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从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但在中国地图上，直到今天却还标着“香港（英占）”的字样。立国欧西，远隔中国数万里的英帝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手段，把中国领土香港据为己有的呢？又是怎样软硬兼施，蚕食鲸吞，一再展拓占领区的面积，久假不归的呢？在万众一心，振兴中华，重新提出合理妥善解决香港问题的今天，为了记取历史教训，重温一下鸦片战争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征服中国，控制中国，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使中国丧权失地，河山破缺的惨痛历史，想来还是很有必要和很具现实意义的。 

一、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香港在清朝归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管辖，为珠江口外一小岛，距广州一百四十余公里，地居世界航道要冲，并扼我国华南的门户。整个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司南端（尖沙嘴一带，即现在界限街以南的地方）和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共有面积一千零六十一点八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七十五点六平方公里，九龙司南端十一点一平方公里，“新界”（包括大屿山和香港周围岛屿）九百七十五点一平方公里，人口共五百二十万，绝大多数为我国同胞，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八。 

香港的得名，有种种传说。通常的一种说法是：香港旧属东莞县（新安县的旧名），东莞盛产一种名叫“莞香”的香料。大批莞香运到九龙尖沙嘴后渡海到香港岛，然后再从香港转销沿海各省和日本等地。因为这里是莞香集中和起运的港口，所以人们便称此地为香港。 

另一种说法是：香港岛上有一个地方叫香港村，村里的溪水蜿蜒入海，形成一个小港口。最初到来的外国水手，发觉这里的水清香可口，常来汲取供作饮料，因此这条小水形成的港口被称做“香港”，后来演变成整个岛的名称。 

香港不少地方都曾发掘出石刀，石斧，石箭簇，铜剑，铜斧，铜箭簇等周秦时代的遗物和汉代的陶器，个别器物上还留有籀文和隶书年号；唐宋时代的玉器，制钱也时有发现。这些文物，告诉我们早在两三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来到香港及其附近地区，传来了丰富多采的中原文化。 

香港的历史遗迹和中国的文献记载，也都足以说明香港和大陆的血肉关系。例如南朝刘宋元嘉五年（公元428年），中原僧人杯渡禅师就曾来到香港附近的青山居住，因而后人称这山为杯渡山。山上的青山禅寺里，留有杯渡禅师的石刻象。 

青山附近的屯门，早在唐宋时就已成为中外交通的要道。印度、波斯、阿刺伯、暹罗等国的商船来广州通商，都必须经过这里。长期以来屯门一直是相当繁荣的港口。 

青山上有宋徽宗崇宁间进士邓符协所写“高山第一”的四字石碑。邓符协是江西吉安县人，曾任广东阳春县令，落籍九龙桂角山下，“创办力瀛书斋，以招来学者”（王崇熙《新安县志》第21卷），为中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香港九龙一带有不少宋代遗迹，如九龙湾西岸的宋皇台，是南宋端宗赵□避元兵追袭的地方。明代屈大均在所著《广东新语》中说，官富山（即宋皇台）建有宋端宗的行宫，“其前为大奚山（即大屿山），林木蔽天，人迹罕至，多宋忠臣义士所葬。”宋皇台附近的侯王庙，是南宋杨亮节护送度宗的长子益王□，广王□来到九龙，辅佐朝政，积劳病殁后埋葬的所在，后人建庙纪念他的忠节行为，因杨亮节生前封侯，死后封王，所以称做“侯王庙”。 

九龙草鞋山的藏身洞，相传是南宋忠臣云腾胜阻击元兵失利，眼看九龙就要失陷，准备自杀殉国，经部下劝阻后躲入山洞避难的地方。 

这些遗迹和传说，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情绪和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暴力压迫的高尚气节。 

香港在元代曾被海盗盘踞，到明代才陆续肃清。1570年（明隆庆四年）倭寇入侵香港石排，遭到当地军民的痛击。清朝建立后，康熙年间，在这里设立水师营，管辖九龙汛、大屿汛、红香炉（即香港）汛；并于各岛重要港口建置炮台，派兵驻守，以卫护我国的领土和当地居民。清政府还鼓励内地人迁来香港居住，领地耕种，从事生产。从此，内地迁来香港的人日渐增多，到1841年被英国占领前，香港人口已有二千左右。当时，新安县署每年按季节派官员到香港的一些地区（如石排，赤柱等），征收税款，正如闽浙总督颜伯焘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所说：“香港为商船内驶必由之路”，“上有营汛居民，并非偏僻小岛可比”（《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颜伯焘奏）。不仅外国商船来广州贸易要经过这里，就是广东劳动人民出国去南洋谋生，也都要经过这里。 

历史雄辩地证实了香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有力地驳斥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所说，香港在英人占领前，只是一个未经开发，无人居住和管理的荒凉小岛的谬论。 

二、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割占香港 

英国霸占我国领土香港，已有一百四十多年的历史。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英国，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大量海外殖民地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倾销工业品，掠夺廉价原料，当时被封建制度长期统治，落后而又衰弱的中国，就成了英国的侵略对象。当英国向中国输入商品遭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拒绝之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改变英国在中英正常贸易中的逆差，便日益加多地把鸦片烟偷运进中国以牟取暴利，并以它作为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敲门砖”。鸦片走私进口，十九世纪最初二十年，每年平均四、五千箱（每箱一百或一百二十斤）。到1838年，竟增到四万多箱，价值达二，三千万银元。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严重地摧残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而且白银大量外流，又加深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中国人民坚决要求严禁鸦片。清朝统治者为其自身利益和迫于舆论的压力，便于1838年冬，由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到达广州，在人民反鸦片侵略斗争的鼓舞和支持下，雷厉风行地收缴了鸦片贩子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并在这年的六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缴获的全部鸦片。这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巨大胜利，给了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英国政府借口“保护通商”，悍然出兵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这时已改任两广总督的林则徐督率广东军民严守海防，使英军进犯广东的企图未能得逞。接着英国侵略军北上侵占浙江定海，随后又窜到天津海口，蓄意威胁北京。道光皇帝被英军的凶焰吓慌，派主张妥协的直隶总督琦善到广东与英军谈判，并将林则徐革职。 

琦善一到广东就撤除一切防御设施，以博取侵略者的欢心。但英军并不因此停止侵略。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袭击，攻陷虎门外面的大角，沙角炮台，强迫琦善签订了包括赔款六百万元和割让香港的《中英穿鼻草约》。六天后英国政府代表、英军头目乔治·义律就在香港张贴布告，宣称“代表英皇维多利亚领有香港”。接着英国侵略者在香港起造房屋，修建码头，极力经营，视为己有，实际上不待《南京条约》签订，香港在这时就已落入英国侵略者的手掌了。 

琦善向道光帝报告时诡称赔款是商欠，割让香港是允许英人在外洋一小岛上暂住。香港各界群众一致反对英帝国的海盗行径，撕下义律张贴的布告，送到广州，愤怒谴责琦善出卖祖国领土香港的罪行，要求清政府抗击英国侵略军。 

林则徐当时还在广州，听到香港被出卖的消息，十分悲愤，但他已被革职，失去了官衔就不能直接向朝廷具奏。于是就劝说广东巡抚怡良出面揭发。怡良起初还犹豫不决，林则徐便发动爱国士人列名敦促。怡良在林则徐的具体帮助下，大胆地向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密折，这个大卖国案终于被揭发出来。怡良在奏折中特别指出香港地位的重要。他说：香港“相去虎门甚近，片帆可至”，如被英军占领，则沿海各处“势非刻刻戒备不可”。还说，香港岛上的驻军已被驱逐，居民也被迫归顺。道光帝得知真情后，认为割地赔款，有损“天朝”尊严，下令锁拿琦善，押回北京治罪。 

1841年4月，《穿鼻草约》传到伦敦，英国政府认为得到的权利太少，不予批准，改派侵略印度的殖民老手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到中国来扩大侵略战争。从1841年8月起，英军先后攻陷了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上海，镇江等地。1842年8月初，英舰八十五艘集结于南京下关江面，兵临南京城下，在英军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派耆英，伊里布捧着“永定和好”的上谕到英舰汉华丽号上，按照英国提出的条件，一字不改地与璞鼎查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南京在当时称江宁，所以这个条约又叫《江宁条约》。 

《南京条约》共有十三款，除了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关税“秉公议定”外，还有就是：中国永远割让香港给英国政府，由英国“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丧失领土的第一回。 

英国图谋在中国占领岛屿作为侵略据点，是由来已久的了。早在十八世纪，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向远东扩张，就叫嚷要在中国沿海占据一个海岛。1792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先后派特使马戛尔尼、阿美士德来华，要求贸易特权和割让海岛，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阿美士德乘军舰路过香港时，对香港作了仔细的调查，他在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报告中说：“从各方面看来，无论出口入口，香港水陆环绕的地形，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印象记》第56页，转引自《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1830年，在华英商四十七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措施，占领中国海口的一个岛屿，以“保护”英国对华贸易，实际上是保护鸦片贸易。英国外相巴麦尊在给义律的训令中，一再强调必须占领中国海岛，但当时并没有指明要占领香港。首先倡议英国强占香港的是驻华商务监督（相当于领事）律劳卑。他认为香港可以作为英国侵华的商业和军事据点。义律承继律劳卑的主张，认为英国占有香港，既可削弱广州在贸易上的重要性，又可使英商不再受澳门葡萄牙人的牵制；英国在香港驻军，还能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义律的意见，为英国政府所采纳。因此，当义律与琦善谈判时，不仅提出割让香港的要求，而且实行了武装占领。《南京条约》上说，由于英国“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所以中国“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这就是当时英国动用武力霸占中国领土的所谓“理由”。1843年，《南京条约》换文后，英国政府宣布香港为英国的殖民地，正式成立殖民统治机构，强迫华工在半山区亚厘毕道建筑香港总督府，委派璞鼎查为首任香港总督兼驻军司令。从此，香港正式为英国所霸占。长期以来，香港一直是英国在远东最主要的军事基地，同时也是英国掠夺中国财富和收集中国情报的重要场所。关于这一点，英国侵略者自己也说：“香港的正式割让是《南京条约》的重大的中心事件。这个岛的获得，给予英国一个全国性的货物运转站和海军基地”（《二十世纪香港、上海及其他中国商埠印象记》第56页）。 

英国侵占香港，使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受到严重破坏，开以后外国侵略者霸占中国领土的恶例。首先起来仿效的是葡萄牙。1849年3月，葡萄牙人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也在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以来，“租住”的澳门，擅自发布公告，拒交租金（原规定每年向香山县缴纳地租银五百两），接着又驱逐清政府的官员和海关人员，迫使清政府把设立在澳门收税的海关迁至黄埔，从此，继香港之后，澳门也为葡萄牙侵略者所强占，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重要基地。 

英国割占香港后，中国人民不断掀起反侵略反投降的斗争。1843年英国侵略者借口广州洋馆被中国爱国群众焚毁，要求“退居香港开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5，伊里布等奏），企图把市场转移到完全处于英国控制下的香港，引诱华商到香港贸易，使进出口货物税金归华商负担，英人就可受享其利。广州的社学组织看穿了侵略者的诡计，得知清政府派伊里布正在广州与侵略者谈判后，立即联络广州商人，拒绝与英人交易，用罢市进行反击。香港总督□鼎查压迫伊里布禁止罢市，伊里布感到“徇外人则民谤，徇内民则外嗔”，无法对付，“忧愤成疾”，不久病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6，耆英奏）。最后□鼎查只得答应遵照旧章，仍旧把货船开到黄埔，不敢坚持在香港交易。广东人民的斗争，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英国企图把货物进出口税转嫁给中国商人的阴谋。以后人民群众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广州人民贴出檄文痛斥清朝官吏割让香港的卖国罪行：“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檄文宣称决心与侵略者斗争到底，充分表现了广大人民反对卖国投降的爱国精神。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九龙司南端地方 

英国从鸦片战争中看出清政府畏葸无能，软弱可欺，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扩大侵略特权，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决定再一次动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屈服，给予新的权益。1856年11月，英国制造“亚罗号事件”作借口，挑起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它纠集法国组成联军，于1857年12月，攻陷广州，　俘虏两广总督叶名琛，把他长期囚禁。第二年北上攻陷大沽炮台，直逼天津。6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1859年6月，英、法公使拒绝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到北京换约，突然向大沽炮台进犯，中国官兵奋起抵抗，击沉击伤敌舰多艘，打死打伤登陆侵略军四百多人，英法侵略者狼狈逃出大沽口。 

1860年7月，英法联军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八月攻陷大沽、天津，九月窜犯北京，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委派他的弟弟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向侵略军投降求和。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奕□与英法侵略者分别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签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通过中英《北京条约》，英国又强迫清朝统治者把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嘴一带割让给它。 

九龙半岛在广东省宝安县东南，珠江口东侧，又名大鹏山，是延伸到海中的一个半岛，隔海与香港对屿。清政府在这里设置九龙司巡检、大鹏协水师副将等官员。1860年3月21日，两广总督劳崇光就已把“九龙司地方一区”即九龙半岛南端的一部分地方“永租”给英国。但过了不到十个月，在《中英北京条约》第六款里，英国又用使香港“埠面管辖所及庶保无事”作为理由，强迫清政府把这一地区由“永租”变为“割让”，归并香港界内，称之为九龙“旧界”从而扩大了英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据点香港的地面。 

与统治阶级向侵略强盗屈服投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人民坚持反抗斗争。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富有反侵略传统的广东人民，纷纷成立团练局，对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1858年4、5月间，花县团练总局号召在香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机构、所办工厂、学校以及洋人家中工作的中国人，“限一月内，概行辞退回家”。结果“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夏燮：《中西纪事》卷13）。这是外国在华企事业中，中国雇员、工人最早的一次政治性大罢工。一时间，香港街头冷冷清清，变成一座死城。洋人的各项商务陷于停顿，生活困苦不堪。 

广大群众的反侵略斗争，说明了中国人民有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雄厚的革命力量。历史证明：任何侵略者肆意践踏和掠夺中国领土，都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沉重打击。革命导师恩格斯对广东人民的反抗斗争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说：“这是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又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波斯与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2、234页） 

四、1898年英国强行租借九龙“新界”进一步展拓香港地面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半殖民地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之一。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其手段之一就是把中国许多海港和要塞强行租借去叫做“租借地”。中国在租借地内，丧失一切权力，所以租借地实际上等于被帝国主义占领的殖民地。 

从1898年3月德国强行租借胶州湾，规定租期九十九年这一事开始，接着，清政府又被迫把旅顺、大连租给俄国，租期为二十五年；把广州湾租给法国，租期为九十九年。 

德、俄、法在华南和华北强占租借地的活动严重地威胁了英国对华侵略的传统优势。作为侵略中国老手的英国，当然不甘落后。英国资产阶级侵华集团——“中国协会”急忙向政府要求：“必须不顾一切危险把与占优势的英国利益相称的相当控制权保持在英国手中”（《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第279页）。德国强租胶州湾后不久，英国政府就研究了夺取中国港湾的计划，通过驻华公使窦纳乐借口“北抗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租借威海卫的要求。清政府幻想用“以夷制夷”政策，让英俄互相牵制，便于1898年7月与英国签订了为期二十五年的租借威海卫的条约。但租借威海卫并不能满足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贪欲，它还企图在南面阻挡法国势力北上，确保它在长江流域的独霸地位。 

早在清政府同意租借广州湾后的第三天，即1898年4月13日，英国政府就训令驻华公使窦纳乐以法国租借广州湾，危及香港安全为理由，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九龙半岛的要求。九龙半岛位于香港对岸，地势较香港为高，是香港的天然屏障。英国对这样的地方，当然不会轻易放过。窦纳乐以横蛮的态度要挟清政府说：“中国如能拒绝法国，不租给广州湾，英国就可以不租九龙半岛。”事实上，当时法国租借广州湾已成定局，势难更改，窦纳乐如此云云，无非是要达到必租九龙的目的而已。清政府没奈何，只得于这年6月，由李鸿章与窦纳乐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见《清季外交史料》卷131），又把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及香港附近四十多个岛屿（包括大鹏、深圳二湾）的中国领土，即一般所谓“新界”，全部“租借”给英国，租期与法国租借广州湾相同，也是九十九年，自1898年开始，1997年到期。英国租借九龙半岛的目的，在于“展拓香港界址”，即扩大香港的地面，可见英国在订约之时，就已把九龙与“割让”的香港同等看待，早就怀有永借不还的打算了。当时中国仍然保留有九龙司衙门和“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但至1899年12月27日，英国侵略者又横蛮地赶走九龙司的中国官员霸占了九龙城，最后完成了对整个九龙半岛的占领。 

英国强迫清政府租借九龙半岛，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展开声势盛大的斗争。当时两广总督谭锺麟向清政府奏报九龙人民高涨的反英情绪说：“新安（当时九龙半岛属新安县管辖）民风强悍，租界内村庄不下万户，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一旦闻租与英国管辖，咸怀义愤，不愿归英管”（《清季外交史料》第138卷第28页）。1899年4月初，九龙半岛还未交接，英国就派兵闯入大埔墟，搭棚驻扎。愤怒的群众奋起阻击，捣毁了英军的营帐，把侵略者驱逐出去。4月15日，英军大举来犯，九龙人民英勇抗击。谭钟麟奏报当时的实况说：“士民数千聚集大墟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英派印度兵……往逐，开放枪炮，互有伤亡”（同上书）。东莞、宝安人民闻讯赶来支援，连日奋战，侵略军被压到海滩一隅，最后从海上狼狈逃跑。英国侵略者占领九龙半岛后，又企图进一步扩大“租区”，派数千军队越过深圳河，占领深圳一带村庄，并扬言要攻打石龙。曾经积极支援九龙人民抗英的雁田首当其冲。雁田人民得到消息，立即招集群众开会，立誓要和家乡共存亡。东莞人民纷纷投入保卫祖国领土和家乡的反扩界斗争，仅仅十多天就组织起一支三千多人的民兵队伍，一个夜晚就修筑起二十多里长的山头防线。他们经常乘黑夜袭击英军，困扰敌人。广州和香港的人民也积极配合作战，到处打击敌人。英军束手无策，被迫撤退到深圳河以南，不敢再向北骚扰窜犯。九龙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英勇不屈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挽救了中华民族被瓜分的危机，就连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 

五、英国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掠夺 

英国通过三项不平等条约，强占了包括九龙半岛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占领；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英国势力重返远东，又占领了香港。 

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的一百多年间，香港一直是英国对中国以至东南亚进行侵略的大本营。英国通过这条吸血管，每年从中国掠夺去难以计数的物质财富和劳力资源。香港由于地位重要，交通方便、港口设施不断加强，又被英国政府宣布为自由港，因此，各国商人麇集，很快就由原来只有二千渔民的荒岛，发展成为到十九世纪末已拥有几十万人口的东南亚重要商港，获得了“东方巴黎”的称号。当时英国社会上曾流行过“香港是英皇皇冠上的宝石”的说法，甚至认为“香港一旦丧失，伦敦必定破产”。 

事实上，香港的“建设”和“繁荣”，是占当地人口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港华人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压迫下，凿山填沟，餐风宿露，付出了辛勤劳动和无限血汗所取得的成果，这颗“皇冠上的宝石”是建筑在成千上万中国劳苦人民的血肉和尸骨上的。 

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热潮，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最严重的还不在这方面，而在通过香港贩运鸦片和掠卖人口。 

直接引起战争的鸦片问题，在《南京条约》中只字未提，更没有规定今后如何处理的办法。实际上清政府已经默许，只是不同意公开写上条约。因此，鸦片在战后，既不是明令禁止，也没有税则规定，成为一种“合法的走私品”。四十年代，鸦片走私在英美政府的庇护和鼓励下，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1855年至1859年间，已增加为平均每年输入六万八千五百箱。鸦片泛滥造成白银大量外流，使银贵钱贱的老问题更加严重，清政府的财政也更加陷入困境。1858年11月，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进一步规定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改名为“洋药”，每百斤纳进口税银三十两。于是，鸦片由“合法的走私品”变为公开进口的“商品”，更可不受任何限制大量输入。香港一直是囤积鸦片和走私的中心，从香港开出的满载鸦片的英美武装走私船队，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出于广东到辽东的大小港口，肆无忌惮地贩卖毒品。据英人威廉在所著《中国总论》一书中说，1876至1881年间，输入香港的鸦片平均每年约十万担，价值达四千万海关两（转引自武育干著《鸦片战争史》第122页）。这些烟土虽然不是全部属于中国消费，但至少有十分之八九要运进中国。这个数字充分说明了香港在鸦片贩卖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烟毒的泛滥，香港更成为这一罪恶的渊薮，它也以“中国的鸦片店”而在全世界出名了。 

与鸦片走私的同时，侵略者还以香港为基地，进行惨无人道的人口掠卖活动，他们用诓骗绑架等卑劣手段把大批中国劳动人民，拐运到海外去做奴隶，服苦役，为英法等国开发殖民地，创造供他们剥削的财富。这些华工，被称为“苦力”，又叫做“猪仔”。 

掠卖人口的事，鸦片战争前已有发生，林则徐奏折中便曾提及。战后情况越来越严重，到1852年左右，已发展到现有船只赶不上装运的程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侵略者进一步强迫清政府承认这一罪恶行径为合法，《中英北京条约》第五款明文规定：“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之处，或在外洋别地承工，……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中国政府都必须“毫无禁阻”。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在东南沿海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人口的行为便合法化了，他们更可以明目张胆地大干这种人世间最残酷的罪恶勾当了。 

香港是外国人口贩子麇集的活动据点，不仅是起运华工的主要港口，而且是各国载运船只改装设备和取得远航所需淡水、食物、燃料等物资的重要基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从香港一地出口的华工，就已达五十万以上。 

在香港外国资本家开办的洋行里，设立有专门关押华工等候装船的卖人行，俗称“猪仔馆”。这种卖人行，都是高墙铁栅，全副武装，雇有大批流氓歹徒充当打手，并有英国香港政府为之庇护。被拐掠的劳苦人民，一入此中，就休想再出来。在酷刑拷打下，被迫承认自愿出洋作工，随即在卖身契约上按捺手印，然后被押送到号称“浮动地狱”的船上，禁闭在密不通风的夹板舱底，既缺饮水，又少饭食，还要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舱内疾疫盛行，华工生病稍重，就被抛入大洋，如若反抗，立即会遭到镇压屠杀。 

“苦力船”上的非人生活，造成惊人的死亡率，下表所列，仅仅是从香港开出的“苦力船”上死亡率的示例（摘自陈泽宪著《十九世纪盛行的契约华工》）：（附图） 

表中所列只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例子，死亡数字来自官方报告，也不完全可靠，但管窥一斑，仍可从中看到这幕人间惨剧的一个梗概。 

“浮动地狱”里的幸存者，则被送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檀香山、荷属东印度、马来西亚等地，象牲畜一样关在笼子里在市场上公开拍卖。卖给外国资本家当奴隶，从事非人的劳动，日夜操作，直到精疲力竭而死。这种惨无人道的虐待，就连美国驻华公使伯驾也不得不承认：“充满着犯法、不道德及惨无人道的内容，极似过去非洲黑奴一样，有些地方，其可怕的悲惨程度，远过于‘中渡’的惨剧。……数以千万的生命惨无人道的牺牲了。” 

非人的虐待，迫使华工用自杀和暴动来反抗。自杀的事在“浮动地狱”里经常发生。1856年英国船波特兰公爵号从香港开往古巴，启航后的第三天，就开始有人自杀，从这天起一直到巽他海峡这段航程里，平均每天有三个人自杀。 

华工在严密封锁的“浮动地狱”舱底暴动虽然也有取得一些胜利的，但多数都失败了。暴动失败后，英国侵略者对华工的迫害更加残酷。1857年4月1日，英国船古尔纳号装载四百三十二名华工从香港去古巴，开船时华工暴动，杀死水手多名，后又放火烧船，没有成功。船长瓦德洛卜决定停止开船。香港当局闻讯，立即派爪牙上船搜捕，十八名华工，一人判死刑，十七人判终身流放。在当时，香港的报上经常出现“又一次海上惨剧”的标题，其中大部分是指航行途中发生的华工流血暴动事件。这些事件，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侵略者的野蛮凶残的本质，同时也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不甘受奴役的英勇顽强气概。恩格斯对华工的这种反抗精神曾给以热情的赞扬，他指出：“中国……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象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31、232页）。 

近百年来，英帝国主义通过香港向中国伸出的侵略触角，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上面所说的鸦片走私和人口拐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它以血淋淋的事实揭露了香港“繁荣”的真实面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近代殖民统治罪恶的活标本。 

六、香港问题有待合理解决 

近百年来，香港使中华民族蒙上了垢污和耻辱，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历史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香港问题，合理地解决香港问题，在条件成熟时收回香港主权，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也是我国政府和十亿中国人民一贯坚持的严正立场。 

今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应邀前来我国访问，同我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同意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共同目的，两国将通过外交途径继续商谈。 

接着，撒切尔夫人前往香港，九月二十七日在香港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一再强调说，上个世纪英国同中国签订的涉及香港地区的三项条约，是“有效的”，应该“继续遵守”。撒切尔夫人把历史上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当作继续占有香港的“有效”依据，并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继续遵守”，实在未免过于无视中国和世界业已发生的巨大变化，认识远远落后于形势，无怪乎要引起包括香港中国居民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 

就在撒切尔夫人发表谈话的当天，愤怒的香港学生举着“反对不平等条约”和“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横幅标语，聚集在撒切尔夫人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场外举行抗议示威，并递交了抗议信。学生们在发表的声明中指出：“香港现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英国不能以‘对香港五百万人负责’作为永远统治香港的借口。中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个原则问题，是维护民族尊严的大是大非问题”。声明还反驳了英国首相关于“香港是在英国管辖下繁荣起来”的论点。香港的报纸也连续发表评论，反对英国首相坚持那些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的言论，指出“任何在武力压迫下或政治压力下签订的国际条约，均是不被国际法所承认的”。撒切尔夫人“提出坚持条约，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见1982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新华社香港电） 

在国外，英国伦敦出版的《阶级斗争》月刊也发表文章，指出：“香港是被英国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民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收回自己的领土，是他们的神圣权利。”文章驳斥了英国首相关于这些条约“并非无效”的，英国“对香港的占领是合法的”说法，认为“这种说法纯粹是一派胡言”。（见新华社10月30日电） 

我国新华社评论员也发表评论文章，阐述了香港问题的性质，进一步表明了“我们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见10月1日《人民日报》） 

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九世纪英国用军舰大炮打开中国大门，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有关香港地区的条约，都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英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领土的铁证。中国人民一贯认为这些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绝对不能接受的。即使当时人民还处在无权的地位，也从未接受过。今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了独立和解放，已经在世界上站立起来，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更是理所当然的。我国政府坚决维护我国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早在1972年3月8日，我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在写给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就已指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转引自《世界知识》1982年第15期谭鸣：《谈谈香港、澳门问题》）。我国政府一贯的立场是：不受这些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方式，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 

这次撒切尔夫人在北京，已就香港问题同我国政府领导人进行过讨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相信，只要中英两国都能从大局出发，用长远的战略观点看待并发展中英关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问题的准则，那么，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可以得到合理解决的。 

（资料来源：《南充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