不愿使英葡两国利益因此而受到损害。至于赫德为什么坚持由他执掌的海关实施鸦片税厘并征，以及为什么实施鸦片税厘并征必须取得港澳当局的合作？赫德只说出了其中原由的一半，即为了加强英国对中国海关的控制，而另外一半，则是为了通过取消港澳附近的常关税厂和厘卡、设立新关并全面掌握港澳运往大陆各货的征税，最终扩大他个人的权势。 

赫德为了实现扩大个人权势的目的，先是在香港“洋药委员会”会议期间，背着清政府与澳葡总督罗纱暗中联络；洋药税厘并征计划因为香港攀比澳门而告搁浅之后，他又拉拢积极创办新式海军的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其说项，并诱导清政府以订立带有“澳门地位”条款的条约为条件，换取澳葡当局的合作。赫德奉派到澳门与罗纱筹商，无异于送货上门，从而给了罗纱讨价还价的绝好机会。罗纱给了总理衙门一个“香港愿办之处，澳门亦愿照办”的定心丸之后，待清政府表示愿意与其谈判时，他便狮子大开口，不仅要求中国立约，同意葡萄牙永远占据澳门，而且要求中国允许葡萄牙“驻扎管理”澳门以西的对面山。赫德很清楚，清政府是不会轻易接受这样的要求的，因此，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罗纱的要求，竟然对清政府施展蒙蔽、欺骗的手段。如把葡萄牙“占据和统治对面山”说成葡萄牙“驻扎管理对面山至内港之中途”、把中国承认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说成中国“给与澳门位置”、把葡萄牙“永远占据并统治澳门”说成葡萄牙“永居管理澳门”，等等。最终一步步诱骗清政府与葡萄牙立约：“坚准葡国永远占据、统治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
可见，由海关在港澳地区实施鸦片税厘并征，真正的受益者只能是赫德、英国和葡萄牙。赫德因此实现了取代常关、设立九龙和拱北海关及并征税厘的愿望，英国因此扩大了在华权益、加强了对中国海关的控制，葡萄牙则因此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条约。此后，至1999年12月，葡萄牙凭借《光绪中葡条约》葡文本中“葡国永远占据和统治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一款，不仅占据、统治澳门半岛达111年，而且还将半岛周围之青洲、氹仔、路环作为“属澳之地”加以占据和统治。 

赫德在出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处理英国、列强、他个人和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方面了，而在其中的两方或多方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首先顾及的又是他个人和英国的利益，其次是列强的利益，最后才是中国的利益。赫德的“业余外交”并不是他的“业余爱好”，而是出于扩大自己权势、维护和平衡英国与列强在华权益的目的，因此，他“调和”中外矛盾、参与中外修约等，无不以扩大自己权势和维护英国及列强利益为宗旨。“澳门地位”、“澳门属地”问题的提出，以及《光绪中葡条约》的签订，就是赫德以牺牲中国国家权益为代价，实现扩大自己权势和维护英国及列强在华权益的真实写照。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2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