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以军事占领支持外交谈判，用武力逼签“和约”，是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的惯用手法。首开其端的就是英国侵略者；早在1836年，他们已策划派遣一支舰队，“带着一份拟就的、要清廷签字的条约稿本”侵华。有人指责他们“没有权力去这样做”，他们就叫嚣说： 

“难道我们却要受国际公法的制约吗？”“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要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中国丛报》四卷十期（1836年2月）。按：本文所用《中国丛报》译文，均采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组译稿，特此说明并致谢。》这篇彻头彻尾的海盗宣言，暴露了英国侵略者不顾国际公法约束的海盗本性。他们强迫清廷签订的“割让”和“租借”我国香港地区的条约，正是这类不顾国际公法约束的海盗掠夺条约。其不平等性和非法性，不仅在于他们早已拟就的条约稿本，如上文所述，纯属单方预谋；而且，签约的过程，从始至终，清廷都是在他们的“刺刀尖下”和“大炮的瞄准下”，按照他们的命令签字画押的。 

（一）割让“香港一岛”——从逼签所谓《川鼻草约》到逼签《南京条约》。 

侵华英军带着拟割“□□岛屿”的《对华条约草案》，遵循巴麦尊在“训令中指出的胁迫办法”《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首先就于1840年7月攻占定海，作为要挟的本钱。他们到大沽口给清廷递交的《巴麦尊照会》,正式提出签订割地、赔款的条约，声称若不“全允”则“仍必相战不息”。义律与琦善举行大沾会谈时，亦重申不允所求则“开仗”；至于“割让海岛”的地点，虽未明确提出香港，但已表示可在“粤省沿海”选择“一隅”《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可见，武力逼签割地条约的火药味一开始就非常浓烈，英舰“开到离京城这样近的地方，收到了效果，清廷的语调改变了”《《中国丛报》十卷二期（1841年2月）。》，答应惩办林则徐，改派琦善赴粤与英方“商讨最后解决办法”。逼签所谓《川鼻草约》的广东谈判，从11月底琦善抵粤后就开始了。谈判开始前，英方代表已拟定一个“暂时解决”的方案：通过“继续军事行动”，以英军撤出定海为条件，取得赔款和获得“广州附近一个岛屿”《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即香港岛。所以，谈判开始后，义律就以夺取香港一岛为主要目标，步步进逼，甚至撕毁“停火”协定，以军事进攻和武装占领香港岛等手段，催逼琦善签约。 

第一步，提出在香港岛“暂屯”军队。12月12日，在英军“舰队更向川鼻的诸炮台靠近”同时，义律照会琦善：若采取开放广州、厦门、定海三口换取英军退出定海的方案，“则应留英国兵将在外洋红坎山（即香港岛）暂屯，俟各事善定全完，然后撤回本国。”《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32—33页。》以“暂屯”之名，首次提出“屯兵之议”，妄图借口事不“全完”，永据该岛。 

第二步，要求仿葡人在澳门之例，在香港岛“竖旗自治”。由于琦善不敢遽允“暂屯”之请，义律就约期“交战”；琦善乞求他不要“苦苦相迫”，义律“所请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意愈坚”《梁廷□：《夷氛闻记》第51页。》，12月29日进一步要求“予给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如西洋人（即葡人）在澳门竖旗自治无异”《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32—33页；第46页。》琦善既不敢严拒，又不敢轻许，自叹“殊觉刚柔两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可是英方却发出通碟：如“不送来圆满答复，立即开火”《《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162页。》。 

第三步，胁逼将香港和尖沙咀“让给英国主治”。畸善对英方“自治”之请“尚在筹维”英军竞于1841年1月7日突然攻占沙角、大角炮台；随即以永占沙角相要挟，以打破虎门“再赴省城商议”相恐吓，更进一步胁逼琦善：若求英军退出定海和沙角、大角，则必须“将尖沙咀、香港各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69页》。把原请“寄居”一所变成二处，其性质则从英人“自治”变成“英国主治”。 

第四步，武装抢占香港全岛，单方宣告“割让”。义律趁琦善乞求“止择一处”，提出“以香港一岛接收”，既把原指岛上“一处”地方（指香港村地方）改为“香港一岛”；又以“接收”之名，为强占制造根据；还说要将“议办各款，汇写盟约一纸”，约琦善会面“订明”《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70—71页。》，为逼签单方所拟之约作准备。琦善屈服于英方军事压力，竟擅自“量允所求”。这种出卖我国领土香港的罪行，是不容抹煞的。但他确实仅“量允”代为奏恳“仿照西洋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1月20日代奏时还说明该地虽经勘丈，范围却仍未定，需“俟奉旨准行，再与该夷酌定限制。”《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可见，琦善“量允”的“香港地方”：第一，仍是岛上一处尚待“酌定限制”的地方，“并无全岛字样，亦未向其指对地段”《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　第二，仍是澳门式的租借地，而不是割让地；第三，仍有待“奉旨准行”，而不能马上“接收”占用。可是，就在1月20日，义律却通知琦善：英军即将开赴“香港岛地驻扎”《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74页。》；同时以“公告”形式单方面宣告他和琦善“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即所谓《川鼻草约》），“香港本岛及其港口割让与英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接着派遣“琉磺”号军舰于1841年1月25日进占香港岛。该舰舰长爱德华·拜尔秋供称： 

“二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八时十五分登陆。我们是第一批的真实占领者，我们便在领地上三呼万岁，举杯祝贺女王陛下健康。二十六日，舰队到达，海军陆战队登陆，国旗在我们的营地上升起来，……伯麦司令官正式举行占领该岛的典礼”《爱德华·拜尔秋《英‘硫磺'号环游世界航行纪事》第二卷，第147—148页，《中国丛报》十二卷九期（1843年9月）。》。 

英国侵略者抢占了我国领土香港岛后，又公然捏造事实，伪称“香港一岛业经钦差大臣琦善盖印割让英国君主”，双方已经签订“正式协定”《《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326、328页。》。这，充分暴露了英国殖民者的海盗嘴脸。 

第五步，补约逼签，欲盖弥彰。假的毕竟是假的。义律后来供认，他的策略是先占领，然后再以“绝不放弃该岛的决心”，通过“因势利诱……武力胁迫”，强迫清廷同意“在直接割让该岛的基础上缔结协定”《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正是按此策略，义律在英军正式占领香港岛后第二天，即1月27日才“肯见”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下举行第一次签约会谈。他把1月20日单方公布的“初步协定”拿出来，作为《章程草底》（所谓《川鼻草约》的第一方案），“要香港全岛”，琦善未同意，仍“只肯给一处”《《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第258—254页。》。2月10日琦善带着自拟的《章程底稿》（所谓《川鼻草约》的第二方案），约义律在川鼻洋蛇头湾举行第二次签约会谈。因仍只准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又不同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2月13日义律提出《善定事宜条款》（所谓《川鼻草约》的第三方案），坚持要割“香港一岛”，并一再催逼琦善指定地点，“当面盖印”，否则“仍复开战”。琦善始则以“日来抱恙甚重，心神恍惚”，要求义律暂缓办理《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80—84页。》；后来听到义律叫嚷“决意定期打仗”，竟准备“许他全岛”《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35页；《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第253页。》。只是由于中国人民反对割让香港的斗争迅速高涨，道光获悉香港被英军强占后，令将琦善锁拿解京，所谓《川鼻草约》才未签字盖章。 

然而，广东谈判过程中，英国侵略者为侵占香港全岛，以打逼谈，边谈边占，以占领逼签约的强盗手段和得寸进尺的狼子野心，却已暴露无遗。 

条约虽未签订，占领却成事实。但在人民群众和抵抗派的压力下，清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并不承认这种野蛮侵占的事实。广州战役前后，道光就一再谕令主持广东军务的奕山：“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务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英军北扰闽浙期间，道光又屡令奕山“攻复香港”，进行牵制。奕山始终“不敢轻于一试”，道光还要求他“相机攻剿”。直到1842年5月还说：“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如准备已妥，仍应乘机“收复香港，以伸国威”《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因此，英国侵略者在征服琦善、奕山之后，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令人满意的条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取得占领香港的“合法”地位，就进一步扩大战火，挥兵进犯长江。正如恩格斯指出：“采取这种进攻步骤的用意，是……逼迫清帝立即媾和。”《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189页。》果然，道光就在英军大举进犯镇江时屈服了。他于7月16日密谕专办“羁縻”的钦差大臣耆英通知英军：若“即刻罢兵”，可以“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当英军攻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以“开炮攻城”逼签割让“香港一岛”的条约时，道光一边叹息“何至受此逼迫”，一边却批示“概行允准”，声称他处在“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耆英亦供认：“此次酌办夷务，势出万难，策居最下，但计事之利害，不复顾理之是非”，皆因“该夷船坚炮猛，……非兵力所能制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386—387页、第425—426页；第686—687页；第735页；第832页；第813—815页；第773—774、834、1291—1292、1800—1807页；第2054—2055、2262—2263、2277、2305—2307、2317页。》。这帮卖国君臣，就是这样被侵略者的刺刀和大炮所征服。所有卑怯的辩白，都洗刷不了他们不顾“理之是非”，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责，但却反映了英国侵略者逼签南京条约的凶焰。正如马克思指出：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与中国订立的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马克思：《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600页。》。连竭力为英国侵华辩护的资产阶级史家马士也不能不承认：南京条约“系在英舰队的炮口和英军即将攻取南京的威胁下强加于中国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毫无疑义，这是一个纯属武力逼签的极端不平等的条约。 

然而，这个“正式割让”香港岛的条约，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为其非法占领我国领土制造的“合法”外衣而已。两年前，巴麦尊责怪义律没有签署这种“正式条约”时，义律就曾直言不讳地供称：暂时“省去正式割让的外形”而先行取得“我们所满意的那种程度的领土占有”，即实际占领香港全岛，“也能符合女王陛下政府的目的和声威”。巴麦尊比义律狡诈的是，他一边装作十分尊重“正式条约”，十分尊重“应先得到中国皇帝批准”，一边却在获悉英军侵占香港岛已遭“中国皇帝驳斥和拒绝”的情况下，继续“省去正式割让的外形”，训令璞鼎查以武力“保留”该岛《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721页；第305页；第740—741页；第331页；第337页；第750、752、754页。》。所谓“法律依据”，在侵略者心目中并非那么神圣。即使正式条约，既被视为可以随时“省去”的“外形”，其内容亦可随时“补充”和“废除”。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们又迫不及待地逼签《虎门条约》作“补充”；曾几何时，又宣称“补充条约中的限制条款必须废除”，因为它妨碍中国各地船只“与香港来往”《《中国丛报》十四卷十二期（1845年12月）。》。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有利则立，无利则毁，这就是“文明”强盗重视“立法”的真象。 

（二）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从逼签《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到逼签《北京条约》。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也和夺取香港岛一样：先占后割。所不同的是强割之前，先行“租借”，用这种占领形式作为过渡步骤。策划者是侵华英军统帅格兰特（又译克灵顿）、香港总督罗使臣（又译鲁滨逊）和驻广州领事巴夏礼。上文已提到，租约从提出到签订仅一天时间。这是特殊环境下的一种逼签典型。1860年3月20日下午，巴夏礼以占领者的姿态，面交给两广总督劳崇光一份公函，借口“九龙半岛的混乱状态”使英国利益蒙受损失，要求“租用这块地方，直到采用了消灭这种状态的永久办法为止。”也就是要求永久“租用”。为此，他们诱逼劳崇光说：这块地方本应“割让给英国政府”，但是广东地方当局无权割让，“只能以出租的方式”作初步处理；所以“阁下所应做的，只是在正式回信中表示同意这些安排，并提出应纳租金的数目。”劳崇光在占领者逼令他只能“表示同意”的威胁面前，甘当傀儡，第二天就在《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上签字盖印并办完互换手续，同意“出租”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每年租银五百两，“只要英国政府准时交付租银，中国政府便不得要求归还上述土地。”胁逼迅速成功，连格兰特也承认这伎俩“使我满意”《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25—228页。》。其实，这种“最离奇”的现象正是英国侵略者逼签租约的铁证。 

自从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巴夏礼成了实际统治者，劳崇光的前任们已“一切不能自主”。1859年7月12日劳崇光上台第一天，“午刻到任，巴夏礼等即于未刻进署”，凶肆异常地逼劳崇光承认“租借”沙面，拨款填筑地基，“议至夜深，其势不得不依他，且须给与照会为凭；照会底稿，又须巴夏礼先改定”《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9、1598页。》。这是他逼劳崇光办的第一件事，已经够离奇了。随后，又逼劳崇光按月给占踞广州的英法联军发“防城兵费”，离奇之事层出不穷。所以，粤抚耆龄向清廷奏报巴复礼“又向督臣劳崇光以银五百两租九龙之尖山〔沙〕咀地方”时，就说：英法联军不仅屯“驻省城观音山将军衙署等处”，而且“省中旗绿务营军火器械概被收去，……是使我守备全无，得遂其挟制把持之计。”同时，“每日有夷人二名常在督臣署中”对劳崇光严密监视；“在省各官既处城中，被其牢笼挟制，不得不事事曲从，以期苟且相安”《《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314、389、541页。》。这些辩护之词，同样不能洗刷劳崇光等“事事曲从”侵略者的卖国罪责，但侵略者穷凶极恶，“牢笼挟制”，逼签租约，却是铁的事实。 

英国侵略者凭一纸租约占领尖沙咀后，就在那里“修盖房屋”《《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389页。》，同时把逼迫清廷“完全割让”该地的任务交给其全权代表额尔金。咸丰帝对英法联军再起力求早日妥协，但额尔金既不允在广州会见劳崇光，亦不允在上海与薛焕会谈，而以攻陷天津、进犯北京，焚掠圆明园等暴行逼清廷派实□签订《北京条约》；并且突然以“九龙司地方……已经两广总督劳崇光批准允租，则与给与无异”为词，故意混淆“租借”和“给与”的区别，要求约中“增添”割让该地等条款，并限定时间、地点，催逼奕诉“画押盖印”。奕□并未查核劳崇光所签之约，就“允其叙入”约内。其奏报说：“彼之气焰方张，一经驳辩，难保不借生事端；若稍涉迂拘……恐夷人不能久待，另生枝节”《《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198—199页。》，因此只能“任其要狭增添”。咸丰帝急求“永息干戈”，也说“朕亦深谅苦衷”，宣布“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99、2502、2503页。》。如同道光、耆英当年签订《南京条约》一样，咸丰、奕□关于签订《北京条约》的辩词，既是卖国君臣“任其要挟”的自白，又是英国侵略者气焰嚣张地用武力逼签“和约”的记录。法国人还更具体地记载了当时额尔金的凶态，指出他在逼签条约那天，处处以傲慢和放肆的姿态，力图表明“英国所签订的不是一个和约，而是一个征服的条约”；他用以签字的笔，包含着“战胜者利剑的全部份量”；他还特意安排“在和约文本上签写他自己的名字时，大炮也同时隆隆作响。”《《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第305—307页。》可见强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的《北京条约》，又是一个“在刺刀尖下”和“大炮瞄准下”逼签的不平等条约。然而，正如法国伟大文学家雨果当年指出：英法联军侵华的历史，“是两个强盗的历史”；英法“政府经常做强盗，而人民则从不干这一勾当。”英国工人阶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就严厉遣责英国政府“在中国进行赤裸裸的侵略”，指出他们掠夺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是通过武力才得到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第386—387、390页。》。这是代表英法人民的正义呼声。 

（三）强租“新界”——从逼签《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到武力“接管”。 

英国强盗进一步夺取包括九龙半岛北部和香港岛周围岛屿的“新界”，采用的是“租借”方式，其租约也是依仗炮舰政策逼签的。1897年底和1898年初，在德、俄、法争相租占我国胶州湾、旅顺大连和广州湾同时，英国驻华公使窦讷乐亦奉命向清廷提出北租威海卫、南租北九龙等地。在此期间，英舰就频频调动，扬言“拟在吴淞自建炮台，或云据舟山及吴淞口外各岛，或云入江直至重庆一带”，或云“至镇江、金陵屯兵”。1898年4月窦讷乐奉命提出拓展香港界址要求，叫嚷：“英国议院本意在浙江之舟山及福建一带图占口岸，以保利权；因念中国为难情形，只有就原有之香港，展拓界址。”《《清季外交史料》第128卷第4—6、12、20—21页，》言下之意，不允香港扩界，就要强占舟山等口岸。腐朽的清政府在英国强盗“图占口岸”的武力恐吓下屈服了，卖国贼李鸿章就在窦讷乐一手炮制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了字。英国侵略者用“租借”方式夺取了“新界”。正如列宁在1900年指出：“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它们“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所谓“租借”，实质就是对中国领土的“掠夺”和“瓜分”。1898年10月20日《英国枢密院关于新界训令》第一条就宣布：在《专条》规定的期限内，“新界区将同样地、实际地成为女皇陛下政府的香港殖民地的组成部分。”《《英国枢密院关于新界训令》（1898年10月20日），译文采用中山大学历史系乐正译稿，特此致谢》。 

这个“租借”新界区的条约，也和“割让”香港、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之约一样，是英国侵略者用来掩盖其对中国领土武装占领的和平伪装、非法掠夺的所谓“法律依据”而已。占领和掠夺是其目的，作为和平伪装和“法律依据”的条约，既可先鉴，也可后订，若不满意，更可随时毁弃。早在这份租约签订前三十四年，他们已擅扩南九龙的地界，偷占了深水□。租约签订后，又企图进一步扩大租地范围，企图毁弃租约中关于驻扎在九龙城内的中国官吏“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等保留条款。还在双方“会勘界址”时，英方就提出要将中国九龙海关移出租界，进行讹诈。会勘后签订了《香港英新租界合同》，英方得陇望蜀，又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叫嚷要将“深圳等村划归租界”，如不同意，“则税关必移出九龙城之外”。为此，英军就在1899年4月“未交收租界之前，两次遣兵迳至租界内大埔墟”；遭到当地群众抗击，被迫退出后，5月初就大举反扑，陆续占踞了深圳河以南各乡村，5月17日又宣称：“奉本国政府渝：派兵将深圳、九龙城等处扼守。”悍然毁约，一方面武装占领九龙城，将城内官兵缴械驱逐；一方面派兵进占深圳，将清军缴械驱逐后，还强令当地绅士“具禀”表示“愿归英国管辖”，同时派兵进占沙头角。腐朽的清政府屡令只能“与之婉商”，广东当局竟决计放弃九龙城和深圳两处，“不与英争”，仅仅有气无力地照会英方：“以后两国交涉事件，是否仍照条约办理？”《《清季外交史料》第第131卷第17页。》英国侵略者在人民武装抗击下被迫退出深圳，但却吞并了九龙城。为了使这一吞并“合法”化，1899年12月27日英国发布《枢密院关于九龙城寨之训令》,就借口“中国官员在九龙城内各司其事，已被发现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单方面宣布取消《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这项保留条款，同时取消《英国枢密院关于新界训令》中这项条款，从而补充宣布九龙城寨“同样地、实际地成为女皇陛下之香港殖民地的组成部分”《《枢密院关于九龙城寨之训令》（1899年12月27日），译文采用中山大学历史系贺跃夫译稿，特此致谢。》。 

英国侵略者就是这样，为实现其占领和掠夺中国领土的目的，根据需要，单方预拟、武力逼签、随意毁弃、自行删改作为所谓“法律依据”的条约，公然以此非法行为办理“两国交涉事件”。从始至终，只有侵略者的绝对自由。而所有侵占我国香港地区的条约，都是在绝对不平等的情况下签订、执行和修改的，中国人民不能接受这些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理所当然的。 

五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95页。》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反对英国侵略者强割、强租、强占我香港地区，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争。 

（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反抗英国强割、强占香港岛的斗争。 

1841年1月英军占领香港岛后，宣布“香港一岛现在已是英国女王之领土之一部分”，岛上居民“已是英国女王的臣民”《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75页；《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328页。》。中国人民为保卫祖国领土香港岛，立即掀起了反割让、反占领的斗争高潮。 

香港岛被占第二天，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下会见义律，“大宴英逆”，是时“军民人等在莲花山下观看者，不下数千人。”广大爱国军民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对英军强占香港岛，“白叟黄童，群思敌汽；耕氓贩竖，共切同仇。”《《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第16页；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80页。》当时，署大鹏协付将赖恩爵把英军的照会和告示钞呈广东巡抚怡良。怡良“不胜骇异”，即告知革职留粤的林则徐，“则徐闻而发指，劝怡良实奏”，指出：“人民土地皆君职，今〔琦善〕未奉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岂宜缄默受过？”怡良在林则徐敦劝和具体帮助下，于1841年2月11日向道光奏报了英军强占这一“海疆要地”之情，揭发了“琦善与之说定让给”之罪。可是奏章尚未到京，道光准备同意琦善奏请准英人在“香港地方泊舟寄居”的渝旨，却于2月16日到了广州。渝称：琦善“委曲从权，联已鉴此苦衷”，着将香港地方究竟多大、离广州多远、开港是否有关利害？“迅速查明具奏，再降渝旨。”琦善接旨后，即以香港“孤悬海外，较澳门为尤远”复奏，同时将义律所拟条约“酌加删改发还，饬令另缮，呈请盖用关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35—737、803—804、831—833页。》打算签约盖印了！当此紧急关头，林则徐于2月18日将情况告诉爱国粤绅梁廷□，发动绅民。东莞籍士绅邓淳“知其事，慨然集诸绅”于2月21日举行会议，并到督署请愿，亟陈“伪示横悖已甚，宜加痛剿”。琦善搬出“款夷出自上意”来压制诸绅，诸绅不服，有“与辩至日昃而出”者《梁廷□:《夷氛闻记》第60页。》；邓淳等联名上书怡良，望他“顺舆情以挞伐”,“为国宣猷，为民除害”。怡良见“舆情若此”，信心顿增，即表示“愿与该绅士同听凯歌”《《鸦片战争》资料第三册，第16页；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80-81页。》。这是香港岛被占后的第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及时遏止了琦善进一步的卖国活动。琦善一直不敢在义律拟具的所谓《川鼻草约》上签字盖章，与这场斗争迅速高涨密切相关；其次，暂时扭转了道光在割让香港问题上的投降倾向。他接到怡良的奏报后，把琦善革职锁拿，并在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明令“应将该地方设法收复，方成事体”《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077页。》；再次，伸张了中华民族的正气，推动了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反对英军占领香港岛的斗争继续向前发展。 

当时，凡有爱国心和民族意识的中国人，都主张收复香港。爱国官僚裕谦一再呼吁招募“本地水勇”，相机“攻剿香港”；广东臬司王廷兰在英军进犯广州时，亦力倡乘虚“暗袭其巢穴”；时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更奏称：三元里之役已“令英夷胆落魂飞”，宜趁势“团练乡勇，以收复香港为首务”；爱国知识分子张杓虽然双目失明，仍通过口授，上书力陈“乡人愿先收复香港”《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69、1139—1140页；《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26—27页；陈澧《张磬泉先生传》,《东塾集》卷五。》。1841年秋冬，英军北犯闽浙期间，广东人民为收复香港积极行动了起来，各乡联络，“共议抽丁输饷，民心颇为奋发”。曾参加三元里抗英的义勇头人林福祥上书粤督祁□，谓目前“绅勇欲战，且自有三元里之捷，更觉勇气百倍”，坚决表示“样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英国占领者“闻省中团练壮勇甚多……恐夺香港”，急忙出高价收买“海盗”头目和沿海无业游民进行防备，但许多人都不愿受英人驱使。1842年秋，英军增援部队离港北上，进犯长江期间，广东人民又一次为收复香港行动起来。在广州，“绅民纷纷献策，欲图杀贼”；在新安，“绅士乡民，志怀义愤，屡欲烧船杀贼，夺其洋货，绝其火食”；在香港，连充当“逆夷幕客”的朱泗水等“亦愿悔罪立功”，为国报效。但此时清廷已决计投降，奕山等“通盘筹划”，又压制了这场义举《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291、1404、1445、1523、1627、1631、1977、2268页；《鸦片战争》资料第四册第601—602页；《夷氛闻记》第114页。》。箭在弦上，惜未能发！ 

然而，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紧密配合，反抗英国占领者的斗争却不断发展。1841年2、3月间，英军主力进犯虎门、广州期间，他们自供：由于“不能拨出足够的人去保卫”这个岛，只得“降下在香港的国旗”，把办事机关迁到筲洲暂住《《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178、191页。》。1841年6月7日义律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向“粤东及沿海各省商民”宣称:“汝等若来香港贸易，本官定必保护”并“免其税饷”《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110、115、122页。》。但无论如何招徕，“内地安分商民，均以其非我族类，不愿与之来往”；是冬，英军强将二十七艘内地商船“拉往香港”，船户坚持斗争，终于迫其“释放”。正式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签订后，更激起省港人民的反抗怒潮，“粤中士民，志存报复，不肯与英互市”，挫败了英方企图在“香港通市”，向华商抽取出入口税之谋《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1103—1104、2267—2268、2240—2241页。》与此同时，英国占领者在香港，则常常在夜间遭到所谓“图谋不轨”的人袭击，以至连警察也不敢值夜班。占领者从1842年10月4日起宣布“禁止华人居民夜行”，海上则禁止夜航。但香港同胞并没有屈服。随着港英当局陆续颁布各种名目的税收法例进行经济掠夺，华民忍无可忍，到1846年爆发了反对征收“人头税”的、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罢工、罢市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当时正在坚持反对英国侵略者进广州城的广州人民，受到鼓舞，于1847年4月警告英国侵略者：若仍强入广州，即发动香港同胞再行罢市罢工,“先绝其贸易火食，在彼处雇工者，立即一应撤回”《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抗争》（资料篇稿）第281页。》。1849年春，港督扬言“兴兵肆扰”广州，九龙、尖沙咀一带人民即“自行团练”，准备“俟夷众一离香港，骤起杀其寥寥守者，毁其楼舍，付之一炬”《梁廷□：《夷氛闻记》第169页。》。可见，香港同胞与内地人民互相支援，广州反进城斗争取得胜利，香港地区同胞是有一份功劳的。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期间——反抗英国占领者把香港变成资本主义列强侵华基地的斗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了英法联军的军事基地，成了英、法、美、俄代表合谋侵华的罪恶中心。广东各地人民和香港同胞又一次密切配合，狠狠打击英国占领者在香港的统治。 

首先，实行经济封锁，发动罢工罢市。1856年10月英军进犯广州后，新安县爱国士绅就集会“议决严禁以食物供给香港”，并派出乡勇控制各口隘，发出断接济、禁贸易和号召香港华工返乡的告示《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第63—64页。》。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设在花县的“团练总局”于1858年4、5月间进一步“令粤中各府、县乡村耆老首事，通饬民间男女，有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并动员“澳门、香港商民，各归家乡”。结果，“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香山、新安、番禹、东芜等县贸易服役于香港的商人、雇员、工人、水手等“自香港逃回者，几于十之七八”。这场罢工罢市斗争，使香港各业瘫痪，“夷人为之大窘”，“身司炊爨，不堪其苦”《《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一册，第194、282页；第二册，第352、361页。》。香港总督包令无可奈何地供认：“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03页。》。 

其次，采取各种“抵抗方法”，开展广泛的群众斗争。香港华人如同内地民众那样，积极地而且狂热地参加了这场民族战争。据载1857年初，香港已“到处都有人在组织杀夷活动”。广州沦陷后，“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处，辄被广人劫掠杀害”，吓得“英人不敢在外私行”《《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358—359页；第六册第56页。》，连警察出巡，“到了危险地方”，也要“汇合成较大的队伍，并在冒险前进之先放枪”《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64页。》。他们还采取“暗带武器，搭乘商船”，途中袭击，“夺取船只”的办法，于1856年12月30日袭击并焚毁了第一艘往来香港广州的客轮，又于1867年2月23日袭击了第一艘往来港澳的渡轮。恩格斯十分同情中国人民被迫采取“这种抵抗方法”进行战斗，认为惩罚那些炮轰广州、“杀人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从而赞颂“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页。》。 

中法战争期间，由于英法侵略者相互勾结，企图把香港作为转运物资、修理船舰的军事基地，港九工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罢工。1884年9月，九龙半岛南端“红□船澳”的造船工人，拒绝修理法国炮船，并策谋把它焚毁，港英当局竞派兵“守御通宵”。驳船工人和搬运工人支持造船工人的爱国行动，拒绝为法国货船盘运物资，又遭港英当局阻挠和迫害。10月3日，罢工工人与港英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尽管受到血腥镇压，一人牺牲，数十人被捕，但斗争并没有停止。10月7日晚，九龙区的造船工人、搬运工人以“舞龙”为名，直抵油麻地示威。10月9日香港工人发表声明：若明晨五时前“不将被拘之挑夫释放，即行放火”焚毁英、法行宅。英国占领者终于“畏众曲从”，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者家属、退还罚款、“听华民不装法货”《参阅《历史教学》1962年第6期本人关于“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同胞进行抗法斗争情况的解答”；引文见《中法战争》资料第五册第38页，《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6期第26页。》。这场斗争，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英法侵略者把香港变为侵华基地的罪恶活动，而且显示了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力量，成为香港同胞反帝爱国斗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三）反抗英国侵略者强租“新界”和企图扩大“新界”的斗争。 

九龙半岛和大屿山一带海域，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起，就是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重要战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新安绅民对香港“断其接济极严”，当“英夷登岸张贴伪示”进行威胁时，乡勇又进行伏击，英军竟一度将县城攻破，但又被“西乡沙井团勇进城击退”；英军企图反扑，当地群众就“与东莞各乡联络一气”，准备“与之决生死”，英军终于不敢来攻《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40—1141、1148页。》。中法战争期间，九龙地方三合会会众，还与罢工工人一起并肩战斗。因此，当英国侵略者强租“新界”后，正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奏称：“新安民风强悍，租界内村庄不下万户，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一旦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色厉内荏的侵略者亦闻风惊恐，向谭钟麟提出：交收租地时“请派兵保护”。后因他们恐清军无力“弹压”，采取突然袭占之法，于1899年4月提前派兵到大埔墟“搭棚”扎屯，并发布告示，“令居民呈验印契，且欲加税”。于是，当地群众立即举起了武装反抗的义旗，以“毁其棚席”的义举，点燃了反租地斗争的火焰，一时“租界内各乡聚众，扬言集资备械，专与洋人为难，众情汹汹，不可复遏”《《清季外交史料》第第131卷第17页。》。 

1899年4月15日，为抗击英军增援部队，各乡“土民数千”，聚集到大埔墟山坡“开挖坑堑，抗阻英兵”。是日战斗，“互有伤亡”。尽管英军于4月16日“乘民不备，升竖英旗”，以示“接收管理”，但“土民纠约壮丁出斗，固结莫释”《《清季外交史料》第139卷第3—4页。》，4月18日在上涌把英军击败，迫其暂时撤退。5月，由于英军占据“新界”后，又越过深圳河，强据深圳，北进布吉，还扬言要进攻东莞石龙。新安人民又一次“与东莞各乡联络一气”。东莞三千多民军开赴雁田，不断袭击布吉的英军《沈付：《1899年东莞、宝安人民反对英国侵占九龙半岛的斗争》，《史学月刊》1959年第12期。按：该文作者曾到雁田村调查，文中保存不少调查资料。》。加上省港人民又以各种方式打击侵略者，清政府在爱国舆论压力下也不得不向英方交涉。英军终于被迫撤回深圳河以南，民军收复了两广总督已奏请“不与英争”的深圳。人民的斗争，打击了侵略者企图进一步扩大“新界”的凶焰。这场斗争与当时遂溪人民反抗法国强租广州湾的斗争遥相互应，表现了广东人民在反租地、反瓜分斗争中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又与这时期正在北方兴起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初期革命活动遥相互应，成为“预告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雷鸣和电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第481页。》。 

由上可见，香港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有关香港地区“割让”与“租借”的条约，是英国侵略者单方预谋，并依靠刺刀和大炮强迫腐朽的清朝统治者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过去中国人民受压迫、受侮辱的历史见证”《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香港地区的被逼“割让”与“租借”，向来遭到中国人民包括香港同胞的坚决反对。这就是历史的真象。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8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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