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国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由台湾绅民于1895年5 月25日成立的一种地方性的临时抗日政权。它不仅在台湾地方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且在中国历史，乃至亚洲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绝大多数中国近代史专著，如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郭沫若《中国近代史》、陈旭麓《近代中国八十年》等，对此忌讳颇深。为了客观公正地认识和评价台湾民主国这段历史，笔者认为有必要廓清几个问题。
一、台湾民主国是何时失败的
台湾民主国建立于1895年5月25日，对此，学术界无异议。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受命在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完成了割台等交易。之后，清政府不顾全国舆论的压力和台湾人民的强烈反对，一面“着李鸿章饬令李经方迅速往台与日使妥为商办，勿稍担延贻误”：一面又电告唐景崧“所有文武大小官员，着即陆续内渡”〔1〕。 并下令台湾百姓“愿内渡者，听便，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2〕。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就这样被清政府出卖了。不愿当亡国奴的全台绅民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3〕。在丘逢甲、陈季同、林朝栋等人的筹划下，台湾民主国于5月25日正式成立，原台湾巡抚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庆祝仪式极其隆重，参加人数“不下数万人，颇形热闹”。〔4〕
台湾民主国是何时失败的呢？有的学者认为，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至此夭折，亦即台湾民主国是6月7日失败的。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民主国在台北陷落后不久又在台南等地区恢复起来，且台南的民主国与台北的民主国是没有两样的。
第一，虽然民主国总统在台北沦陷之后内渡大陆，总统职位空缺，但是，不久刘永福又被台南绅民推举为“总统”。6月27日， 台湾知府黎景嵩“集台、彰、云、苗四县绅富会议”，恢复建立筹防总局，以筹款守御，请绅士轮流执事〔5〕。6月29日，台南绅民举行几千人的集会，推举刘永福为民主国总统。铸总统银币一枚，邀集各界代表3000余人，送印于刘永福。并电邀台中同襄盛举。刘永福在此危难之际之所以能被举为总统，一方面是由于他在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率领黑旗军屡挫法军，功勋卓著，给台湾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在1894年9月奉命赴台后，任“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总兵关防”， 民主国成立后，又被推为大将军，在唐景崧、丘逢甲等内渡后，他是总统的当然候选人。刘永福对总统之职再三辞让，表示“难承万民请命，欲副本心保人民、全领土两事，是以不得不暂时理事而已。其他非分之荣不敢望也”〔6〕。刘永福不贪总统之高位，也许是上策， 以免招黎景嵩妒忌，给团结抗战带来恶果。但实际上，刘永福仍行使民主国的最高军政大权，成为不是总统的总统。
第二，尽管民主国的机构随着台北的沦陷而瓦解，但是不久又在台南等地区得到恢复和发展。刘永福以“台湾民主国镇守台南帮办军务”的身份发出告示，号召绅民积极筹防，并力主恢复议院制度〔7〕， 竭力倡导民主空气〔8〕。根据绅民的一致要求， 刘永福恢复了民主国的一系列机构，并酌情设立部分新机构：设立了七人委员会主持政务；设立议院，以许献琛、徐元辉、王蓝玉三人为主议，卢振基、陈鸣锵、林馨山为参议〔9〕；设筹防局，以许献琛、陈鸣锵为局长， 分五段筹防，东段林际春，西段林清泉，南段吴敦迎，北段曾兆琦，中段林鸿藻，“布置周密”；设粮台，以陈鸣锵主持〔10〕；设官银票局，以庄序端为总办；设厘金局，以陈凤藻主之；设新关税务司，以英人麦加林任总办〔11〕。其他还设立邮政局、团练局、联庄局、保甲局等〔12〕。对所辖地区的县级长官也进行了任命，还任命了一些负责转运、侦探的官员。〔13〕
第三，民主国在台南等地区恢复以后，积极领导全台人民抗日斗争，这和台北的民主国是一致的。由于清政府对台湾经济禁运，致使台民处于“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14〕的十分困苦险恶的境地。民主国想方设法，力挽危局。当时台南存款仅20万两左右〔15〕，财政极其困难，民主国发行纸币、股票、邮票，发动绅民捐款，共筹款25万多两〔16〕。抽关税每月三四千两，一度解决了民主国复兴时期的财政困难。议院允准发行印有“台湾民主国”字样的纸币和印有虎样的邮票，在民主国控制的地区流通。这些措施，对于抗日保台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从台南的民主国的组成人员看，它和台北的民主国同样几乎都是由有相当影响的绅民构成的。这些绅民不仅促成了民主国的恢复，而且对维系民主国的生存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的捐款解决了民主国的部分军饷。在民主国的领导下，绅民还纷纷招募义军，奋勇抗战，涌现了一大批如徐骧、吴汤兴、简大狮等令人敬佩的民族英雄。
由上可见，台湾民主国并没有因台北的沦陷和唐景崧的内渡而“夭折”，而是在此之后，又存在了4个多月的时间，直到10月19 日刘永福在内乏资金兵源、外无清廷物援的情况下，被迫退回大陆才告失败。10月21日，日军占领台南，历时近5个月的台湾抗战至此结束。
二、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不是一种分裂祖国的“独立”行为
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不是一种分裂祖国的“独立”行为？如何认识这个问题，是评价台湾民主国的关键。
一些治史者认为，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未得清廷认可，因而，它是一种反对清朝统治，摆脱中国的“独立”行为。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与史实相悖的。台湾民主国的成立，并不是一种“独立”行为，而是对清廷把祖国领土割让给异族的一种抗议；台湾绅民并不是对清廷不忠，而是处处要为清廷效忠。
首先，从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动机看，目的在于反对日本统治，尽可能把台湾保留在中国版图之内。割台消息传出后，台民悲愤之至，表示“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17〕，就是唐景崧、刘永福等人也在全民反割台情绪的感召下，开始站到绅民一边。全台绅民呼吁全岛自立，以冀不使台湾落入日人之手。他们“登高一呼，全台皆应。其间忠义之士尤慷慨激愤，痛詈清廷之负台民，赞逢甲之议”〔18〕。他们出于对清政府割台的不满，为避免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而在台湾岛宣布自立，成立台湾民主国。他们认为，成立民主国“非台民无理倔强，实因未战而割全省，为中外千古未有之奇变。台民欲尽弃其田里，则内渡后无家可依；欲隐忍偷生，实无颜以对天下。因此捶胸泣血，万众一心，誓同死守”〔19〕。唐景崧受任总统后，在给清廷的奏文中也表示：“今之自立，为拒倭计，免其向中国饶舌。”〔20〕这都充分表明台民“义不屈倭”的爱国精神。
其次，台湾民主国成立以后，其领导者不仅在言上而且在行上都表示要效忠清朝。民主国成立的当天，唐景崧就电奏清廷表示“仍奉正朔，遥作屏藩”〔21〕。翌日，他又以大总统的名义电告台民：“即日议政，定为民主国……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22〕特别是，他还讳言民主国的独立与主权，自始至终称台湾民主国为“自立”，并力言“自立”并非“独立”。刘永福、丘逢甲同样如此，他们一再解释。成立民主国有不得已之苦衷，如在民主国的《独立宣言》中说：“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23〕在他们给清廷的奏折中也表示：“台湾已为清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暂行自立，死守不去。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意恋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24〕民主国大将军刘永福在其盟誓书中说得更明白：“变出非常，改省为国，名为自立，仍隶清朝……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并表示“如有机，自仍归还中国”〔25〕。由此可见，“民主国”依然是大清的疆土，台岛居民仍是大清的百姓，成立民主国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
民主国的领导者还用行动证实他们对清廷的忠心及民主国对大清帝国的从属地位。民主国年号“永清”，意为“台湾永远隶属于清朝”；国旗为蓝地黄虎旗，而不用象征清朝统治的龙旗，虎仅次于龙，表明其从属地位。此外，唐景崧还千方百计向清政府表露他的总统职衔的双重性。身为总统，在他上奏清廷的电文与奏折中仍用巡抚职衔，只有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方用总统称谓。为表明心迹，唐景崧的署衔为“台湾民主国总统，前署理台湾巡抚”〔26〕。这种称谓真有点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但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唐景崧当时并不想把台湾从中国独立出去。
最后，从唐景崧受任民主国总统的私人动机看，是想竭力为清朝拯救台湾，以图清政府对他的奖赏。唐景崧科举及第，在宦海里浮游半生，才由一个区区吏部主事升为署理巡抚，从他上述的言行中，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循规蹈距的大清臣民，而不是一个有野心之辈，他出任总统，并不是想在台湾称王称帝，而是想通过这种途径保住台湾，尽一个臣民之责。唐景崧当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言行和清朝的避免扩大事态的政策是背道而驰的，并作了回大陆受清廷处罚的准备。不过，他私下仍希望继续执掌台政，阻止日人进攻。到时，即使日人占领了台湾，当他重返大陆时，或许不受国人责骂，反而得到奖赏。唐景崧这种复杂的心理，足以说明他成立民主国不是闹分裂独立。
综上所述，台湾民主国的成立，是因为台湾地方绅民出于民族义愤，出于对清政府卖国投降的愤慨，不甘心当亡国奴，并不是想把台湾从祖国独立出去。恰恰相反，他们仍念念不忘清王朝。应该强调的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中国”和“清王朝”是同义词，不忘清朝，也就是不忘祖国，把台湾看作是中国领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如何认识台湾民主国的历史作用
台湾民主国前后仅仅存在5个月时间，又无清廷认可，因此， 自它成立之日起至今曾遭到人们的指责和贬斥。笔者认为，这种评价很不公允。尽管民主国存在时间短促，加上当时形势复杂，留下来的史料也其说不一，出入有差，但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其一，台湾民主国组织抗日武装，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猖狂气焰，迟滞了日寇侵台的进程。民主国成立后，即着手进行防守部署：唐景崧自守台北，张兆连守基隆一带，綦嵩会守沪尾一带，刘永福黑旗军守台南一带，袁锡中守埠南一带，总兵力约七八万人。他们严阵以待，时刻准备歼灭侵台之日军，这对鼓舞全台人民抗日士气起了重要作用。在唐景崧内渡，台北失陷后，丘逢甲又挑起指挥台民抗日的重任。他积极协调指挥吴汤兴、徐骧、丘国霖等各路义军同敌作战。他们以上铳、长枪、大刀为武器，利用熟悉的地形，出没无常，打得日寇晕头转向，胆颤心惊。日军惊呼：“扫荡者反被扫荡”，“台北新竹之间，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破坏铁路，割断电线，皆他们所为，见我兵寡则来袭，见我兵众则远遁入森林中。”〔27〕“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年轻的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着，一面投入战斗。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一点也不怕死。”〔28〕丘逢甲部及各路义军的顽强阻击，有效地挫败了侵台日军意欲迅速南进的狂妄计划，同时也为刘永福固守台南赢得了一段极为宝贵的时间。这使得日军极为害怕，他们担心倘若这样下去“不但对将来全岛的施政会引起莫大的弊害，对眼前即将南进的师团兵站亦难免屡受危险威胁。”〔29〕日本不得不增兵台湾，在弹尽饷竭的情况下，丘逢甲于7月底潜然内渡。
之后，抗日保台的重任落到刘永福肩上。他在台南积极备战。6 月中旬，当日舰进犯台南门户平安口时，刘永福亲自燃放重炮，痛击敌人，并指挥守军英勇作战，多次击退日舰进犯，迫使日军只能在陆上一步一步由北向南推进。当日军占领台中后，刘永福率领台民继续抗日，誓与“台湾共存亡”〔30〕。在军饷不济情况下，多次派人向内陆“哀求拯救”〔31〕，但无一应者。在此险恶环境下，刘永福仍率领黑旗军与义军英勇抗敌，多次重创日军。后终因孤立无援弹尽粮绝，刘永福才搭乘英国轮船内渡。
唐景崧、丘逢甲、刘永福这几位民主国的主要领导人相继内渡，孰是孰非，我们姑且不论，但他们所领导的民主国在抗日保台斗争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其二，台湾民主国以它崭新的议院制的民主共和政体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标志着当时几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政治追求的新高度。
民主国成立当天，唐景崧以总统身份发布通告，宣布了民主国实行改革的纲领：“国内一切新政应即先立议院，公举议员，详定律例章程”，“从此台湾清内政，结外援，广利源，除陋习，铁路、兵轮次第筹办，富强可恃东南”〔32〕。这纲领反映了台湾绅民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和愿望。
与此同时，他们按照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权建设，设立了总统、议院和三部机构。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任副总统兼义军统领〔33〕，刘永福任民主大将军，改台北巡抚衙门为总统府。中央政府机构为外部、内部、军部，分别由陈季同、俞明霞、李秉瑞担任大臣。丘逢甲起草了临时宪法草案〔34〕。设立议院，议员陈云林、洪文光、白其祥等几乎都是知名的绅商、富豪和士人，巨富林维源被推为议长〔35〕（如前所述，这些政权机构在台北失陷后，在台南又恢复起来）。这种议院制的民主共和政体，是在兵戎炮火中建立起来的，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如此，但它毕竟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潮流。
早在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谛，不少人对西方议院制极为推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了设立议院的主张，钟天纬、经元善还对实行议院制的途径作了设想。然而，这些都是纸上东西。甚至，领导新潮流的康有为都是如此。就在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同时，康有为发起了“公车上书”，提出了“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和实行议郎制（即议院制）的改良主张，但是到了百日维新期间，在光绪帝的变法诏令中对议院只字未提，更谈不上设立议院了。
与以上相比，台湾民主国就不一样了，它把几十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对议院制的理想变成了现实。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亚洲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事。对此，我们应该充分肯定。
综而言之，我们不能以成王败寇来论英雄，而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评判问题。我们应该还台湾民主国本来之面目。
注：
〔1〕〔21〕〔22〕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
〔2〕《中日战争》第6册，第385页。
〔3〕〔14〕〔17〕〔19〕连横：《台湾通史》，《独立记》。
〔4〕《申报》1895年6月2日。
〔5〕〔10〕连横：《台湾通史》，《让台记》。
〔6〕〔15〕《刘永福历史草》，《中日战争》第6册。
〔7〕〔9〕《万国公报》1895年10月。
〔8〕《中东战纪本末》，《中日战争》第1册。
〔11〕〔13〕〔16〕《台湾战争记》，《近代史资料》1962 年第3期。
〔12〕〔26〕薛光前、朱建民编著：《近代的台湾》。
〔18〕〔23〕〔34〕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第6 册。
〔20〕〔25〕魏大业等编：《台湾大事纪要》，第31页。
〔24〕《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中日战争》第6册。
〔27〕〔28〕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29〕《台湾抗战日方资料》，《中日战争》第6册。
〔30〕《今生自述》，《中日战争》第6册。
〔31〕《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5，第12页。
〔32〕《万国公报》1895年7月。
〔33〕《台湾省通志》卷7，《人物志》。
〔35〕据《近代的台湾》载：一说认为林辞未就，另一说则认为林主持过议会。＊
（资料来源：《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