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在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仅是中西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天主教在中国以至远东的传教中心。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事业的发展，中国内地此起彼伏的教案，都与澳门有着密切的关系。 

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1784-1785)，中国发生了一起全国性的教案，史称乾隆朝大教案。它不仅导致了全国各地大批教士、教民的被捕入狱，还波及到澳门，引起了一场中葡风波。这是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现根据清代档案、清实录和有关的英文资料，就澳门与乾隆朝大教案的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一、             澳门与明清时期天主教传华史 

明朝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在此前后，天主教士亦来到澳门进行传教活动。1562年，澳门已建立了3座简陋的教堂。此后，澳门教堂愈建愈多，规模也愈来愈大。澳门逐渐发展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基地，中国天主教徒的聚集之地。耶稣会士前来中国和远东各国传教，总是先到澳门，在澳门研讨传教方法，学习中文等东方语言，做好准备工作。 

1582年，利玛窦来到澳门。随后他进入内地，到过肇庆、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中国居留了28年，创立了一套在中国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既打开了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大门，又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遵循利玛窦的“适应策略”，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在华传教事业有了很大发展。清朝康熙初年，杨光先在《请诛邪教状》中指出：传教士在济南、淮安、扬州、镇江、江宁、苏州、常熟、上海、杭州、金华、福州、建宁、延平、南昌、建昌、广州、桂林、重庆、保宁、武昌、西安、太原、开封、京师等地，共建了教堂30所，“每堂每年六十余会，每会收徒二、三十人。”“香山澳盈万人，踞为巢穴，接渡海上往来。”[1] 在此，杨光先明确地将澳门指称为中国天主教的大本营。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不仅以澳门为中心，积极向中国内地传教，而且利用澳门的特殊条件培养中国籍的神职人员。主要方法有：1，从澳门教徒中选拔人员，逐步培养为修士或司铎。2，从内地教徒中选拔人员，送往澳门培养为司铎。3，以澳门为津梁，将选拔出来的中国教徒经澳门送往国外，留学深造。通过这3种方法，中国产生了一批本土的神职人员。郑玛诺、吴渔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中国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礼仪之争发生后，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严厉禁止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在长达百年的禁教时期，澳门成了中国天主教的一个重要据点。它不仅是澳门华人和内地居民的进教之地，而且是对潜入内地传教的教士接引联络的津梁。 

乾隆十一年(1746)，澳门同知张汝霖奏报：“其唐人进教者约有二种：一系在澳进教，一系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其在澳进教者，久居澳地，渐染已深，语言习俗，渐化为夷。”“其各县每年一次赴澳进教者，缘澳门三巴寺下建有天主堂，名为进教寺，专为唐人进教之所。”“每年清明前十日，各持斋四十九日，名为封斋。至冬至日为礼拜之期，附近南、番、东、顺、新、香各县赴拜者，接踵而至，间有外省之人。”[2] 

乾隆十八年(1753)，四川教徒王尚忠利用在澳门贸易之便，引西洋教士费布仁入川传教。他们于十二月“在澳门起身，沿途有人盘问，俱系王尚忠答应”[3] 。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到达成都。 

乾隆二十二年(1757)，山东教徒李松“同广东人李刚义往广东澳门，引西洋人梅神甫到东，在临清、直隶、威县等处传教”[4]。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教会史专家方豪称：“余前在嘉兴车辐浜教堂，见有巨型麻袋及破铜勺各一，教友相传大麻袋系装西洋神父者，破铜勺系教友伪装乞丐，自浙经赣入粤赴澳门，率领神父潜行入境者。或夜行昼伏，或密藏舱底，以麻袋伪装货物。”[5] 这个麻袋和破勺是历史的见证，反映了澳门与天主教传华史的密切关系。 

二、乾隆朝大教案的起因与经过 

如前所述，禁教时期不断有西方传教士从澳门潜入内地传教。乾隆四十九年（1784），又有4 名意大利传教士由澳门进入广州，住在意大利传教士哆罗的住所，准备潜往内地，秘密传教。 

哆罗(Msgr  della  Torre)是罗马传信部负责中国教务的代理人。从1781年开始，经清廷批准在广州居住，负责传递京城传教士的信件。在中文史料里，他被称作“罗马当家”，他的住所被称作“哆罗夷馆”。 

乾隆四十九年四月中旬，中国教徒焦振纲、秦禄由陕西来到广州，来到哆罗夷馆，延请洋人前往陕西传教。他们几个从广州沿着各地传教点，潜往陕西。为了不致被发现，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每到一个传教点，即由当地教徒接手再送到另一个传教点。在这种接力式的护送下，4个意大利传教士顺利地离开了广东，走过了湖南湘潭、湖北樊城。七月，他们行至襄阳，被清兵抓获，八月初被押送武昌。湖广总督特成额立即将此事向朝廷上奏，乾隆朝大教案因此爆发。 

在奏折中，特成额声称：“盘获西洋四人，起出书信一封，系广东罗马当家所发，往陕传教，令蔡伯多禄送至湖南湘潭暂住，另酌人送樊城，直走西安，札托李姓送往。”[6]  乾隆闻奏，悖然大怒。首先，他想到清政府早已颁布禁教令，禁教期间，虽然并不禁止懂科学技术的传教士进京献艺，但必须报明地方官，由地方官上奏，获准后方许进京。而哆罗并未禀知督抚，辄遣人私至内地，送信传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必须严肃处理。其次，他对广东督抚等地方官极为不满。因为自一口通商之后，西方人难以进入中国。广东督抚竟对哆罗私遣多人，潜往内地传教，漫无觉察。尤其令他惊异不解的是，西洋人面貌异样，不难认识，他们由粤赴楚，沿途地方官吏为何一无稽查，至襄阳始行盘获？其三，联想到此时甘肃地区的回民起义，他对传教士此行的目的产生了高度的警惕。认为“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亦未可定。”[7]  因此，他下令详细审讯被捕的传教士，将所有接送过传教士、为传教士送信、留传教士住宿的中国教民一律逮捕究办。并查明罗马当家派往陕西传教者，究竟要传与何人？按名拿办。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湖广是教案的爆发地，搜捕首先在那里进行。与此案有关的教民刘绘川等先后被捕。九月，特成额奏言：“将现获西洋夷人吧地里央等四名，并究出接引伴送、从习天主教之刘绘川等十人解京审讯。尚未获各犯，现在咨拿。”[8]  不久，护送过传教士的周正、张永信等人也纷纷落网。 

陕西是传教士此行的目的地。教案爆发之初，陕西督抚就闻风而动，开始搜查，捉拿了隐藏在省内的传教士3人。他们还根据教士教民的招供，向乾隆奏报：陕西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都有学习天主教的人和传教的西洋人。“本年罗马当家寄信内言及，现派十人分往山陕、湖广、山东、直隶各省。”[9]  这份奏报使乾隆得知，中国境内的传教活动远比清政府估计的严重得多，私入内地的传教士也远不止4人，而是蔓延数省。因此，他下令各地督抚严密查拿。教案迅速扩大。 

甘肃紧邻陕西，又是回民起义所在地，搜捕颇为严密。当局首先抓获了教民刘多明我等人。五十年（1785年）正月，陕甘总督福康安又奏报：“嗣据甘、凉二府属续查出天主教人犯杨生荣、韩守元、张儒、张文等共72名先后拿获具报，并将刘多明我各犯押解来省，臣率同臬司汪新逐加严鞫。”[10] 

广东是传教士此行的出发地，可谓教案之源，搜捕自始至终非常严密。先后抓捕了罗马当家哆罗、接送过传教士的李刚义等人，和近百名奉习天主教的教民。[11] 

山东也密加访查，抓获了2名潜藏的传教士。五十年二月，山东巡抚明兴奏报：“将西洋人吧地里亚度、格雷西洋诺，及接引之李松、邵珩，妄称神甫之朱行义即朱里官，并辗转窝留之任文臬、张泰、胡恒、韩三等押解赴京，送交刑部归案。”[12] 

山西也四处搜查，逮捕多人。并“拿获西洋人安多呢，讯据供称，系四十六年由京赴晋，在范天保家居住传教。”[13] 

四川，五十年正月，抓获了西洋人冯若望、李多林，“并拿获接引之张万锺、张万效，及往来住宿之周仁义等犯。”[14]  二月，又“拿获来川传教之西洋人额地夷德窝一犯，并窝留之唐正文。”[15] 

江西，五十年二月奏报，抓获了“西洋人李玛诺，并窝留李玛诺在家之刘桂林，及引领前赴庐陵等处传教之彭彝叙。”[16] 

福建，抓获了从江西来闽的西洋人方济觉，并将容留方济觉的伊益德，及私习天主教的吴永隆等人捉拿归案。 

直隶抓捕了多名教徒。安徽、贵州等地虽未出现大规模的逮捕，但也大有风声鹤唳之势。 

总之，此次教案犹如一场巨大的风暴，其来势之猛，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缉查之严，逮捕教士教民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它涉及到全国十几个省份，共有18名外国传教士和数百名中国教民被捕入狱。 

三、   乾隆朝大教案与澳门风波 

清廷抓获了大批教士、教民，但没有抓到广州教徒蔡伯多禄。蔡是福建人，在广州行医，是引传教士入内地的关键人物。为了抓获此人，清廷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并因此而引起了一场澳门风波。 

教案开始时，蔡伯多禄住在广州家中。他知道有危险，就隐蔽到另一位教徒家中。1784年9月26日晚上，不仅蔡家被抄，隐居的人家也遭到搜查。清兵到来时，蔡伯多禄被惊醒。他从后门逃往另一位教徒家中。意识到自己仍然处于危险之中，他又乘船逃到了澳门。 

广东督抚没有抓到蔡伯多禄，怀疑他在澳门，便派了两名官员到澳门索取。当时澳门官员还不知蔡的到来，便声称蔡不在此地。10月3日，广东督抚有了蔡伯多禄在澳门的确凿证据。他们找到了送蔡到澳门的船夫。这位船夫看见蔡进了澳门方济各修道院。然而，当广东再次派遣官员赴澳门索取时，蔡已装扮成西洋人，离开了方济各修道院，和其它逃亡者一道，藏到了奥古斯丁修道院。 

广东又一次派出使者要求澳门当局交出蔡伯多禄和其它逃犯，否则就封锁澳门。由于澳门的食物供给依赖中国大陆，因此封锁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在刚从印度回来的澳门高级官员的坚持下，澳门决定不交出蔡伯多禄。并声称他们对中国逃亡者不负责任，因为澳门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他们无法阻止逃亡者的入境。 

广东官府对此回答很不满意，立即下令封锁澳门。澳门的食品很快就严重短缺。 

10月下旬，广东按擦使准备前往澳门，他派使者先行，责令澳门当局在24小时内交出逃犯。澳门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交出逃犯，但在所有修道院来一个形式上的搜查，以避免触怒按察使。这样的搜查自然没有结果。 

澳门的葡萄牙人开始用激烈手段缓解他们的食品危机。他们截留了一艘正要离港的载有大米的中国船只，关押了船上的部分中国船员，并向可能载有大米的其它船只开火。这在中国居民中引起极大惊恐。按察使担心引起战争，急忙返回广州。广东巡抚孙士毅也不希望此时开仗，10月28日，他解除封锁。 

乾隆帝多次下令全国通辑蔡伯多禄。孙士毅又派了一个使团前往澳门。官员们首先到了奥古斯丁修道院，他们知道逃犯曾经藏在这里。修道院院长声称，逃犯既不在院内，也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不相信院长的话，广东官员坚持认为逃犯在此。当发现一无所获时，广东官员极为愤怒。他们招集澳门的高级官员来到现场，要求交出逃犯，并向澳方递交了一封孙士毅写的措辞强硬的信。澳门的中国商人也请求葡萄牙人让步，交出逃犯。但是，葡萄牙人固执己见。中国官员返回广州，向澳门发出严重警告。 

在这种情况下，澳门当局不能再将逃犯藏在城中，决定将他们送走。恰好这时有一艘葡萄牙船准备开往印度果阿，为逃犯离澳提供了一个好机会。10月30日夜晚，蔡伯多禄等人秘密登船。黎明时分，他们启航前往果阿。 

孙士毅决定打破葡萄牙人的顽固不化。整个11月，澳门都受到军队即将来临，澳门将被包围的警报的干扰。据说，“广州军队确已出发，但又被孙士毅召回。他没有把握此举定能成功。他向在广州的两个外国人打听澳门的防御能力。这两人告诉他，澳门大炮优良，能有效地抵抗袭击。孙士毅于是停止了冒险，澳门的恐惧渐渐平息。”[17] 

四、   乾隆朝大教案的处置结果 

根据乾隆帝的谕令，清政府对被捕的教士教民分别作了不同的惩治。 

对于外国传教士，清政府稽拿甚严。上谕：“西洋人潜赴内地传教惑众，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自不可不按名查拿。”[18]  所有被捕的外国传教士都被押送北京，由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在审讯中，清政府最重视的是传教士的政治目的。正如乾隆所说：“西洋人既欲传教, 亦当在广东附近之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分，何必远赴陕西？此皆关系案内紧要情节，必须彻底根究。”[19]  他怀疑“西洋人与回人本属一教，今年甘省逆回滋事，而西洋人前往陕西传教者又适逢其会。且陕甘两省民回杂处，恐不无勾结煽惑情事。”[20] 

五十年三月，审讯结束，查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教民与回民起义毫无关联。但是，这些传教士无视清政府的禁令，私赴各省，秘密传教，梅神甫、安多呢等，竟以西洋人藏匿山西、山东达一、二十年之久，殊干例禁，不可不严加惩治。三月二十四日，乾隆宣布：“此案本应按律定拟，将该犯等即置重辟，第念伊等究系夷人，免其一死，已属法外之仁，未便仍照向例发回该国惩治。因令刑部将各该犯牢固监禁，以示惩儆。”[21]  与此同时，乾隆又令广东巡抚孙士毅，将审判结果就近传集正在广州进行贸易的各国商人，详悉晓谕，使他们咸知感惧，益加小心，恪守内地法度。并严申：“如有情愿赴京者，仍准报明督抚，具奏伴送，不得仍前潜赴各省传教滋事。如再有干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当从重严办，不能再邀宽典也。”[22] 

对于中国籍神父，乾隆认为：“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入官。”[23] 

对于延请和护送传教士的教民，乾隆认为这些人“如果安分习教，尚在可原，何得招致西洋人往来内地，私传经教？”[24]  因此，他谕令：“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25]  因此，大批教民遭到了与中国神父一样的厄运。 

对于因祖父相传，持戒奉教，与洋人无关的普通教民，乾隆认为自应严密访拿，照例查办。但是，这些人俱系世相传习，与接请洋人，引人入教者不同，不必押送来京。“自当勒令悛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26]  上谕虽有此言，但各地的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许多普通教民也受到了严惩。例如陕甘总督福康安奏言：刘志唐等六犯“虽讯无与西洋人认识往来，亦未收到番钱，但既有教名，即系受其名号，自应从重办理。请将该犯等均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27] 

对于失察官员，清政府的惩治也很严厉。首当其冲的便是广东官员。乾隆认为此案皆由西洋人赴广贸易，与内地民人勾结，以致潜往各省。广东官员何以竟如聋聩，毫无觉察？因此他宣布，广东官员自有应得处分。并强调：“倘嗣后仍有西洋人潜出滋事者，一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即当重治其罪，不能复邀宽典也。”[28]  据英文数据记载，广东省内从广州到南津县，各地的官员都受到降级处分，共罚银70万两。[29] 

对于其它各省的官员，乾隆也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难以理解，天主教在雍正年间即被严禁，不许内地人传习。而呢吗．方济各等传教士，初则为内地人勾引至广，继则纷纷潜至各省，居住传教，时越二十余年，地则连及数省，各地方官何以毫无觉察？西洋人面貌语言与内地人迥然不同，又行踪诡秘，止与教内人往来，地方上有此形迹可疑之人，自当访察严拿，何至如此疏忽？他令各省官员认真查缉，以此赎罪，并严厉警告：“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30]   

许多地方官都因此受罚。为哆罗作保的行商潘文岩等人也深受牵连。教案发生不久，广东巡抚孙士毅就奏言：“洋商潘文岩等不能防范哆罗罗马当家，任由蔡伯多禄来往勾通，情愿罚银十二万两。”乾隆谕道：“准其认罪，并令将此项银两解交河南漫工充用。”[31] 

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终以传教士囚禁刑部、中国教徒充军伊犁、失察官员降革罚银而停止。留居京城，为清廷服务的传教士不甘心就此结束。他们多方营救，极力斡旋，希望乾隆能改变对传教士的判决。但是，他们的努力毫无结果。 

五十年（1785年）四月，遣使会派罗尼阁来到北京，接理中国教务。罗尼阁，法国人，精通天文历算。乾隆召见，颇为赏识。初授钦天监监副，后又授钦天监监正。 

受此礼遇，罗尼阁竭力为传教士说情，设法营救。乾隆从塞外还朝之时，他又率同道出迎。乾隆很高兴，显示出对传教士的好感。教案有了转机。 

五十年十月八日，乾隆突然颁布一道上谕。在谕中，他首先回顾道：前因4名西洋人私入内地传教，经湖广查拿，究出直隶、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俱有私自传教之犯。各省陆续解到，交刑部审拟，定为永远监禁。 

随即他解释道：此等人犯不过意在传教，尚无别项不法情事。如呈明地方官，料理进京者，原属无罪。因该犯等并不报明地方官，私自在各处潜藏，转相传引，如鬼域伎俩，必致煽惑滋事，自不得不严加惩治。虽坐以应得之罪，朕仍悯其无知，仅予圈禁。 

最后，他宣布：“今念该犯等究系外夷，未谙国法。若令其永禁囹圄，情殊可悯。所有吧地里央等十二犯，俱着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着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以示矜恤远人，法外施恩至意。”[32] 

此时，被捕的18名传教士中，已有6名死于狱中。“一系陕西正主教，二系陕西主教，三即代多来，四系意大利亚国圣方济各会士名亚多，五系外国传教会之法国司铎名德卧（华姓吴），六系德卧同会修士名代肋崩（华姓贲），亦系法国人。”[33]  另据英文数据记载，罗马当家哆罗也已于1785年8月29日死于北京狱中，时年53岁。[34] 

尽管如此，乾隆的上谕仍使传教士们欣喜异常。幸存的12名被捕传教士全都获得了自由。他们或留居北京，或离华回国，不许回原地传教。 

西方传教士终于获得乾隆的宽恕，但中国教徒所受的惩治却丝毫未减。这说明乾隆的禁教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中国人，其宗旨就是维护封建统治。 

综上所述，澳门与明清时期天主教传华史有着密切联系，与乾隆朝大教案息息相关。它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也是中西冲突的前沿阵地。在16—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上，澳门的地位引人注目，我们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 

（资料来源：载《16—18世纪中西关系与澳门》，商务印书馆，200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