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最早的门户之一。它自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政治环境以及西方文化的不断移植，使其成为中国土地上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对于这样的地区的历史，在1980年以前，却未能引起中国内地史学界的足够重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的三十多年间，有关澳门史研究的论文仅十余篇，且研究的内容比较单一，多集中于论述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前后经过。

1980年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中英、中葡关于港、澳问题的交涉和解决，使得澳门的历史和现状越来越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史学界对澳门史的研究也有了较大进展。它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关澳门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近十年国内刊物发表的论文三十余篇。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澳门史专家戴裔煊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近年，费成康先生的《澳门四百年》、黄鸿钊先生的《澳门史纲要》等专著也相继问世；二是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泛，其内容涉及到澳门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有关人物等各个方面。现以其研究的内容分叙如下：

一、葡萄牙占据澳门的时间及经过

这是国内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国内许多论著都回顾了葡萄牙人从明代开始插足澳门，到清末对澳门“永驻权和管理权”的取得，以及其后不断扩大界址的整个过程。有的学者还对香港和澳门的历史问题作了对比研究。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戴裔煊先生在他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下简称《笺正》）一书中，通过大量中外史料的研究考证，补正了长期被引为信史的《明史·佛郎机传》中的疏漏和错误，澄清了中外史学家众说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即葡萄牙人什么时候开始在澳门贸易和怎样占据澳门的问题，从而阐明了史实真相。

葡萄牙人何时在澳贸易和入居澳门，以前史家，甚至近年来还有不少著述都引用《明史·佛郎机传》的资料为据，认为嘉靖八年（1529年）葡萄牙人便在广东沿海与中国正式贸易往来，或称嘉靖十四年（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前山都指挥黄庆，以岁输货税二万两得以在澳门码头停泊商船，进行贸易。《笺正》经考证认为，《明史·佛郎机传》在未参考明嘉靖年间黄佐代广东巡抚林富所作的《代巡抚通市舶疏》原文的情况下，便以何乔远《名山藏》中的《王享记东南夷三佛郎机》条，误称嘉靖八年林富认为许佛郎机通市有“四利”，奏请朝廷准许与佛郎机贸易，“自是佛郎机得入香山澳为市”。《笺正》认为“这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忖测之词”<%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它依据《泰泉集》中林富原疏，并参考《殊域周咨录》指出，当时林富根本就没有所谓“与葡通市四利”之说。恰好相反，林富却认为佛郎机不属《祖训》、《会典》中所列许通市舶之国，“如佛郎机者即驱出境，如敢抗拒不服，即督发官军擒捕”<%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故传文与史实完全不符。

《明史·佛郎机传》在提出“嘉靖八年说”的同时，又自相矛盾地提出了一个“嘉靖十四年说”。传文根据《天启实录》卷六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丙子条按语，认为在嘉靖十四年（1535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岁输课二万金，佛郎机遂得混入”，《笺正》认为这同样不是事实，因为嘉靖十四年，葡萄牙“曾从佛大泥派遣一艘帆船来，打听中国的政府是否允许他们来做买卖，毫无结果”，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广州城门还榜示着皇帝的敕令，“永不许胡须大眼夷人进入国境”<%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至于“黄庆”其人，《笺正》认为，在明嘉靖年间澳门历史上从未发现有这样的一个人，“有之，只有一个王绰”。而该人在万历初年镇压了岭西罗旁瑶族起义，升昭武将军后才移驻澳门，所以他代葡商申请“愿输岁饷”以求“近处泊舶”之事最早也要在万历五年（1577年）<%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6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笺正》最后据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棐的《广东通志》卷六九《澳门》条：“嘉靖三十三年，夷舶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循贿使之。时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镜为舶薮矣”<%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6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同时它又参阅了十七世纪广东地方官的奏疏，认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商人冒称他国国籍，以借地晾晒水湿贡物混入澳门，这是“他们得入濠镜澳居住的开始”。在中国早期的资料中，也有1557年葡人人居澳门的说法，如1617年两广总督周嘉谟、巡按田生金向明中央政府的条陈，以及中央政府正式的公文记载，尤其是葡萄牙方面的记载多持此说。《笺正》以为“这两种说法都没有错误”，因为葡人的记载是以用砖瓦木石盖起房屋入住的年份来说的，“从1553年起算，着眼点放在事情的开始，从1557年起算，着眼点放在事情的归宿”<%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6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但也有学者认为，1553年葡人贿赂汪柏准其来粤贸易，但葡人于次年才开始在浪白、濠镜等地与中国商人易市，而且“此时葡萄牙人只是象东南亚商人那样在濠镜等洋澳泊船、贸易，并非象近些年来有些中文书籍所记载的那样，他们于1535年或1553年‘侵占’了濠镜，更不象某些西方书籍所记载的那样，他们驱逐了盘踞濠镜的海盗，从而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葡人从1557年起才“开始在濠镜非法定居”，此后葡人入居者渐多，逐渐在澳门建立起居留地<%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19—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这种看法与《笺正》的提法没有大的分歧，但更强调从1553年起到葡人在澳门建立起居留地，中经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葡萄牙人怎样入居澳门的问题上，自十七世纪以来，一些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宣传中国把澳门给葡人居住，是由于葡人帮助明政府赶走了海盗。此后，西方的许多史学家均援引此说。《笺正》指出，所谓帮助中国赶走海盗一事，系指1564年，即葡人入居澳门七年以后，驻守拓林澳广东水兵起义，进逼省城事件。而事实是葡人自动请求帮助朝廷镇压起义，企图事成之后求得明政府同意与他们正式建立往来贸易关系。但是，当时镇压这次起义的主谋、总兵俞大猷“只答应成功之后，重赏葡萄牙人的头目”，而对他们要求的正式建立往来贸易关系却“严词拒绝”<%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正》，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至于葡萄牙人在1557年后得寸进尺，1849年赶走清朝驻澳官员，1887年通过《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取得在澳门的永驻权和管理权，以及明、清政府对澳门的管理和对在澳葡人及其非法贸易的态度等问题，也一直是近年来人们论述较多的一些问题。

二、澳门对外贸易史的研究

澳门在葡萄牙人入居之后，约经20多年，其对外贸易便迅速发展起来，到明末，它已成为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港口——广州的一个外港，和西方各国在远东进行国际贸易的中继港。由于对外贸易在澳门的繁荣和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此，澳门的对外贸易也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明后期八十余年间，澳门的对外贸易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不少论著都论述了当时澳门——果亚——里斯本、澳门——长崎、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三条贸易航线的繁盛状况。有的还专文分析了当时澳门对外贸易之所以能迅速繁荣的物质基础（即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必要条件（即澳门内外水路交通的便利）以及当时“倭寇”海上走私贸易与明政府海禁政策对澳门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当时澳门贸易的掠夺特征：海盗式贸易、不缴纳关税和鸦片、人口的走私贸易；阐述了澳门此时贸易的发展对中国、东南亚、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影响<%黄启臣、邓开颂：《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澳门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84年第三期。%>。

但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后，日本于1639年禁止葡萄牙人往长崎贸易，次年西班牙也宣布停止葡人在马尼拉的贸易。与此同时，明政府海禁愈严，亦不准葡萄牙商人前往广州。到清初，清政府更是三令五申“寸板不许下海”。这样一来，澳门的对外贸易，特别是正常的商业贸易开始衰落。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五口通商，继而北方和内地的商埠不断开辟，中外贸易的中心遂由南向北移至上海，加之香港被英国割占。成为一重要的贸易港口，故而澳门的贸易地位一落千丈，“整个澳门的对外贸易彻底衰落，城市经济也日益萧条”<%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三期。%>。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澳门正常贸易衰落时旅游业却开始兴盛，走私贸易，尤是非人道主义的鸦片和苦力贸易活跃起来。澳门在贸易上的这种新变化特别引起国内史学界的重视，有的论者称此种现象为澳门经济上的“复苏”他们强调此次“复苏”的原因就在于们强调此次复苏的原因就在于“它成了来华外国商人的旅居之地、走私鸦片的集散地以及偷运契约华工出洋的口岸”<%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2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许多论著都以大量的史实阐述了澳门史上这种非人道主义贸易的概况、性质及其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清代澳门的野蛮性贸易为什么会兴起，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它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人们除注意到澳门正常贸易地位下降的影响，西方经营鸦片和苦力的商人的不择手段，以及澳门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等原因外，也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封建社会本身作了考察。譬如苦力贸易的兴起，有的论者就认为它与世界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西万各国劳动力的奇缺分不开，因为到19世纪中叶，“近三个多世纪以来的非洲黑奴贸易遭到黑人奴隶的激烈反抗，加之废奴运动和世界舆论压力，贩奴已被英、美、法等国家所禁止”，故黑人来源渐少，而世界上许多地区，如美国、古巴、秘鲁等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力。因此，不少国家便打起华工的主意，如当时古巴总督维兰纽瓦还“从白人移民基金中拨出十万比索做为运进华工的费用”。1849年11月，秘鲁议会甚至还针对引进中国人，通过一项总移民法，鼓励从国外引进垦殖者，时人称之为“中国人法令”，澳门的苦力贸易正是在这种世界背景下兴起的<%黄启臣、邓开颂：《明清时期澳门对外贸易的兴衰》，《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三期。%>。又如鸦片贸易，许多论者认为，它“也与当时中国社会本身的落后，清王朝的腐败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海口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收贿庇纵更是直接促成外商走私鸦片的猖獗”．中国封建官吏的腐朽和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极度痛苦给鸦片从澳门走私输入提供了可能，清海口官吏的收贿庇纵和中国缉私鸦片水师装备的落后又给澳门鸦片走私的猖獗提供了方便．因此，有人认为：“澳门及洋面趸船上的鸦片正是在当时中国衰落。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从中国古老封建危墙的裂缝中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康大寿：《近代澳门的鸦片贸易》，《南充师院学报》1988年第四期。%>。不同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澳门的苦力和鸦片贸易的兴起和发展有一个更为全面面深刻的认识。

三、对澳门史上历史人物的研究

    由于澳门是中国最早通向世界的重要门户之一，故而澳门与许多中外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是近代中国的一些先进人士发生过密切的联系。研究这些人物与澳门的关系，不仅能帮助我们全面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而且还能使我们对澳门的地位与作用有进一步的认识。近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与澳门较早发生关系的重要人物。林则徐与澳门的关系，主

要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他受命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主持禁烟期间所发生的与澳门有关的一些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分为两个方面：反对外商利用澳门进行鸦片走私，捍卫中国对澳门主权的行使和他以澳门为窗口，了解“夷情”的活动。对于林则徐第一方面的活动，有的论者按其特点分为三个阶段：1839年初林则徐到达广州后反击英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企图利用澳门对抗收缴鸦片的“反利用”阶段；同年5月底林则徐反击义律企图重新控制澳门继续与林则徐抗衡的“反控制”阶段；继后为防范英军占领澳门，继续争取澳葡当局合作和武装保卫澳门的“反占领”阶段。论者认为，正是由于林则徐认识到澳门在禁烟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了上述的一系列斗争，才将澳门“变成了他领导禁烟运动的基地之一”<%陈胜粼：《林则徐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斗争》，《学术研究》1990年第三期。%>。

林则徐在为捍卫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而进行一系列斗争的同时，还积极以澳门为窗口，了解夷情。当时他组织人才翻译从澳门搜集到的《中国丛报》、《广州周报》等英文报刊，将其编辑成《澳门新闻纸》，从而了解各国的情况。林则徐的这些活动对他禁烟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故有的论者认为，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成功，除得到广东人民的支持和他坚毅不拔的斗争精神之外，“还要归功于林则徐能够‘知己知彼’。要做到‘知’，就得调查研究、细心观察，澳门以其特殊的地位，给林则徐提供了条件”。同时，林则徐的活动也受到澳门各界的注意，澳门的新闻舆论，如英文《中国丛报》就非常重视对林则徐活动的报道，甚至在禁烟运动十年之后，该报还报道林则徐受命到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事，登载了咸丰皇帝在林则徐死后追谥他的上谕<%方志钦：《林则徐与澳门》，《历史研究》1990年第六期。%>。可见林则徐与澳门的关系之深。

孙中山是与澳门有着密切关系的又一位著名人物，国内许多学者都称澳门为孙中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盛永华等人：《港个巨人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二期。%>。他们认为，澳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为许多先进人士提供过门户和舞台，但“它在孙中山的生涯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超过了许多同代人士：少年时代，他多次往来于故乡与澳门之间，外出学习，放眼世界；青年时期，他在澳门行医，踏入社会，志在改造国家；辛亥革命前后，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澳门更曾有过重要活动”。正是由于澳门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的重要地位，故有人称澳门与一个伟大的巨人一样，其“青史长存”<%盛永华等人：《港个巨人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二期。%>。此外，有人还对孙中山的全家，包括他的父亲、兄长孙眉，及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慕贞和女儿与澳门的关系作了介绍，以此说明孙中山与澳门关系的密切<%徐新：《孙中山先生与澳门》，《港澳研究》1984年3—4期合刊本。%>。

英人赫德（Robert Hart）也是近代史上与澳门问题有着直接关系的一位历史人物。赫德自1863年起一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近半个世纪，他与澳门的关系主要是指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直接插手中葡交涉，一手造成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获得了在澳门的“永驻和管理权”。国内学者一致认为：这是赫德对中国主权的严重出卖，但对于赫德此举出于何种目的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赫德当时完全出自于英国的利益，即“为了使香港与澳门在对华贸易上取得同等地位，并实现1885年中英洋药税厘并征专条的规定”<%郑永福：《历史上的澳门问题》，《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一期。%>。有的学者认为，赫德当时热衷于中葡澳门交涉除了维护英国上述利益外，还担心“葡萄牙将澳门转让法国，致使香港附近出现和香港抗衡的法国殖民地”<%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3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此外，也还有赫德私利的原因，他当时“正急于通过鸦片税厘并征来将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力从洋关扩展到常关，并牟取个人的私利”。因为当时洋关每年已收关税约1400万两，按总理衙门的定章规定，如果洋关每年征收的关税超过1500万两，总税务司每年可加薪俸70万两，如“实现鸦片税厘并征，增收关税数百万两后，赫德便可增加巨额薪俸”<%费成康：《澳门四百年》，第3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对赫德在中葡澳门问题交涉中的态度、作用等，邱克的《英人赫德与澳门问题》（《广州研究》1987年12期）也作了论述。

此外，还有不少论著对在澳门活动过的人物作了介绍，如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澳门之行及他在澳门所留下的著名诗篇<%费成康：《汤显祖的澳门之行》，《港澳研究》1987年3—4期合刊本。%>，近代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和澳门《知新报》的出版等等。这些都表明澳门与内地自古以来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四、文化思想、史实考订及其它

近年来，中国曾一度掀起文化研究的热潮。澳门是东西文化的汇合地和窗口，有许多文化现象都值得研究，然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但也有一些著述论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澳门四百年》中，对澳门早期的教会学校及其对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澳门医院的开设；英国画家钱纳利（George Chinnery）在澳门的美术创作和他对美术人才的培养，西方新教早期在澳门的传播和影响；以及中外文人、天主教徒，如画家吴历、陆希言等人在澳门的文化活动；澳门的民俗等都作了一定的论述。钟紫的《澳门的新闻传播事业》（《暨南学报》1990年第二期）对澳门160余年来的报刊和广播电视事业也作了介绍。

在史实考订方面，廖伟章的《“委黎多”和澳门同知考》对杨国桢撰的《林则徐传》中把委黎多作为澳门葡萄牙总督的名字提出质疑，对澳门同知这一官职的隶属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委黎多”应是澳门当时掌管地方财政的一种“理事官”，《澳门纪略》称它“每年通澳签举诚朴殷实一人为之”，这与《林则徐集·公牍》中所说的委黎多是“旋举旋换，久暂无常”相符。“同知”一职在清代是府的佐式官，县是不设同知的。清代中国管理澳门的官员始于雍正八年（1730年），设香山县丞（正八品文官），驻前山寨。到乾隆八年（1743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澳门的管辖，将广东肇庆府同知（正五品）移驻前山寨，改称“广州府海防同知”，人们又称为“澳门同知”，属广州府管辖。而香山县丞移驻澳门望厦村，属澳门同知管辖，故而认为《林则徐传》将澳门同知视为香山县属吏有误<%廖伟章：《“委黎多”与澳门同知考》，《广州研究》1985年第五期。%>。

清初，清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消灭逃到海外的反清势力，曾实行严厉的海禁，并对东南几省实行迁徙政策。但是，在康熙初年广东大迁徙时期，澳门人民却能免迁。其原因各说不一。针对一些西方学者的论点，香港大学文学院的郑德华先生指出，当时澳门人民免迁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清朝官员‘防夷’心态和因循明代的政策所致”，而西方学者提出的是澳门葡人通过教会人士托当时任清廷钦天监、通正使的汤若望请准康熙帝特免所致的看法没有文字根据，不可信<%郑德华：《清初迁海时期澳门考略》，《学术研究》1938年第四期。%>。

此外，国内学者在论及澳门问题时，对澳门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他们积极支持和参加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他们对近代澳门人民敢于反抗外来侵略和殖民主义压迫的不屈的斗争精神，以及澳门人民关心祖国命运的炽烈的爱国热情给以了高度赞扬。把澳门人民的斗争看成是“中国民主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康大寿：《近代澳门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述略》，《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四期。%>”。

中国近年来对澳门史的研究虽然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处在开拓阶段。由于国内有关澳门史的中文资料比较零散，外文资料，尤其是葡文的澳门档案资料未能较好地交流和整理翻译，故而给研究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有的研究题目重复，而有的方面。如近代澳门正常的对外贸易和工商业、文化，特别是澳门人民的深层心理结构以及民俗等方面的研究又很薄弱。这些都有待中外史学者们共同努力，以便让澳门史的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资料来源：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