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的汉族居民是不同历史时期从大陆移去的，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大陆称高山族），也有相当的部分来源于大陆，他们带去了大陆的文化。这种情况决定了台湾和大陆文化关系基本走向的一致。但是，由于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台湾和大陆曾隔断往来，加之近年来“台独”势力的活动，这些又决定了台湾和大陆文化关系在基本走向一致的情况下，还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局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边疆史的角度，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探讨台湾建省后和大陆的文化关系[1]。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             台湾建省后至“割台”前和大陆的文化关系

考虑到文化的承续性，要了解台湾建省后至“割台”前和大陆的文化关系，不能不简要回顾一下清代前期台湾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和大陆的关系。

众所周知，台湾位于我国的东南海疆，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高山族等居住地区。高山族，清朝文献中称“生番”和“熟番”。“生番”是居住山区，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小的高山族人；“熟番”则指在清政府直接管辖下、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大的高山族人。清政府在台湾设立行政机构，管理汉族和高山族等各族人民，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帝统一台湾。二十三年，清政府设台厦道，管理台湾及厦门地区；并决定在台湾设一府三县，直接管理。府为台湾府，县为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雍正元年（1723年），增设彰化县。雍正五年（1727年），改台厦道为台湾道。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道加按察使衔。五十三年（1788年），把诸罗县改为嘉义县。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东北部的行政管理，设立了噶玛兰厅。此外，清政府还在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21-1781年）间，设巡台御史，加强对台湾的稽查。在文化教育方面，台湾设台湾府学教授、训导各一员，台湾县学教谕、训导各一员，凤山县学教谕、训导各一员，诸罗县学教谕、训导各一员，彰化县学教谕、训导各一员，掌学校生徒训迪等事[2]。这一切，为后来台湾建省以及台湾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在中法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加强海防建设，决定在台湾建省。对此，光绪帝谕示：“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著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3]。后来，光绪帝又多次谕示台湾建省问题。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台湾建省工作才最后完成。台湾建省后，郡县建置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割台”前，台湾省的府县设置情况是：台湾府，辖台湾县、彰化县、云林县、苗栗县、埔里社厅；台北府，辖淡水县、新竹县、宜兰县、基隆厅、南雅厅；台南府，辖安平县、凤山县、嘉义县、恒春县、澎湖厅。此外还有台东直隶州。

台湾建省前后的行政建置，不仅和大陆一脉相传，而且是清政府在台湾进行儒学教育的组织保证。

清朝以“崇儒重道”为基本国策，强化儒家思想在全社会的统治地位。进入近代以后，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又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政策。这一切，在台湾建省后都得到了贯彻执行，体现了台湾和大陆文化上的一体格局。

首先，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坛庙的设立，包括祭祀先师孔子的文庙，褒扬忠义的武庙，以及相关的五子祠、朱子祠、文昌祠、名宦祠、乡贤祠、孝悌祠、节孝祠、旌义祠等。这些坛庙，在台湾省的各府、县一般都有。虽然其中的多数是建于清代前期，即康、雍、乾、嘉年间，但是，也有的是建于或改建于台湾建省之后。例如，台南府的五子祠，光绪十二年由知县沈受谦建；昭忠祠，光绪十四年改建。澎湖厅的武庙，光绪十七年由总兵吴宏洛倡捐重建；程朱祠，光绪十一年由通判程邦基建；文昌阁，光绪十九年由绅士蔡玉成等捐资建。台北府的社稷坛、先农坛、文庙、武庙等，均于光绪十四年建。新竹县的节孝祠，光绪十七年建；孝友祠，光绪十七年改建。南雅厅的昭忠祠，光绪十九年建。台湾府的社稷坛、先农坛、文庙等，均光绪十五年建。彰化县的朱公祠，光绪十五年由巡抚刘铭传奏建。云林县和苗栗县，均于光绪十五年在文昌祠奉孔子。台东直隶州的昭忠祠，光绪十八年重建。[4]上述情况表明，台湾建省以后，和大陆一样，祀孔、尊孔是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儒家思想是全社会的主导思想。

其次，是教育机构的创建，包括儒学和书院，以及人才的培养。台湾省多数府、县在康、雍、乾、嘉年间都建立了儒学，不过，也有的府、县的儒学是在台湾建省前后设立的。比如，台湾府儒学，光绪十五年建；台北府儒学，光绪六年建；宜兰县儒学，光绪二年建。至于书院，台湾建省后设立的有：蓬壶书院，光绪十二年，由台湾县知县沈受谦建。宏文书院，在台湾府治，光绪十五年建。英才书院，在苗栗县治，光绪十三年建。明道书院，在台北府治，光绪十九年，台湾布政使司沈应奎建。崇基书院，在基隆厅治，光绪十九年建。除了儒学和书院外，在民间，还设有社学，亦名义塾，是专门教蒙童的。

台湾学校学习的内容，和大陆是一致的。这里以蒙童为例。蒙童在蒙师教育下，一般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然后再学四子书，并读朱熹注释。在学习过程中，特别要求背诵，为的是应将来科举考试。学习完这些功课后，再学《诗》、《书》、《易》三经及《左传》。间或练习书法，命题作文。比较聪明的，还可以扩大阅读范围。

在清代前期，清政府曾规定：“台湾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增广生如之”[5]。台湾建省后，经礼部议准，增设了学额。“由南北两府学拨归台湾府学廪膳附增生员一百五十名，武生八十六名，又由彰化县学拨归台湾县学者五十二名，武生十一名，拨归苗栗者十一名，武生十一名，嘉彰两学拨归云林者四十九名，武生二十二名。”

台湾的儒学与书院和大陆一样，一般也都订立学规。比如海东书院的学规是：“一曰端士习，二曰重师友，三曰立课程，四曰敦实行，五曰看书理，六曰正文体，七曰崇诗学，八曰习举业。”从学规的八条内容看，它们源于康熙的“圣谕十六条”[6]。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体西用”政策的实行，台湾的教育发生了新的变化。光绪十二年，“先设电报学堂于大稻埕，以习其艺。十六年，又设西学堂于城内，聘四人为教习，择全台聪慧之子弟而教之，课以英法之文，地理、历史、测绘、算术、理化之学，又以中国教习四名，分课汉文及各课程。学生皆给官费，每年约用一万余两。”此外，还设立“番学堂”，选“番童”二十名，“课以汉文、算术，旁及官话、台语。起居礼仪，悉仿汉制。”

清政府在台湾创立府州县学，在民间办社学，不仅提高了当地汉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而且也使高山族人民的教育日益发展。许多高山族儿童能够熟读汉文古籍和书写汉字。“东螺、猫儿干间，有读书识字之番，有能背诵毛诗者，口齿颇真，往素牌票，亦能句读”[7]。这些，逐渐改变了高山族人民文化低落的现象。

总之，台湾建省后至“割台”前，在儒学和书院的设立，课程的内容及安排，科举制度的实行，儒学和书院的有关规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和大陆是完全相同的。

再次，是民间的风俗。演剧是台湾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时令节日的重要风俗，在社会上对惩恶扬善起一定的宣传作用。台湾的剧种，一名“乱弹”，也称“正音”，由大陆南方传入，所唱的大都是二簧西皮，有时也有昆腔。二名“四平”，来自大陆潮州，语多粤调。三名“七子班”，承袭古梨园之制，唱词道白，均用大陆泉州口音。由上可以看出，台湾的主要戏剧种类来源于大陆。

由于台湾居民大部分来自大陆的福建和广东，风俗不同，歌谣也有差别。来自福建的台湾人喜欢唱“南词”。来自广东的台湾人喜欢唱“粤讴”，也称“山歌”。“南词”唱的时候，以丝竹伴奏，其声悠扬，如泣如诉，使人非常伤感。“粤讴”则比较悲越，听的人多。台湾建省后，京曲传入，人们多习徽调，唱“南词”的渐渐少了。由上可见，台湾的歌谣主要来自大陆，和大陆的福建、广东以及京剧这一剧种有密切关系。[8]

最后是宗教。台湾宗教众多，既有神教，也有道教，还有佛教等，都和大陆关系密切。所谓神教，就是以神为教。人们希望趋利避害，扬善惩恶，便敬拜诸神，以求保佑。在台湾的神教中，首为上帝，次为三官，复次为五帝，复次为王爷，复次为天后。这里仅以敬拜天后为例，说明台湾神教和大陆的关系。天后亦称天上圣母，被郊商海客尊为安澜之神。据说天后姓林，福建莆田人，五代时都巡检之女。她二十八岁成仙，常衣红服，乘云气，遨游岛屿间。康熙十九年（1680年），被封为天上圣母；二十二年，加封天后，并敕建祠于原籍，又在台湾建天后宫；五十九年（1720年），诏春秋致祭，编入祀典，此后台湾各府县的庙中，开始大祭[9]。由上述可以看出，天后的故事不仅起源于大陆，而且和清朝皇帝的敕封有极大关系。

道教是中国本土产生的宗教，以老子为始祖。台湾的道教，属于张道陵派，教人悔过奉道，用符水咒法治病。三官堂的道士，来自江西，以卖药传道，在民间有较大影响。

台湾的佛教，其宗派多传自福建。有的寺庙，比如海会寺，是清朝官员直接出面修建的。随着大陆移民的增多，台湾的佛教逐渐兴盛，斋堂之设极为普遍。

综上所述可见，台湾建省后至“割台”前的文化，无论是官方倡导的，还是民间流行的，抑或是宗教的，都和大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属于中华文化的范畴。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这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同属于中华文化范畴的这种特性，对后来不同时期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不管什么力量，都不能把这种关系割断。

二、             日据时期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关系

清光绪二十一年三月（1895年4月），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15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及澎湖列岛重新回归中国。在日本占据台湾的51年中，尽管日本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台湾的统治，包括在文化领域内，禁止台湾人民用中国农历，禁止台湾人民开设书房，推行“皇民化运动”，禁用汉文等等，但是，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心系大陆，在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仍保留着中华文化的传统。

首先，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中华文化意识，例如汉文书房和诗社等。日本占据台湾以后，推行语言同化政策，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语，但是，台湾人民，特别是上层家庭，仍然坚持传统的汉文书房教育，努力学习汉语。所以，这时的汉文书房数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有人统计，1897年3月，全台湾计有书房1224所，学生19022人。1898年3月，书房增为1707所，学生增加到29941人[10]。除了汉文书房教育外，在传统的200多个诗社里，都保留并发扬着中华文化，其中许多诗社成员投入到反日的文化启蒙运动和政治运动中[11]。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要数被称为“日据时期三大诗人”之一的连横。

连横（1878-1936），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台湾省台南人。到他这一代，连家居台湾已历七世。连横18岁时，正值《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奉讳家居，手写《少陵全集》，始学诗以述家国凄凉之感。”连家世居地台南宁南坊，为郑成功驻兵故地，古木郁苍，境绝清閟，割台后，日人在此新筑法院，全庄被迁，连家亦遭毁，雕梁画栋，夷为平地。从此兄弟叔侄，散处四方。连横曾写有《过故庐》诗，表达其悲愤的心情。21岁时，连横任台澎日报社记者。日俄战争后，连横携眷来到大陆，在厦门创建《福建日日新报》。后又携眷归台，主持《台南新报》汉文部，与赵云石等人创立南社。三年后移居台中，主持《台湾新闻》汉文部。并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等人创立栎社，宣传中华道德文化。中华民国建立后，气象一新，连横遂来大陆，三年间足迹遍及11省，曾先后入吉林报社、边声报社、清史馆工作，同时收集有关台湾史料。1914年冬，连横回到台湾，复职《台南新报》汉文部，陆续发表《大陆游记》、《大陆诗草》。1918年撰完《台湾通史》。1927年办雅堂书局，推广中文图书，编撰《台湾语典》，以保存弘扬台湾历史文化为己任，用以实现“爱国保种”之宏愿。1933年来上海定居，直到病逝[12]。

连横曾写有“至南京之翌日登雨花台吊太平天王”诗，其中写道：龙虎相争地，风云变态中。江山归故主，冠剑会群雄。民族精神在，兴王事业空。荒台今立马，来拜大王风[13]。另外，章太炎先生曾称赞《台湾通史》一书，“以为民族精神之所附，谓为必传之作”[14]。总之，连横的“民族精神”，正是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心系大陆的生动体现，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民间文化仍是中华文化的有力佐证。

其次，是大陆戏剧文化对台湾的深刻影响。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台湾和大陆政治上处于隔绝状态，但是，大陆文化对台湾文化的影响却没有中断，这在戏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据徐亚湘先生的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台湾本地戏剧尚未形成进入戏院做商业演出的条件，以及台湾人民不愿也不爱看日本戏剧，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陆戏剧便如潮水般流入台湾。据不完全统计，自1899年至1937年的38年间，仅大陆上海、福建、广东三地就有12个剧种、超过60个戏班前来台湾做商业演出。大陆戏班整齐的演出阵容，精湛的表演艺术，新的舞台美术观念，以及丰富的剧目，完整的行当，受到了台湾人民的热烈欢迎。大陆戏剧丰富了台湾传统戏剧的艺术内容，促进了台湾本土京班及京剧票房的形成。总之，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大陆戏剧对台湾戏剧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5]。

再次，是大陆宗教和台湾宗教的交流。日据时期，台湾民间仍然流行和大陆一样的各种各样的神教。此外，就是大陆的宗教——尤其是佛教，对台湾仍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日本占领台湾后，适应侵略的需要，日本的佛教也进入台湾。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台湾佛教徒信仰日本佛教的并不多。相反，由于语言的便利，信仰方式的一致，以及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台湾的佛教徒和大陆佛教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陆佛教和台湾佛教的交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台湾僧侣在大陆的受戒与留学，二是大陆僧侣来台传戒。关于台湾僧侣在大陆的受戒与留学，据统计，日据时期台湾的著名寺庙，如基隆月眉山灵泉寺，台北观音山凌云寺，台南开元寺，苗栗大湖法云寺，台南竹溪寺，都有著名法师往大陆受戒或学习，从而提高了本寺庙举办佛事的能力。至于大陆僧侣来台湾传戒，这里只举两例：1923年，大陆福建鼓山涌泉寺圣恩法师到台湾凌云寺传戒，听众多达700余人，其中不少是台湾的名僧。1927年，福建鼓山涌泉寺和南海普陀山的高德法师来台湾法云寺传戒，在台湾佛教界引起了极大的影响。至于大陆僧侣来台湾讲经、主持法会，更是多的不可胜数[16]。

三、             1945年10月至1987年7月间，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关系

1945年8月15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警备司令部成立。10月，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举行，台湾和澎湖列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1949年5月，国民党政府颁布戒严令，台湾全省戒严。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2月，国民党“行政院”、“总统府”迁往台北，蒋介石到台北。从此，台湾和大陆处于隔绝状态，直至1987年7月间“戒严令”解除。这一时期，台湾和大陆社会制度不同，指导思想有别。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坚持反共立场，提出和中国共产党“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尽管如此，由于从蒋介石到蒋经国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台湾和大陆的人民同属中华民族，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同属中华文化，这些基本的东西并没有改变，因此也就决定了台湾和大陆在文化方面有许多共性。

首先，从台湾方面来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为了总结在“反共”中的失败教训，注意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企图从中吸取营养。他在《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一文中，提出要重振“四维八德”。所谓“四维”，是指礼、义、廉、耻；所谓“八德”，是指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属于典型的儒家思想。蒋介石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他解释说，宣扬四维八德，就是发扬“我们固有的道德”[17]。蒋介石还总结了在“反共”中教育工作的失败教训，认为是“忽视了国家观念，民族思想和道德教育”。他主张要加强“道德教育”。为了实现蒋介石的主张，当时的台湾教育机构制订了包括“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等内容的教育方针。什么是“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按蒋介石的解释，就是要在教育内容和教育过程中，注重发扬中国固有的传统道德，以“提振民族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心”。“要以民族主义做基础，特别注重中国的伦理哲学”。“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情，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18]。

1967年7月，台湾开始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到上世纪70年代初达到高潮。尽管这一运动有着复杂的背景，特别是有着明显的“反共”色彩，但是，它在一些领域也做出了成绩。据统计，到1981年3月为止，台湾商务印书馆在这次运动中，已出版古籍今注今译共28种，包括：《尚书今注今译》、《周易今注今译》、《说苑今注今译》、《诗经今注今译》、《老子今注今译》、《荀子今注今译》、《礼记今注今译》、《庄子今注今译》、《韩诗外传今注今译》、《周礼今注今译》、《春秋左传今注今译》、《墨子今注今译》、《论语今注今译》、《孝经今注今译》、《史记今注今译》、《孟子今注今译》、《春秋公羊传今注今译》、《孙子今注今译》、《大学今注今译》、《大戴礼记今注今译》、《太公六韬今注今译》、《中庸今注今译》、《新序今注今译》、《黄石公三略今注今译》、《司马法今注今译》、《尉缭子今注今译》、《吴子今注今译》、《唐太宗李尉公问对今注今译》[19]。这套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很受欢迎，对古籍整理工作做出了贡献，同时也带动了其它古籍的整理出版。此后，《白话史记》、《白话三国志》、《白话资治通鉴》等书相继出版。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台湾比较重视历史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从机构上讲，有“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大学历史系、考古人类学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东海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辅仁大学历史系，政治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成功大学历史系，淡江大学历史系，东吴大学历史系等。从所取得的成绩上看，在中国古代史方面，整理了殷墟发掘资料，出版了《小屯》、《殷墟书契》；编选了明清内阁大库残档，出版了《明清史料》。在近代史和台湾史方面，出版了《革命文献》、《台湾文献丛刊》等。

在台湾民间，对反映传统的中华文化的电影非常喜欢，说明了这一时期台湾和大陆文化命脉的一致。这方面典型的事例有：1963年夏，黄梅戏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上演，162天里，演了930场，有72万人观看，门票收入达840万元新台币。根据黄梅戏《天仙配》改编的古装黄梅调故事片《七仙女》，上演后也深受台湾人民的欢迎。武侠片《龙门客栈》，在台湾省内电影院中开创了武侠片卖座的最高记录[20]。

在文学创作方面，台湾的乡土文学取得了成绩，特别是乡土小说，它继承了传统，表现了民族的风格；强调要反映现实，服务于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承认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现实主义的文学[21]。总之，台湾的乡土文学“展现了深邃的爱民族、爱祖国、爱乡土的主题内涵”[22]。

其次，从大陆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向来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古籍的整理和出版。毛泽东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科学的总结。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定期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还成立了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北京大学等高等院校均成立了古籍研究所或古文献研究所。除中华书局专门负责出版古籍外，还在全国各地成立了相当数量的古籍出版社，出版、重印了大量古籍，如文学方面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辽文》、《全金元词》、《全元散曲》等。与此同时，一些译注，如《古文观止译注》、《诗经全译》等，也先后出版。

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大陆也给以了极大关注，尤其重视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机构遍布全国。先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设有历史所和近代史所。在各地方社会科学院，设有历史所。在大专院校和师范院校，都设有历史系。这一时期，中国重要的历史文献得到了系统的整理。比如，在1954年至1978年间，组织专家对《资治通鉴》和三千余卷的“二十四史”进行点校后相继出版。《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武威汉简》、《武威汉代医简》、《居延汉简甲乙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等一大批出土文献得到了整理。孔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档案资料相继整理公布[23]。

大陆对古典戏剧的发展非常重视。毛泽东曾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为了执行这一方针，从中央到地方都成立了相应的机构，有时中央政府还以发文件的形式进行指导。在1952年秋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有23个剧种、37个剧团参加汇演，演出剧目82个，其中就有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京剧《将相和》等传统戏。在1956年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力发掘传统剧目。结果，一年之内，各地发掘的传统剧目就有5万多个，昆曲《十五贯》，京剧《白蛇传》，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24]。在大陆民间，反映传统的中华文化的戏曲电影也非常受欢迎。

大陆的乡土小说，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深受群众欢迎。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有：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刘绍棠的《蒲柳人家》，浩然的《苹果要熟了》，古华的《芙蓉镇》，路遥的《人生》，陈忠实的《白鹿原》等。大陆当代乡土小说，在塑造人物的同时，展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包括民情风俗、方言土语、民间传说以及当地的自然风貌[25]。大陆的乡土文学，同样展现了深邃的爱民族、爱祖国、爱乡土的主题内涵。

同属中华文化范畴的台湾和大陆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为下一时期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四、1987年7月至今，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关系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解除了在台湾本岛和澎湖实行了38年之久的“戒严令”。9月，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来大陆采访，成为38年来第一次公开来大陆采访的台湾新闻记者。1988年9月，台湾首次派团参加在大陆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10月，台湾“立法委员”胡秋原回大陆探亲。11月，台湾当局有条件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病、奔丧，钱穆女儿钱易成为大陆去台探病、奔丧第一人[26]。闸门一旦打开，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交流就像汹涌澎湃的潮水一样，无论什么力量，都再也阻扼不住了。

这一时期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关系，一方面是交流不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登辉、陈水扁等的“台独”活动，“去中国化”，使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也阻碍了台湾的文化发展。

首先，是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交流不断。前已指出，由于台湾和大陆的居民同属中国人，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同属中华文化，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决定了他们在长时间的阻隔之后，需要相互表达，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由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以及文艺、体育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活动。由于缺乏系统的资料搜集，本文不可能对这一时期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交流活动进行全方位的梳理，只能就接触到的历史学方面谈些情况。

海峡两岸恢复来往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多次组织只有两岸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就大家关心的一些学术问题交换意见。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一次是1996年12月，在昆明举行的“孙逸仙思想与民族发展研讨会”。台湾作为协办单位的是孙文学术思想研究交流基金会。大会提供了约50多篇论文，就孙逸仙思想对民族发展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会议期间，代表们游览了昆明西山云崖雕刻和石林，参加了民族村的活动。另一次是1999年10月，也是在昆明举行的“海峡两岸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大会提供的论文约有60余篇，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以及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情况进行了探讨。这次会议，台湾来的多是著名学者。会议期间参观了大理、丽江古城。这两次会议开得都很成功，会后两岸学者长时间保持着联系。

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多次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际会议，这些会议都有台湾学者参加。比如，1990年，召开了“第一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年9月，召开了“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12月31日至2000年1月2日，召开了“‘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8月，召开了“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在这些研讨会上，海峡两岸的学者进行了充分而又友好的学术交流。

台湾的有关学术机构也组织了不少只有两岸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这其中我参加的有：1995年1月，由中国文化大学组织、在台北举办的“海峡两岸蒙古学藏学学术研讨会”；1999年7月，由夏潮基金会组织、在澳门举办的“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学术研讨会”；2004年5月，由台湾师范大学儒学研究中心组织、在台北举办的“台湾儒学和蒙古儒学学术研讨会”等。

以上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出这么多的有两岸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只是想说明，这一时期台湾和大陆的文化交流情况。的确，海峡两岸同是中国人，共同沐浴着灿烂的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光辉。由于种种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岸同胞不能团聚，文化交流受阻，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现在，两岸通过文化交流，取长补短，一定会促进两岸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使其为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同时，也会加快两岸人民团聚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其次，是李登辉、陈水扁等的“台独”活动，对两岸文化交流的影响。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由于这时李登辉羽翼未丰，地位不稳，他还强调“本人是台湾人，但也是中国人”；“只有一个中国，必须要统一”；“台独问题，将绝对依法处理”[27]。后来，随着他地位的稳固，“台独”面目逐渐暴露，在1999年7月，公然抛出“两国论”，说两岸关系是“国与国”的关系[28]。陈水扁上台后，大搞“台独”活动，“去中国化”，甚至在台湾的《高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草案》中，把中国史和台湾史分开，把台湾史作为“本国史”，等等。李登辉、陈水扁等的“台独”活动，严重影响了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挠，一些会议不能在台湾召开；有些会议大陆学者不能参加。台湾的一些刊物，比如《中国边政》，几乎陷入停刊状态；台湾的一些学者，被迫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台湾学者的一些研究课题，也被迫取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李登辉、陈水扁等的“台独”活动终究要破产，海峡两岸的人民终究要团聚，同属中华文化的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关系会越来越密切。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永远屏蔽着祖国的东南海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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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中所谈的文化，是指狭义概念的文化。

[28] 见《人民日报》1999年7月15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