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９５年４月，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以及附属岛屿割让给日本，签约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立即掀起了反对割地求和、卖国投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表现尤为出色，他为争取拒割台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割地，奏请强固台防，并设法筹款济台
甲午战争中，清朝统治集团内，因和战问题，意见分歧。以翁同龢、李鸿藻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从反侵略斗争立场出发，坚决支持光绪帝的抗战主张。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２日，李鸿章被命为议和大臣，来京请训。军机会议时，“言及割地”，李表示“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殊难筹措，户部恐无此款？！”以此胁迫朝廷授予他割地之权，翁同龢当即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１）孙毓汶、徐用仪则从旁为李帮腔，“但言不割地便不能开办”（２），坚持割地求和。御前召对，翁同龢仍“独主前议，谓偿胜于割”（３），再次表示反对割地的爱国立场。３月２日，翁同龢对李说：“台湾万无议及之理”（４）。第一次明确表示反对割让台湾。在翁同龢看来，台湾是“东南门户”，台湾失，“则东南无宁岁”；轻易割弃，恐将“从此失去天下人心”，势必引起连锁反应，各国必持利益均沾之说相要挟，其时，“英索滇蜀，法索桂粤，俄索伊喀，欲纾一国之祸，反召各国之灾”（５）。
台湾孤悬大海，口岸纷多，凭恃天险，不足图存。甲午战争爆发前，台湾防营不足十营，兵力非常单薄。为了保卫台湾，翁同龢多次向闽浙总督谭锺麟询问“台湾军情”，并代表户部决定“设法兑银一百万两”（６），饬令福建巡抚廖寿丰将“拨台之款”尽快及早“寄台”（７）。他见台湾缺少知兵大员，经他提议，由谭锤麟举荐，调派广东南澳镇总兵、抗法名将刘永福和福建水师提督杨歧珍戍守台湾。此外，翁同龢还不断向在京的台湾籍的人士和曾在台湾任职的官员了解台湾的情况。台湾人许伦华、已革直州陈长华曾在台湾任职多年，对台湾“形胜极为熟稔”；新授汀漳龙道雷其达“熟闽事、台事”，翁同龢多次同他们交谈，听取他们对加强台防的意见和建议。许氏“谓土勇可用”（８）。他觉得此条建议很好，代表军机处，电函唐景崧“设法招募（土勇），勤加训练，以备御敌”。
３月初，日本向澎湖列岛发动进攻，唐景崧以部拨百万所剩无几，不敷购械募勇，要求增拨济助。军机会议此事时，孙、徐以山海关前线“军务吃紧”为由，主张弃南就北，并代拟电旨复绝唐抚，不予资助，翁同龢对此十分气愤。他说：“彼（指唐景崧）在汤火中，忍不援乎哉”？！“秉笔者直欲以海疆拱手让人耳，可恨！可恨！”（９）经翁同龢、李鸿藻“同词力争”，光绪帝谕准，同意拨款济台。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澎湖甚危，余力筹五十万拨台湾”（１０）。由于用款仍旧不敷支用，他又代拟电旨，饬传台湾士绅林维源筹借一百万，“其外者给息”（１１）。３月２５日，中日议定停战，但日本蛮横地规定：“台湾不在停战之列”。翁同龢、李鸿藻等得报后，立即代拟电旨，饬令唐景崧：“日本将取台湾，台防加紧，并刘永福力顾凤山等处，毋令登岸”（１２）。唐得报后，电告“台力薄，缺军火，非有巨款不济”，再次紧急求援。在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人努力下，光绪帝令闽浙总督“筹械添兵援台”，“饬令谭、唐设法暗渡，以济澎湖军火”，并“著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协助筹办此事”，翁同龢又代表户部，从汇丰借款中先拨五十万交赖鹤年运台”，饬令“上海源丰顺号照数借给，以足百万之数，一并解台”（１３）。
３月２９日，澎湖失陷，翁同龢闻报，寝食不安。“澎陷，台线断奈何？！”“归，懒极，闷极，台事如何也？！”（１４）对台湾的安危表示无限的忧虑。澎湖失陷后，台湾的形势日趋紧张。当时社会上“纷传割辽、台”（１５）。唐景崧闻讯，一日三电，声言：李鸿章割台，“断不可行”。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官僚更是心急如焚，光绪帝频频电谕唐景崧“慎守台防”（１６）。“严防海口，勿使倭乘隙登岸”，“善办台防，毋使贼得声东击西逞其狡谋”（１７）。饬令唐景崧“著与刘永福妥筹布置，和衷共济”（１８）。令谭锤麟、张之洞抓紧“速寄军火”（１９），作好迎击日本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准备。根据光绪帝的命令和翁、李建议，谭锤麟先后拨给台湾毛瑟枪子弹３万粒，张之洞调遣南洋兵轮两艘前往台湾，并运去了一批援台“饷械”（２０）。
二、争取国际援台，大力支持台湾绅民的护岛斗争
马关订约前夕，有关清政府行将割让台湾的消息引起了广大爱国官绅的严重不安，他们纷纷条陈上奏，提出各种救台、保台方案，容闳主张将台湾“押于美，可借银元十万万元”，而丹文则提出“押于英、可借银款”（２１）。张之洞据此奏闻，并条陈“二策：向英借二、三千万，以台作保，一策也；若不肯保，则除借款，再许英开矿一、二十年，此又一策也”（２２）。唐景崧在电奏中也主张“必不得已，查外国近年联二、三国为同盟密约，我可急挽英、俄，或请外国，从公剖断”（２３）。另外又提出两个保救办法：“一、粤会首请带船勾倭党；二、会匪可集万人，北上击倭，愿将所占地一一克服，轻则十万至百万之赏，重则封爵”（２４）。
上述容闳、丹文、张之洞、唐景崧等人的押台保台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帝国主义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然而在当时清政府水陆战场皆败、无力保守台湾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出此下策，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上述押台、保台的意见，翁同龢、李鸿藻、汪鸣銮等主战十分重视，他们认为此亦是保台之一法，只是能保住台湾，不妨试试。翁同龢在代拟致张之洞的电旨中说：“押台之说，已电龚（清朝驻英公使龚照瑗）、许（清朝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允其开矿、铁路，并询其所欲得者，仍请旨饬两使臣筹商”（２５）。对于唐景崧电奏的两条保台办法，军机会议进行了讨论，认为前一办法“费重时迟”，缓不济急；后一办法也不“切实际”（２６），未予采纳。
正当主战派想方设法旨在谋求保救台湾的时候。４月２日，李鸿章割地谈判的电文到京，孙毓汶、徐用仪认为“不如此则不能了结”，主张接受。在华外国公使也趁机鼓噪，大造割地求和的舆论。德国公使绅珂表示：“倭意全在割地，则和议成，不割则都城危，今日宜择者割地迁都而已”。英国公使欧格纳则讥讽说：“海军既无，陆军并不精，若耻不肯为，欲求庚申城下之盟，岂可复得？！”（２７）对此，主战派进行了坚决的批驳。翁同龢指出：“中国尺土寸壤，无论肥瘠荒要，岂可轻以予人？！”他还一针见血的揭露西方各国助倭为逆的原因：“细察德使绅珂，英使欧格纳两人议论，非尽无因。近来倭人倾心媚德，德既与倭亲密，自能审其命意之所在；英与日联盟，沆瀣一气”，自不为怪（２８）。要求清政府大小官员头脑保持清醒，勿为这些怪论所惑。
李鸿章在向朝廷报告有关他与伊藤谈判割地的电文中，对台湾问题一笔带过，说得非常简略。４月７日，翁同龢、李鸿藻受光绪指派，在代拟致李的电谕中责问李鸿章要他在谈判中就割地问题坚持斗争到底。李鸿章在回电中仍旧含糊其词，推托“不知将来能否办到”。事实上，他在谈判中对日本要求割让台、澎，根本未作任何辩驳，当伊藤博文要求并限令清政府在一个月内将台湾割交日本时，李竟然说：台湾已是日本口中之物，要日本不必性急，台、澎就这样轻易地被他割让给日本了。
４月１７日，李鸿章将《马关条约》内容电达北京，翁同龢看见电文后，当即“头晕目眩”，“声泪俱下”。军机会议时，他“力陈台不可弃”，并与奕訢、奕ｋｕāｎｇ＠④⑦“两邸语不洽”。御前召对，再将“力言台不可弃，气已激昂”。但孙毓汶、徐用仪“则谓陪都重地，密迩京师，熟重熟轻，何待再计？！”（２９）宗社为重，边檄为轻”，割台是以“散地易要地”（３０），坚持割让台湾、澎湖。继而在毓庆宫书房，他又向光绪帝哭诉：“台湾若割让日本，恐从此失天下人心”（３１），要求光绪帝拒绝批准。割台还引起了广大爱国官僚知识分子的极大悲愤，连日“章奏纷纷，谓台不可弃，几于万口交腾”（３２）。在全国人民反割台的炽热的爱国浪潮的感召下，翁同龢此后一连数日，与主和派面折廷争。当时奕訢卧病在家，不常到班。翁同龢、李鸿藻亲自前往恭王府，打算说服奕訢接受他们拒割台湾的意见，但奕訢也认定不割地便无法结束战争，反而指责他是“徒扰无谓”，嫌他“太讦直了”（３３）。翁同龢大失所望，怅然而返。
三、为争取俄英德法助华保台，四处奔走努力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日本的崛起，改变了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引起了列强之间新的矛盾。俄国认为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影响它在远东的扩张，于是在马关条约签字的第６天，４月２２日，联合德、法，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并限令于１５日内答复，否则三国海军将对日本采取行动。俄国在对日本发出警告的同时，又要求清政府暂缓批准条约。
在干涉还辽的三国中，法国是俄国的盟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则向中国提出“立约护台”的要求。当时路透社报导说：“法廷现欲制日本肘，又谓法不任日本管辖台、澎”，法国的行动得到了俄国的支持（３４）。４月２５日，法国政府在“保护台、澎”的幌子下，正式告知中国驻法公使庆常：“法有欲保台、澎意”，“其外部告庆常须先立一约，庶护为有据”（３５）。法国在向清政府提出立约护台的同时，还派遣商船、军舰前往台湾海面进行活动。
法国“立约护台”当然不是帮助中国，而是另有打算。法国对台湾久怀野心，它想借三国还辽之机，趁机夺取台湾。但“立约护台”却燃起了主战派拯救台湾的一线希望。翁同龢对此极为关注，认为“机不可失”。军机会议时，他不顾奕訢、奕ｋｕāｎｇ＠④⑦和孙毓汶、徐用仪的反对，创议：电令正在法国访问的王之春就此事同法国政府进行磋商（３６）。在他的说服下，总理衙门大臣先后访问了法国驻华公使吕班，“嘱其电外部立约护台”（３７）。
在台湾，绅民在听到列强干涉还辽、暂缓换约的消息后，立即呈写血书，请唐景崧代奏，要求趁各国阻缓换约，一并将割地一条删除。血书中写道：“查公法会通第２８６章有云：割地须商居民能顺从与否”，“民必顺从，方得视为易主。务求废约，请诸公议，派兵轮相助”。表示了台湾人民眷恋祖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强决心。悲愤的台湾绅民在向清政府泣血陈书时，还找到英国驻沪领事，要他转告英国公使，请求英国政府出面干预，速派兵轮来台，土地政令仍归中国，愿以金矿、煤矿等利益酬谢（３８）。
清政府挽请法国护台的作法引起驻台德国领事的不满。唐景崧电告清廷：“有德人来说台事，请英、俄设法，今又专请法，独未及德，似未周到。德领事亦谓应有电旨饬许使向德外部商请阻割台湾”（３９）。有见于此，翁同龢提出，与其请法国一国护台，不如请英、俄、法、德四国同时出面帮助中国，迫令日本放弃对台湾的要求。他的提议得到军机处、总理衙门诸多大臣的同意。４月２５日，清政府以“台民誓不从倭，将来交割，万难措手”为由，训令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向俄、德政府交涉：“台民不愿从倭，意在他国保护，著许景澄将此情形密商俄外部能否仍联三国设一公同保护之策”（４０）。并电饬李鸿章：以“台民不服，势将变乱，中国难以交割”，同日本交涉（４１）。于是，争取各国帮助，又成为三国干涉还辽期间另一场重要的外交斗争活动。
对于清政府挽请各国帮助中国护台的作法，各国反应不一。从英国来说，它不是不想占有台湾，但其时它正与日本结为盟国，有“挟日制俄”之意，扶植日本抵制沙俄在远东扩张，所以，不愿插足台湾问题。英国外交部召见龚照瑗，明确表示“台事难商”。对法国“立约护台、澎，势必影响它在华南的权益，将对香港地区的贸易造成“不利”。英国政府召见龚照瑗，明确表示英国反对法国“护台”。至于俄、德两国，也无意帮助中国。５月４日，俄国得到日本退还辽东半岛的保证后，立即反过头来逼迫清政府赶紧同日本换约，俄国外交大臣罗拔召见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称俄国不及顾台，亦不能再向日本说话”。德国则通过驻台领事“告台民不能保护，实无他策”（４２）。至于法国“立约护台”本是趁火打劫之举，及见英、俄、德三国无意插足台湾，遂也改变态度，声称自己“立约护台”之举，是受俄之愚（４３）。借口中日已经互换条约，法国政府不便出面，从根本上拒绝了清政府的要求（４４）。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挽请各国助华保台的活动至此遭到失败。
日本向俄、德、法三国作出退还辽东半岛的保证后，向清政府勒索银三千万两作为赎辽费。赎辽费一事，再度燃起了台湾绅民赎台的幻想。在台湾绅民看来，只要台湾不割让给日本，其他任何办法均可采用。唐景崧在给总理衙门的电报中说“闻日归辽、旅，加一万万，台湾系未失之地，大可援此案加费赎回。”
赎台需费，此事与户部关系较大，军机处将唐电转交翁同龢和户部讨论。翁同龢本来就反对割地，反对割让台湾，“赎台而转押台”既能保台，又能解决赔款，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然而翁同龢也感到这只是唐景崧与台湾绅民的主观想法，日本未必肯同意中国赎台，其他列强也未必能“押台”。经过前一阵挽请各国助华保台遭受挫折之后，他认定“赎台转押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又不愿泼唐景崧和台湾绅民的冷水，在复奏中，仍主张饬令唐氏就此事与张之洞“与议”。
翁同龢的想法是对的。事实上，日本根本无意放弃台湾。在日本国内，因政府同意还辽，早已引起舆论不满，而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割台斗争和清政府中主战派争取各国共保台湾的外交活动也引起日本政府的严重不安。日本政府惟恐夜长梦多，担心到嘴的肥肉再将被他人噬去，遂即任命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限令清政府尽快派出代表同日本办理交割台湾的手续，任命北白川能久中将为近卫师团长率军在冲绳待命，作好进攻台湾的准备。
为了迎击日军大举侵台，唐景崧再一次恳求翁同龢拨部款两百万接济助台。在给翁同龢和户部的告急电文中，“词极悲怆”，翁同龢说他见之“垂泪”。尽管部库如洗，支绌万分，根本拿不出钱来，翁同龢仍与其他户部大臣协商，经光绪帝同意，决定再“拨五十万，由南洋济台”（４５），以表示对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支持。可是，就在台湾军民准备誓守台湾，拼死抗击日本侵略，和翁同龢等主战派千万百计大力援救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时候，李鸿章不但拒绝了唐景崧提出的向日本“赎台而转押台”的意见，而且公开指责台湾绅民“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剖断”是“胡闹”，并恶狠狠地说：“俄、德、法亦不过问，孰为剖断？！”污蔑台湾军民保台行动是“变乱”“愤乱抗拒”，“台民叛拒，显系违约”，是影响他投降卖国的障碍。指责张之洞、唐景崧是“阴令台民叛拒”的罪魁祸首（４６）。充分暴露了他仇视台湾军民、甘心卖国的无耻嘴脸。
在列强的压迫和日本的威胁下，５月２０日，清政府下令唐景崧率台湾文武官员内渡，任命李经方为交割大臣。台湾绅民至此知道依靠清政府实现救台已根本无望，他们悲愤欲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心自行保台。他们表示：“台湾者，吾台人之所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５月２４日，由爱国绅士丘逢甲倡议，以全台绅民的名义宣布台湾自立为民主国，建号永清，宣言“台湾属日本，万姓不服”，“惟有死守，据为岛国，遥载皇灵，为南洋屏蔽”，“此举无非恋载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表示台湾人民誓死不与祖国大家庭分离的赤诚之心（４７）。
５月３０日，李经方在停泊在台湾基隆海面的日本军舰“千代田”号上同日本桦山资纪办理割台手续，将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该地方所有保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于日本”。为了逼迫台民投降，同一天，日本侵略军分两路向台湾发动进攻。在唐景崧、杨歧珍等文武要员先后潜回大陆的不利形势下，台湾绅民仍积极投入了抗击日军侵略的斗争。
翁同龢等主战派官僚谋求救助台湾人民抗日斗争的活动是甲午战后，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努力目的虽未能实现，然而他们与台湾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患难与共的爱国之心，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
注释：
（１）（２）（３）（４）（９）（２９）（３１）（３３）（３５）（３８）《翁文恭日记》，第３４册，第１２、１３、１６、２６、２８、３０页。
（５）（６）（７）（１０）（１２）（１２）（１３）（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４）（２５）（２８）《翁同龢未刊资料》，《随手记》（一）。
（１５）（２３）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７３１页。
（２０）２７（２８）（３４）（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同上，《随手记》（二）。
（３０）《中日战争》（三），第５７７页。（３２）《光绪朝东华录》，总第３５６５页。
（４７）丘逸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４２９页。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1994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