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湾史研究的概况
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台湾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1918年，台湾爱国志士连横（雅堂）愤于日本统治当局毁弃台湾历史文献，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倾注多年精力，依传统中国史书体例，撰成台湾第一部通史———《台湾通史》，共36卷、百万余言。这标志着近代台湾史研究和著述之开始。
20世纪50、60年代，大陆不少学者为配合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纷纷撰写文章介绍相关情况。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论证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第二，揭露和批判美、日、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台湾的侵略活动，颂扬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我院近代史所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1956年出版的《台湾历史概述》一书，是解放后大陆发行的第一部台湾历史读物。
1979年以后，随着大陆对台工作的全面展开，台湾史研究开始得到重视。1980年，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建立，这是我国第一所设置于高校的台湾研究专门机构，台湾史研究为其重要任务和特色之一。1981年，该所陈碧笙出版的《台湾地方史》（自远古至台湾光复），为新时期大陆地区出版的首部台湾历史学术专著。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多所大学相继建立台湾研究所。其中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置重点于1949年后台湾历史研究，1988年编成《台湾30年》（茅家琦主编）一书，是大陆地区第一部反映1949年以后台湾历史的书籍。
1996年，在中国史学会和全国台湾研究会推动下，集我国大陆地区主要学者力量编纂的《台湾历史纲要》（陈孔立主编）一书出版。此书全面记载了台湾古代、近代、现代（止于1988年）的历史，是一部比较全面和具有较强学术性的著作，代表了大陆地区当时的台湾史研究水平。
二、台湾史研究的主要方面
1.对清政府统治时期台湾的研究。其中有对鸦片战争时期台湾军民英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研究，如杨彦杰《第一次鸦片战争与台湾》、林其泉《鸦片战争厦门台湾保卫战述评》等；有对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战争的研究，如王明星《1871~1874年日本对台湾政策的演变》、张振鵾《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再探讨》。台湾抗法斗争也是这一时期台湾史的大事，林其泉的《十九世纪末台湾同胞反对法国武装侵略的斗争》考察了台湾抗法斗争的几次重大战役，认为台湾抗法战争的胜利归因于这次战争的正义性所赢来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支持和台湾军民加强防务的努力。台湾的近代化问题是这一段台湾史中的热门问题，如邓孔昭《忧患意识与台湾近代化———兼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等人对台湾的经营》、潘君祥《简论台湾的洋务运动》、史全生《论台湾的洋务运动》、孙林《晚清台湾近代化论析》。此外，关于清末台湾建省问题亦有多篇文章论及。
2.对日本割占时期台湾的研究。这是台湾史研究的重点，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涌现的成果也更为丰富。首先是对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研究。1895年台湾被割让后，以张之洞、刘坤一为首的清政府官员主张“结援保台”，并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武装运动。此外，台湾人民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进行了反抗斗争。其次是对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的研究。赵铁锁的《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综合考察后指出，台湾日本总督的军事集权独裁专制、特殊警察的恐怖统治、严密的制度和“连坐法”，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的三大支柱。再次是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和教育问题的研究。伊文成的《日本对我国台湾的经济掠夺（1895~1945）》介绍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对台湾经济掠夺的几种主要形式：霸占台湾土地山林；控制台湾货币金融，搜刮金银财宝；垄断“专卖事业”，赚取巨额利润；控制台湾工商业，垄断对外贸易；推行所谓的“工业化”，以适应扩大势力战争的需要等。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钟安西的《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日台当局在台湾推行的教育制度，以其国内在明治维新后仿欧美教育制度而形成的教育体系为蓝本，大致经历4个时期，最终形成6大类别的正规教育，尽管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其教育的殖民主义特点非常鲜明：始终为日本殖民政策服务，带着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有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实行双轨差别教育，台湾人民深受歧视。
3.对回归祖国怀抱时期台湾的研究。“二·二八”事件是这一时段的热门问题。对此事件发生的原因，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陈晓清的《陈仪治台与台湾“二·二八”起义》、孙彩霞的《陈仪与台湾》都认为除了南京国民政府压迫剥削台湾人民外，陈仪治台无方也是“二·二八”事件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李祖基的《台湾光复初期的经济问题》则更强调“光复初期台湾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是事件的主要起因；姚礼明的《1949年以前的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研究》则认为政治上的失误、经济上的失策以及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心理隔阂等多种因素的结合，才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除了“二·二八”事件外，这一时段中有关国民政府与台湾光复问题、美国的对台政策问题，学者们也有涉猎。
总体而言，通过这一时期学者们的辛勤努力，台湾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学科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资料的整理和出版严重滞后，如多数学者目前还只能采用第二手材料，对某些史事的论述还不够准确等；其次是学科的理论建设比较薄弱，可以说台湾史学科体系并未建成；第三是对外文资料尤其是日文资料的利用严重不足。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陆学者们在今后的台湾史研究中大力加强。
三、台湾当局对台湾史的研究
台湾当局在1949年以后一段较长时间里，对台湾史研究未予以应有的关注。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的解严，台湾史研究日趋活跃、繁荣，陆续出版了大量相关的资料、著作和工具书。重要的有《台湾文献史料丛刊》、《台湾文献研究丛刊》、《台湾总督府文书目录》、《台湾文献书目解题》、《台湾史》、《重修台湾省通志》、《台湾三百年史》等。至今，台湾有20多所大学开设台湾史课程，“中央研究院”还建立了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出版定期刊物《台湾史研究》。从李登辉主政到民进党执政，台湾史研究在台湾日益受到重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当局提倡、推动的结果，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台湾学者不隐讳这一点。在“两蒋”时代，台湾史研究在台湾被称为“险学”，无人问津。如今研究台湾史已形成趋势，而且由于“台独”意识形态的推动，“险学”变成了“显学”。
据了解，近十年来台湾史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1994年台湾“教育部”公布新大学法，调整了课程，在中国史、世界史以外增加了台湾史，加强了师资力量。有人统计，最近十年台湾各大学有关史学的硕士、博士论文中，有70%的论文研究台湾史。台湾史研究的人才迅速增加。台湾的14所历史研究所中都有台湾史研究。可以说，以“台独”理念为导向的、脱离中国历史的、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历史研究，在台湾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已很普遍。强调“台湾主体性”的台湾历史研究，正是“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在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反映，是“文化台独”走向深入的明显表现。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