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世纪中叶台湾地区的近代化道路是特殊的，它是“内地化”、“西化”与“台湾特色”的结合（１）；在政治近代化方面，以“内地化”为先导，仿照大陆建立起秩序的政治统治结构，政治民主化的内容相对缺乏；在经济近代化方面，以“西化”为主，以兴办近代工业为前锋，在贸易强劲的优势下推进经济生活的变迁；在社会价值观上，是“内地化”与“西化”融合于台湾本土中，逐步形成的“台湾特色”。

本文将探讨１８６０—１８９５年台湾地区特殊的近代化道路以及它的成与败，以１８６０年为起点，是因为从这一年起台湾的基隆、高雄等地先后开港，从此，欧风美雨再难阻隔。而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６０年的２０年间，对台湾而言，变化不著。１８９５年，是割台之年。此后，台湾进入日据时代，近代化的道路有了新的内容，故没有列入本文探讨之中。

一

台湾的近代化运动起于外力的冲击和运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至６０年代，西方列强相继登陆中国，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２）地位逐渐得到重视。清王朝从强化台湾海防出发，陆续选派沈葆桢、丁日昌、岑毓英、刘铭传等得力干员经营台湾，台湾的近代化由此启动。

台湾的早期近代化是以政治上的近代化为前锋的。由于台湾社会强烈的移垦性质，它的政治近代化首先是仿照内地，建立起以中华文化为核心的政治统治秩序。这项工作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开山抚番”，扩大清政权在对湾的统治地域和权限。最早在台湾大规模从事这个工作的是沈葆桢。他认为，台湾的最大问题是“官吏所治者祗滨海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３）于是拟定开山步骤１４事，包括屯兵卫、招垦户、设官吏、建城郭、设邮驿等；抚番计划１１项，包括选土目、查番户、定番业、通语言、教耕稼、修道途、易冠服、设番学、变风俗等。（４）１８７５年，清政府正式废驰内地民众入台耕垦之禁、沈葆桢等在台官员在厦门、汕头、香港设置招垦局，招募民众免费来台开荒、招垦，并以武力配合，以扩大汉人所据地域。此后，大量大陆移民涌入台湾。据统计，１８１１年时汉人仅有２４万户，不足百万人，到８０年代中，汉人有２００多万人，到１９０５年，在台汉人已达２９０多万人。（５）汉人的大量涌入，加快了台湾地区的开发。在此同时，清朝在台官员还为“番民”设置义学、施以教化，强迫他们ｚｈì＠①发穿衣，授产营生，加快“番民”汉化的速度。到７０年代中后期丁日昌治台期间，规定《抚番开山善后章程廿一款》，“开山抚番”的规划更为成熟。８０年代初，岑毓英推行“改土归流”，熟番正式划入汉籍，台湾土著居民的汉化完成了重要一步。１８８３年，刘铭传入台，加强对“生番”的教化，在１８８６年到１８８７年，后山各路招抚“番社”部落２１８个，前山各路招抚“番社”部落２６０个（６），东西海岸终于连成一片。“开山抚番”有一定的武装拓殖色彩，它扩大清王朝在台湾的有效统治地域和统治权限，部分消除西方列强侵犯台湾时所籍的“番人生事”借口（７）。对台湾本身而言，无疑是台湾地区近代化的第一步。

第二，行政区划建设，确立台湾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台湾本属福建省内的一道，下辖一府四县两厅。行政管理松驰、放任。随着“开山抚番”的进行、清王朝在台统治区域日益扩大，尤其是台湾在海防战略中地位的提高，台湾地区的行政区划也多有调整，１８８６年，刘铭传“奏陈建省设官方案”，１８８７年，台湾建省（８），下设台北、台湾（今台南）、台南（今台东）三府，县厅也同时扩增，并仿行内地，设官分治，建立起覆盖整个台湾地区的政治秩序。清王朝势力不再局限于西部海岸平原，政治中心也不再限于台南一处，台湾地区开发极不均衡的状况有所缓和，台北、台东政治地位上升，带来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经济的繁荣，推进了它们及周边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第三，吏治建设，对台湾社会实行有效统治。这一时期，各任在台官员都极为重视建设吏治，但只有刘铭传卓有成效。他不仅秉承大公至诚精神整饬吏治，更采取“官绅合治”政策，重用地方士绅，奠定台湾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６０年代以后，台湾地区从移垦社会初步转入定居社会，尚武风气减弱，“文治”思想抬头，地方官员多为科举出生，地方士绅也逐步成为社会领导阶层。刘铭传审时度势，重用地方士绅，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官绅合治”的策略，在台湾初步迈入定居社会的当时，对安定社会，有效推行各项政策起了巨大作用。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中期的台湾地区政治近代化的目标是“内地化”。在此之前，台湾尚属移垦社会，在社会结构上，以高度的地缘为聚合，台湾民众分汉番，汉人分漳泉；在民众风气上，推崇强悍健斗；在人口数量上，男多女少，游民众多（９）；这种种特质决定台湾地区的社会秩序的动荡、混乱。经营台湾的各任清王朝官员，主要都是洋务派，他们在这个时期，对西方诸国的政治秩序和架构，反对的多，认识的少，向往的更少。因此，他们在几乎空白的台湾地区建立政治秩序时，更多地是模仿内地，但是，毕竟已有了东西文明的冲撞，在台湾确立的政治秩序虽然是“内地化”的，有封建专制的一面，但却没有内地那样深厚的腐败、没落性。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民主化对于刚刚脱离野蛮的移垦阶段的台湾社会而言，尚属为时过早。

台湾地区政治统治秩序的确立，促使台湾社会转向了定居性的秩序社会，这是台湾地区经济近代化的必要前提。从历史的角度看，台湾社会新秩序的确立，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使它与中华文化连成一体，对未来台湾社会的走向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台湾地处“东海之滨”，台湾海峡每年有半年因东北季风不能与大陆通船（注：指木舨船），台湾地区与中央联系极不方便，中央政权赋予台湾地方政府有应付特殊情况的自主权。在这种形势下，１９世纪中叶经营台湾的洋务派诸人（沈、丁、刘等）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可以有比内地更多的作为。这种作为充分体现在台湾经济近代化进程中。

台湾的经济近代化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器械、经营方式，按照近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模式，逐步兴建了一批近代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并将这种近代性质渗透于贸易部门和农业部门，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这项工作以刘铭传专政时期（１８８３—１８９０年）最为兴旺，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第一，兴办近代工矿事业。（一）工业。台湾地区兴办近代工业从军工开始。７０年代中，负责台湾防务的沈葆桢为防御日本的侵扰，曾雇佣洋匠在台南设立火药局修理军械。１８８６年刘铭传主政时期，在台北创设台湾机器局，它拥有厂房１１７间，１８８８年扩建，有工人１００名，聘请德国人步特勒为监督，购买外国原料和机器，仿造枪炮子弹，是台湾近代军工企业的典型。（二）矿业。７０年代中，为了向闽、台两地军工企业（主要是福州船政局）提供能源，沈葆桢主持创办台湾最早的煤矿——基隆煤矿，它聘用英国工匠，用新式蒸汽机凿井采煤，是中国第一座西法开采的矿场。刘铭传主政时，曾采取让商人张学熙承办的方法，后又改为官商合办，大量任用洋员，仍然未能挽回已转入败况的基隆煤矿，１８９３年该矿停废。它的经历是台湾近代工矿企业的缩影。这一时期，兴办的新式工矿企业数量不多，主要是官办，集中在军工成为军工服务的事业，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近代企业。民用工业极少，多是一些引进机器生产的制糖、制茶企业。其中有官办的如刘铭传设置的脑磺总局。以新法熬制樟脑，年获利３万余两（白银）；有商办的如富商李春生的新法焙茶，沈鸿杰采德国机器创设的新式糖厂等等。民用工业的兴起主要在日据时代。然而，颇具规模的近代工矿企业和少量的民营、民用工业毕竟给台湾带来了崭新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以及通过它们所传载的西方近代文明。

第二，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和初具规模。（一）铁路。台湾地区铁路的铺设首先是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７０年代中，日军侵台，丁日昌为调兵方便首倡在台铺设铁路。８０年代中，刘铭传经营台湾，视铁路为国防手段，１８８７年，正式奏请中央在台湾修筑铁路。同年，主持开凿基隆至台北的铁路。该路全长６００余里，以官督商办形式开展，采取“逐段竣工、逐段营业”的方式，以期尽早利用铁路的军事、经济价值，减轻民众负担，方便和繁荣地方。基隆——台北铁路的铺筑虽然缓慢，但是，它是当时中国最早铺筑通车的铁路之一，所受阻力远远小于同时期的大陆内地，即使是大陆最开放的城市上海，亦有拆除已筑成铁路闲置不用的记录（１０）。（二）新式航运业的开发。台湾通过台湾海峡与大陆相连，旧式木船局限太大。随着台湾海防地位的提高，用蒸汽带动的新式轮船在这个时期迅速成为联系台湾与大陆的主要航运工具。中法战争前后曾有一段兴盛，来往船只有闽局所制的永保、琛航、万年清等号，也有外国轮船尤以英船居多。主要开辟有两条航线。一是厦门至台湾安平，一是福州至基隆。１８８６年，刘铭传曾派员募集侨资成立商务局，经营航运业，与大陆的招商局和外轮竞争，但都失利，往来两岸的船只受到影响，大大减少。（三）邮电通讯业的建立。台湾地区因山地、丘陵广布，地形条件复杂，各地往来联系极不方便。７０年代中，沈葆桢与李鸿章等曾奏请创设电报局。１８８６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立电报总局，在全岛及对岸的福州架设电线，同时创设电报学堂，培养专门技术人才。这个时期，近代邮政业在台湾也迅速兴起和发展。７０年代中期，在台北出现民间自设邮局。１８８８年，刘铭传在台北设置邮政总局，直辖巡抚，下设“正”、“腰”“旁”各类分站（１１），联络各地。刘铭传主政台湾时，台湾地区还发行两类邮票，一是公用的台湾邮票，一是私用的邮票商票（１２）。显然，铁路运输、新式航运、邮电通讯等近代交通事业的兴办和初见规模，将整个台湾地区真正联系起来，深刻改变着台湾地区的经济生活和社会面貌。

第三，对外贸易的强劲发展。洋务派诸人在台以西方模式推动台湾地区的经济近代化，它的主要领域在工矿事业和交通运输业方面，而经济近代化的成果，却以台湾对外贸易的强劲优势直接引起时人瞩目。１８６０年，台湾地区由南至北。有高雄、淡水、台北等四处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来台通商，并在口岸泊舰，台湾门户从此洞开，对外贸易难以逆转。据统计，１９世纪后期，每年至少有千艘帆船进出台湾各港（１３），可窥当时贸易盛况。台湾为海岛型经济，通商贸易是其经济发展、繁荣的命脉。“自信史时代起，台湾的产业结构便有极强的输出倾向”（１４）。海运、贸易一直是台湾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当地居民有较强的经商经验和意识，商人的同业组织“郊”在社会中占有较高地位。在西方列强涌入之前，他们多与大陆以及南洋从事贸易活动，互补所需。随着近代西方诸国的接踵而至，以对大陆贸易为基础的商业组织北、南郊走向衰落，台湾原有的贸易架构受到巨大冲击，经商传统和规则却保留下来。尽管台湾与西方各国的贸易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控制着国际市场、产品价格，台湾的出口产品被迫随之起伏，损失巨大。但是，台湾地区仍然能够倚仗着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在不平等的中外贸易中表现不凡。据统计，１８１８年，台贸易总值２０３万海关两，到１８９４年，台贸易总值已升至１２７０万海关两（１５），增长迅速，是１９世纪中后期中国２３省中唯一有贸易顺差的一省。台湾进出口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远高于内地，达７．９９％（１６）。台湾地方尤其是台湾居民对外贸易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台湾的主要出口商品是茶、糖、樟脑等经济作物，多销往欧美。仅茶叶贸易一项，在１８８８—１８９５年间，每年就平均达２千万磅（１７），为台湾北部带来相当财富。台湾的樟脑产量占全世界的７０％—８０％。６０年代，清政权一度欲实现樟脑专卖，在西方压力下被迫废止。樟脑出口盛时如１８９１—１８９４年，年平均外销量达４，４３９，６８５磅（１８）。可见盛况。这一时期，樟脑输出主要受外商胁制，否则台地获利将更加丰厚。台湾的主要进口商品除日用工业品、生产器具之外，大宗的进口商品是鸦片等消费品。在１８８２年到１８９１年间，鸦片进口一直占总进口的第一位，每年平均占进口贸易额的７７％，在１８８２年竟高达８５％（１９）。台湾进出口贸易的兴盛与在台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密切相关。刘铭传主政时，为鼓励对外贸易，创设通商总局（２０）；为整顿茶叶生产组织，令台茶集散地的大稻埕各茶行设茶郊，以开拓外销市场（２１）；为提高樟脑产量，设脑磺总局，以新法熬制樟脑（２２）等等。

进出口贸易的兴旺，还带来了台湾地区经济生活的变化。早期买办制度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先后在台湾开办有几十家洋行，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２１家（２３）：清王朝在台官员没有能够进行有效抵抗。在洋行贸易中形成了买办阶层，他们一般直接隶属于各大洋行，从洋行取得贷款后交给妈振馆（２４）或“郊”行，或者直接交给茶馆，让这些部门行业去收购茶叶等出口产品，坐收渔利。买办的活动，将更多的台湾民众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出口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当中。洋行贸易的盛行，增强西方势力对台湾地区贸易活动的控制，台湾地方政权的贸易收益大大削弱，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地方财政困难重重，不利于台湾官方发展和扩大近代工业的各项事业。

第四，农业领域的近代化措施。台湾对外贸易的主要出口产品是茶、糖等经济作物，然而，从事这些经济作物种植和加工行业，生产技术并没有显著提高，在传统行业的技术改造方面，经济近代化体现得非常有限。只是在商人和生产者之间出现预先借贷资金这一具有近代色彩的借贷关系。农业近代化改革主要表现在１８８６年刘铭传开始实行的“量田清赋”上。此项政策放松对茶、糖农等的课税，有利于扩大这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它改变“一田二主”状况，“确定小租户的业主权，承认大租权的存在”，（２５）加强官府对农村地区的有效控制；实行新的田赋政策，增加官府的财税收入。经过此次田赋改革，田赋收入年增加４９万多两（２６），缓解在台清政权的财政压力，为他们推进各项近代事业提供重要的财政支持。因此，田赋改革是台湾经济近代化不可忽略的一环。

１９世纪中后期台湾的经济近代化直接在洋务诸大员的领导下展开。刘铭传所谓“奉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２７）就是他们的心声。他们的“西化”活动涉及到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包括洋务派人士在大陆忽略的贸易领域和农业部门。虽然存在着急功近利、仓促上马、铺面过宽、财政难以支持等弱点；存在着因人事而兴衰的问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毕竟全面改变着台湾的经济面貌：略具规模的近代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运输，具有近代性质；对外贸易的繁荣以及与此相应的新兴行业的出现，显示台湾民众的经济生活开始具备近代意义。这些变化还进一步破除狭隘的地方主义，减少各族群之间的冲突；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买办、豪绅成为新贵（２８）；拓宽了台湾人的视野，激发起台湾民众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向往和追求。台湾近代居民的社会价值观在这样多种力量作用下逐步成熟起来。

１９世纪中叶的台湾，虽然有一批洋务派官员先后来台经营，然而，台湾民众的自身素质更直接影响和决定着台湾的社会面貌以及近代化进程。台湾社会面貌的近代化，关键体现在民众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上。这个过程，是在官方文治教化的倡导和“西化”浪潮的交相作用下启动的。

清王朝在台湾施行了多年文治教化，但致力于改变台湾社会面貌和民众素质，却只是在１９世纪中叶以后，才变得卓有成效。其中的原因很多，主要与洋务派官员们全力推行政治、经济近代化的政策有密切联系。１９世纪中叶以前，台湾移民多来自大陆的下层社会，文化素质不高，带来台湾的以低层的地方文化为主，缺乏中华文化高层次的内容。官方虽然也在台地推行科举制度，强调“文治”，但是，当时台湾经济落后，又缺乏秩序的政治统治结构，台湾移民为了生存下去，更多地选择崇尚武力。他们彼此之间，以地缘相聚合，相互照应，南台湾分闽、粤，漳化分漳、泉，北部分顶下郊（２９）。各地区各族群之间互相仇视，械斗现象常有发生，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３０）的说法，社会动荡此起彼伏。１９世纪中后期，经营台湾的洋务人士一方面通过“开山抚番”、完善行政区划、建设吏治，建立起内地式的政治统治秩序。另一方面，扶植通过科举选拔出的士绅阶层，提高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建构“文治社会”的格局，士绅逐步成为民间的领导阶层，台湾民众也转向对文治的尊从，社会秩序走向稳定。与此同时，洋务派官员推行各项经济近代化措施，保护和支持着台湾地区新确立的社会秩序，经济近代化虽然以“西化”为核心，但是近代工矿、交通业的兴办，让台湾民众感受到给台湾地方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变化，增加对社会新秩序的认同。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和深入，将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卷入对此种经济利益的追求中。

这一时期，西方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也相当程度激发了台湾社会的变革和台湾近代居民社会价值观的形成。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西方近代文明随着传教士的大量涌入和海外贸易的兴盛，在台湾迅速传播开来。传入台湾的西方宗教主要是天主教（集中在台南等地）、新教（主要是长志会派，集中在北部）。尽管台湾民众在宗教观念上更趋向于保存和发展中华本土的传统，信奉他们更熟悉的东方神灵，但并不排斥他们对西方传教士传授的各种新知识的学习和接纳。在７０年代到８０年代，传教士们创办了各类西式学校，主要有台南中学、台湾女子学校等，在传播福音的同时，输入一些西方近代科学。传教士巴克莱还创办了台湾第一家印刷所，用白话出版台湾最早的期刊《府城教会报》（３１），因此，虽然传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成绩并不佳，入教人员只有几千名，但借传教士输入的近代西方文明无疑给台湾人文明进化产生巨大影响。而在台清政权官方的倡导，更使得西方近代文明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和接受。刘铭传主政时期，曾提出“变西法、罢科举、兴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３２）的主张，并于１８８７年在台北大稻埕设置“西学堂”，讲授英、法语、数、理、测绘等课目。虽然，无论是传教士还是官方，他们开办的西式学校招生人数都不多，但办西校、讲西学、倡西法，本身就给台湾民众以强烈的导向作用。在与西方诸国的通商贸易中，台湾居民所具有的移垦性和重商观念得到发展。台湾本是移垦社会，早期来台的大陆移民多是为追求财富，“唯利是趋”的重商观念是台湾移民价值观的精髓，在台湾独特的地理条件下得到强化。台湾社会一反内地贱商传统，重商风气很浓，商人与士大夫同样被认同为社会的领导阶层，商人的同业组织“郊”更是社会稳定的主导力量。清政权承认这种特殊状况，在科学制度中特为商人设有“郊籍”（３３）。１９世纪中后期，台湾社会所有的重商观念迅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结合起来。民众因利益的驱动而卷入世界性商品竞争的大潮，积极拓展海外贸易，学习和应用西方先进而有用的新器械、新技术。

台湾民众在官方的文治教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借助于自身的经济生活和社会活动，开始具有一些初步的近代素质，他们推崇社会的秩序，肯定文治教育的地位，愿意接受并遵循秩序社会的商业规则和商业文明。台湾近代居民的社会价值观逐渐形成。这种价值观有明显的“内地化”与“西化”在台湾本土中融合而成的“台湾特色”。它接纳了内地对文治和秩序的建构，也认同了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种种规则，又明显保存了移垦社会传留下来的粗放、实用、短视等特点，形成台湾式的重商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是近代性、封建性和原始性的结合体。构成了１９世纪中后期台湾近代化进程中民众心中的主要推动力。

二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的台湾地区正处在定居社会形成、发展的尾声。台湾的近代化运动在此期间蓬勃展开，无疑在台湾社会的成型和它的未来走向上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此之前。台湾地区处在半野蛮状态，政治、经济“百废待兴”，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甚至也远远落后于大陆地区。因此，台湾的近代化运动实际上要完成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实现社会的秩序化，摆脱半野蛮状态。另一方面，要迎合西方近代文明的步伐，以躲避落后挨打的命运。洋务派官员们采用了“内地化”与“西化”结合的方式来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尽管“内地化”与“西化”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尽管洋洋务人士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但在台湾特殊的社会条件下，这样的选择是可行的。“内地化”与“西化”通过“本岛特色”得到了统一，形成互动，这是台湾式的近代化道路。

（１）“内地化”一词是李国祁对台湾近代化特征的表述，本文观点有所不同。

（２）（１１）（１２）（２７）（３２）李册：《甲午战前的台湾经营》见（台）《史联杂志》第１４期第３７、２５、４３页。

（３）（２０）（２１）（２５）（台）林再复：《台湾开发史》第１００、１０８页、１０５页。

（４）同（２）、第３８页。

（５）（２９）（台）陈其南：《台湾的传统中国社会》第９１页、２００页。

（６）（２２）（２３）（３１）陈碧笙：《台湾地方史》第１７３页、１７４、１２６页、１６９页。

（７）６０、７０年代，美、日等入侵台湾，多是以“番人生事”为借口的。

（８）（台）历史学家尹章义在《台湾近代史论》一书中，论证台湾建省时间为１８８７年。

（９）（台）刘妮玲：《清代台湾民变研究》第３４２页。

（１０）（１４）（台）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第１８、２０页。

（１３）《台湾文献》１９９０年第２期，第１０５页。

（１５）（１６）（２８）（台）林满红：《清末台湾的贸易与经济社会变迁》见《历史文化与台湾》一书，第１９２页、２０６页。

（１７）（１８）（１９）（台）李国祁：《中国近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渐、台地区》第３５２页、第３５６页，第１２０页。

（２４）即英文“merchant”的音译，实际上是洋商与茶馆之间的中间商。

（２６）《台湾今昔》第１０６页。

（３０）（台）徐正光《徘徊于族群与现实之间》第８８页。

（３３）据台历史学家尹章义《台湾近代史论》一书解释，咸丰８年，中央政府特为台湾商人设置保障名额，称为“郊籍”。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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