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多年来，港台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涓涓不断，取得了一定的收获。首先在文献资料方面，从1949年至1990年初，港台先后编著、影印、再版了《李秀成亲供手迹》、《洪仁玕录供》、《李文忠公尺牍》、《曾国藩传记资料》、《李鸿章传记资料》、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料丛刊》（含太平天国部分）、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含太平天国部分）等约130余种文献资料。其中《李秀成亲供手迹》是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根据曾国藩原藏于湖南湘乡老家的《李秀成供词》原件，影印出版的。它是研究李秀成生平及太平天国史的最原始最珍贵的资料。它的问世，曾轰动中外，由此海内外曾掀起了一股“李秀成热”，形成了一次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小高潮。《洪仁玕录供》是1963年萧一山根据原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原件首次在其所著《清代通史》中披露的。这些录供都详细地记叙了晚期太平天国尤其是洪仁玕主政前后的重要史实，为前所刊行的数种供词本、译文所罕有，价值之高，堪与李供相媲美。此外，吴相湘主编的《中国史学丛书》、梁发的《劝世良言》、沈云龙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其次，在专著方面，1958年香港简氏猛进书屋出版了简又文的《太平天国典志通考》上、中、下三册，140万余字。1962年又出版了简氏《太平天国全史》上、中、下三册，160余万字。前书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经济、军事、宗教方面对太平天国做了横面解剖。后书则熔编年，记传与纪事本末三体于一炉，从纵的方面，评述了太平天国的起讫。这两本书，都具有资料翔实，覆盖面宽泛、考释详确的特点，是迄今海内外两部规模最大的太平天国专著。此外，简氏还于1973年出版了英文著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等。
台湾迄今为止先后出版了陈寿恒《太平天国风云人物志》、萧一山《清代通史·太平天国始末》、南宫博（马彬）《太平天国》、王尔敏《淮军志》、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章君谷（张国钧）《咸同十杰》、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黄嘉漠《滇西回民政权的联英外交》、雷禄庆《李鸿章年谱》、李守孔《李鸿章传》、陆宝千《刘蓉年谱》、张家昀《左宗棠》、乐炳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年谱》、雷禄庆《李鸿章新传》、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罗刚《刘公铭传年谱初稿》等十几部太平天国史专著。此外，有包遵彭、李定一、吴相湘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1辑第4册“太平军”，中华文化复兴推动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8编“太平天国”，黄大受的《中国近代史》，段昌国的《中国近代史》，庄练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等近代史著作，都把太平天国列为重点内容加以论述。旧著重印如萧一山《曾国藩传》。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
在以上出版的著作中，与太平天国联系密切，学术价值较高者，首推王著《淮军志》。该书旨在探讨淮军及晚清勇营制度，引征约195种资料，详尽论述了淮军的创立、营制、组成、训练方法、饷源、军械、湘淮军的关系以及曾李等用兵选将方法的歧异。并进而揭示了清代勇营制度的性质、作用以及对晚清军制政局的影响。全书资料丰富，旨具新意，见解深湛，论述扎实，因而出版后引起海外学者的重视。
其次，当为邓著《美国人与太平天国》。全书除部分中西文献资料外，主要引用了太平天国时期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使领、“淘金者”四种美国人的原始记载、文件、报告、书信等第一手稀有的珍贵资料，从中勾稽寻绎洪秀全与美国传教士，基督教与拜上帝会、太平天国，美国对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演变过程、原因等，间及其它列强。该书视角新颖独特，读后能给人以启示。
文章方面，据目前所接触到的资料的粗略统计，港台共有233篇左右，具体分类情况如下： （附图）
资料来源：姜秉正编著《研究太平天国史著述综目》；台湾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论文集》符录论文索引；朱传誉主编《曾国蕃传记资料》、《李鸿章传记资料》。
其中总论类主要文章有：简又文《论太平天国之兴亡》（《民主评论》，4—11），萧一山《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及其影响》（《大陆杂志》5—3）、郭廷以《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大陆杂志》10—2），庄吉发《清末天地会与太平天国之役》（《大陆杂志》59一1）、黄大受《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一）、（二）、（三）、（四）（《天然》2—56、7、8）。政治类主要文章有：简又文《太平天国乡治考》（《东方文化》1—2）、汪耕父《太平天国内讧经纬谈》（上）、（下）（《畅流》20—4）、汪祖华《太平天国与中国妇女解放》（《畅流》17—5）、陶天翼《太平天国的“都市公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集刊31）。经济类有：简又文《太平天国田政考》（《东方文化》1—1）、黄乃隆《太平天国动乱前后江南地区农业生产及农民税负的分析》（《文史学报》3卷）、林丽月《咸同之际的湖南厘分》（1855—1864）（《食货月刊》7—5）、刘石吉《太平天国乱后江南市镇的发展》（1865—1911）（《食货月刊》7—11）军事类有：刘风翰《湘军制度的渊源和影响》（香港《大学生活》3—4），王文贤《湘军水师的创立及其发展》（《历史学报》1卷）、王尔敏《湘军军系的形成及其维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期）、李恩涵《剿捻期间湘淮军间的合作与冲突》（同上），文化思想类有，简又文《太平天国与中国文化》（上）（下）（《大陆杂志》35一1）、施友忠《太平天国的思想形态》（中华文化复兴月刊8—1）、王荣川《论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形成》（《复兴岗学报》16卷）、李思涵《左宗棠的经世思想》（近代史所集刊，第12期）。外交类有：陈立旺《从太平军时期之借兵助剿问题看中英双方态度之演变》（香港新亚书院历史学系系刊，第2卷）、董修民《太平天国与列强之关系》（《政治大学学报》第4期。人物类有：简又文《忠王亲笔供辞考误》（上）（下）（《大陆杂志》35—11、12）、黄嘉谟《石达开的封王与回征广西》（《广西文献》第5卷）、李振英《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上）（下）（《广西文献》第5、6卷）、杨家骆《李秀成亲供考》（《文艺复兴》1—8）、庄练《曾国藩》（《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李思涵《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军的战绩》（《历史学报》第7期）、王尔敏《胡林翼之志节才略及其对于湘军之维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李守孔《李鸿章襄赞湘军幕府时代之表现》（《幼狮学志》9—2）。这些文章或以搜罗资料丰富，论述细致，旨具新鲜见长；或以发掘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取胜；或以考证精细，注释详确著称，或兼而有之。褒太平天国者有之，贬太平天国者亦有之。
以上，我们把将近40多年来港台编纂出版的有关太平天国史文献资料及其著述情况，做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式的概括。下面，拟就其讨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情况，撮其精要，加以综述。
一、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
在这一问题上，港台学者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论者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没有多少重大的分歧。具体看法归纳如次：1、清初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两广、两湖天地会反清斗争的推动与影响；2、清朝统治黑暗腐败，土地兼并激烈；3、人口压力。如吉庄发认为“社会经济的变迁是随着人口的动向而转移。就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背景言而，导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最值得注意的原因，即为人口压迫问题”（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故宫丛刊》1981）；4、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的刺激与影响。如萧一认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有一最大之因缘由外而来者，即西洋帝国主义之闯入是已”（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册第41页）。简又文认为，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积弱暴露，声威尽堕”，“此对于洪秀全之心理上自有相当的影响，至增强其革命的决心”；战后“粤省义勇均被遣散，或为土匪，或为海盗，以故粤匪蜂起”，“全省几无一片干净土，然而却成为太平天国之最优势的策源地焉”（《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第50页）。
二、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
港台学者在论及太平天国革命性质时，一般都持颂扬态度，称之为革命。但在革命的属性问题上，意见不尽一致，主要有两说：
1、宗教革命说，简又文力主此论。其理由有四：其一、“这革命运动之原始的意识与组织，完全是源出于基督教的”；其二、“太平革命运动的原动力，也是完全由基督教而来的”；其三、“太平天国运动的推动力与支配力，亦完全是由太平基督教而来的”；其四、“不特太平革命的原始、与发动力及推动支配力是完全源出于太平基督教，而且其全部理想（或‘观念形态’）、行动、生活、制度、目的，——在政治上（包括外交、名位、组织、礼仪、乡治及各种政治施设等）、军事上（包括军律、军纪、战时祈祷、以上帝为其战神等）、文化上（包括科举、历法、教育、制艺、文体、书籍、思想等）、经济上（包括田制、钱币等）、社会上（包括妇女地位、提倡天足、婚姻等）、法律上（包括‘天条’十款、刑律六十二条）、道德伦理上（包括所吸收的儒家伦理、禁烟、禁娼、禁奴、禁酒、别男女、禁奸淫邪行及其他等于清教徒的生活）——各方面，均完全受太平基督教之统一的总原则所支配的。一言以蔽之，他们要彻底改革全部人生之个人的与社会的生活及组织，使成为完全基督教化的‘新天地’，即是裨治文牧师所报告的‘神治主义’的国度”。
2、民族革命为主，社会革命为次说。这是台湾流行的看法，萧一山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他在修订本《清代通史》中首先对宗教革命说提出质疑。认为“太平军是一派特别的基督教徒，而人们一向根据他们的基督教而判断太平军，这是不幸的事”。“太平天国是一种扫除一个已归无用的异族政府的企图”，是反满“民族革命”。因为：第一，太平天国实施共产制度”，“不论军民官吏按人配给，禁止蓄有私财”；第二，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公田政策（《清代通史》卷下第1册第316—333页）。
此外，也有个别不同意太平天国是革命运动，而认为是“内乱”者。如郭廷以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究其本质，并无异于中国历史上的一般叛乱”。“曾国藩之讨伐洪秀全，是自卫战争，文化战争，思想战争，卫道战争”（《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大陆杂志》第10卷第2期第25、32页）。
三、《天朝田亩制度》
关于这一问题，港台学者主要是围绕着《制度》是否要实行土地国有的政策；实行的是什么性质的生活消费制度；为什么没有实行平分土地的规定三个问题来讨论。观点大同小异。
1、是否要实行土地国有的政策？
对此，一般学者都做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土地国有”与“私田充公”的字样虽确未见诸《制度》明文规定，但《制度》的主旨是“公”与“平”，中心问题在于平分土地的规定。如不先将全国土地收归国家、以充公用，则新分配土地的规定将无从实施。“依其制，至少亦须将每人或每家所有田额之超过其所应受者，先行收归公而后转分给与不足者”（简又文《太平天国田政考》，《东方文化》第1卷，第1期，第29—30页）。土地收归国有是实行平分土地规定的前提条件。
2、实行的是什么性质生活消费制度？
大体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平均消费是《制度》规定的两大经济政策之一，“圣库”是具体掌握一切财富物质的机构。“战利品要缴归圣库，农民的米谷，商贾和资本，亦全应解交”；“文职官职人员，概无常俸，衣食所需均向各典官衙门取给，这是彻底的实物统治配给制度”（郭廷以《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大陆杂志》第10卷第2期第31页）。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制度》有关无私产、无私财、丰欠相同、祸福同受等种种平均消费生活的规定，均源于基督教信仰，是“一种宗教的公产制度”（简又文《太平天国田政考》，《东方文化》第1卷第1期第27页）。
3、《制度》平分土地规定未能实施的原因？
一般认为有四种原因。第一，空想不切实际；第二，处于战争环境；第三，供给不继，粮食匮乏；第四，制度本身不完善。如段昌国认为《制度》规定“天下田丰荒相通”，立意诚佳，“但是如何迁移法，并未见明文规定”；“只是授田，而没有归田之法，天下田亩有限，而人口无限，以后应如何分配？且人死后，田亩如何处置？皆未明言”（段昌国《中国近代史》大中国图书公司，1975）
四、列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归纳起来，目前大致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纷纷派使领前往观察，“虽无特殊好感亦无恶感”，乃采取了“中立政策”但此后，由于太平天国夜郎自大，内存鄙视外人心理，“不知与其政府合作；长期在长江流域一带征战，极影响通商口岸外国之商业；且屡次兴兵攻击上海，侵犯英法之利益，迫使英法终止‘中立政策’，助清对其作战”。
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初对太平天国心存妄想，企图乘机从太平天国捞到还未从清朝那里得到的特权，但太平天国坚持“宁不成功，不肯卖国”的爱国精神与民族主义立场，不予承认他们在华的特权，引起列强不满，公然用兵进攻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外交的失败，“即其革命之光荣”。
五、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原因
港台学者一致认为太平天国本身的种种局限性和西方列强的直接干涉，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内外原因。但在具体论述时，倾向不一，可归纳为两说。
1、内因说。认为太平天国涤荡孔孟；太平天国领袖“无知识无见解，而且妄自尊大”实行“神权、极权、愚蠢的统治”；战略失误；内部矛盾重重等等，是导致其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2、内外因说。认为太平天国失败，固然与其思想体系矛盾混乱，人才缺乏，用人不当，内部不团结，军事战略失误等种种缺陷有关，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助纣为虐，公然帮助清政府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直接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一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六、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对太平天国性质的理解有密切关系。凡是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反满民族革命”、“民族革命为主，政治革命为次”，或“宗教革命”的，通常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在近代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有着深远的、积极的影响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凡是论断太平天国运动为“内乱”的，则否定太平天国的积极作用，渲染和夸大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极的一面。两种观点都从太平天国的各项制度、政策、军事活动、思想文化等方面加以论证，但结论大相径庭。
1、否定论。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反孔焚书，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长期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大片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商品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太平天国运动“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
2、肯定论。此论又包括两种意见。一种意见首先对“否定论”提出异议。认为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中国经济、人口直接或间接受到损失，但其咎不在太平军。理由是：第一，残害人民，蹂躪地方之举，多是清军所为；第二，清政府是引起战争的罪魁祸首；第三，战事延长蔓延，“皆因曾国藩等为虎作伥兴师抗拒所致”。他们认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西方列强已经入侵中国的时代，清政府腐败不堪，临近全面崩溃的前夜。太平军崛起于两粤，倡导宗教、民族、政治革命，是要开辟“新天新地新世界”，建立一个强盛繁荣而文明的近代化国家，这种理想“即在世界的革命史中也找不得几个”。因此，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将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中永远占着重要而光辉的一章”。
另一种意见则从“清史，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的观点出发，认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揭橥民族革命大旗，打击清朝统治；主张男女平等，实行地方乡治；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平分土地，是对清初以来天地会“反清复明”斗争的重大继承和发展，极大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革命进程。对此后孙中山“三大革命”思想理论的形成，也提供了历史依据与借鉴。此外，太平天国运动后，地方督抚权力增强，清政府中央集权逐步衰落瓦解，会党势力大增。因此，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实际上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做了积极的酝酿和准备，是中国近代民族、政治革命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
综上述40多年来港台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从总体上说，又是不成熟的，而且还明显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主要表现是：1、香港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者少，成果亦少，只有个人优势，而无整体发展。2、台湾汇编、影印再版的文献资料多，出版、发表的著作、文章少；在已有的著述、文章中，具体性的论述多，总论性的论述少；在具体性的论述中，研究军事、人物方面问题的多，研究经济、外交方面问题的少。在研究的军事、人物方面的问题中，以研究湘淮军军制的多，太平军军制的少；人物研究中又以太平天国对立面的多，太平天国的人物少。种种多多少少，构成了港台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畸形局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台湾而言，除了其本身太平天国史研究不够成熟外，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导致近代史研究中心测重于民国史、思想史、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而相对忽略其它方面包括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是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此外，或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或由于研究方法论的不同，台湾许多学者在论及太平天国运动时有意无意地出现前后相互颠倒矛盾的说法与观点。同人同著，或同人另文中，始对太平天国运动加以颂扬，继则称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等人镇压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是褒是贬，态度不一，令人轩轾难分，无所适从，更不用说对其人物研究讨论“略加综述”了。
以上种种，只是举例。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包括香港的学者一定会认识到太平天国史在中国近代史整体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必然会眄视八荒，驰骋开去，同海内外同仁学者一道，继续加强和充实太平天国史研究，把太平天国史研究更向前推进一步，共铸我完美之太平天国学遥望海天，不胜企盼。
（资料来源：《高校社科情报》1990创刊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