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英国侵略者先后掠夺了我国的神圣领土香港和九龙半岛。从香港被侵占的第一天起，香港同胞便开展了前仆后继的反占领斗争，充分表现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一

　　鸦片战争前，英国殖民主义者已对我国沿海主要岛屿进行侦查探测，图谋占据一个海岛，作为侵略基地。一八一六年，英国政府派特使阿美士德来华，向清政府提出割让岛屿的要求，并趁机调查了香港的情况，回国后向英国政府报告说：香港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印象记》，56页。）；鸦片战争爆发前几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等人又叫嚣要占领这个“良港”，作为商业据点和军事基地。由此可见，英国凯觎香港由来已久。正如林则徐所指出：“英夷船只久欲倚为巢穴”（梁廷□：《夷氛闻记》51页。）。一八四○年六月，英国侵略者悍然发动“旨在维护鸦片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8页。）的侵华战争。次年一月六日，英军攻陷广州虎门外大角、沙角炮台，乘势强迫赴广东议和的钦差大臣琦善签订《穿鼻草约》，割让香港。琦善只允许给香港岛的一处地方，也未曾在条约上签字，可是英国侵华代表义律却蛮横无理地单方面宣布了草约，并于二十六日在香港岛上升起英国旗，强行霸占。中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但由于军事上节节失利，被迫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与英国。从此，英国就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岛。“这个岛的获得给予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货物运转站和海军基地”（《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印象记》，56页。）。

　　英军占领香港的第四天，发出告示：香港“已是英国女王之领土之一部分”，岛上居民也“是英国女王的臣民”（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编）75页。）。不甘充当英国“臣民”的香港爱国同胞，为了收回失地，与内地人民抗英力量密切配合，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

　　一八四一年秋，广州等地人民群众积极准备组织武装力量收复香港，香港同胞也纷纷行动起来，决心与内地人民团结一致，里应外合，共同收复失地。盘踞在香港的侵略者，惊惶万状，欲以厚资雇用无业游民和”海盗”相对抗，结果遭到他们的严厉拒绝，其中大多数人，不仅没有受英人利用，而且毅然离开香港，回到广州。一些在香港充当“逆夷幕客”的人，受到群众抗英声势的影响，“亦愿悔罪立功”。英国殖民者企图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终于未能得逞。

　　一八四三年四月五日，英国在香港正式成立殖民政府。港英当局为了强化反动统治，在这个小岛上，遍设炮台，建立营房，修筑工事，并且训练了大批警察密探，对居民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此外，他们又先后制订了土地登记、营业牌照以及盐、酒、警捐等条例，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香港人民在英国侵略者的统治下，受尽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本地理事之官，视唐人如草芥，作生命如虫蚁，……有雇工受殴辱，告而不理者；有番人欠帐，问讨反责者，有因小过而重罚银者，有番人酒醉而到门辱骂，忍气吞声者；有夤夜叫开铺门，任其锁拿，捏其犯夜者……种种冤屈，不可胜数。”（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编）312页。）他们为了反对这种暗无天日的罪恶统治，开展了各种分散的和隐蔽的斗争。例如经常焚烧英船，捣毁洋行，抗缴苛捐杂税，袭击岗哨等等，使住港英人惶惶不可终日，不敢外出，甚至连警察也不敢站岗值勤。一八四四年香港政府公布《维护公安条例》，规定晚上每家门口必须点灯照明，出门也要手提灯笼，十一点钟以后便断绝交通，禁止通行，可谓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然而，这些殖民措施并不能扑灭人民抗英斗争的烈焰，香港的统治秩序始终不能得到稳定。

　　英国一向标榜香港为“无税港”。实际上，这里是个“多税港”，殖民政府对我国同胞□削盘剥，有增无减。如一八四六年港英政府颁布“人头税”法案，强迫中国人民每人缴纳一元“人头税”。这不仅是经济搜刮，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性的侮辱。香港同胞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和抵制巧立名目的勒索，愤而举行罢工、罢市，仅在十月三十日，就有三千余人离港回省，斗争坚持了三个月之久。侵略者受到罢工斗争的打击，不得不承认：“广东人民，不比其他新开商埠的居民，对英国人有不解之仇”（转引自丁又著：《香港初期史话》，103页。）。他们害怕事态进一步发展，离港的人越来越多，被迫宣布取消征收“人头税”，香港同胞取得了首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一八四九年春，仅与香港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南端的人民群众，准备乘驻港英军进犯广州城的机会，“骤起杀其寥寥守者，毁其楼舍，付之一炬”（梁廷□：《夷氛闻记》169页。）。表明了他们与香港同胞同仇敌忾的爱国立场。

二

      英国侵略者占有香港后，得陇望蜀，企图进一步侵占九龙半岛。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来华英船已不只一次非法停泊在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咀。当时，林则徐已看出英国“俨有负固之形”（《鸦片战争》第二册，189页。）的企图。一八三九年七月，英国水手又公然在尖沙咀行凶殴毙村民，制造了“林维喜事件”。翌年，侵略者大肆鼓吹“在各处船只停泊之中，并无一处可以好过尖沙咀”（《鸦片战争》第二册，468页。）。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和璞鼎查等人又竭力叫嚷对香港和尖沙咀要“兼而有之”。

　　英法联军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政府即命令英军加紧侵占九龙半岛尖沙咀地区。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于一八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强迫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劳崇光与巴夏礼协定》，英国以“永租”形式占领了南九龙尖沙咀。七个月之后，在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中规定，广东九龙司地方“归英属香港界内”，将“永租”变成“割让”。这样，英国通过战争又强占了九龙半岛南端中国的土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以香港为军事基地攻占广州。香港同胞看到故乡“无辜的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4页。），不由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密切配合内地人民开展反侵略斗争。当广州人民组织团练，进行自卫反击，并对香港的侵略军实行经济封锁时，香港同胞则烧毁英人住处，绑架侵略分子，掳杀作恶多端的洋人，“英人行至香港僻野之处，辄被粤人劫掠杀害”（《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358页。）。由于这种惩办活动普遍发生，尤以夜间更为频繁，所以居港英国军民惶恐不安，藏匿家中，“不敢在外私行”《《第二次鸦片战争》第六册，56页。》，连“鬼子警察”在巡逻时，也不敢单独行动，往往以十八人组成一小队，“到了危险的地方”，就临时“汇合成较大的队伍，并在冒险前进之先放枪”，（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64页。）以壮胆子。此外，在一八五七年初，曾有人将毒药掺入主要供应外国人的面包中，结果有几百人中毒呕吐。恩格斯对香港同胞的斗争精神曾加以赞扬：“中国人极其镇静地按照预谋给香港欧洲人居住区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20页。》。事件发生后，英国侵略者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抗议，叶名琛答复说：在香港发生这种事情，“想来是由于英人对华人施加过无数罪行，附近各地人民不得不走此路以泄私恨”（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66页。）。叶名琛是个极端腐败的官僚，但他指出这一事件是侵略者咎由自取，却是符合事实的。以上这些“使用毒药、放火和杀人”的斗争手段，曾经被侵略者攻击为“野蛮的、残酷的方法”。恩格斯曾加以反驳：“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20页。）。香港爱国同胞广泛开展反英斗争的激烈行动，表明他们完全与内地人民一样，都是“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的。

　　这一时期，香港抗英斗争，规模最大、较有影响的是一八五八年夏爆发的罢工斗争。早在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军开始进犯广州时，新安县人民就贴出告示，号召香港华工返乡，以配合广州各地人民的反英斗争，有不少爱国同胞响应号召陆续离港返粤。当时广州清朝官员在英军的淫威迫使下，曾出告示迫令他们速回香港，但根本无人理睬。一八五八年四月，广州及附近城镇的抗英群众为了造成对港英的威胁，使占领广州的英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决定发动香港人民举行大罢工。花县团练总局一面向广州及附近各地商民提出，凡“有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夏燮：《中西纪事》第十三卷，8—9页。）；一面动员香港、澳门工商各界以及为外国人办事服役的中国人返回家乡。这一倡议立即得到爱国同胞的热烈响应，愤而离港者络绎于途，尤其新安、番禺等县居港的群众，“自香港逃回者，几于十之七八”。在不到一个月内，全港就有二万多人辞职、罢工回到广州等地，甚至连香港总督包令雇佣的中国工人，也辞工不干，以示抗议。当时香港人口为七万五千人，约占三分之一的人突然离港，使各行业趋于瘫痪，商店、学校半数关门，食物供应被迫中断，马路街道垃圾成堆，以前靠中国人料理日常生活的洋人，只好自己动手，“身司炊爨”。香港群众的罢工风潮，顿时使香港成为一个“死港”、“臭港”。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巴夏礼不得不派人到新安县出告示，“劝告”回到内地的中国人返港“各还原业”，但张贴布告的汉奸立即被乡民打死。这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有力地支持了祖国军民抗击英法联军的正义战争，而且也沉重打击了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自此以后，罢工斗争不时发生，例如一八六○年香港轿夫和水上艇户举行罢工，反对当局强行登记领取牌照；一八六二年码头搬运工人发动罢工，拒绝殖民政府强行登记。

三

      英国吞并九龙南端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九龙北部广大地区了。一八九二年伦敦的一个侵略组织“中国协会”在香港设立分会，大肆活动，加紧策划，企图展拓香港地界。一八九八年三月，德、俄两国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和《中俄旅大租地条约》；四月十三日，清政府又答应法国租借广州湾。于是，英国再也按捺不住了，趁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法国占据广州湾给香港带来威胁为借口，提出九龙半岛的租借权。六月九日，李鸿章奉命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样，九龙半岛南端以北的全部土地以及大小二百多个岛屿（包括大鹏湾和深圳湾）都成了英国的“租借”地，租期九十九年。根据条约规定，中国官员仍旧留守在九龙城内，“各司其事”（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769页。）。可是在次年十二月，英国背弃条约规定，用武力驱逐中国官员，霸占了九龙城。

　　九龙半岛原属广东新安县管辖，圈在“租借”范围内的村庄，“不下万户”（《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三八卷，28—29页。），他们获闻要受英国“管辖”，“咸怀义愤”，纷纷表示与英国侵略者势不两立，并立即组织武装力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卫国土、保卫家乡的斗争。一八九九年四月初，当时九龙半岛尚未交接，英军就侵入大埔墟，搭棚驻扎，意欲强行接管，愤怒的群众当即捣毁“棚席”，迫使侵略者全部撤退。

　　抗英群众初战告捷，斗志更为高昂，“租界内各乡聚众，扬言集资备械，专与洋人为难，众情汹汹，不可复遏”（《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三八卷，28—29页。）。为了迎击英军的再犯，四月十五日，“土民数千聚集大埔墟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三八卷，28—29页。）。是日，英军果然出动，村民纷纷“奋起抗阻割让他们的家宅”《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三卷，128页。》，战斗十分激烈，“开放枪炮，互相伤亡”。第二日，侵略者“复与土民相攻”，英军“乘民不备，升竖英旗，作为接收管理”，群众怒不可遏，又“纠约壮丁出斗，固结莫释”（《清季外交史料》第一三八卷，28—29页。），经过几天激战，到四月十八日，英军再次狼狈逃跑。然而由于英军连续增援，九龙北部终被侵占。五月，侵略者又凭借新式枪炮，越过深圳河，妄图扩大“租借”范围。面对新的武装挑衅，新安、东莞等地人民毫不畏惧，勇敢迎战，东莞人民在短短的时间内组织了一支三干多人的民军，不断狙击来犯之敌，同时广州香港群众也奋起打击侵略者。由于人民群众的顽强斗争，终于迫使英军撤回到深圳河以南。

四

　　香港人民反对英国侵占我国领土的斗争，是两次鸦片战争和帝国主义瓜分狂潮中，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斗争是正义的、爱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20页。）。

　　香港地区人民历次反“割让”、反“租借”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使他们陷入窘境，港英总督包令沮丧地说：“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转引自蒋孟引著：《第二次鸦片战争》，10页。）。香港同胞的抗英事迹和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表明他们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不畏强暴英勇反抗的战斗精神，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香港人民抗英斗争的手段有秘密、分散和公开、集中两种，反映了他们在当时的特殊环境里，能够运用灵活而有效的斗争手段打击敌人。罢工是他们采取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特别是一八五八年二万多中国雇员、工人离港返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这次罢工在港九人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地区人民再次采取罢工形式打击法国侵略者。在这些多种形式的斗争中，工人、水手、雇员以及其他劳动者是主要的反抗力量，尤其是工人群众，更显示了他们在早期斗争中的强大威力。

　　十九世纪下半期，香港同胞迸发了“民族狂热情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20页。），积极投入反侵略斗争的行列，他们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当前，中英双方正在举行关于合理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香港同胞一定能够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为实现收回香港主权发挥应有的作用。

　　（资料来源：《安徽师大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