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国势强盛。借祖国政治力量的荫护，台湾百年太平，经济繁兴［①］但是，近代以来，西风强劲，东风渐衰，随中外势力消长，台湾也与祖国大陆一起多灾多难，屡遭侵劫。海峡两岸，尽是华夏子孙；国难家仇，何论大陆台湾。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台、陆人民以生命和热血谱写了悲壮的篇章。
鸦片战争中遥相呼应
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作为我国东部海防屏障的台湾，也成为主要战场。早在战争之前，英人就企图在台湾获得“立足点”，以便向中国倾销鸦片［②］。战争爆发后，英国首相巴麦尊则明令侵华英军：在中国东海岸处占领一个海岛［③］。但是，在台湾军民英勇抵抗下，英军多次进攻均告失败。
１８４１年９月３０日，英军在进攻厦门的同时，派军舰纽布达号闯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三沙湾炮台。中国守军当即还击，炮折敌舰桅杆。纽布达号不谙港情，于仓惶败逃中触礁粉碎。“舰上英人，包括舰长、大副及陆军第５５团的１位军官和１７名士兵，乘了仅有的一只小舰离舰，却可耻地把２４０名印度人（１７０名夫役和７０名水手），委弃给他们的命运”［④］。是役，中方击毙英兵１０人、印度兵２３人，俘敌１００余人，获大炮１０门，［⑤］称“基隆大捷”。１０月２７日，英舰再犯基隆，又遭中方迎头痛击，损失惨重［⑥］。两次兵败基隆，英军改变进攻路线，于１８４２年２月２２日转进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今台中县大安溪口）。初，中方不与接战，继而以渔轮诱敌于土地公港搁浅，以重炮轰击。是役，毙敌数十人，俘敌５４人，获大炮１１门［⑦］。此后，英军有所忌惮，采取了窥伺、骚扰台湾沿海的谋略，但均遭我军民沉重打击。
在鸦片战争中，台湾军民抗战屡屡获胜，有力地配合了祖国大陆的反侵略斗争。对此，清政府亦确认。因而，一年之内，朝廷三度嘉奖。台湾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连连擢升，官至二品，倍受殊荣［⑧］。尽管就鸦片战争全局而言，中国以失败告终，但台湾大捷灭侵略者威风，长中国人志气，功不可没。
中法战争中同仇敌忾
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爆发。翌年，战火弥漫台湾海峡。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法军械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４艘战舰、９艘巡洋舰、６艘炮舰、４艘运输舰和１艘情报舰，拥有包括水兵、步兵、工兵、炮兵及救护部队［⑨］等各兵种在内的强大集团军阵容，但是，集中了几千军队，耗费了近一年时间，投入了巨额军费，他们在台湾却“只留下一个纪念，就是在港湾的里面，即在岸上，有一座巨大愁惨的坟场，为２１位（法国）军官或副官、５００余士兵或水手长眠之所”［⑩］，连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Courbet）也落了个葬身澎湖的下场。
台湾抗法斗争的胜利，是台、陆军民同仇敌忾，共同抵抗的结果。
从台湾方面看，１８８５年８月，战幕拉开，台湾人民即响应祖国召唤，掀起保家卫国高潮。梨园艺人张李成自动组织民军５００名，在淡水大捷中战绩卓著；台北府哨官奚松林募民军１５００人，自备军械；彰华绅士郎中林朝栋备粮饷，募国军５００；新竹绅士郎中林汝海也筹饷两月，募民军２００。据统计，战争期间，编入作战部队的民众，达５０００人以上［①①］。同时，台民还慷慨捐输助饷：台北富户林维源先后捐银３０万两，彰化县认捐４０万两，其他各县也均为二三十万两，台南、台北郊行认捐１０万两。民情激荡，军心为之昂奋。据法国人E.Carnot所述，当时的“中国人都以一种罕见的敌忾心从事战斗”［①②］。法军所谓的“英雄上校”杜奇尼（Duchrsne）则在其报告中说：“敌人的阵地坚固到如此程度，倘若我事先确切知道它们是这样难以攻克，我一定会踌躇不敢进攻”。
从祖国大陆看，对台湾的援助是巨大的。其一，在兵员方面：战前，清政府得知法军将占领台湾时，即选派淮军名将刘铭传以巡抚衔督办台湾防务，而刘则是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战将之一［①③］。随刘铭传赴任的尚有１０余员淮军猛将和１３４名水雷、大炮和陆操技术教官［①④］。他们抵台，对战局有重要影响。战争爆发后，先后又有２１５０名淮军官兵，冲破法军对海峡的封锁，抵台参战。其二，在军械方面：北洋援台毛瑟枪５０００余枝、克虏伯炮（德国造海防炮）１６尊，广东援台士得枪５００枝、前膛枪３０００枝，湖广总督张之洞援台后膛枪３０００枝，两江督臣曾国荃援台黎意枪１０００余枝。其三，在军饷方面：战前，清廷令闽浙总督何ｊǐｎｇ＠①、福建巡抚张兆栋筹银４０万两解交刘铭传，充实台湾防务；战争期间，北洋、广东、湖广又协饷４０万两，支援台湾［①⑤］。与此同时，福建、广东、浙江、四川等省人民，纷纷捣毁法国教堂，抗议法国侵略行径。香港人民也一致罢工，拒绝修理法国战舰、装御货物和供应食品等［①⑥］。
在中法战争中，台湾人民的抵抗也有力地配合了祖国大陆抗战。据法国政府黄皮书《中法战争》（第７册２６６～２６７页）所记，战争期间，法国政府曾拟调孤拔舰队由台湾北犯直隶沿海威胁中国政府，但孤拔因“淡水失败惨重”，“军队兵员仅勉强足供基隆之用”，始终未敢作北上的尝试。
总之，在这场战争中，台、陆人民为抗击祖国的敌人，捍卫宝岛台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表现了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
反割台斗争中声息相通
１８９４年，中日战争爆发。翌年，在日本军国主义淫威下，清政府被迫屈服，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日本。由此，可歌可泣的反割台斗争并起于海峡两岸。
在大陆方面，１８９５年３月至５月，先后有翰林院１７４名官员条陈割地赔款之大谬，力言不可放弃台湾；４月底５月初，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先后联合在京会试之广东、河南、湖南、四川、江苏、奉天、湖北、山东、江西、浙江、吉林、广西、贵州等１８省，１０００多名举人上书，主张废弃《马关条约》，痛斥“京师为重，边地为轻，非割地则都田不能保”的割台谬论，史称“公车上书”。为扩大影响，上海、广东等地还刊印了《公车上书记》，广事宣传。与此同时，朝廷重臣和清政府地方官员也纷纷反对割台：４月４日，军机大臣翁同和力奏，台湾不可弃，否则恐失天下人心。４月２０日，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之洞电阻和议，并积极策划，运动英、法、俄等国干预。４月２４日，贝勒载濂等７人亦上奏反割台。４月２６日，陕西道监察御史熙麟、河南道监察御史宋承痒、河南道巡抚刘树棠、河南侯补道易顺鼎等皆上奏反对《马关条约》。４月２７日，湖北巡抚谭继询电奏，主张迁都拒和。４月３０日，广西巡抚张联桂奏，力主与日作持久战。５月２日，山东巡抚李秉衡抗议《马关条约》，张之洞、刘树棠再度力言拒和。如此等等，据不完全统计，自４月中旬至５月上旬，上至王公重臣，下至应试举子，上书反割台者达数千人，仅朝廷收到的反割台奏章即有１４０余件。这些奏章，无不言词悲切，极陈利害。如河南候补道易顺鼎所言：“辽东者，北洋之藩蓠；台湾者，南洋之门户。今日无辽东，明日即可无北洋；今日无台湾，明日即可无南洋。中国虽大，虽一日之间，可以瓜剖立尽”。“芸芸赤子，孰非我国家之孝子顺孙”？“父母虽穷，尚不忍轻鬻其子；国家未蹙，何忍遽弃其民！坐使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①⑦］反割台声浪不仅鼓呼于朝廷，并且沸腾于民间。著名诗人黄遵宪痛失台湾，写下了“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①⑧］的诗句。一代爱国志士谭嗣同著文申诉清政府竭台湾“二百年来之人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身家，曾弄具之不若！”［①⑨］
在台湾方面，割台噩耗一经传出，全台同胞如“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②⑩］，一种被割离祖国，难以抑制的悲愤，感天动地。愤激的人们闯进巡抚衙门，誓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台北居民于《马关条约》签定的第二天鸣锣罢市［②①］，以示抗议。著名清末进士、台湾社会名流丘逢甲等致电清政府：“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慷慨捐输”，“何忍一朝弃之！”“臣桑梓之地，义共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②②］与此同时，进京赶考的台籍举人和在大陆任职的台籍官员也纷纷联名上书都察院，抗议割台。并表示：“战而亡，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余痛矣！”［②③］特别是５月１５日，台湾官绅士庶确知清政府主流一意孤行，弃台已成定局，然而，他们仍有对祖国表达了一片忠烈之情。是日，台民电奏北京１６字曰：“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②④］。５月２０日，清政府命令，台湾欃员全体内渡，并以“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尽改衣冠”相威胁。但是，在台湾人民强烈的爱国激情感染下，自巡抚唐景崧以下的所有台湾地方官员拒不内渡，遂于５月２５日以成立“台湾民主国”的方略抗拒日本霸占台湾。
在此有必要指出，某些人将当年“台湾民主国”与今日“台独”相提并论，这是对历史的毁谤。“台湾民主国”尽管自号为“国”，但其所作所为却处处表现了对祖国强烈的眷恋。例如，其年号为“永清”，亦即“永戴圣清”之意。其“中外文告”再三呼吁各国阻止割台，并称：“如各国仗义公断，能以台湾归还中国，台民亦愿以所有利益报之”。还说“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唐景崧以大总统名义颁发文告，明示天下，“仍尊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②⑤］。刘永福也以大将军名义在其盟约书中表示：“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为大清之民，守大清之地”［②⑥］。显然，当年“台湾民主国”与今日民族叛逆之“台独”，实乃大相径庭。他们不过是在非常局势下，企图暂以“独立”的方式摆脱《马关条约》强加于台民的噩运，通过自主，实现与祖国永不分离的目的。
在日本殖民军的进攻下，“台湾民主国”昙花一现，于６月４日宣告解体。“总统”唐景崧、“副总统”丘逢甲也相继内渡大陆。然而，在一代名将刘永福率领下，台湾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仍然进行了极其壮烈的抵抗。甚至在日本宣布“全台平定”以后的许多年，台湾反割台斗争仍然顽强地延续着。
《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清政府零售江山、出卖人民，在殖民化浊流中进一步沉沦的标志。但是，同在海峡两岸的华夏民族却是神圣而不可折辱的。正如１８９５年７月１５日《申报》所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大陆人民慷慨保台，台湾人民壮怀祖国，反割台斗争并起于海峡两岸，风悲云怒，声息相通，生离死别，感人肺腑。
祖国大陆支持台湾早期抗日斗争
１８９５年，日本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宣布台湾“本岛全归平定”。然而，前后不过十多天，台湾又出现了民变蜂起的局面。先是林李成、林大北于宜兰起事；继而又有简大狮举义金包里；陈秋菊、詹振转战文山、锡口；此外，还有卢振春、许绍文、柯铁、胡嘉猷、林少猫、苏力、林清秀、林火旺、蒋老福、王振辉等，均为风云一时的抗日首领。各路义军拥众数千、数百人不等。北起台北，南到凤山，他们在全岛各地沉重打击日军，坚持斗争７年之久，使日本政府付出了巨额军费和重大伤亡代价。日本官员承认：一段时期内，由于“台湾统治相当困难，土匪（指抗日武装）横行，行政无法贯彻……故以一亿元将台湾卖给法兰西的意见，在（日本）朝野相当盛行”［②⑦］。
这一时期的台湾抗日斗争，与祖国大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日方资料记载，林李成起义之前，台湾总督府即曾获得情报：“厦门附近不逞之徒航海来台，将谋举事”。起义之后，林李成又多次出没于海峡两岸，进行策划和筹办军械。詹振起义之前，亦曾在厦门招募数百名“应援之兵”，分散于台湾各地。林火旺、蒋老福等部所用的“枪支弹药则由在清国的林李成、许绍文两人送来，自头围堡头围港附近沿岸秘密输入”。１８９６年，台湾总督府侦知：“曾由台湾逃遁福、厦、泉、漳等地流寓之顽迷之徒，为发泄其不逞之郁闷，捏造一种妖言以之在岛内散布，且将兵器弹药等重要物资秘密输送此贼巢”。之后，柯铁、简义领导的铁国山起义爆发。林少猫所部也曾从厦门获得武器和资金。简大狮不仅派部下“为购买铳器弹药渡航清国福州”，并长期坐镇厦门，指挥岛内斗争。例如，１８９９年７月２５日，台湾殖民当局发出通知：“归顺匪首卢绵春假装恭顺，与林李成及厦门简大狮暗通之形迹明显，本月２４日逮捕同党１２人正调查中。”此外，台湾总督府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此类记述：“近来台湾匪首渡厦门者，自清民获赞助，再归来为台湾匪贼助势者不少”，“清国人身不明者数百人托词茶工或打工而渡台，忽然晦其形迹……有潜入匪群的迹象”［②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之，台湾早期抗日斗争实际上是以祖国大陆为策源地的。他们在大陆组织人力，由大陆筹运资金和武器，而每当失败之时便投入祖国怀抱休养生息。大陆沿海人民则成为台湾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后盾。日本殖民者也明显看到了这一点，１８９６年，台湾总督府欲收釜底抽薪之功效，遂向厦门派驻特务机构，“专门参划台湾土匪关系及其他机要事务”。１８９９年出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也说：“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者，以达统治之目的”［②⑨］。
台湾同胞参加祖国大陆革命
台湾沦陷的５０年，也是祖国大陆倍受创伤，灾难深重的５０年。在中华民族这段艰难的岁月，大陆人民支援台湾，台湾同胞也纷纷投入祖国大陆的战斗行列。
早在１９００年，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就曾在台湾“罗致军事人员”，往援大陆［③⑩］。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灘就职临时大总统，其中有一位气度雍容的老者，代表台湾同胞参加就职典礼，并被选为参议院议员。他就是反割台斗争中名震一时的“台湾民主国副总统”、“义军首领”丘逢甲［③①］。
五四运动以后，祖国大陆各地更出现了许多台湾青年组成的爱国团体。在北京，有蔡元培、梁启超影响下的“北京台湾青年会”；在上海，有“台湾青年会”，继而又有“上海台湾青年团”；在广东，有郭沫若等人影响之下的“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厦门、南京等地，台湾学生联合会、同志等会等组织也纷纷建立［③②］。
尤其当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长城内外，台湾同胞更是激情如潮，竞相内渡。据统计，仅抗战第一年，就有５万台胞秘密回国。他们在大陆纷纷成立抗日团体，其中有台湾青年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台湾青年医疗队、厦鼓中华青年复土血魂团、抗日复土大同盟、台湾革命青年大同盟、台湾国民党、台湾革命党。１９４０年３月，又有台湾国民党等５个抗日团体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翌年改称台湾革命同盟会［③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当灾难降临祖国之际，这些曾被清政府可耻遗弃的“亚细亚的孤儿”［③④］，带着对祖国的深情厚意，由海外归来。他们忍痛弃父母、田庐、妻儿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血泪斑斑于不顾，却将全部身心倾注于满目疮痍、瘦骨嶙峋的祖国，这是何等宽阔的胸怀、何等执着的追求，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这是那千千万万中的一个：“我们如果救不了祖国，台湾便会真正的灭亡，我们的希望只系在祖国的复兴。祖国一亡，我们不但阻遏不了皇民化，连我们自己也会被新皇民消灭的”［③⑤］。——这些海外赤子们，真如海般的纯净、海般的豁达、海般的倔强、海般的宽厚！他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祖国永远不会忘记。
① ⑧ 周文顺：《台湾关系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４８～２６１页、第２６６页。
② 格林堡：《英国贸易与中国开放》第１７８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版。
③ ④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７年版，第６３８页，第３３０页。
⑤ 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８页。
⑥ 李稚甫：《台湾人民革命斗争简史》，华南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５０页。
⑦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４７，《达洪阿等奏英军复犯台港破舟歼敌获胜折》（道光２２年），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版。
⑨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载于《台湾研究丛刊》第３７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５０年版。
⑩ 罗亚尔：《中法海战》，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３册，第５３９页，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①① 刘大年、丁名楠：《台湾历史概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６年版，第４７页。
①② 卡诺：《法军侵台始末》，载于《台湾研究丛刊》第３７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５０年版。
①③ 在国内战争中，刘铭传曾先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东、西捻军，２８岁任直隶总督，拜一等男。这固然是其不光彩的一页，但其军事才能，于此可见一斑。
①④ ①⑤ 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卷６，《台湾郡县添改撤裁折》。
①⑥ 《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年八月四日），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５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①⑦ 林子侯：《甲午战败后各方对和约的反应》，《台湾文献丛刊》第７２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５０年版。
①⑧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①⑨ 《谭嗣同全集》５８页、第５９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５４年版。
②⑩ 江山渊：《丘逢甲传》，《小说月刊》第６卷，第３号，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②① 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１０，《台抚唐景崧奏陈台民万众一心请归英保护电》，载于《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汇刊三十种》，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１９８８年版。
②② 连横：《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版。
②③ 庄金德：《己未割台前后朝野的诤谏与台湾官民奋斗的经过》，《台湾文献》第１５卷，第４期，１９６４年版；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１９５３年版。
②④ 转引自戚嘉林《台湾史》下，台北自立晚报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４８页。
②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６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②⑥ 见《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载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５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版。
②⑦ ②⑧ ②⑨ 转引自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载《台湾研究集刊》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③⑩ ③① 见《团结报》１９８１．８．１５。
③② 见周ｔūｏ＠①、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５～４８页。
③③ 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载《台湾研究集刊》１９９０年第二、三期。
③④ 《亚细亚的孤儿》，台湾著名作家吴浊流之代表作，出版于１９４５年。描写台湾青年胡太明在台湾受异族压迫，远走大陆，亦未得到应有的温暖，宛如被遗弃的孤儿。
③⑤ 张深切：《我与我的思想》，见林载爵《黑色的太阳—张深切的里程》第１２７页，载于台北陈永兴、李筱峰编《台湾近代人物集》，１９８２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加宅下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