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侵略者“依据”其强迫腐朽的清朝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割让”和“租借”等压迫手段，侵占了我国香港地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严重的事件之一。本文所要论述的是：香港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英国侵占这一地区所“依据”的条约，纯粹是预谋的、逼签的不平等的条约；包括香港地区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坚持反割让、反租借和反占领的斗争。概括地说，英国侵略者侵占香港地区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的过程。 

一 

当今通称的“香港”，实际上包括香港岛、“九龙”（南九龙半岛）和“新界”三个部分。这就是我们所指的“香港地区”。 

香港地区的形成，是英国侵略者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末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过程中，一再掠夺中国领土的历史纪录《按：这里所指“领土”，包括领海。下同。》。 

首先，他们通过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朝政府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廿二年七月廿四日），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从而把他们长期窥伺以至武装占领的“香港一岛”正式据为“割让”地。 

其次，他们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朝政府于1860年10月24日（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即《续增条约》）。从而又把“九龙司地方一区”，即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或称“南九龙半岛”），正式并入香港界内，据为“割让”地。 

再次，在甲午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英国侵略者在强租山东威海卫同时，又于1898年6月9日（光绪廿四年四月廿一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深圳河以南、尖沙咀区的界限街以北整个九龙半岛未割之地（北九龙半岛），以及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薄寮洲（南丫岛）的辽阔海面和大屿山等大小二百多个岛屿。租借期限九十九年，从1898年7月1日起算。英方把这些“新租之地”称为“新界”。原未列入“租借”范围的九龙城寨，英方又于1899年12月27日单方面宣布纳入香港辖区，霸为己有。 

所以，香港地区形成的过程，是英国侵略者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所谓“英属香港”，乃是中国领土上的“英占”区。它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1972年3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件。参见《世界知识》1982年第十五期。） 

二 

香港地区位于广东珠江口之东，从来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汉代属南海郡博罗县。公元331年（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始置宝安县，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改为东莞县，故城在今宝安县东（宋开宝六年移今莞城）。1573年（明万历元年）又分东莞之地，置新安县，清因之。1914年起复称宝安。香港地区的重要地位，诚如嘉应廿四年（1819）所修之《新安县志》所云：新邑“为省会之屏藩”；香港岛“诸山环拱，为外海藩篱”（王祟熙《新安县志》（嘉庆廿四年修）卷四，卷十二。） 

晋置宝安县后，南朝时代，公元550年（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春，“于宝安县设屯门镇，以重兵守之。”（梁廷□《广东海防汇览》卷三，页十六。）屯门位于九龙半岛新界西南海滨，现仍有屯门、屯门旧墟、屯门新墟等地名。此乃香港地区设置重镇之始。这和当时中国的海上交通与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随着阿拉伯、波斯、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商人来往广州日多，唐宋时代，屯门更成为外海商船入虎门、至广州所必经之孔道。唐代从广州至大食国（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航线，就首先从“广州……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出海（《新唐书》卷四十三下，中华书局重版，第1153页。）因而屯门就成为当时中外交通重镇和海防要塞。宋朝对这一带的防务，还扩展到与屯门隔海相对的大屿山岛，因为此岛是控制香港地区海面的“急水、佛堂二门之障”。 

自宋至明，这一地区不断开发。香港岛西南海滨的石排湾（现“香港仔”地方），从明隆庆四、五年倭寇曾侵扰此地来看；从清康熙廿七年所修《新安县志》已称此地为“香港村”来看；从鸦片战争前英国人称此地“是很好的贮货所，这地方并且是北方来的船只汇集之地”来看；从明代东莞之特产“莞香”通过海运远销沿海各省以至日本来看，明代的石排湾（万历元年以前仍为东莞县属）可能由于“莞香”常运此地集中出口之故，开始被称为出口“莞香”之港——“香港”，看来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参见靳文谟《新安县志》（康熙廿七年修）卷三，页七；《广东海防汇览》卷四十，页七；《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664页；许地山《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丁又《香港初期史话》第5页；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第208页。）（为免混淆，以下凡指此地者均按康熙《新安县志》称“香港村”。） 

由于抵御倭寇和早期西方殖民者侵扰之需，明初“建置卫所，分布要害”，南海卫设大鹏、东莞二所，并于1394年（洪武廿七年）筑九龙城寨为大鹏所城，加强了佛堂门、屯门和冷水角等处的防卫。嘉靖间（1522—1566）又设水营参将驻南头，所辖汛地包括了大屿山之大澳（《广东海防汇览》卷二，页一至三；卷三，页一、二、十一；卷三十，页十一。）西方殖民者最早到达中国的是葡萄牙人，其首先侵扰的就是香港地区。他们始则于1514年（明正德九年）航至屯门，继而于1517年派遣舰队擅入屯门，直驶广州；再则于1518年悍然“占据屯门海澳，时肆剽掠”，甚至“设立营寨，……杀人抢船，势甚猖獗”，民深受其害。1521—1522年，广东海道副使汪□督师逐葡，由于得到当地人民的大力支持，“遂大胜之”（参见靳文谟《新安县志》（康熙廿七年修）卷三，页七；《广东海防汇览》卷四十，页七；《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664页；许地山《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丁又《香港初期史话》第5页；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第208页。卷十，页一；卷十一，页六；卷十二，页二十、二十一。）中国军民为保卫祖国海疆，迎头痛击早期西方殖民者的第一役，在此获胜，永远值得香港地区同胞和全国人民引以自豪和骄傲！1623年（明天启三年），荷兰殖民者在澎湖受挫，转而骚扰闽粤，进犯香港地区，当时新安知县陶学修“亲率乡兵持兵器往溪西等处防守”，荷寇“乃去”（参见靳文谟《新安县志》（康熙廿七年修）卷三，页七；《广东海防汇览》卷四十，页七；《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664页；许地山《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丁又《香港初期史话》第5页；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第十一，页六。）爱国军民取得了保卫祖国海疆的又一次胜利。同样，当倭寇于明朝隆庆年间大举侵扰香港地区时，1571年（隆庆五年），大鹏“所城被围四十余日，贼具云梯泊城”。爱国军民就在守将康寿柏率领下坚守城寨，终于打退了倭寇的进犯（《广东海防汇览》卷四十，页七。） 

清初至鸦片战争前，香港地区有了较大发展，内地人民迁居九龙半岛和香港、大屿山等岛谋生者亦较前增多。如1817年（嘉庆廿二年），两广总督派员查勘大屿山岛的大澳、东涌两处后称：“二处亦俱有村落，民居稠密”，“澳口多渔艇，民□丛杂，不下数千艘”。并据此采取了“编其保甲，设澳长以率之”的行政措施（《广东海防汇览》卷三，页八。） 

由于在葡人窃踞澳门后才到中国的英国侵略者，日益图占香港地区，这里又成了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前线。清初，历任海疆要职的陈伦炯，就非常强调香港地区在“外防番舶”中的地位，并把位于香港岛中部北岸、与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对峙的“红香炉”列入设防重点（《广东海防汇览》卷三，页六；卷三，页八、十；卷五，页十八；卷七，页廿六。）康熙、雍正年间管辖香港地区的大鹏营，已改设参将驻扎大鹏所城，香港岛也设置了“红香炉水汛”。嘉庆、道光之际，英国侵略者在珠江口的侵扰日益猖撅，大鹏营又改为两营，分设右营于大屿山之东涌口，“添建所城，多置兵办，移守备驻扎”，并于香港岛东南设置了“赤柱汛”（《广东海防汇览》卷三，页六；卷三，页八、十；卷五，页十八；卷七，页廿六。）1839—1840年，林则徐、关天培在领导抗英斗争期间，更进一步把大鹏营升级为协，大鹏所城改设都司，大鹏协副将移驻九龙山居中调度，并把红香炉一度被裁撤的防汛重新恢复，又在尖沙咀和官涌等处添建炮台。同时还公开发动当地人民：“群相集议，购买武器，聚合丁壮，以便自卫”（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72页。）；领导爱国军民于1839年下半年，取得了保卫九龙及尖沙咀洋面的九龙之战和官涌之战的胜利。1840年上半年又在香港地区海域内取得了袭击和焚烧敌船的累累战果，狠狠打击了英军对我海疆的侵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者庄严宣告：香港、九龙湾、尖沙咀洋面均是“中华宝土”、“天朝洋面”，“须知天朝地方，不可冒昧轻犯！”（《林则徐集·公牍》第136—138页；《中国丛报》八卷八期（1839年12月），译文采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组译稿，特此致谢。）至于清朝腐朽集团，从琦善、奕山到道光帝，虽然屈服于侵略者的军事压力，但在主权所属问题上，也曾同样明确地指出“新安县属之香港地方”是“天朝疆土”；“香港地方，系属中国土地”（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第915、1075、1108页。） 

历史事实充分证明： 

第一，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历代都是广东的海防要区，特别是从明代以来是中国人民抵抗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扰的前沿阵地。 

第二，生于斯、长于斯、从事劳动生产于斯的中华儿女，勤劳勇敢，酷爱自由，为开发和保卫祖国海疆，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的战斗精神。 

只是从鸦片战争开始，英国侵略者利用清朝政府的腐败，才强割强租了香港地区，这是对中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掠夺；它严重地践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也完全违背了香港地区同胞世代相传的民族意志。 

三 

在论述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英国割、租香港地区所“依据”的条约的形成过程。考察这个过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不论是“割让”还是“租借”，无一不是英国侵略者单方面蓄谋已久的勾当；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缔约谈判，只不过是英国侵略者把它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变成现实的外交讹诈而已，其谈判基础毫无平等可言。 

首先关于割让香港这一条款的形成。1840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颁给英国侵华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执行的（对华条约草案》，第三条就预定：“中国皇帝陛下将……□□岛屿割让”给英国（《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4期，第73页。）；二年半后的《南京条约》第三条，把它改写成“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一册第31页。）显而易见，把“□□岛屿”填上“香港”二字，不过是按照英国侵略者的意志在已定的条约上填填空白而已。 

1596年（明万历廿四年），未送达的英国女王致中国皇帝书，就要求获得在中国“出入自由之权”（朱杰勤《中西文化交通史译粹》（中华书局民国二十八年版）第196—197页。）1637年（明崇祯十年），以炮轰虎门、占据炮台、焚官署、截商艇的海盗行径开创中英关系的英国海军大佐威得尔，为了准备在华建立英人的“居留地”，首次派船在珠江口选择岛屿。鸦片战争期间，在香港被占后力倡“收复香港”的爱国知识分子张杓就曾指出：“英夷觊觎大屿山，自前明已然”，其图占香港地区“蓄志久矣！”（张杓：《上杨侯陈善后事宜书》；陈澧《东塾集》卷五，页四至七。）大屿山在珠江口的重要地位，成为英人觊觎的第一个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不过，英人所觊觎的并非仅此一岛，也不限于珠江口。从明末直至鸦片战争时期，他们侦查了我国南北万里海疆，从海南岛到珠江口两侧的岛澳，从南澳岛到台湾岛、舟山群岛以至北部海岸的岛屿，他们都曾企图占据。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派遣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正式向清政府要求给予舟山群岛的“小海岛一处”及广州附近的“小地方一处”，遭到乾隆断然拒绝。乾隆这一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正确决策，诚如时人所云：其“防微销萌者，至深远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三，页五。） 

嘉庆、道光年间，英人在珠江口两侧，既“欲盘踞老万山”，又几次“企图抢夺澳门”，“常谓濠镜澳（即澳门）西洋人（即葡人）可居，我辈不可居耶？”此外，在淇澳岛亦“建英吉利旗，大有营造意。”（《广东海防汇览》卷三，页十；陈伯陶《东莞县志》卷三十四，前事略六，页六；《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649页；颜斯综《海防余论》。）不过，英人越来越注视的还是香港岛。早在十八世纪，英国商船就“时时到这个岛上来避风汲水”。十九世纪初，从1806年（嘉庆十一年）起，他们更有计划地对香港地区海域和香港岛进行全面的测绘。1816年（嘉庆廿一年），英国再次派遣来华的使团，其正使阿美士德到珠江口时，充当副使之一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斯当东，带同翻译及医生“秘密出洋迎合”。他们约定会合的地点竟打破传统，不在澳门，而选择在“香港瀑布湾”（即“香港村”），趁机“对于这个港口和全岛，作了仔细的调查”，回国时还提出了详细的报告，称香港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赖德编《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印象记》（1908年版）第56页；舍尤《香港的诞生、青年和成年》（1937年版）第21页。转引并参阅：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7、39页；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第208—210页；丁又著《香港初期史话》第21—27页；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291—299页；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第163—164、179页。）”。阿美士德使团虽然和马戛尔尼使团一样遭到失败，但他们对香港岛的调查，却表明英国侵略者预谋侵占该岛的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30年（道光十年）“包括船长在内的四十七名英国旅华散商”上书议会，要求吸取“两次遣使北京”失败的教训，用武力代替外交夺取“中国沿海一处岛屿”。于是，香港岛就成了重要的侵占对象之一。尤其是时常到这里的英国船长们“对于这个港口相当熟悉”，因而竭力鼓吹夺取该岛，建立一个“脱离中国管制”的贸易中心。1834年（道光十四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带着开辟商埠、推销鸦片和“觅取”海军据点的使命到粤后，就认为香港可以作为英国侵华的商业和海军据点，正式倡议“占据珠江口东面的香港”（赖德编《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印象记》（1908年版）第56页；舍尤《香港的诞生、青年和成年》（1937年版）第21页。转引并参阅：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17、39页；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牟安世著《鸦片战争》第208—210页；丁又著《香港初期史话》第21—27页；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291—299页；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第163—164、179页。） 

与此同时，英国侵略者加紧了实际控制和占据香港岛及其附近洋面的活动。自从1821年英国人把鸦片走私中心从黄埔移到伶仃岛后，鸦片趸船在台风季节“就移泊金星门、急水门和香港以策安全”。1828年以后，大屿山也有五、六只趸船停泊。因此，香港地区的岛屿洋面也同伶仃岛、金星门一样，“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之前，一直是鸦片集散中心。”林则徐抵粤前夕，鸦片贩子们又“忙着把鸦片趸船从香港移到大屿[山]南部”，企图掩人耳目和便于“处理大批即将从印度运来的新出鸦片”。1839年6月虎门焚烟期间，走私的鸦片还继续偷“运到了香港”（参阅：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204页；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44—45、111、187页；《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39页；《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福建省史学会福州分会编），第72—73页；林纪熹译彼得·华德·费《鸦片战争，1840—1842》第十章。）此后，英国侵略者更把香港作为对抗中国禁烟和武装侵华的据点。正因此，林则徐指出，尖沙咀一带洋面（指香港地区海域）“四面环山（岛），藏风聚气，波恬浪静，水势宽深，英夷船只久欲倚为巢穴。”邓廷桢也说，英船常至香港“藉以避风浪，垂涎久矣！”（《林则徐集·奏稿》第797页；梁廷□《夷氛闻记》第51页。） 

1839年5月，侵华战争的策划者们就宣称，要通过战争“得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居留区，以便在英国国旗之下安家立业。”夺取香港岛作为“居留区”的策谋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义律在1841年1月与琦善谈判割让香港时，竞迫不及待地单方面公布他和琦善“签订了”实际是议而未定、并未签订的所谓《川鼻草约》（参阅胡思庸、郑永福《〈川鼻草约〉考略》（光明日报1983年2月2日）。），武装占领了香港岛。然而，由于这个草约，既非正式条约，且仍容许中国在岛上收税，使该岛的地位类似当时的澳门，仍然“不是英王的属地”。英国政府并不满足，否定了这个草约。巴麦尊指责义律说：“在你和琦善之间，对于割让香港一节，并不像是签订了任何正式条约”；　而且“并不很像是把香港在绝对的主权上割让给英国”。充分暴露了英国政府企图夺取香港的“绝对主权”，把该岛完全变成“英王的属地”的野心。为了实现这一野心，巴麦尊在训令接替义律充当侵华全权代表的璞鼎查时，就一再强调：不论采取什么办法，都应签订一项正式的、“先得到中国皇帝批准”的、“以各自君主名义所签字的条约”（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06—307、334—335、344、354、728、733、735、739—740、748—750、754页。）璞鼎查按此部署，《南京条约》终于把《对华条约草案》留下空白的拟割岛名填上了“香港”。在达到这一侵略目的之后，巴麦尊供称：“给皇帝提出的议和条款，恰恰就是我们命令我们的全权代表义律和璞鼎查要达到的条款。”（《鸦片战争及林则徐研究外文资料选译》（福建省史学会福州分会编），第12—13页；林纪焘译费正清《鸦片战争，1840—1842》第五章。）赤裸裸地供认了割让“香港一岛”的条款，不过是他们力图“要达到”的掠夺中国领土的预谋。 

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也是一样。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一带，早已为英国侵略者所窥伺。1839年7月，到尖沙咀骚扰的英国水手还制造了殴毙村民林维熹的事件。1841年1月，英军攻占大角、沙角后，义律在与琦善谈判退兵条件时，就公然提出要“以尖沙咀洋面所滨之尖沙咀、红坎即香港等处，代换沙角予给。”即“将尖沙咀、香港各等处，让给英国主治，为寄居贸易之所”，企图一举夺取两地。当英军武装占领了香港，进而攻破虎门、进犯广州时，义律又在其提出的《约议戢兵条款》中，进一步威胁琦善“给予香港等处一条，须加以尖沙咀地名，并应改写在九龙设关。”（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62、69页；第86—87页。）因而，当内地商人拒绝前往香港贸易时，就有所谓“请以尖沙咀、九龙山二地易香港”之说（梁廷□《夷氛闻记》第80页。）其实，易地是假，图占是真。英国女王和她的丈夫对义律夺得香港已高兴到想把女儿命名为“香港公主”（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21页。）巴麦尊在1841年6月给璞鼎查的训令中，强调必须保留香港岛同时，就指示他“占领尖沙咀或使它中立化”，即不许中国在该地设防（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326、754页。）璞鼎查到达香港和鸦片贩子□地臣密谋后，□地臣更竭力鼓吹既要保留香港、又要占领九龙（南九龙）。他在1841年8月25日发给查顿等其他侵华战争策划者的信中，谈到香港与南九龙时，就说：“很多人更喜欢九龙（指南九龙），但是我们应该兼而有之！”（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194页。）可见，英国侵略者图谋将港九兼而有之的目标，在1841年已基本确定。 

于是，随着香港“日益成长”，1847年英国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更具体提出了“占领九龙半岛（指南九龙）是绝对必要”的“理由”和建议。这个建议到1858年8月英法联军攻占广州期间，在英军头目斯特罗本泽狂热赞助下，被送呈侵华全权代表额尔金请示英政府。1859年10月，英国政府就正式“命令驻华皇家军队司令，一有机会，即尽早占领那个半岛”。然而，狡猾的侵略者为了更便于公开占领，先采取了通过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威胁两广总督劳崇光“以出租的方式，把它移交给英国政府”。巴夏礼闪电般于1860年3月20日下午至21日下午一天内就办完了“永租”的手续；并申明不放弃原定目标：要清朝“割让”这块土地，“正如割让香港一样”。英政府接着就训令额尔金“务必努力达到此一目标”《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21—223、225—228、230页。》。由于他们早已“十分秘密”地作了布署：实际占领后，可以利用“未来任何英中关系调整”的机会，迫使清政府“通过正式出让加以搪塞过去。”（《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六册第233页。）所以，额尔金接到训令后，就利用原定1860年10月21日（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中英互换“天津条约”和签订“北京条约”的机会，继续沿用闪电战术，就在前一天（初九日），突然提出“北京条约”要增加“广东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等三条内容；又在请廷代表奕□“逐条筹思”之际（初十日），发出“定于本月十一日两点钟……盖印画押”的照会，迫使奕□“届期前往”（《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第198—200、203—204页。）可见，英方提出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的条款，清廷代表从获悉到签字仅仅两天时间，然而事实却充分证明，侵占中国这块领土，是英国侵略者单方面策划了二十年的预谋。 

关于租借“新界”，固然是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产物；然而，这同样是一桩蓄谋已久的肮脏勾当。早在1839年，英国侵华的策划者中，就有一种议论，认为不可能一下子把中国变成“英吉利之省分”；因而主张“暂取沿岸各海岛”，第一步“取得广东海之磨咕岛，屯兵镇守坚固”（按：香港又称“香姑岛”，粤人称蘑菇为香菇）；第二步“将各船湾泊在尖沙咀，小心坚守”；第三步“再进取惠州、潮州、南澳、厦门、泉州、福州、台州、宁波、上海、洋〔扬〕子江口、黄河口、山东、天津各处对面海岛，依次占得，密设壮兵，驻扎坚守，竖起英国旗号”（《鸦片战争》资料第二册第388、390页。）割让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走完了第一、二步，他们还要走第三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是必然的。事实上，强割九龙尖沙咀区时，他们就嫌“这份土地的总量是如此地小！”（蒋孟引《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30页。）因而从六十年代起就开始了擅扩九龙地界的活动。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扩展香港地界，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的图谋，就和对华输出资本、抢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划分势力范围等瓜分中国的活动，紧密结合了起来。 

1889年，一批侵华急先锋组织的伦敦“中国协会”及其于1892年在香港成立的分会，成了进一步密谋“扩展香港边界”的主要策划者。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们就鼓吹“抓紧机会，……逼迫中国政府”，企图一举实现“贸易和侨居条件的巨大改变”（伯尔考维茨著《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江载华、陈衍合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94—196、202、207—209、227页。）1895年5月13日，英国海陆军联合防御委员会给国防部和海军部的一份报告中，把“要求扩展和调整香港边界”的问题作为“战略考虑”提了出来，但由于对法国有所顾虑而没有行动（丁名楠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近代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一期）。1895年6月，法国利用其参加了“三国干涉远辽”，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两个有利于加强其在云南、两广地位的条约。这时，英国侵华急先锋们，便建议英国政府趁此机会，向清朝政府“强行提出关于扩展香港边界和开放西江的领土和商业要求”，并强调“好久以来香港的‘居民’（指侵华分子）便关心着这个殖民地（指香港）的没有掩蔽的地位，而促请扩充香港的领土，把九龙湾包括进去。”一个以香港“没有掩蔽”为理由，要把香港地界扩充到包括九龙湾的扩界方案，便正式提了出来。“中国协会”为争取实现这些特权，在伦敦和香港还“开始发起了运动”。（《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21—225、229、246、257页。）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上述扩界方案并不满意。因此，“中国协会”总会主席——在六十年代初就成为香港怡和洋行股东、当过香港商会会长的威廉·克锡，在1895年11月8日伦敦总部会议上就抛出一个新的提案：香港界址应扩大到“拥有大鹏湾和九龙半岛”。这个提案，对上述仅“把九龙湾包括进去”的第一个扩界方案作了重大修订。这个提案经过两天讨论，形成为第二个扩界方案，于11月16日，“中国协会”代表团提交给英国政府。随后，“中国协会宠爱的人物”窦讷乐被派驻北京。（《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21—225、229、246、257页。）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以1895年11月“中国协会”修订的第二个扩界方案为基础，由这位公使威胁李鸿章签订的。 

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朝政府展拓香港界址，扩大对华领土掠夺，连为英国侵华政策辩护的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也承认，这是他们利用”适当的时机来实现它长久以来的野心”（《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21—225、229、246、257页。） 

列宁在揭露欧洲各国政府瓜分中国的过程时曾经指出：“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象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14页。）英国侵略者从强割香港岛、强割九龙半岛南端尖沙咀区到强租“新界”，都承袭了“文明”的强盗历来重视“立约”的传统。然而，他们在提出“立约”以前，早就象贼那样偷偷摸摸地行动了。他们用贪婪的眼光，卑鄙的图谋，千方百计寻求掠夺中国的领土。所以“条约”从形成到提出的过程，纯粹是从偷偷摸摸地盘算预拟到明火执杖，公然勒索的过程。显然，这种建立在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的领土和长时间预谋的基础上，最终用武力逼签的条约，纯粹是侵略性的、不平等的条约。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