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的风云人物，他的一生和台湾有着割不断的联系。1895年甲午之战，清政府战败而被迫签马关条约，割让宝岛台湾给日本，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公车上书”，反对割台，声动中外。台湾被割让后，梁启超时刻关注宝岛同胞的境况，1911年他应台湾父老的邀请，终于如愿登上宝岛，“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油然而生，遂以其饱蘸爱国挚情的笔锋，倾吐了对台湾民众的热爱，披露了殖民统治的黑暗。学术界对梁启超的研究比较充分，但惟独其台湾之行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因而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避难日本，在日期间他非常关注宝岛台湾人民之命运，因“读其（指日本）新闻杂志，盛称其治台成绩”，与梁启超从台胞口中“所闻有大异乎前，非亲见又乌乎辩之”①于是，梁启超萌生了赴台湾实地考察的念头。
1907年台湾士人林献堂出游日本，在奈良戏剧性遇见梁启超，双方一见如故，入室彻夜长谈。林献堂向梁启超陈述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种种苦难，“政治受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梁启超根据国内外形势指出，台湾人民应效仿爱尔兰人民之抗英斗争，采用各种“合法”手段，开展民族解放运动。林献堂听完后，如梦初醒，“自是铭心印脑”②。梁启超这一番话不但深深影响林献堂个人的思想与行为，而且也间接影响台湾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此次拜访结束时，林献堂特别邀请梁启超访台，梁启超也早有此想法，便欣然应诺。后来，林献堂族侄林幼春又写信给梁启超，再次邀请他访台，信中云：“先生救国之诚，薄海同钦，再造玄黄，如或悯此一方，游辙南指，引绳批旽，则螳斧之微，虽碾骨为尘，尚能为厉也。”③1909年林献堂率二子前往日本东京就学，归途再晤梁启超，详叙殖民官吏在台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丑陋行径，如前年修筑铁路，“连畦千里没入官”；去年大修市政，“老屋十家九家毁”；近来推行保甲，“百室为闾闾十比，一人犯科十人坐，知而不诉法同抵”④。面对台湾人民的苦难，梁启超悲愤不已，认为此行非去不可。
梁启超台湾之行除了实地考察沦为殖民地的台湾社会，并看望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骨肉同胞之外，而且还自认肩负着为改造中国寻找可以师法的“夷之长技”的任务。他曾在信中说：“吾兹游本欲考察台湾行政之足为吾法者，而记述之以告国人。”这是由于“台湾居民，皆我族类，性质习俗，同我内地”⑤。为此，他详细拟定了十项考察计划，概括地说，首先是台湾的经济问题。日本统治台湾后，进行金融改革，先是统一为银本位，继而改为金本位。“其改革之次第如何？过渡时代之状态如何？改革后之影响如何？”其次是台湾的管理问题。日本侵占台湾后，在台设立了总督府，建立了一套独特的行政组织，并实施土地调查和户口调查。这些举措对台湾人民的生活造成怎样的影响？最后是台湾的生产问题。台湾沦陷后，殖民政府在当地施行农业改革，兴修水利设施。台湾的农事习惯大多因袭我国，他山之石，可以为玉，台湾农业改革中哪些经验可以为我所取？⑥美国学者勒文森也认为梁启超游历台湾在于他感到“日本改造台湾的经验，”有些可借鉴来用于中国的改良。⑦
二
1911年农历2月24日，梁启超偕长女梁令娴和好友汤觉顿等人从日本神户启程，28日抵达基隆，登上宝岛。“蓄志五年，今始克践”⑧，梁启超非常兴奋，彻夜未眠，然而，当他看到昔日祖国河山，今成异邦领地，不仅悲从中来，“番番鱼鸟似相亲，满眼云山绿向人。前路欲寻泷吏问，惜非吾土忽伤神。”⑨
梁启超抵台之后，即刻感受到了殖民统治的淫威。据甘得中回忆，梁启超所乘的船刚靠岸，“早有总督府外事课中山警视与握手，问先生旅寓，意为择旅社。”⑩其实，日本警察欲借择旅社之幌子以达到监视之目的。梁启超日后在书信中也记载这次遭遇，“舟入鸡笼（即今基隆），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幸首途前先至东京乞取介绍信，否则将临河而返矣。”[11]
尽管殖民当局对梁启超访台设置种种障碍，极力阻挠当地民众与梁启超的亲密接触，但他还是深深感受到台湾同胞与祖国人民之间浓厚感情。“鸡笼舟次，遗老欢迎者十数；乘汽车入台北，迎于驿者又数十。”[12]3月3日，台北各界百余人冒着被殖民当局拷问的危险在荟芳楼设宴欢迎梁启超，林献堂在特务林立的场合下起身致欢迎辞，梁启超也即席作了一小时演讲以示致谢。他在信中云，“遗老之相待，有加无已，自顾何以当此。昨日乃集百余辈，大设欢迎会于台北故城之荟芳楼”[13]。4日梁启超在林献堂、连横等人陪同下赴台中访问，是晚当地诗社栎社举行盛大欢迎晚会。据《栎社沿革志略》载，“梁任公、汤觉顿、梁女士令娴等游台，我社开会欢迎之，4月2日（阳历）会于瑞轩。社友二十人，来宾二十人。”[14]八日梁启超应林献堂之邀下榻于雾峰莱园的五桂楼。在这里，梁启超与贤达名流讲学论世，饮酒唱诗，还时常与林献堂等人促膝谈心，交流见解。
梁启超“忍几多垢辱，始得登岸。而到彼以后，每日又不知积几多气愤。”[15]在台期间，他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日本警察的监视，这使其不能畅所欲言，心如刀割，十分悲愤。于是他一方面在各地参观考察，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撰文揭露殖民统治黑暗，赋诗抒发爱国情怀。
在台北考察时，梁启超“日则诣各局所调查，夜则遗老相晤对，无片晷得休息也。虽然为日尚浅，然已起种种异感”，感到“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立宪国之君主，视之蔑如也。其官吏别有一种习气”[16]，心中大为不快。他目睹殖民政府为了拓宽市区道路而肆意拆毁民房，致使许多人无家可归，风餐露宿，挥笔写下《拆屋行》。“麻衣病嫠血濡足，负携八雏路旁哭。穷腊惨栗天雨霜，身无完裙居无室。……市中华屋连如云，哀丝毫竹何纷纷。游人争说市政好，不见街头屋主人。”[17]《拆屋行》描写之深刻可以与杜甫的《石壕吏》相媲美。刘坤一作为台湾首任巡抚，抚台期间，修铁路，开矿产，振工商，办学堂，厥功甚伟，深得后人景仰。梁启超看到刘坤一时所修筑的台北故城已被毁，只留下四个城门，屹然立于西洋建筑与东洋木屋之间，内心非常苦闷，“恒侯刘壮肃，六载驻戎轩。千里通驰道，三关筑旧屯。即今非我有，持此欲谁论”；又看到往日的巡抚衙门，已成为今日的总督府，更是唏嘘不已，“几处榱题敝旧椽，断碑多剥草成烟。伤心最有韩南涧，凝碧池头听管弦。”[18]
在台中考察时，梁启超广泛听取了各界对台湾总督府施政的批评，对殖民统治也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乃仿白居易的《秦中吟》作《斗六吏》、《垦田令》和《公学校》，进一步揭露殖民统治的黑暗，并“寄语国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饮也”。[19]
《斗六吏》抨击殖民政府的糖业政策完全是一种变相农奴政策。为了掠夺台湾的物产，殖民政府推行糖业政策，强迫民众将祖先留传下来的土地卖给制糖公司，“但一来农民对土地有传统性之执著，二来收购地价过于低廉，三来农民满望制糖会社创立之后可以增加收入，不期竞欲将其生活基础连根拔起，故农民不愿出卖”，当局遂滥施警威，“设置临时拘押场临时登记所等，实行压迫农民强制收购”[20]。梁启超在《斗六吏》中指出，“赫赫糖社会，云是富国基。……府令即天语，岂天乃可违。……出券督画诺，肘后吏执持。拇印失烂漫，甘结某何谁。昔买百缗强，今卖不半之。”这种明火执仗的强盗行为严重侵犯了台湾民众的利益，也深深刺激了梁启超的爱国神经，“入冬北风起，饿殍填路歧。会社大烟突，骄作竹筒吹。”[21]
《垦田令》抨击殖民政府颁布的土地政策完全是一种赤裸裸强盗政策。殖民政府颁布“土地收用规则”，任意强取豪夺人民所有的土地，由是霸占了全台370.7万甲土地中的246.3万甲土地，占总数的66.5%。[22]梁启超在《垦田令》中描述了这种强盗行径。“府帖昨夜下，言将理原隰。自今限名田，人毋过十甲。……旧田卖已空，新田取难袭。鬻身与官家，救死倘犹及。”[23]这首诗形象描写出殖民政府的贪婪粗暴和台湾同胞的悲惨处境。由此梁启超指出“台湾人之财产所有权，固无一时可以自信自安”[24]。
《公学校》则抨击殖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完全是一种愚民政策。台湾沦陷后，殖民当局在台实行教育隔离政策，设立“小学校”，作为日人子弟接受初等教育之机关；而设立“公学校”，作为台人子弟接受奴化教育之场所，用来培养忠实的日本臣民。这使得殖民当局视台人教育如儿戏。梁启超在《公学校》中指出，“别有号公学，不以中小名。学年或六或四，入者吾隶萌。所授何读本，新编三字经。”[25]“公学校”不仅质量差，而且数量少，严重限制了儿童获取教育的机会，如1904年台湾学龄儿童的就学率为3.8%，1909年仅为5.5%。[26]台湾文化教育相对落后，识字之人本来就少，梁启超担忧这种愚民教育政策会导致十几年后台湾找不到认得中国字之人，遂发出“汉氏厉学官，自取坏长城；秦皇百世雄，谈笑事焚坑”之感慨。[27]
另外，梁启超在台期间见“其一切日用品，殆无不来自日本，即如所穿之屐及草履，所食之面及点心”都是如此。[28]这是由于日本在台湾大搞经济垄断，把食盐、烟酒、火柴、煤油等人民生活必需品皆划归政府专卖的结果。所有来自大陆的货物因高额关税被排斥在外，而所有来自日本货物的价格则远远高于其本土的价格，这样，台湾物价之昂贵为世界所罕见。由是梁启超认为“此行最生感者，则生计上之压迫是也。一受此压迫，殆永绝无摆脱之期。”[29]
除了揭露和抨击殖民统治的罪恶外，梁启超还以其诗人的气质和智者的情怀，讴歌民族英雄，赞美锦绣山河，藉此培育和激发台湾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意识。在台北欢迎宴会上，他赋诗抒发山河破碎、手足分离之情，“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30]在栎社诗会上，他吟诵长诗《游台湾追怀刘壮肃公》，深深缅怀刘坤一治理台湾的业绩，“凿山冶铁作驰道，俯海列炮屯坚营。宅中议设都护府，坐控南北如建瓴。料民废地正疆界，以利庸调防兼并。”[31]在《台湾杂诗》中，他对祖国河山的破碎流露出无限的感慨，“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愁。……岁时不改旧，信是汉山川”[32]。他对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非常景仰，欲专程去台南瞻仰遗迹，后因故未成行，只好把它寄托于诗歌中。“台南南郭路，胜迹郑王祠。萧萧海天晚，沉沉故国悲。”“三百年前事，重重入眼明。天开一柱观，日照受降城。胡虏到今日，儿童识大名。”[33]这些诗歌都表达了梁启超对民族英雄的仰慕之情。
农历三月十三日，梁启超踏上归途，“归舟所满载者哀愤也。舟中西望故国，直不寒而栗耳。”[34]
三
梁启超游历台湾，虽然时间不长，前后仅十余日，但其此行“在台湾这个海中孤岛的小天地里，却发生了重大的作用，不失为石破天惊的大事件。”[35]梁启超此行于台湾而言，犹如“投下一个石头，使它发生涟漪，对台人民族意识予以鼓励，加强其向心力，对于思想学问方面则有开通风气、振聋发聩的效果。”[36]
梁启超此行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宝岛被割占后，台湾民众面临亡国的痛苦与异族的欺凌，其眷念祖国之情十分强烈，因而梁启超的到来受到了全岛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大家把任公看做是祖国的象征。与任公接触，等于与祖国接触一样，感觉无上的荣幸。”[37]台湾父老们多年来郁结在胸中的一股悲愤之气，因为梁启超的到来获得了宣泄的机会；同时，他们一颗眷怀祖国、热爱民族的丹心，也找到了接纳的对象。“他们正像失路的孩提，历尽艰难险阻，偶然碰到亲人，情不自禁地抱着亲人尽情痛哭一样。”[38]尤其是台湾知识分子，“对于祖国之孺慕，自割台以后，日益热切，但在日人淫威下，绝少宣泄之机会。因任公之声望崇高，号召力甚强，故台人知识分子郁积已久之民族感情获得宣泄之机，因而感到慰抚与温存。”[39]这样，梁启超此行不自觉充当了民族使节角色，进而激发了台湾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正如梁若容教授所说，“任公的‘声光魔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在台湾的短短十日间，他使父老们五体投地景仰礼赞。一般青年知识分子，也颇受到他的影响。”[40]有位学生写到，“青年人总是抑制不住一腔热血的奔放，民族观念促使我对日人压迫台胞发生激烈的反对，平时积郁的愤慨，一遇机会当然要爆发出来。”[41]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也借梁启超访台之机得以流露和强化。
梁启超此行灌输了争取民权和民族解放的新思想。台湾沦陷后，在殖民统治的高压下，“其黠者，狐媚自端为之伥，以求免于祸；其愚者，鱼肉唯命，鼎俎是甘。”[42]而不少有志之士仍在黑暗之中摸索民族解放的道路。譬如林献堂“平素很翘望本岛人伸张权利，并暗中促进此机会的成熟”[43]，梁启超此行促使他走上了民族解放道路。在雾峰停留期间，梁启超劝告林献堂等“不可‘以文人终身’，须要努力研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思想等学问，并即席开列日本书籍三十余种，以后又陆续开列，计达一百七十余种，都是东西的名著。”[44]又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载，“此间，梁披沥自己之抱负，引世界之亡国埃及、印度、安南等为例，极力鼓吹民族主义。”[45]同时他还赋诗勉励林献堂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溪纱浣罢月华明，荇带蒲衣各有情。我识蓝田千涧谁，出山原似在山清。”[46]在这里，他借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典故大力赞美林献堂的政治活动。林献堂也在与梁启超的书信中坦陈心迹，“往岁辱临，……欲诱而进之门墙之列，大雅含宏，爱人无己，虽驽驾安敢不自策励”[47]。正是在梁启超的思想影响下，林献堂日后发起撤消六三法案运动，开展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设立台湾文化协会并创办台湾民报，从各方面大力推进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台湾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人物。
梁启超此行唤醒了知识界并带来了新文风。由于日本在台施行奴化教育，“除教授日语外，殆无内容可言”，因此“整个台湾之知识水准，除少数例外，可谓皆停顿在十六年前之状态。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近代思想、近代知识，与夫国际情势，鲜有所知”[48]。而“一般父老除抱残守缺，诵读四书五经外，几乎不知道世间还有思想学问可供探讨。”[49]这样，台湾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空白时代”。梁启超赴台后，以期非凡的人格魅力唤醒了知识界，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知识分子，什么‘主义、思想、目的、计划’等向来所未有的新名词大为流行”，同时也刺激他们的求知欲，“对于新的思想、新的学问发生热烈的追求。”[50]当时的台湾，“除了老一辈的人以外，一般青年因受日本式教育，对于古奥艰深、思想陈腐的中国古文，已不容易接受。而任公的平易而富于刺激性的文章，立即如火如荼，深入青年脑海里。”[51]后来，留日台湾学生所创办的杂志如《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大部分文章都是用梁启超式的新文体写的。梁启超在台期间，因当时的现实状况不允许他用语言直接表达内心的苦闷和现实的不满，只好采取“以诗代言”、“借诗言志”的方式来委婉表白，因而留下了上百首诗歌。尤其是他那充满民族意识的诗歌在岛内“不胫而走，传遍全台各个角落，”连十一二岁的小孩也能够朗朗上口。[52]许多台胞后来也纷纷以诗言志，批评现实社会，指斥殖民暴行。这“分明受任公作品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53]
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意在参观考察各地，了解实际情况，看望骨肉同胞，汲取经验教训。在台期间，梁启超与同胞共叙骨肉分离之情，撰文揭露殖民统治黑暗，赋诗抒发爱国情怀。虽然梁启超游历台湾时间不长，但它对台湾的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①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97页。
②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20页。
③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7页。
④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4页。
⑤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3、201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98页。
⑦ 勒文森：《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1页。
⑧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97页。
⑨ 范明强：《梁启超别传》，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42页。
⑩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21页。
[11]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99页。
[1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199页。
[13]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0页。
[14]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19页。
[15] 梁启超：《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国风报》第二年第八期。
[16]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0页。
[17] 范明强：《梁启超别传》，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18]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4、200页。
[19]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1页。
[20]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78页。
[21]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1页。
[22]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2页。
[23]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1-202页。
[24]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2页。
[25]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2页。
[26] 戚嘉林：《台湾史》下册，自立晚报社1985年版，第227页。
[27]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2页。
[28]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4页。
[29]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3-204页。
[30]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22页。
[31]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20页。
[32]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4页。
[33]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5页。
[34] 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第203-204页。
[35]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199页。
[36]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03页。
[37]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44页。
[38] 叶荣钟等：《台湾民族运动史》，自立晚报社1971年，第11-12页。
[39]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0页。
[40] 梁若容：《梁任公先生印象记》。转引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力献》第16卷第3期，第58页。
[41]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73页。
[42]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7页。
[43] 叶荣钟等：《台湾民族运动史》，自立晚报社1971年，第25页。
[44]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24页。
[45]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25页。
[46]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三《追思录》，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633页。
[47] 《梁任公知交书札》，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7页。
[48] 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编纂委员会编：《林献堂先生纪念集》卷一《年谱》，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40页。
[49]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01页。
[50] 叶荣钟等：《台湾民族运动史》，自立晚报社1971年，第13页。
[51]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47页。
[52] 叶荣钟：《台湾人物群像》，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203页。
[53] 黄德时：《梁任公游台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台湾文献》第16卷第3期，第51页。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