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理藩院尚书阿喇尼[1]出使准噶尔部，这是清朝与准噶尔部关系史上的一则重大事件，标志着清朝对准噶尔的政策由“限制笼络”转变为“武力平定”，而这一转变对清朝统一准噶尔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史料难征，学界对阿喇尼此次出使尚无专文加以论述。随着清代各种文字史料，尤其是阿喇尼出使准噶尔部满文、蒙古文档案[2]的公布，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深入探讨。
一、阿喇尼出使准噶尔部的背景
康熙九年（1670，准噶尔部首领僧格被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袭杀。僧格之子索诺木阿喇布坦和策妄阿喇布坦尚在年幼，无力控制局面。僧格之弟噶尔丹则率领僧格旧属，迅速平定叛逆者，登上了准噶尔部最高统治者的宝座。随后，噶尔丹凭借贵族和活佛的双重身份以及达赖喇嘛的支持，[3]逐步统一蒙古卫拉特各部，南并回疆，西扩哈萨克，“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4]成为与清朝对峙的政治势力，史家称“准噶尔汗国”。
在此基础上，噶尔丹意欲实施兼并蒙古各部的计划已势不可挡。地处远方的漠南蒙古早已成为清朝的外藩，显然不是噶尔丹所觊觎之对象。其东邻蒙古喀尔喀部虽为独立汗国，但四分五裂，自然成为噶尔丹的首选目标。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攻占喀尔喀，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和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率众南下喀伦请求清朝保护。清朝随即派人救助和安置南下喀尔喀人。
噶尔丹向清朝索要喀尔喀人众，尤其是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清朝虽然接收和救济了南下喀尔喀难民，但喀尔喀地区此时尚未被纳入清朝版图，需以武力从噶尔丹手中夺取。清朝和准噶尔之间所存在的争夺喀尔喀土地和人民这一重大战略问题，其实质是国家统一与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关系，所以各自处理问题的观点、方法并不相同，由此双方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谈判和争论。
在喀尔喀战争结束前，噶尔丹先后接待了清朝两批使团，历数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种种罪行，要求清朝协助抓捕并移交噶尔丹惩处。康熙皇帝认为，噶尔丹对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每条指责实属有理，且义正词严，[5]因此决定“遣人敕达赖喇嘛，命遣一有名大喇嘛，同本朝所遣大臣前往，召集噶尔丹、土谢图汗等，令土谢图汗等自陈其过，大集会阅，永议和好”。[6]
土谢图汗已沦为家破国亡的悲惨境地，又要奔赴会盟，在噶尔丹面前“自陈其过”，对其而言乃为莫大羞辱，且会盟并不排除将土谢图汗交由噶尔丹处治之可能。因此，土谢图汗没有接受康熙皇帝让其亲赴会盟的要求。此时土谢图汗已求清朝保护，而清朝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甚至使他落入噶尔丹之手，这无异于清朝自身否认了对蒙古喀尔喀的保护。康熙皇帝亦理解土谢图汗之难处，未再要求其奔赴会盟。
此后，康熙皇帝坚定了对喀尔喀问题的立场，认为喀尔喀既然被噶尔丹击溃来投，清朝就理应出面保护喀尔喀，噶尔丹不应该与清朝争之。康熙皇帝为了使噶尔丹承认上述立场，并进一步与噶尔丹商讨喀尔喀地区归属问题，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四月决定派遣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为首的使团出使准噶尔部，以与准噶尔部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进行交涉。
康熙皇帝在给噶尔丹的敕书中，首先追述了由喀尔喀内讧到喀尔喀与准噶尔之间矛盾冲突以及清朝和达赖喇嘛共同调解准、喀矛盾的全部历史，随之发表了处理喀尔喀问题的意见：
“喀尔喀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自作弗靖，违旨兴戎，又先发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又杀尔弟多尔济札卜，是自取灭亡耳！尔因彼先举，遂兴兵破喀尔喀，其过在喀尔喀，不在尔也。尔本敬奉佛教之人，虽焚喀尔喀地方庙宇，毁其佛像，朕亦不深责尔。今喀尔喀为尔所败，其汗、济农、诺颜、台吉等率举国之人，前来归朕。朕矜其流离穷困，虽向非属国，而随属国之列，诚心职贡。且追念彼为元之苗裔，穷而来归，即以所属待之。朕统御天下，来归之人，若不收抚，谁抚之乎！故受而安插于喀伦之外，其穷困人民，赈以米粮，而严责其兴戎之罪，复其汗、济农、诺颜、台吉之号。以车臣汗之子，仍袭为汗……朕欲尔等觧释前雠，互市交易，安居辑睦，永息战争，特遣使赍旨前来”。[7]
这里，康熙皇帝认为准、喀冲突的责任在于喀尔喀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因此喀尔喀被噶尔丹打败实属咎由自取。然而，喀尔喀举国南下求清朝保护，是故噶尔丹不应与清朝攘臂争夺。
虑及噶尔丹不会轻易接受清朝上述立场，康熙皇帝又采取了贸易制裁这一惯用手段，迫使噶尔丹接受自己旨意。康熙皇帝吩咐阿喇尼，与噶尔丹交涉时强硬地表示：“倘不奉诏，则绝尔等每年进贡贸易之路，厄鲁特人众必大失利矣！”[8]清朝还遣使西藏，敦请达赖喇嘛也派出使者，与自己使臣一同前往噶尔丹行营，配合阿喇尼说服噶尔丹。
二、阿喇尼在准噶尔部的活动
各项准备完成后，阿喇尼一行携康熙皇帝之重托踏上旅途，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初七日抵达喀尔喀西部科布多的噶尔丹营地。[9]噶尔丹择吉于十二日接受了康熙皇帝敕书。阿喇尼与噶尔丹行抱见礼后入座，噶尔丹问候阿喇尼：“尔旅途辛苦乎？”阿喇尼答曰：“不甚辛苦！”[10]然后，噶尔丹饶有兴趣地谈起三年以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询问会盟期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指摘阿喇尼之原因。阿喇尼如实地告诉了会盟经过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扰乱会盟之详细情况。噶尔丹对阿喇尼表示同情，并通过阿喇尼进一步确认了清朝对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态度。噶尔丹还详细询问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阿喇尼等前往色楞格斯克之事，对中俄关系表示关注。阿喇尼就出使色楞格斯克之目的、随团兵数以及中途折回等一一作了解释。[11]
以上是双方礼节性、试探性的非正式会谈。而当月十八日，噶尔丹邀请阿喇尼到自己汗帐，并减少随员，进行正式谈判。[12]此时，噶尔丹已经从康熙皇帝敕书中获知，清朝解决喀尔喀问题的态度与自己想法大不相同。依噶尔丹之见，既然清朝认为喀尔喀之乱咎在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不在自己，就应当将此二人交予自己处理。但清朝仅口头指责他们的兴兵之罪，且将其救济保护起来，显然无法使噶尔丹信服。
因此，在谈判中，噶尔丹重申缉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立场：“圣上洪仁，惠育群生，欲使协和，共享升平，我亦与其中也。我身安乐之策，孰者为善，伏祈圣上指示，愿得遵行。圣上有旨，遣出七旗喀尔喀，我亦欣悦。并不以杀我弟多尔济札卜为憾，大丈夫不测，有死于宅者。然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首作祸乱，无故起兵，杀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黑墨尔根阿海，违圣上旨意，岂不恶人乎？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13]
这里，噶尔丹特意强调康熙皇帝曾经承诺“遣出七旗喀尔喀”，这是除了满文、蒙古文档案以外其它诸书均回避不谈的一件重要记载。阿喇尼也认同噶尔丹上述说法：“若将投附圣上之喀尔喀尽行遣出，在达赖喇嘛之处喀尔喀亦将遣出，汗尔处喀尔喀将如何为是？”噶尔丹答曰：“若将众喀尔喀尽行遣出，我处喀尔喀亦将遣出”。[14]看来，康熙皇帝曾经有过恢复喀尔喀国以使其成为缓冲地带之意向。但是，随后他改变了主意，并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所以清朝官修史书似乎回避了这一史实。
噶尔丹则态度坚决，不肯让步，尤其是在缉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一事上丝毫没有向清朝妥协：“前此再三陈奏，为此两人耳！”阿喇尼也认为噶尔丹“所言甚是”。[15]但他为完成其使命，不能不设法驳回噶尔丹的主张。阿喇尼曾主持著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参加清俄定界谈判清方使团，还奉命负责救助南下喀尔喀难民，富有政治经验和外交才华。在事关清朝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他并没有保持沉默，相反挺身而出，向噶尔丹发起攻势：“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等，穷迫亡命来归。我皇上为统驭天下中国之主，此一二人之命，有不思生全之者乎？至尔屡次章奏，圣上明鉴久已，晰彼之曲，谅尔之直，始降敕书，谕止战争，仍归和好，尔又何必屡以此事为言耶！”[16]
然而，噶尔丹亦非平庸之辈，与清朝交往已有十八年之久，对清人了解甚深。他面对阿喇尼的严厉斥责，一改谈话方式和语气，依然坚持己见，其曰：“圣上宽宥小人，赐敕书，我无言以奏。若不惩处（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二人——笔者注），岂不放过恶人乎！”阿喇尼要求噶尔丹以奏书形式将自己想法写出，俾使者先阅。二十二日夜，噶尔丹派人送来其奏书：“圣上敕书、赏赐物品、使者前来，不胜欣悦！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两人曾违圣上旨意，苦累民众，今虑及岂能使民众受苦等因，为此两人泛言直陈！”[17]此为噶尔丹奏书的全部内容，仍然强调土、哲二人的惩处问题，并且态度坚决，毫无妥协之意。
阿喇尼认为，噶尔丹奏书内容过于简略，且语意不明，要求噶尔丹将十八日同使者的谈话内容全部写进。同时要求就此后是否与喀尔喀相攻作出明确答复。噶尔丹令自己大臣丹济拉回复：“此书缩写。请尔等将我十八日所言之事口奏圣上。又，向由相和者可为相攻者，而由相攻者亦可为相和者。兵甲无常，孰保无事！”[18]在清朝使臣的一再要求下，噶尔丹终于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依然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喀尔喀问题，包括缉拿土、哲二人。阿喇尼再次提醒噶尔丹放弃主张，但噶尔丹予以回绝，并强调：“如实奏报我意，作何计议，圣上明鉴”。[19]
阿喇尼向噶尔丹探问对即将到来之达赖喇嘛及清朝另一路使者的态度，噶尔丹表示：“若为同一事情而来，不会改变已有之主张”。[20]最后，阿喇尼转告康熙皇帝关于贸易问题的一项旨令：要求噶尔丹向准噶尔入边使团发给符验时，不要盖四种印章，如此容易引起混乱，使用其中两个即可。噶尔丹表示，印章无论是两个抑或四个皆为其本人印章，过去已经承认，希望今后继续认可，且自己仍将照例遣使贸易。[21]噶尔丹依然希望与清朝保持往来，反映了蒙古地区单一游牧经济对内地经济的依赖性。
至此，双方交涉问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下一步达赖喇嘛方面的调解也无望取得进展，阿喇尼使团只好返回。
三、阿喇尼回京后清朝对准噶尔部政策的变化
阿喇尼一行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终未能圆满完成康熙皇帝交付的使命，遂带有遗憾而于当月二十五日踏上归途。十月二十二日回到北京，向康熙皇帝详细奏报了出使经过。康熙皇帝似乎出于天子虚荣之心，无法直接面对出使不利的事实，从噶尔丹的谈判言语中找出对自己恭顺之处作为总结：“今噶尔丹称，圣上洪仁，惠育众生，欲使协和，共享升平，我亦与其中。圣上指示，愿得遵行。已具悉矣。所司知之”。[22]
然而，康熙皇帝通过阿喇尼出使，进一步确认了准噶尔部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在喀尔喀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阿喇尼出使报告”在《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大清实录》等官方史书中被严重删节，致使多年来人们对此事所知甚少，幸而在《清内阁蒙古堂档》中“阿喇尼出使报告”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阿喇尼出使准噶尔部，虽然未能说服噶尔丹接受清朝对喀尔喀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从准噶尔带回令康熙皇帝感到惊喜的意外收获，即掌握了准噶尔内部分裂之情况（亦即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带领众多人马离开了噶尔丹）。康熙皇帝获此信息，士气大振，对噶尔丹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23]
噶尔丹则积极加强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在争取西藏的支持上获得了进展。阿喇尼回京不久，达赖喇嘛的使者善巴陵堪卜到达北京，向清朝传达西藏首领第巴之语：“达赖喇嘛令奏圣上，当擒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全之”。[24]在清朝与准部的纠纷中，拉萨方面第一次公开支持噶尔丹，令清朝疑惑不解，且难以容忍。因为，以往每当清朝调解蒙古问题时，达赖喇嘛总是应邀遣使配合，似乎已成定制，而此刻拉萨一反常态，倒向噶尔丹一边，着实令康熙皇帝怒不可遏。如前所述，康熙皇帝曾经许诺遣返七旗喀尔喀，所以达赖喇嘛以此为据，要求清朝交出土、哲二人，并且认为在保全土、哲二人生命的前提下，将他们交给噶尔丹较属合情合理，亦能够平息各方纠纷。
康熙皇帝不想与拉萨反目成仇，为了争取拉萨的理解和支持，立即遣使入藏，晓谕达赖喇嘛，力图说服达赖喇嘛收回其上述提议，谕曰：“今如擒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而畀噶尔丹，是偏于一家矣！朕与尔向来欲厄鲁特、喀尔喀相与和好之意安在？”[25]康熙皇帝还特意向达赖喇嘛透露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以使达赖喇嘛意识到噶尔丹旋将灭亡，支持他毫无意义，其言及：“目下朕遣尚书阿喇尼，使于噶尔丹，据其所奏，言噶尔丹败于策妄阿喇布坦，下人散亡略尽，又极饥窘，至以人肉为食。”[26]然而，拉萨不仅没有放弃对噶尔丹的支持，反而暗中支持日益增多。[27]这样，清朝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喀尔喀问题日趋复杂，各方通过和平渠道解决喀尔喀问题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用武力解决喀尔喀、准噶尔问题是清朝的必然选择。
阿喇尼出使准噶尔部的另一个收获是，确认了噶尔丹对喀尔喀问题的立场，即噶尔丹坚决要求清朝遣返南下喀尔喀人众，并将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交由他惩处。倘若清朝拒绝，那么他并不排除用武力解决喀尔喀问题，包括缉捕土、哲二人。阿喇尼出使准噶尔部，显然为清朝调整对准部政策，谋求尽快解决喀尔喀、准噶尔问题，提供了比较可信的依据。通过出使，了解了噶尔丹对清朝的真实态度，使清朝坚定了平定准噶尔的决心和信心。阿喇尼回京不久，康熙皇帝便做出剿灭噶尔丹的军事部署：“上命阿喇尼等，仍蹑厄鲁特后，侦其所至，奏报。额赫纳等军到，且勿与战，俟达尔汉亲王班第兵、盛京乌喇满洲兵齐集，同夹击之。如噶尔丹溃败，令阿喇尼等穷追，便宜行事。檄诸军量马力疾行，齐会形胜之地，以俟禁军”，[28]并决定御驾亲征，一举荡平噶尔丹。
康熙皇帝对噶尔丹的政策，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康熙十一年（1672）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即以“优待笼络”为主的政策，使得噶尔丹通过与清朝贸易获得物质利益，扩充实力，而清朝则藉此羁縻噶尔丹，为平定三藩和收复台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是以“限制为主兼施笼络”政策，一方面通过贸易制裁，削弱噶尔丹的实力，为统一北部蒙古地区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做出适当让步，防止其大举进犯，以待时机成熟一网打尽；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则转变为“武力平定”准噶尔部。[29]
此时，恰逢准噶尔部发生内乱，噶尔丹侄子策妄阿喇布坦夺取准噶尔部本土，使噶尔丹蒙受损失。噶尔丹为维持生计，并谋求东山再起，再次东进喀尔喀，继而南下漠南蒙古，引发与清朝的直接冲突。而清朝经过多年经营，国库充裕，军力增强，完全有能力对准噶尔部实施武力征讨。康熙二十九年（1690）秋，康熙皇帝遣发大军北征噶尔丹，会战于乌兰布通，使噶尔丹遭受重创。[30]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起，康熙皇帝连续三次亲征噶尔丹，在昭莫多之役歼灭了噶尔丹的主力。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第三次亲征中，清朝彻底摧毁了噶尔丹的势力，准噶尔人占据喀尔喀长达十年的历史随之结束。清朝将广袤的蒙古喀尔喀地区纳入版图，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有效管辖。自此，蒙古喀尔喀部作为清朝的北部屏藩，长期抵御沙俄的入侵，保卫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百件珍稀蒙古文档案整理研究”（项目批准号：07BZS005）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清代满蒙民族关系史研究”（项目批准号：DC10020207）的阶段性成果。
[1] 阿喇尼，亦称阿尔尼，生卒年不详，满洲镶蓝旗人，时任理藩院尚书。他主持1686年著名的库伦伯勒齐尔会盟；参加1688年清俄定界谈判清方使团；同年负责安置被噶尔丹打败南下的蒙古喀尔喀难民；在1690年乌尔会河之战中被噶尔丹打败，受到革职处分。
[2] 满文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499页。蒙古文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8页。
[3] [苏]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40页。
[4]《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828页。
[5]《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62页。
[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280-286页；《亲征平
定朔漠方略》卷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6页。
[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第84页。
[9] 拉德那博哈得拉撰、西·诺尔布校注：《札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50页。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00页。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4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5页。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05页。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8页。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05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7页。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09页。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1页。
[1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2页。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3页。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5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八卷，第499-517页。
[23]《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41页。
[24]《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40页。
[25]《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40页。
[26]《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41页。
[2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清内阁蒙古堂档》第九卷，第235-239页；《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79页。
[28]《清实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479页。
[29] 黑龙：“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
[30] 祁韵士撰、包文汉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资料来源：原文标题为“阿喇尼出使准噶尔汗国与喀尔喀问题的交涉”，发表于《北方论丛》2011年第6期，此次对原标题和内文略作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