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道光以降，在日趋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下，中国危机四伏，清朝统治者既无法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又无力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入侵，强盛一时的清王朝的衰亡已不可逆转。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规定西方人可以在通商口岸租买房屋自由居住，可以到内地传教、游历等，使西方人可以方便地出入中国国门，自由地到各地考察、游历。中国的西南边疆（本文所说的西南边疆，指云南、广西两省）因与英法殖民地缅甸、越南相邻，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日益受到了西方人的关注，来此调研的各类人员络绎不绝，留下了大量的考察报告、游记、研究著述等资料。在60多种比较重要的调研专著中，约有27﹪的著作是由政府官员留下的，这些著作的政治性和商业性较强；6﹪的著作是由商业人士留下的，他们对打开中国的后门——中国的西南地区颇有兴趣，前来探路、收集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纷至沓来；12﹪的著作是由西方传教士留下的，他们长期与当地民众生活在一起，将所见所闻和调查研究的结果著书立说，多以少数民族和当地的历史为写作对象；8﹪的著作是前来调研的学者留下的，中国西南边疆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民族人文资源，吸引了地质学家、动植物专家和民族研究者的到来，他们的调研资料具有学科的针对性和科学家的视角；47﹪的著作是形形色色的探险家和旅行者留下的，他们有的是记者，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社会活动家，有的是专门从事探险的地理爱好者……留下的记录内容也无所不包。本文拟就有关的资料，试做初步的介绍和评价。因为这类资料大多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情况，主要属于描述性而不是评论性、研究性的著作，因此本文在叙述时也主要反映资料中所描述的主要情况。为了叙述上的连贯性和整体性，文中也部分地涉及四川、贵州两省的情况。
政府派遣的调研者的资料情况
17世纪中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在缅甸设立商馆，后来英国经营印度的规模加大，进而开始经略缅甸。1824年以对阿萨姆（Assam）的争夺为导火线，英缅战争爆发，至1826年缅甸战败，向英国求和，签约赔款割地，并准英国设立领事馆于缅京阿瓦（Ava）。1852年英国发动第二次英缅战争，缅军大败，下缅甸全部为英国所占有。当时缅甸王位几经更迭，虽然力图收复失地，但都没有成功。英国在下缅甸营建殖民地后，对于上缅甸以至云南的兴趣日益增加。1885年，英国发动第三次侵缅战争，吞并上缅甸。这样，缅甸全境被英国占领，与中国西南的边疆省份云南省领土相连。19世纪后半期，在商界的强烈要求下，英属印度政府、英属缅甸政府为考察滇缅之间的贸易交流派遣了数个考察使团，他们虽因杜文秀的回民政权与清政府的战事而无法深入云南内地，但也取得了中缅边境一带和回民政权的许多资料。马嘉理事件后，英国在重庆设立领事馆，数位领事馆官员如霍西、巴伯、伯恩等人都考察过西南地区，并有一些著述保存至今。从1898年到1902年，英国分别在云南的思茅、腾越（今腾冲，下同）、昆明等地设立领事馆，曾任腾越和昆明领事馆领事的利顿在考察方面也颇有建树，留下了珍贵的考察报告。
在欧洲政局及商务上与英国竞争的法国，对于东方的经营也不甘落后。英国占领印度以至缅甸南部以后，法国海军也积极地在越南活动。自1858年法国海军在岘港登陆后，没用几年的时间，法国就控制了越南南方。1862年，顺化朝廷与法国签订《西贡条约》，将其南部三省割让法国。后来柬埔寨也沦为法国的保护地，这样，法国就控制了湄公河的入海口。法国最初设想利用湄公河这条国际河流的航运，打通与老挝、缅甸及中国西南各省之间的贸易，就此把法属越南与中华帝国联系起来，使欧洲与中国之间的海上航线缩短1200英里，于是派遣了以拉格里、加尼耶率领的勘探队进入云南。在勘探了湄公河不能从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下同）通航至云南后，法国即开始了其他滇越道路的勘测活动。1889年，法国在云南蒙自设立领事馆，随后又陆续在思茅、河口、昆明等地设立领事馆，当时的领事官罗杰、方苏雅等人都撰写了关于云南的著作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
政府派遣的使团或官员进行的调研活动，是西方人在西南边疆调研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往往目的明确，态度认真，通常为考察商业情况或勘查铁路路线而来，留意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经济动态，了解水陆交通、市场、贸易等情况，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拉格里、加尼耶著《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Voyage d’Exploration en Indo-Chine Effectue Pendant les Annes 1866，1867 et 1869， 1873）、卡尔内著《从印度支那到清帝国的旅行》（Voyage en Indo-Chine et dans l’Empire Chinois，1872）。法国侵占越南后，勘探湄公河能否通航，进而开辟进入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商路，成为法国殖民者极力鼓吹之事。1866年，在法属越南总督格郎提爱（Admiral La Grandiere）的授权下组建了“湄公河勘探队”,由拉格里（Doudart de Lagree）、加尼耶（Francis Garnier，中文材料上称安鄴）率领，6月自西贡启程，经柬埔寨、老挝等地，于1867年10月进入云南境内。当时在云南省西部，杜文秀率领的回民起义政权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勘探队想要和杜文秀政权结交，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们北上四川叙州府，通过在长江上的航行到达上海，结束考察。勘探队的主要成员加尼耶和卡尔内（Louis de Carné）分别出版了《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和《从印度支那到清帝国的旅行》，详述其勘探经过。书中详细叙述了勘查活动的具体经过，记录了沿途各地的风俗见闻、重要史迹和政治经济等情况，对所经地区的山河形势、地质情况都进行了勘测、记录，并对越南、老挝和中国，尤其是云南省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分析、记载，记录了云南省的矿业发展情况，还对各地的土地性质、山林花果和药品情况作了分析。本书的价值，一是保留了勘探队与云南各地官府及杜文秀政权接触、交往过程的第一手材料，是中法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二是法国勘探队听到的有关云南回民起义的消息很多，均予记录，保存了起义的许多情况；三是勘探队从越南、柬埔寨、老挝一路走到云南，记录了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交往、交通的情况；四是保留了大量的沿途经济、自然地理、人文风情等方面的记录。早在光绪初年，前任江苏巡抚丁日昌命人将《印度支那1866、1867和1869年的勘探旅行》译成中文，后泰华楼居士冠以《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的书名排印。其价值在清末时就被国人所重视。
威廉姆斯著《从缅甸到中国西部》（Through Burmah to Western China: Being Notes of a Journey in 1863）。19世纪下半叶，英国商界就想修筑一条由缅甸通到云南的铁路，作为打开中国后门的通道，并拟定了各种计划。最早提出修筑滇缅铁路的是英国退役军官斯普莱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建议修筑从仰光经萨尔温江沿岸到云南思茅的铁路，得到了英国商界的热烈支持。这个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商界掀起轩然大波的斯普莱铁路路线，被另一个人否定了，他就是英属缅甸行政长官派驻缅京曼德勒的代表威廉姆斯（Dr. Clement Williams）。1861年，威廉姆斯曾由下缅甸沿伊落瓦底江北上勘探至八莫附近；1863年，又以英国驻缅代表的身份，由曼德勒沿江北上勘探，着重调查了缅北边城八莫及其附近地区的状况，对云南的情况也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威廉姆斯得知滇缅商路在1855年被中断，而云南的回民起义军于1856年在大理建立政权，在曼德勒及八莫活动的回民代表，表示非常愿意重新打开滇西与缅甸之间的商路。威廉姆斯认为，由仰光至云南的交通，最便捷的莫过于利用轮船溯伊落瓦底江逆流而上至八莫，上岸沿陆路西行，通过距离约五六十公里的野人山地带，到达云南西部。这条道路自古以来就是滇缅之间的通道，不论从自然条件或政治关系上都是滇缅商路的首选，可先行开筑普通的道路，待时机成熟再换修铁路。威廉姆斯的此次勘探报告，先是刊载于《皇家亚洲学会期刊》（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864）上，后结集出版，题为《从缅甸到中国西部：1863年旅行笔记》。该书作为贸易史资料，具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安德森著《滇西探险报告》（ A Report on the Expedition to Western Yunnan via Bhamo，1871）和《从曼德勒到勐缅（腾越）：1868年和1875年在中国西部的两次探险》（Mandalay to Momien: A Narrative of the Two Expeditions to Western China of 1868 and 1875，1876）。19世纪中叶，英国的制造工业迅速发展，亟欲在东亚寻求市场。当时印度大部分地方已为英国所有，缅甸南部也割让英国，基于商业上的考虑，英国人对云南发生极大的兴趣。1868年，由英属印度政府批准、英属缅甸长官费奇（Albert Fytche）组建的斯莱登使团（Sladen Mission）从缅甸的曼德勒出发，乘船由伊落瓦底江溯流而上，到达缅北边城八莫，由八莫东行至云南腾越。当时滇西的大理、保山等地为杜文秀回族起义军占领，斯莱登使团到达腾越后，受到了当地回民大司空李定国的热忱欢迎与款待，双方迅即建立了友好关系，进而达成商务协议，且又获致某种政治谅解。斯莱登使团虽想进一步东进至大理，无奈受战乱阻碍，只好原路返回。杜文秀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重新控制了滇西地区，下缅甸的英属缅甸政府于1875年又派遣布朗使团（Brown Mission，即柏郎率领的探测队）勘查中缅商路。他们计划从缅甸出发，一直到达上海。由于受到云南民众的抵抗，使团只行进至蛮允便又退回缅甸。当时驻京的英国公使馆派马嘉理前往接应布朗使团，马嘉理在为使团做前驱时被杀。此二书作者的安德森博士，是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医学教授和印度帝国博物馆馆长，作为自然学和医学的考察者，参加了上述两次考察。这两本书即是安德森对两次考察的活动记录。书中详述组建使团的背景、因由和具体情况，回顾了缅甸历史以及缅、中交往的历史，记录了中缅边境各民族及其历史、自然的调查情况；用了很多篇幅介绍云南各方面的情况，包括回民的起源和杜文秀起义情况的说明；主要部分用以记录代表团的每一天活动。该书的史料价值重大，有英国殖民者与杜文秀政权接触、签订商务协议、达成政治谅解的第一手资料；也是西方人了解马嘉理案的基础材料之一。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英国结交杜文秀政权和马嘉理案这两件在中英关系史上重大的事件，并都记录在了书中，该书在欧洲深受重视，引用率很高。
马嘉理著《马嘉理的旅行：从上海到八莫，又回到蛮允》（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From Shanghai to Bhamo, and Back to Manwyne， 1876）。1874年8月，英国领事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在上海接到任命通知，要求他横穿中国内陆到缅甸北部的边城八莫，接应进行中缅商路考察的布朗使团，并为使团做翻译。根据指示，马嘉理记录了一本行程日记，其中从上海到大理的部分被保留了下来，再加上马嘉理本人的私人信件，就汇集成了这本书。马嘉理于1867年来到中国，时年21岁，后历任驻台湾、烟台等地领事，1974年调往上海英领事馆，同年奉令赴缅甸迎接布朗使团。马嘉理在中国生活了6年，精通汉语，也很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因此被选中完成此项任务。他于8月22日离开上海，经过5个月的跋涉，于1875年1月17日到达八莫，与布朗使团会合。当时从内地到云南有两条道路，一条经过四川，一条经过湖南。马嘉理接受湖广总督的意见，取道湖南，沿途承各地地方官关照并有人护送。马嘉理在旅途中经过贵州。在贵阳，巡抚盛情款待，关怀备至。又经过十多天的跋涉，到达云南府（今昆明，下同）。云贵总督岑毓英令下属招待马嘉理，留住官舍。马嘉理因岑毓英公务繁忙，没有要求谒见，但申请派人护送，得到满足。云南也和贵州一样，因为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被镇压，省内人口减少，经济残破，城镇毁坏，一片废墟。当逗留大理时，居民待他很文明，一位将军还答应等他回来，将为使团准备好一所房子。到达腾越时，受到了总兵蒋宗汉的招待，并护送至缅甸。2月初，马嘉理随同布朗使团从八莫出发向中国挺进，18日，使团到达边境时，从前方传来消息，称野人山的居民被集合起来阻止他们的前进。马嘉理主动请缨先行打探情报。19日，马嘉理穿过边境，20日带回口信给使团，报告路上平安，他受到了各处人士的良好接待，因此直往蛮允。21日马嘉理被杀。该书记述了马嘉理接受任务的过程、波折，从上海到缅甸的行程，以及与布朗使团会合、再进发至云南、最后被杀的情形，是研究马嘉理事件的基础材料之一。
巴伯著《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the Western China，1882）。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中文名贝德禄，英国领事官。1866年来华为使馆翻译学生。1876年随格罗夫纳（Mr. Grosvenor）赴云南调查马嘉理事件，1877年任驻重庆代理领事。1880-1881年任使馆汉务参赞。1885-1886年调任朝鲜总领事。此后任英国驻八莫政治代表，死于八莫。巴伯于1876至1880年在四川、云南等地旅行访问，考察了途所经过各地的地形、河流、山脉以及农业、商业等方面的情形，并对四川、云南、西藏的经济情况做了分析。将旅行见闻写成《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一书，1882年作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要》的增刊单独结集发表。关于1876年随格罗夫纳到云南调查的经过，巴伯著有《从大理到腾越，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行程笔记》（Notes on the Route Followed by Mr. Grosvenor’s Mission through Western Yunnan, from Tali-fu to T’eng-yueh，以下简称《行程笔记》），收录于《中国西部的旅行与研究》中。巴伯也许是第一位有意识地在云南实地验证《马可波罗游记》有关记载的西方人，在《行程笔记》中，他开篇就引用了马可波罗的一段话：“离开哈喇章（Carajan）向西走五天，你就会发现一个叫柴尔丹旦（Zardandan）的省。这个地方荒芜而未开化，很难进入，空气污浊而不卫生，任何一个想进入此地的外人必死无疑。”巴伯说能够跟随马可波罗的足迹，一天天地在书中搜寻与现实对应的线索，是非常幸运的。这种幸运，也许就是能够作为第一人进行游记的验证得来的。由于他的文章，西方人更加明白了马可波罗书中描写的有关事情，确认了“押赤”就是云南府，“哈喇章”是大理府，甚至因为看见大理人嚼槟榔而把牙齿染得通红，巴伯也联想到了用金子包裹牙齿的“金齿”，猜测金齿国就在附近。巴伯仔细而较为准确的调查使欧洲人增加了对中国的了解。巴伯到达大理时，距杜文秀起义被清政府镇压仅有四年之久，听到或看到了许多事情，诸如清军用法国人造的大炮攻下了大理、杜文秀亲自到清将领处请求他们少杀人然后服毒自杀、清军大肆屠杀城中百姓的惨状等等。关于滇缅铁路，巴伯的结论使英国人倍感失望。斯莱登曾设想从八莫到云南的筑路困难到腾越时就中止了，而巴伯指出，正是从腾越开始，才显现出最大的困难，萨尔温江险峻的河谷，或者说是深渊，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从巴伯的滇西之行所取得的成果可以看出，巴伯到云南除了调查马嘉理事件外，还为西方地理界做了许多事情，他用8英寸的六分仪测量了各地的纬度，用无液气压计测出了大气压，用温度计测量了气温，还测量了各路段的里程数，可谓收获颇丰。
伯恩著《伯恩先生在中国西南部的考察报告》（Report by Mr. F. S. A. Bourne of a Journey in South-Western China）。弗雷德里克·塞缪尔·奥古斯塔斯·伯恩（Frederick Samuel Augustus Bourne），中文名班德瑞，英国人，1876年来华。1885年10月至1886年5月，作为英国驻重庆的领事代办（Consular Agent）在中国西南进行了一次考察活动。1896-1897年率领布莱克本（Blackburn）商会调查团到我国西南各省进行商务调查，所写报告于1898年由英国外交部发表。同年，上海刊印单行本，名《中国中部和南部的贸易》（Trade of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1898年被派往上海“大英按察使司衙门”副臬使，后来任威海卫高等法院审判官。1915年退休回国。1885年10月，伯恩接到上级指示，要他去“调查中国西南那片未知地区的商业环境和交易情况；调查法中两国最近签订的条约对英国的在华内地市场，包括广东、广西和云南可能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接到指示后，伯恩立即进行了一次为期半年多的考察。他于1885年10月从重庆出发往西南方向行进，到了云南府、思茅等地，然后沿南部边境一带一直向东到达南宁，再向北经贵州回到重庆，整个行程2000多英里。一路上，伯恩对沿途的情况都作了记录，包括地理、地形、民族、产业和商业等方面的各种情况，还测量了各地的海拔、经纬度、气温等数据。旅行中的重要城镇，伯恩都大致介绍了它们的地形特点、贸易发展等情况。一些地区的特殊疫情，如滇南的瘴气、瘟疫等，也是他关注的对象。伯恩还特别提到因为马帮运输的特殊性，运到云南的商品，在形状、重量和色彩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体积小巧、形状规整、重量轻、色彩清淡的商品才适合于运入云南，与内地的时尚完全不同，售价也特别高。伯恩对广西的情况也进行了仔细的观察记录。百色，由于和北海的交通联系便利，是一个重要的转口贸易城市，充满了各种类型的外国商品。通过西江的航运，从南宁来的大货船到达百色后，要将货物转载到小船上，以便运送到云南境内的剥隘，或直接由马帮运送到云南。伯恩得知，云南、贵州两省通过百色输出的鸦片每年价值白银140-150万两，足以支付通过这条路线进口的所有外国商品。除鸦片外，尚有部分普洱茶、药材等商品输出。从百色到南宁府之间的区域，居民多数是掸人（Shans），拥有自己的语言，主要由世袭的官吏统治。该区域种植最多的是甘蔗和烟草，当时还有两种特产：八角和三七。南宁是广西的第二大商业城市，除了烟草、药材、茶叶、糖、花生等产品与广东省和左、右江沿岸地区有较大的交易外，南宁也是从北海、钦州进口的外国商品和云贵鸦片的集散地。1885年从北海、钦州进口的外国商品价值达383,000镑，通过南宁输入内地，供应了广西西部、云南南部和贵州南部地区。北海和钦州是从香港和澳门进口外国货物的重要港口，主要供应西南地区。路线是从北海经海上航行至钦州，由钦州到南宁、百色，向西进入云南的剥隘，再到广南府和云南府。其中由南宁到百色以至剥隘都是水路，全程需要52天的时间。伯恩说，如果沿这条路线修建一条铁路不会遭遇太大的困难，也许是进入高原地区最容易的一条路线。伯恩也许是南昆铁路最早的提议者。1888年，英国国会编印的《中国》（蓝皮书）发表了伯恩的旅行记录，题为《伯恩在中国西部的考察报告》。
霍西著《在中国西南的三年：三入四川、贵州和云南行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 in Su-ch’uan, Kueichow, and Yun-nan ，1897）。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中文名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官。1876年进入驻华领事界为翻译学生。1881年继巴克尔为驻重庆领事。他多次在中国西部旅行，搜集了许多关于商业和博物学的材料。后在温州、烟台、台湾等地任代理领事和领事。1893年他发表了一份关于台湾的重要报告。1902年4月，英国在成都设总领事馆，首任总领事。1905-1908年任使馆代理商务参赞和商务参赞。1908年曾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会议。1909-1912年任驻天津总领事。后脱离驻华领事界。1919年复被召回，任使馆特别馆员。著有《在中国的三年》（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 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 in Su-ch’uan, Kueichow, and Yun-nan）（1889），《满洲》（Manchuria: Its People, Resource and Recent History），《鸦片问题探索：中国主要产烟省份旅行记》（On the Trail of Poppy: A Narrative of Travel in the Chief Opium Producing Provinces of China），《四川：它的物产、实业和资源》（Sze-chwan: Its Produces,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等书。此外，他还写有许多关于台湾和四川等地的重要报告。《在中国西南的三年：三入四川、贵州和云南行记》，是他考察西南三省的记录。霍西曾两次进入云南。第一次是在1882年4–6月之间，当时他从重庆往南行，经桐梓、遵义、安顺、沾益、马龙到达云南府，受到了当地两个传教团的友好接待，一个是巴黎外方教会，另一个是英国的内地会。1883年2月，霍西第二次访问云南，这回走的是从成都、雅安、宁远、盐源进入云南的路线，终点是大理。他游览了洱海，参观了一个大理石采石场，更巧的是，还赶上了三月街。所有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西南的三年》内容涉及西南三省的经济、人文、自然资源等内容，1897年出第二版时，作者还加了一个对《烟台条约》的分析研究。该书从一个英国外交官的角度分析了西南三省的贸易、经济情况，为英国商品在西南地区的销售设计规划，受到英国商界的重视。该书的部分章节曾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英国联合会、曼彻斯特上会上作过报告，在英国有一定的影响。
利顿和《代理领事利顿先生在云南西北部的旅行报告》（Report by Acting Consul Litton on a Journey in North-West Yunnan）。乔治·约翰·莱泰布勒斯·利顿（George John Letablers Litton），英国人，1895年任驻华使馆翻译学生，1898-1899年任驻重庆领事，1899年在中英缅甸划界委员会任职。1900年2月在距腾越200英里的地方被当地居民打伤。1900年任驻腾越代理领事。《云南行政纪实》第三编《外交》之《各国来滇设领及购地情形》载：“光绪二十八年，外务部咨滇，准驻京英使照会，该国驻腾越领事烈敦（即利顿）不日即往云南府，与滇督面商铁路、边界事宜。”利顿应在此事之后，借其从云南府返回腾越的机会，游历、调查了滇西北各地，写下了这篇考察报告。利顿的行走路线非常特殊。通常从云南府到腾越，走的都是著名的滇缅路线，即从云南府往东，经安宁、楚雄、下关、永昌（今保山，下同），到达腾越。而利顿绕向云南府的西北部，走富民、武定、元谋一线，折向南边的楚雄，又折向西北的大姚，经宾川到达大理府。此后从大理府启程，经邓川、浪穹（今洱源县）、鹤庆，到达丽江。利顿在丽江北部的雪山和金沙江一带做了一番考察，回到丽江后，又过拉什坝、剑川，经澜沧江、怒江河谷进入永昌，最后到达腾越。利顿在云南的游历迂回绕路，很明显是要多了解、多调查一些云南城镇的情况。他的调查目的也很明确，是要了解云南的商业情况，以寻找英国商品进入云南市场的机会和条件，这些都很明确地反映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各地的城市规模、人口稠密程度、市场状况、当地的产品、产业情况以及沿途的道路交通状况都是记录的重点，尤其是对新兴州（今玉溪）的纺织工业、白盐井的盐业、大理的三月街、中甸的畜牧业、云南马帮的情况，都有详细的描述。作者还将沿途所见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傈僳、怒、彝族的分布情况有所叙述，并对大理的民家（白族）作了重点介绍。作为一位云南的通商口岸的领事官员，利顿对云南的商业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利顿认为云南独立于中国的贸易洪流之外，其经济情况的好坏取决于当地的鸦片和粮食的收成。在收成好的年份，英国要适时投入资金进行贸易。云南作为马、骡等牲畜市场的重要性也不能被忽略。下关是滇缅贸易路线上最重要的地方，建议英国要在那里设立代理机构。利顿还对英国与云南的贸易前景进行了设计，并提出要请专业的学者对澜沧江、怒江上游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该调查报考详细、真实、直观，是一部基本真实的滇西北情况描述。
戴维斯与《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Yunnan, the Link Between India and the Yang-tze，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19世纪后半期，英国人一直在讨论修建从缅甸到云南的最佳铁路方案，派出了许多探险队到云南，进行实地的勘测工作。英国军官戴维斯（H. R. Davies）从1894年开始，也着手进行该项工作。1889年，缅甸已建成由仰光到曼德勒的铁路，并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于1902年完成了到腊戍的铁路建设。腊戍距中缅边境不远，如果要修筑一条通往云南的铁路，那么缅甸的铁路可能会从腊戍延伸到中缅边境的滚弄，然后以滚弄作为从缅甸进入云南铁路的起点，经云州、云南府和滇东北一带进入扬子江流域。戴维斯在1894年12月至1895年5月间，进行了在云南的第一次勘测活动，调查从滚弄通往内地的各条路线情况，以此确定铁路延伸到云南的可能性。这次考察的范围集中在滇西一带，北至大理，南至思茅，历时半年之久。从1895年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在云南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组建了云南铁路公司，这样就有足够的经费，对从缅甸到扬子江上游的铁路进行初步的勘测。通过政府间的商议，云南铁路公司同意雇用英国军官从事这项工作。戴维斯因为对云南的情况比较了解，而且已经在云南进行过初步的考察，因而被邀请负责此次勘测任务。从1898年11月至1899年5月，戴维斯率领的铁路勘测远征队，在较大的范围内展开工作。远征队分成两个组，一个组去上海，从所建议修建的铁路东端开始，沿长江向内地考察；另一组在云南境内考察。戴维斯负责的是云南境内的小组。他们从腾越开始，行进于滇西、滇西南、滇中和滇东北的广大地区，最远到达宣威、东川一带。初步确定了从缅甸经云南到四川的扬子江上游地区的路线方案。为了弄清在云南是否还有其他更适宜修建铁路的路线，戴维斯的考察队在1899年11月至1900年7月进行了在云南省的第三次勘测。从云南府向北到武定州一线，也通往扬子江上游的四川地区，该区域还没有考察过，所以戴维斯将此线作为考察的重点。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在流经武定州的扬子江上修建跨江大桥非常困难，于是放弃了从这一线进入四川的打算，仍用前一次勘测时所确定的路线。至此，联结印度、缅甸和扬子江的铁路路线勘测工作结束。在1894年至1900年的六年时间里，戴维斯和其他的考察队员在云南翻山越岭，走村串寨，行程达5500英里，考察了云南的绝大多数地方。戴维斯对所经之处的地形地貌、气候物产、民族分布、风俗习惯等情况作了详细的记录，写成《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一书，1911年在伦敦出版。该书较客观地反映了云南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片段，使人们较全全面地了解了云南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概貌，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的写作目的，据戴维斯自己说，是为了帮助到云南的旅游者更好地了解云南，为致力于发展英中贸易和对中印关系感兴趣的人提供参考。实际上，该书的价值已被除了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各学科学者发现和认识，并作进一步的研究。举凡研究我国近代西南民族史、外交史、经济史、交通史的学者专家，历来都非常重视该书的史料价值。作者四次进入中国云南，除第一次是为了中缅勘界寻找作为界标的八个关外，其余三次都是作为铁路路线的专业勘测活动，在这方面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所到之处，对云南各地的民族情况、气候物产、人文地理等做了细致的调查记录。由于作者深入到了云南许多边远地方，这些地方交通不便，环境闭塞，甚至内地学者们都从未涉足，因此他取得的许多第一手田野调查的珍贵资料，记录了许多风情奇趣，填补了当时中国西南有关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文化方面的资料的不足。
此外，亚历山大·鲍尔斯（Alexander Bowers）作为斯莱登使团的成员之一，著有《八莫探险：关于重开滇缅商路实用性的报告》（Bhamo Expedition: Report on the Practicability of Re-open the Trade Route, Between Burma and Western China, 1868），内容包括滇缅边境地区的地理、气候、民俗、贸易、农业、制造业等情况以及使团旅行的过程。法国驻蒙自的领事官罗杰（Emile Rocher）早年著有《中国的云南省》（La Province Chinoise du Yun-nan, 1879），记叙了他1869年至1870年经长江航行到云南的经过。罗杰在云南考察了宣威州、曲靖、昭通、云南府、澄江、新兴州（今玉溪市）、蒙自县等地，主要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写作此书，还包括一些对云南历史的介绍。法国驻云南总领事方苏雅写于1886-1904日记、信札后来被整理出版，题名为《白皮肤洋大人》（Le Mandarin Blanc），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将该书翻译出版，标题为《晚清纪事：一个法国外交官的手记》。本书的日记和信札都是方苏雅在旅行和公务之余记录下来的，提供了许多真实的史料。约翰逊著《从北京到曼德勒：一次从华北到缅甸的旅行，经四川和云南藏区》（Johnston R F: From Peking to Mandalay, A Journey from North China to Burma through Tibetan Ssuch’uan and Yunnan， 1908年原版，2001年再版）。1906年1月6日到7月15日，英国的威海卫治安官约翰逊，自中国山东威海卫到曼谷作了一次私人旅行，他将本次旅行的见闻，以各地的文化、历史、哲学等为主题，撰写成此游记。伊博斯著《红河铁路和法国对云南的渗透》（Le Chemin de fer du Fleuve Rouge et la Pénétration Française au Yunnan）。本书作者是法国殖民部队的一名上尉，该书介绍了红河沿岸的滇越铁路的修建情况，包括越南境内的海防、老街及云南境内的蒙自等地。此外，还介绍了云南与越南的边境贸易及法国殖民文化对云南的渗透。
商业人士的调研报告
对于西方的商业人士，晚清至民国时的中国，首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的概念。开放更多的通商口岸，在内地各水道行驶汽船，发展铁路事业，在内地享有贸易和居住的权利，成为西方商界咄咄逼人、喋喋不休的要求。中国的西南边疆省份也是如此。为了说服本国政府相信滇桂二省在商业上具有巨大的市场，为了勘查云南众多的国际河流是否具有通航能力，为了构建铁路连接印度与云南、缅甸与云南、越南与云南，西方的商业代表、商业使团以及个体商人都对西南的边疆省份进行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他们的调查报考涉及贸易路线、河道通航、贸易额、进出口商品、各地市场能力、城镇状况等等。
斯普莱与《英国与中国铁路》（The British and China Railway，1858）。鸦片战争后，英国的对华贸易，并没有像英国商界预想的那样有大幅度的上升。英国商界及为之服务的“先锋”们，积极地为扩大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进行勘测调查，为不景气的英中贸易另辟蹊径。曾在第一次英缅战争期间在缅甸服役的英国军官斯普莱（Richard Sprye）及其两个儿子，根据他们对缅甸进行的实地调查及对当时诸多的在缅甸的考察报告的研究，得出了缅甸北部与云南一直存在着一条陆上贸易路线的结论，且早在19世纪的30年代，通过这条路线的贸易额就已达数十万英镑，某些商品如棉花的进口量，甚至比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的进口量还要多。斯普莱及英国商界相信，中国西南的云南和四川隐藏着巨大的商机，经过后门就可能进入黄金之国。斯普莱多次写信给英国外交部，建议政府勘查一条铁路路线，由仰光到税打，沿萨尔温江到达大考渡口，再由此通过景栋和江洪，以达云南边界的思茅。为了赢得商界的援助，斯普莱自己印刷了名为《英国与中国铁路》的小册子给制造商和贸易家们，鼓动商界支持他的计划。在斯普莱的小册子里，详细地保留了斯普莱对滇缅贸易路线考察情况的记录。据斯普莱的调查研究，除了雨季，中缅之间一直有贸易往来。时间从每年的9月份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6月。商人一般来自大理府和云南府，还有在缅甸定居的中国人，主要是穆斯林商人。他们通常从大理府或云南府出发，分别经过4星期和6星期的行程到达曼德勒附近。除了缅甸人，掸人（Shans）和老挝人（Laos）也组织自己的商队，带上适于在中国销售的货品，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4月间到达曼德勒，以便让中国的马帮带上他们的货品回国。中国马帮带来的货物有黄金、蚕丝、各种金属制品、日用品、水果、干果、食品、衣物、药材等等，而从缅甸带回中国的物品包括棉花、琥珀、玉石、竹器、漆器、槟榔子、燕窝、鱼翅、海参、象牙、鹿角、犀牛角、美国牛仔布等等。在缅甸，最受欢迎的是黄金和蚕丝。缅甸的佛塔和皇宫需要大量的黄金进行装饰，据说每年有价值约95,000英镑的黄金从中国进入缅甸；而中国的蚕丝，被缅甸妇女织成色彩、图案绚丽的面料，缅甸民众无论男女老少、穷人富人都用来做衣服穿。而从缅甸运到中国的货物，棉花是最大宗的，在19世纪20年代达到2100万磅。斯普莱是滇缅铁路的始作俑者，在他的影响下，英国对滇缅铁路的勘测活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作为斯氏的宣传鼓动材料，《英国和中国铁路》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的特别关注。
迪皮伊著《云南之旅和开放红河贸易航运》（Voyage au Yunnan et Ouverture du Fleuve Rouge au Commerce，1878）。1868年5月，弗朗西斯·加尼耶从云南绕路由长江及海上返回越南途中，在汉口遇到了法国商人让·迪皮伊（Jean Dupuis，中文旧译“堵布益”）。迪皮伊因武器而与湖广总督李翰章有往来。云南巡抚岑毓英、提督马如龙为了围剿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请迪皮伊到云南。拉格里和加尼耶探险队的发现，引起了迪皮伊对取道红河进入云南的商路的可能性发生兴趣，他立即动身前往云南。1868-1869年间，迪皮伊在云南活动。他帮助云南政府办了一家军工厂，由罗杰（Rocher）具体负责，生产出了在当时是很精良的武器。迪皮伊与云南的权贵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包括总督刘岳昭、巡抚岑毓英、提督马如龙等人，都很器重迪皮伊。同加尼耶一样，由于回民起义使迪皮伊无法前往云南府以外的地方。为了履行以武器和弹药供应云南军队的一份和约，迪皮伊于1871年2月离开云南府前往河内。他向南行抵红河边上的曼耗，并且从这里设法顺红河航行进入越南。1872年迪皮伊返回法国游说，设法让法国政府相信开辟红河航路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举措，并让法国海军特批了一艘军舰护送他从西贡到顺化。尽管遭到了东京官员们的反对而且旅途艰难，迪皮伊还是在1872-1873年间，将一船军需品从香港经海口、海防，由红河航路运送到了云南。作为回报，云南政府拨了一船铜和锡给迪皮伊，他准备再运一船盐回云南。但是盐是越南官员们垄断的商品，他们不让迪皮伊得到盐。于是，迪皮伊及其随从人员就开始以武力占领了河内的部分地区，并向西贡投诉和请援。交趾支那总督迪普雷海军上将认为迪皮伊的投诉是借机干涉东京的好机会，他派遣加尼耶率领有188名法国兵和24名交趾支那兵的一支小部队前往河内，指示加尼耶在迪皮伊和越南官员之间进行调解。加尼耶的调节没有成功，双方的对峙升级为军事冲突。加尼耶迅速占领了河内、海防等地，而河内的官员们约请黑旗军前来助战，加尼耶在率队出击时被打死，迪皮伊德船只后来也被没收。《云南之旅和开放红河贸易航运》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迪皮伊作为第一个从红河航运进入云南的西方人贩运军火到云南的经过，书中描写了在云南曼耗、蒙自、个旧、沙甸和云南府等地的见闻，法国人和黑旗军对峙、交涉的情况，还披露了迪皮伊与云南商人做生意的情况，例如在蒙自，迪氏与一位矿主达成协议，矿主将部分矿产品让给他，他则负责将诸如棉花、被单、棉布、盐等物品交给矿主；在曼耗，迪皮伊与红河商号（Tchong-Ho House）又签订了一份合同，商号提供船只给迪氏搞运输，并附带仓储、物流等项工作。
库珀与《商业先驱者游记，或从中国去印度的陆路旅行》（Travel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Or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1871）。英国人从事勘探印度、缅甸与中国之间的陆上商路，由来已久，19世纪中期以后尤为积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托马斯·汤姆威尔·库珀（Thomas Thomville Cooper，中文名旧译唐古巴）。1862年，作为加尔各答英商会代表的库珀，曾企图以英属缅甸的首府仰光为起点，取道上缅甸的八莫等地，向东勘探至云南大理的商路，但终因地理环境险恶而作罢。1867年，库珀辗转到了上海，计划乘船溯长江而上，至不能通航处登岸陆行，取道云南西北的丽江府，翻山进入印度阿萨姆（Assam）北部的萨地雅（Sudiya），前往加尔各答。由于机缘不适宜，库珀直到1869年才开始履行计划。《商业先驱者游记》是库珀于1869-1870间考察长江上游的川西和滇西北的结果。这是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太平天国战争和捻军起义的平息，西方各国渴求打开中国内陆通商道路和市场的浪潮中的一次商业探险。库珀于1869年离开上海，溯长江而上至重庆，从重庆至成都，又从成都出雅安，到打箭炉（今康定，下同），考察了藏边的贸易，又至巴塘，南下渡金沙江至滇西北的阿墩子（今德钦，下同），考察了滇藏贸易。本来库珀希望能进一步贯穿滇中，到缅甸八莫，又从八莫到印度的阿萨姆，进一步考察云南和缅甸间的贸易，但由于当时云南的各民族起义，战争频仍，不得不中止计划而返回，库珀的考察路线大体如此。由于库珀的考察，正如其书所言是商业的开拓，因而其主要的着眼点也在贸易方面。在川西的打箭炉和巴塘，库珀考察了川藏贸易后认为，茶叶是藏族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因而也是川藏贸易最重要的商品。他进一步设想在印度阿萨姆邦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的坡地上种植的茶叶，如何能够取代中国内地的茶叶而占领西藏的市场。对于缅甸八莫和云南的贸易，库珀虽然没有能够亲自考察，但也做了一些调查。他说：在缅甸和中国间存在着数额巨大的贸易，并且这条商路已存在了数百年。从仰光顺伊洛瓦底江到八莫，又由此到云南，很自然的可以想到英属缅甸（当时上缅甸还处在贡榜王朝的统治之下）可以从这条便利的水上通道的贸易中获取很大的利益。他认为，只要云南的战争一结束，对于英属缅甸和云南的贸易来说都将是非常重要的。在库珀的游记中，还记述了一些有趣的事。如在库珀越过澜沧江时，就是利用了竹制的溜索。他说：绳子牢固地系在河的两岸，有一边的绳子总是比另一边系得较高，这就形成了一个斜面，在绳子上用皮带固定住一个小平台，旅客和货物可以快捷地滑向河的对岸。库珀提到了当时就已经很著名的云南的烟叶——薄薄的，每片叶子大约八英寸长和几乎同样的宽，有着纤细的茎，当其晒干时，呈现出一种灰黄的颜色。点燃时，类似于最好的马尼拉烟草。这是有关云南烟草的较早的评价。库珀在书中还记录了有关藏族、傈僳族（Lu-tzu）、摩梭人（mosos）的风俗。库珀可能是最早经过泸沽湖地区的西方人，但在关于摩梭人风俗的记述中，虽然库珀提到了摩梭妇女都长得很漂亮，但并没有提到当地著名的阿注婚姻。
传教士的调研报告
较早进入西南边疆地区的西方人大多是传教士，尤其是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在19世纪中期以前就进入了云南。《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人在中国传教合法化，并得到清政府的保护。西方的天主教会和基督教新教的各教派，利用这一契机纷纷进入内陆的民族地区，开始在西南边疆各地建立教会组织。抢先进入云南的新教教会是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和圣经基督教教会（后改为循道公会Methodist Mission）。1877年，内地会教士麦卡锡（John McCarthy）从上海前往缅甸的八莫，完成了穿越中国腹地的徒步旅行，成为第一个在云南土地上留下足迹的基督教传教士；1881年，内地会的克拉克夫妇（Mr. and Mrs. George Clark）来到大理租房传教；次年，内地会又在昆明建立教堂；1887年，圣经会开始在昭通传教。
保禄·维亚尔（Paul Vial），中文名邓明德，1876年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三年后晋升司铎，同时被派往中国云南。1880年维亚尔抵达云南昭通盐津县的龙溪，接受传教训练并学习汉语，后被派往漾濞县，协助特拉斯（Terrasse）神父传教。1885年又调至嵩明县得子村，逐渐接触到一些彝族撒尼人。撒尼人的朴实天真和对天主教的热情，使维亚尔专注于在彝族人中传教。他以路南县（今石林县）的路美邑村为中心，先后在彝族区域建立了十余所天主教堂，并建立了两所学校，培养传教人才和文化人，还设立了简易的诊所，为人看病疗伤。维亚尔在传教之余写了不少记述其传教经历和有关彝族人的文章，如《倮倮的一场竞技》、《云南土著的语言文字》、《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和习俗》、《倮倮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等等。在《云南土著的语言文字》中，维亚尔粗略地分析了倮倮语言和文字的特点，认为倮倮语的词是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组成的，没有鼻化元音，语速快，在语法上没有介词，宾语前置；而文字则是象形文字，对当时流行的认为倮倮文字是汉字的一种变体的看法并不苟同。维亚尔还编写了《法倮词典》和《纳多库瑟》，后者是用倮倮文字写成的，将天主教的教义译成彝文。《撒尼，云南的倮倮部落》、《云南撒尼倮倮的传统和习俗》、《倮倮的历史、宗教、风俗、语言和文字》（Les Lolos, histois, religion, moeurs, langue, ecriture）等文章除记录作者的传教经历外，还描写了路南撒尼人的社会生活、宗教活动、劳作方式、性格特点、婚姻家庭、文学艺术、服饰装扮、婚丧习俗等等，是19世纪末彝族撒尼人珍贵的田野资料，维亚尔因此也成为外国传教士中研究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历史和语言最著名者之一。
1881年，英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克拉克（G. W. Clark）夫妇从上海来到云南，在大理设立了云南第一个基督教新教传教站。克拉克在云南呆了三年之久，传教活动没有什么收效，但他根据个人的观察和收集到的资料，在当地人的帮助下，撰写了有关云南的一些文章，其中有《云南省：过去、现在和未来》（The Province of Yan-na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云南六个古代王国的历史纲要》（An Outline of the Six Ancient Princes）等，并翻译了《南诏野史》（A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Princes）、《赛典赤传》（Biography of the Mahometan Prince Hsien Yang）等文献，向西方介绍云南。由于资料主要来源于民间传说及《僰古通纪》、《南诏野史》一类的书籍，克拉克对云南历史的记录有很多是不准确的，不足为信。但他对云南现状的记录则比较真实，这些记录包括云南的贸易、税收、矿业、邮政、盐政、交通、城市发展（主要是云南府和大理府）、民族及习俗等众多内容，大部分比较可信。关于贸易，克拉克指出，在英国占领下缅甸之前，通过滇缅之间的陆上马帮贸易，云南的商人获利颇多，他们将本省和四川等省的货物运到缅甸出售，并将从缅甸进口的棉花、玉石等货物转运到四川、贵州、广西和广东等地，形成了中国南方的一股巨大的贸易流。但在英国占领下缅甸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缅甸的货物用汽船运送到广州，再由那里转运到云南，所需时间和费用都要比马帮运输少得多，云南的商人就失去了生意上的优势。除了红河可以航行至老街外，云南其他的河流都不能通航，距离通商口岸又远，是云南贸易发展的一大制约。克拉克对云南的矿业也非常关心，记录了云南矿业的运作方式。在云南，如果私人有足够的资金和能力开矿，需要向总督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开采出来的矿产品80﹪由政府以统一的官价专营，其余的20﹪个人可以以两倍于官价的价钱卖出；如果一个富有经验且很有影响力的人想开矿，但又没有足够资金的话，可以向总督申请一笔钱开矿，但必须通过和官方交易矿产品的方式还清所有贷款。当时矿产的开挖方式比较原始，矿工经常不知道要怎样处理矿道中的水和难闻的气体。在生态方面，克拉克特别提到了在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肆虐的瘴气，这种有毒的气体雨季时从地面升起，对当地人的健康会产生危害，而对外人来说则是致命的。这种瘴气似乎与鼠疫有关，从地面升起的有毒气体与老鼠尸体腐烂后产生的恶臭气相混合，会使人发高烧，重者甚至会死亡。克拉克还收集了民家（白族）的许多词汇，并记录了1882年1月至1883年12月整整两年中大理每一天的最高、最低气温。克拉克也曾在贵州旅行，写过一些文章。他将两省的资料合编在一起，于1886年完成了《贵州省和云南省》的书稿写作，1894年在上海出版。
1883年，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派遣万斯通（T. G. Vanstone）和索恩（Samuel Thorne）两位传教士前往中国云南，揭开了该教会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传教的序幕。1886年，该教会又派遣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和弗兰克·邰慕廉（Frank Dymond）到云南，壮大传教队伍。柏格理和邰慕廉于1887年3月到达上海，随即到内地会设在安庆的传教士汉语学校接受了半年多的汉语培训。11月，由万斯通陪同，他们启程前往云南，1988年2月到达昭通。最初柏格理和邰慕廉都在昭通传教，半年后，柏格理转到昆明，在那里做了两年毫无收效的传教工作。由于遭受疾病的侵袭，四位传教士一人死亡，一人因健康问题无法继续工作而返回英国，使圣经会受到重创，于是放弃了在昆明的传教站，专心在滇东北的昭通、会泽传教。从1904年7月开始，经贵州的内地会传教士党仁居的介绍，不断有边远地区的苗民来到昭通寻找耶稣。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传播教义。柏格理也亲自到苗族村寨中走访调查，将传教重点转移到苗民身上。1905年3月，柏格理得到了一位安姓地主提供的一块位于贵州威宁石门坎的土地，就在那里建立教堂、开办教会。在石门坎，柏格理等人创制了“波拉德（即柏格理）文字”供苗民使用，开设教会学校，治病救人，宣传教义，使苗民信徒迅速增长。1915年9月16日，因救护石门坎的伤寒病人而受到感染，柏格理不治而亡。柏格理生前曾就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著书出版，他的日记后来也被人整理出版。《中国历险记》（Tight Corners in China, 1908）记录了柏格理本人1887－1908年在中国的惊险历程，诸如在长江航行时乘坐的帆船被撞碎而落入江中最后又获救、救助吞食鸦片的自杀者、同天花搏斗、遭遇火灾、被人殴打等事件的经历，文学性较强。《苗族纪实》（The Story of the Miao, 1919）则记录了滇黔川边苗族人皈依基督教、营建石门坎教会的经过，书中也描述了苗族人的生存状况，说他们是彝族、汉族地主的佃户，生活极度贫穷，没有文化，社会交往也很简单，只与本民族的人打交道。而皈依基督教后，他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转变，敢于向传统的陋习挑战，敢于向地主的不合理摊派说“不”，成为一个文明意识较高的民族。《在未知的中国》（In Unknown China，1922）以作者在滇黔川边的调查访问经历为主要内容，记述了西南地区的彝、汉、苗等民族历史、经济、交通、文化、习俗等详细资料。由甘铎理撰写和编辑的《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Beyond the Clouds-The Story of Samuel Pollard of Southwest China, 1948）和《柏格理日记》（Eyes of the Earth-The Diary of Samuel Pollard, 1954）则全面反映了柏格理在中国的传教生活。基督教新教，尤其是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及毗邻地区的传教、教育活动，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宗教、教育等领域的重要内容。柏格理的著作或有关柏格理的传记，是循道公会在西南地区传教及当地苗、彝、汉族接受、信仰基督教的基础资料，同时，它们也包括该地区民族、社会、民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上述传教士的著作，已由东人达等译成中文，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
利埃塔尔（Alfred Liétard）是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云南东北部的昭通地区与当地的彝族人生活了八年之久，著有多篇（部）关于彝族的文章。《在云南，倮倮泼：一个中国南方的土著民族》（Au Yun-nan, Les Lolo p’o, Une tribu des aborigènes de la Chine méridionale，1913）是作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概括反映了20世纪初云南、四川交界处彝族人的社会情况，涉及语言、习俗、宗教、生产生活、医药、社会等级等内容。书中称，至迟在10世纪，彝族（倮倮）就居住生活在四川的凉山一带，他们有很多名称，汉人将贵族称为“黑骨头”。彝族村寨一般有10－120户人家，平均是30－40户。他们种植玉米、稻米、小麦、荞麦、高粱等作物，养殖山羊、绵羊、猪、鸡、牛、马等家畜禽，打猎捕鱼，织毡放牧。喜用肩背箩筐运送物品，用脚踩的米臼研米，使用的铁器是用毛毡和麝油与汉人换来的。有一些诸如将种子投在洞里、“老虎保护石头”、跳舞等游戏、娱乐的方式。崇尚祖先崇拜，相信神灵。医药比较简单，包括用烟碱治牙疼、用山羊胆治眼疾、用猪肺治甲状腺肿大等。有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此外，利埃塔尔还著有《倮倮阿细人的区域》（Le District des Lolos A-chi）、《倮倮语摘要》（Notes sur les dialectes Lo-lo）、《倮倮-法语实验性词典，阿细语》（Essai de dictionnaire Lo-lo-Français, Dialecte A-hi）、《倮倮泼（云南）的民歌》（Chants populaires des Lo-lo p’oYunnan）等文章，是西方人关于彝族的著述保留较为完整的作者之一。
威廉姆·克里夫顿·多德（William Clifton Dodd），1857年出生于美国依阿华州的马里恩。1888年被任命为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牧师后，他就作为设在泰国清迈的传教站的教士，开始了在泰人中的传教生涯。此后的33年中，他不断地在泰人的各个区域中游历、传教，并通过发表有关论著，确立了他在泰人研究领域的专家地位。《泰人：汉人的兄长》（The Tai Race: Elder Brother of the Chinese, 1923）是多德最重要的著作。结合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情况，特别是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Terrien de Lacouperie教授编著的《编年史》（Annals），多德认为：“泰（Tai）”是一个民族的称谓，早期被称作“老（Lao）”。他们早在大禹（Great Yü）时期就在中国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当时大禹进行了一次地理情况调查，有一个叫“大蒙（Ta Mūng）”的民族生活在四川西北部，“蒙”虽然在发音上与“泰”、“老”或“掸（Shan）”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它确实是这几个民族的名称，因为安南人（越南北部的居民）辨认出这个名称是指泰人。7世纪的时候大蒙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南诏政权。大蒙属于哀牢（Ai Lao）人，哀牢属于土著居民，土著居民比汉人更早从西部迁移到中国的土地上，因此泰人是汉人的兄长。泰人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安泰山（Antai），逐渐向南方迁移到了云南大理，因那里丰富的物产和宜人的环境而停留下来，但泰人不断受到来自北边的部族的攻击，继续向南方迁移，最后到了今天泰国的领土上，并在那里建立了王国。多德对泰人及中国历史的认识，反映了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认识水平，与事实的真相相去甚远。该书的主要部分，记录了多德1910年1月至6月进行的一次长达2000英里的在泰人中的调查旅行。它的起点泰国北部的清莱，经缅甸和中国的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中国境内的所谓“泰人”，实际上包括了中国南方的百越族群的少数民族，有今天的傣族、壮族、布依族、水族等的先民。而多德的调查研究，也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再加上一些人种学、民俗学的知识进行的。多德是“泰差会（Tai Mission）”的传教士，说一口流利的泰语，用“词汇比较法”说明中国的百越族群都是泰人，是多德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在云南省的元江州（今元江县），当地的少数民族有“水摆夷”和“旱摆夷”之分，对于“水摆夷”的语言，多德不能听懂他们讲的所有的话，但发现大多数名词、动词与泰语是相同的；而多德与“旱摆夷”的交流几乎没有障碍，因为与泰语相比，不仅名词是相同的，而且大多数动词和习语也是一样的。广西的百色厅（今百色市），在旅店和市场上使用的都是“泰语”，多德在市场上可以毫不困难地买卖物品。百色甚至还有一个“泰名”叫Pak-sak，因而这些地区自然都是“泰人区”。多德的这部著作出版后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学者、研究者的调研报告
19世纪的前半期是近代地理学大规模的科学考察旅行和典型的旅行记的时代。地理学是关于地表知识的科学，和陆地的发现、认识及占有有很大的联系。对各地区情况的认识，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方面的情况不只是各地区的山川、聚居地、道路和国家，而且包括这些地区的气候、动植物、居民和他们的文化。在19世纪60－70年代以后，欧洲的考察家纷纷进入中国内地，其中为数不少的人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调研、考察活动，留下了大量的游记、报告、专题研究等，提供了大量有关中国西南地理方面的最新知识，丰富了世界地理学的内容，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英国地质学家格雷格里（J. W. Gregory）父子，1922年从缅甸的八莫进入云南，到腾越后再从大理经维西到达阿墩子。此后前往西藏，但被拒绝入境。《前往中国藏区的高山》（To the Alps of Chinese Tibet, 1923）就是他们在云南重点是滇西北藏区的考察记录。作者格雷格里父子，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质学教授，曾于1892－1893年间到非洲做过关于东非大裂谷的研究。他们相信，构成大陆脊骨的山脉，是解释地质构造的钥匙，尤其是喜马拉雅山脉，它向东部的延伸，及其与其他地质构造的关系，是解释印度洋东部的东南亚地质构造的关键，也是解释从藏东南发源的世界三大河流——怒江（萨尔温江）、澜沧江（湄公河）和长江的关键。1922年格雷格里教授获得了一次考察亚洲的机会。英国外交部的远东部、印度事务部的外交局以及英国缅甸政府的首席秘书共同为他们争取到了进入中国考察的许可，条件是不能做任何具体的仪器测量工作。格雷格里等人到达仰光后，很快就到达了距离中国很近的缅北城镇八莫，从八莫开始了野外旅行。进入中国后，经腾越、永昌、云龙、兰坪、剑川、丽江、维西到达阿墩子，又从丽江、鹤庆、大理、漾濞、永平、永昌到腾越，返回缅甸，用时4个月。作者所经地区跨越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大流域，重点考察了滇西北的玉龙雪山、梅里雪山和白茫雪山的冰川，察看各地岩层的弯曲皱褶，辨别岩石的门类。作者从一个地质学家的角度，对所经地区的地形、地貌做了观察记录，对野外环境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包括河流、植被、山坡、冰川、雪山等等。作者在写作本书时，还参考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献，对中国的教育情况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有所分析评价。书中还记录了沿途的一些见闻，如中国复杂的农田灌溉系统、炼铁厂的设备和工艺流程、藏民的生活习俗等等。
云南被称为东喜马拉雅地域的中心，是世界珍稀动、植物的宝库，尤其以少量的珍奇高原植物著称。因此前来考察研究珍稀动、植物的欧美探险者络绎不绝。在动物学领域，以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安德鲁斯成就最高，而植物学方面，以弗雷斯特和沃德的探险采集尤为活跃。
20世纪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曾致力于寻找原始人类的最早聚居地，经研究他们相信，这个地方在喜马拉雅山的附近。该馆于是决定对亚洲中部高原做一次系统的调查，以期对当地的原著民和动物群落及其生存条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样，“亚洲动物探查队”（Asiatic Zoological Expedition），在安德鲁斯（Roy Chapman Andrews）的率领下，于1916年3月离开纽约，辗转福建、香港、越南等地，于1916年8月下旬由滇越铁路进入云南。安德鲁斯，美国著名的自然学家和探险家，因关于中亚的野外旅行著作而闻名。1906年从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毕业后，进入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1908年到阿拉斯加进行了首次探险考察，此后在荷兰、婆罗洲、西里伯斯岛、朝鲜北部等地进行过探险。从1914年开始，他专注于鲸和其他水生哺乳动物的研究。从那时起，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亚洲动物勘探队的负责人，他全身心地投入于中亚、中国和婆罗洲等鲜为人知的地区的探险和研究。1918年还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情报人员之一。在他的领导下，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成功地进行了在西藏、中国西南、缅甸、中国北方、蒙古和中亚的探查，在蒙古发现了化石丰富的地区，在中亚发现了新的地质构造、大片的化石区域以及恐龙蛋和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的颅骨化石。安德鲁斯对中亚哺乳动物的探查研究一直持续到1932年。1935－1942年任博物馆馆长，退休后仍是名誉馆长。安德鲁斯的著作《在中国的宿营和追踪》（Camps and Trails in China, 1918），记录了亚洲动物探查队在中国的活动情况。探查队在云南的调查分为滇西北和滇西南两大区域，考察了大理、丽江、中甸、维西和保山、腾越等。在大理，探查队受到英国内地会和英美烟草公司的热情接待，安德鲁斯还以自然学者的敏锐目光观察到了当地火狐、飞鼠、雪豹、香猫、熊、狐狸等野生动物的痕迹和一些动物化石；在丽江他们主要进行了捕猎活动，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猎取了大量不同支系的羚羊品种，包括小羚羊、扭角羚和所谓的“美洲山羊”等动物，获取了羚羊类动物的许多重要知识；而中甸的藏人则给安德鲁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身材魁梧，脸色红润，充满了自然、强悍的力量，让人感叹“每一个藏人都是艺术家研究的对象”。探查队在滇西南的考察首先是到永昌，向南经施甸、镇康一直到了南汀河河谷的孟定，然后折向北面，经龙陵到达腾越。探查队在此行中对云南“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有了深刻的感受，在两个小时的山路旅行中从隆冬进入了盛夏。离开施甸的第二天，队伍先是攀登了一座高山，然后下到了一个海拔700米的河谷。在山顶上，队员们裹着厚厚的毛衣和大衣还觉得寒风刺骨。下山时，走了300米左右，开始脱大衣；再走300米，开始脱毛衣；而剩下的路途，即使解开衬衣颈部的扣子，掳高袖子还觉得热，就像走进了植物园的人工温室。探查队在云南收集到了各种动物的标本，包括哺乳动物2100个，鸟类800个，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200个，还有用于解剖学研究的200副浸泡在福尔马林液中的动物骨架。探查队还拍摄了150幅彩色照片和10000英尺的电影胶片。所有这些成果都安全运抵纽约。通过此次考察，安德鲁斯认为亚洲中部的高原在更新世初期气候环境更湿润，所以他相信这里可能不仅是人类而且是世界上许多哺乳动物最早的家园。
清末至民国期间，乔治·弗雷斯特（George Forrest）和弗朗西斯·金登·沃德（Francis Kingdon. Ward）在西南地区的植物采集和探险活动尤为活跃和著名。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冒险家、植物学家弗雷斯特，1904年开始访问云南，从那时起到1936年，32年中他曾7次前往云南、西藏东部和缅甸探险。经他发现并命名的植物数不胜数，他还把植物幼苗带回英国栽培，可以说对后来的英国园艺有着极大的影响。对云南有着深厚感情的弗雷斯特，在这片土地上结束了他的探险生涯。弗雷斯特曾在《地理杂志》上发表过《萨尔温江上游的旅行》（Journey on Upper Salwin）和《弩弓之地》（The Land of the Crossbow）等文章。前者是弗雷斯特陪同英国驻腾越领事官利顿在萨尔温江上游旅行的记录。旅行途中他们经过了数个傈僳村寨，其中一个村寨有90户人家。傈僳人种植玉米、大麻、烟草、荞麦等，用黍、玉米酿酒，信奉神灵和祖先。后者是一次植物采集旅行记录，也讲到了傈僳人。沃德是来自英国的植物学家和探险家，他致力于采集云南西北部、喜马拉雅以东地区的山地植物。沃德从1911年开始探访云南，首先是在澜沧江流域收集植物标本。1913年从缅甸进入云南，在滇西北的阿墩子和西藏东部采集植物种子。1921年从缅甸腊戍到云南的永宁。1922年从缅甸八莫再入云南，经腾越、大理到达丽江，后渡过独龙江回到坎底（Hkamti Long）。沃德还多次在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探险。沃德对云南北部、西藏东部以及缅甸北部广袤的山地进行了多次探险，而且每一次探险后都写有一部书记录其经过，他一生出版了24本书。其中，《蓝罂粟之地》（The Land of the Blue Poppy，1913）、《缅甸最远处》（In Farthest Burma，1921）、《浪漫的植物采集》（The Romance of Plant Hunting）、《西藏的神秘河流》（The Mystery River of Tibet，1923）、《从中国到坎底》（From China to Hkamti Long，1924）、《东方之织机》（The loom of the East, 1932）等著作都以中国的西南边疆特别是云南作为写作对象的。
20世纪初长期在云南丽江居住和活动的外国人中，有出生于维也纳的美国人洛克（Joseph F. Rock），他痴迷于当地植物和民族文化（主要是纳西族和东巴文字经典）的研究。洛克1922年到达中国的西南，并以云南的丽江为总部，在这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27年。他在边远山区采集植物和飞禽标本，进行摄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对植物的研究转移到对纳西人的研究，并热情地置身于他周围的纳西人中。洛克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了一些关于纳西族的论文，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完成了《纳西–英语百科词典》，而《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是洛克撰写的关于纳西族历史和地理的代表作。洛克在写作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首先收集关于中国西部的汉文文献，然后收集了所有用欧洲语言撰写的有关这些区域的出版物。洛克甚至到故宫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抄录到一些地方志的孤本，还从上海徐家汇天主堂图书馆抄录了一些珍贵的藏书。洛克还获得了丽江所有重要的碑文拓片，拍摄了纳西首领的家谱和珍贵的手稿，收集了4000多本纳西象形文手稿东巴经。该书全面论述了滇、川地区纳西族的历史、地理和生态环境。作者不仅旁征博引大量的中国历史资料、外文资料和地方口碑传说，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实地考察了几乎滇川地区纳西族所有居住区域的山山水水，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全书所引证的各种资料浩博宏富。此外，书中还配有225幅作者拍摄的黑白照片，更使得这本书图文并茂，具有说服力、感染力和实证性，照片展现的许多画面早已不可复得，因而更显得珍贵。这本书可以说是将史料和实地考察密切结合而写出的一本实证民族史地杰作，更是一本周详、准确论述西南各民族，尤其是纳西民族史地、文化的力作，不仅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也同样得到推崇，纳西学人也高度赞誉此书。
顾彼得（Peter Goullart），俄罗斯人，在云南丽江逗留了9年，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被遗忘的王国》一书。顾彼得1939年加入中国工业合作社，两年后辗转来到丽江设立办事处。他尽心尽力地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开办合作社，接触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大量的下层百姓，兼为他们治病疗疮，结交了纳西、白、藏、彝等众多少数民族朋友，得以较广泛地考察了民族人文风貌和神秘的自然风物，从而在书中做了详实的记录。书中记录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接人待物的方式、交际活动、谋生手段、婚丧习俗、宗教仪式、娱乐生活等等。丽江的手工业因为合作社的扶持帮助，有了很大的进步。丽江成为云南省的毛纺织业中心。作为为人看病疗伤的客串医务工作者，顾彼得对丽江及其周边地区人民的常见病，诸如眼疾、甲状腺病、麻风病、性病的情况也有所叙述。作者还重点描述了对纳西族、藏族、普米族、彝族和白族的印象。此外，该书还涉及节日庆典、交通、物产、贸易、手工业、文化、艺术等内容。
探险家、旅行者的调研报告
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清政府不得不向外国人开放中国内地，使以探查、冒险为目的的早期西方旅行家和探险家踏足中国西南边疆的愿望成为可能。
科洪的《穿越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的旅行记事》（Across Chrysê：Being narrative of a Journey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land from Canton to Mandalay，1883）。阿奇博尔德·罗斯·科洪（Archibald Ross Colquhoun），英国新闻记者、工程师，1871年进入印度政府。1879年参加了印度政府使团（Government of India Mission），到暹罗（今泰国）等地调查，著有《在掸人之中》（Amongst the Shans，1885）。1881－1882年从广州旅行到缅甸曼德勒，探测中国到缅甸边境的铁路线，写成《穿越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的旅行记事》。他在任《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时，曾到中国各地旅行，并为英国政府做情报工作。著有《转变中的中国》（China in Transformation，1898），《由陆路去中国》（The “Overload” to China，1900）等等。《穿越华南边疆：从广州到曼德勒的旅行记事》是科洪关于中国西南边疆的重要著作。Chrysê是古代一个富有文学色彩的词语，泛指印度到中国南方之间的广大地区。1881年，科洪得到格拉斯哥商会（Glasgow Chamber of Commerce）的资助，得以调查中国南方的商业和地理情况。1882年2月4月，科洪在广州的西江（珠江）港口登船启程，沿西江航行，经梧州、南宁、百色等地，到滇桂交界剥隘后开始走陆路，沿广南、开化（今文山）、临安（今建水）、普洱、思茅、大理、永昌、腾越一线，到达缅甸的八莫、曼德勒，历时半年之久。即使是在西江航行时，每到一处，科洪都要上岸参观访问，而靠徒步旅行的云南观察就更仔细了，因此，科洪对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经济、贸易、社会、民族、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都有详细记录，特别是对沿途遇到的壮、苗、彝、哈尼、白、傈僳等民族，花了大量的篇幅进行介绍。作者还分析了缅甸与中国南方的贸易情况以及对修筑滇缅铁路的设想。书中还附有大量的图片，从而使对旅行过程的描述更加立体化、形象化。该书因材料丰富、描写具体而显现出较高价值。
莫里循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An Australian in China）。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著名的旅行家、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出生于澳大利亚，曾就学于墨尔本大学和爱丁堡大学，188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莫里循到过亚洲、欧洲、非洲、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来华后，于1894年由上海启程，穿越中国到达仰光，1869年又从曼谷到昆明，次年又做横穿东三省的旅行。1895–1912年任《泰晤士报》记者，1912年被袁世凯聘为政治顾问。莫里循在中国生活、工作了20多年，是一位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关系密切、影响颇大的外国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即是莫氏在中国首次重要旅行活动的记述。1894年2月，莫里循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到重庆，装扮成一个中国人，经四川、云南两省，最后到达缅甸。作者在书中披露了中国人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状况，谴责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不道德贸易，以及清朝官员一方面要求禁烟，另一方面却没有杜绝种植罂粟、吸食鸦片的矛盾做法。莫理循还介绍了云南在近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如电报局、邮局、军火厂等等，并详细说明了邮局汇寄钱物的具体操作过程。作者在西南旅行期间，遇到过很多不同教派的传教士，对西方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有所说明和评价。据作者研究，西方人在中国有名目繁多的教会组织，各教会之间彼此不合作，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抗。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政体、习俗和宗教，西方的基督教传难以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愿意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一般是出于物质利益的考虑，希望暂时摆脱生活的困境而入教。在关于传教的叙述中，莫理循还介绍了教会组织进行的福利工作，如收容孤儿、兴办教育、救助病患等等。作者撰写《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时，参阅了大量西方有关中国的著述，并在他的书中有所引用，其中以英国传教士的著述居多，年代从13世纪到1895年，而以1840年到1895年间为多。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对鸦片战争之后50年来华外国人关于中国西南著述做了力所能及的搜集和介绍的著作，保存了许多外国人关于清末西南地区的观察、研究资料。
亨利·奥尔良的《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1895年1月至12月，法国人亨利·奥尔良（Henri D’Orleans），率领一支探险队在云南的湄公河流域进行了一次考察活动，并创造性地自辟路径，穿越滇、藏、缅交界地带，最后到达印度的萨地亚。1898年，奥尔良在法国出版了关于这次探险的详细记录——《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Du Tonkin aux Indes）。亨利·奥尔良，1867年出生于英国，酷爱旅行。1889年，在父亲的提议下，他和邦瓦洛（P. G. Bonvalot）一起，进行了从西伯利亚到暹罗的旅行。在这次旅行中，他们穿越了青藏高原的许多高山，并将考察报告提交给巴黎地理学会。奥尔良后来将这些报告结集出版，题为《从巴黎到东京（越南北圻）：穿越未知的西藏》。为此，他们共同获得了学会的金质奖章。1892年，奥尔良在东非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旅行；此后不久，访问了位于非洲东南部的马达加斯加岛，并从那里航行至东京。1895年，奥尔良从东京出发，经云南到达阿萨姆，并发现了伊洛瓦底江的源头，再次获得了巴黎地理学会的奖章。1897年，奥尔良访问了埃塞俄比亚。1901年，奥尔良在去阿萨姆的旅行中，在西贡过世。《云南游记：从东京湾到印度》记录的就是奥尔良1895年在云南的探险活动。这次探险的起点是越南河内。1895年1月，奥尔良一行离开河内，坐船溯红河而上，经老街到达云南的曼耗，然后到蒙自组建了马帮队，接着又返回红河岸边，沿红河西岸往西北方向行进。4月6日到达思茅，进入湄公河流域。横渡这条大河后，他们从西岸一路向北部的大理进发，取道蒙化（今巍山县），于5月26日到达大理。奥尔良一行在大理停留了20天，休整补给，到6月14日继续其旅行。从大理出发后途经洱源、云龙到达澜沧江。渡江后进入怒江流域。沿怒江东岸蜿蜒北行，又翻越了湄公河和怒江之间的分水岭，重返湄公河流域，并继续向北攀行来到维西地界，8月19日到达真朴地区，也是此次湄公河探险预定的终点。结束了湄公河流域云南境内部分的旅行，也就完成了此次探险的考察目的，但探险家们不愿从原路返回，于是选择了一条从未有人尝试过的向西去往印度的道路。他们从真朴出发，涉过湄公河、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到达独龙江流域，并继续向西穿越康普帝，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印度的阿萨姆。《云南游记》将旅行中的大事小事，都一一做了记录。《云南游记》最有价值的部分，当属书中对各少数民族的描述。在这一点上，奥尔良比其他欧洲人都予以了更多的关注并着墨甚多，从而使这方面的内容丰富翔实。对在各地遇到的少数民族，奥尔良都仔细观察，并与他们进行交流，对他们的服饰、风俗、生活习惯、建筑特点乃至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来源迁徙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描述，共有24个少数民族或民族支系出现在书中。虽然是走马观花，不免流于表面，但也显得生动形象，算得上是19世纪末云南少数民族风情的大汇展。
立德著《穿越云南：一次神奇之旅》（Across Yunnan: A Journey of Surprises，1910）。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出生于1838年，1859年来华经商。1860年曾赴苏州访问李秀成。1883年乘小船上溯长江进入重庆，寻找发展中国西部贸易的途径。此后又到四川边境、云南等地活动。出于为英国在华贸易利益的考虑，立德积极主张在扬子江上游通航，并亲自付诸实践。1889年他曾筹措资金建造了一艘轮船，准备进行扬子江上游的航行试验，因得不到各方面的支持，计划流产。1895年后，他再次自筹资金，在上海订造“利川（Leechuen）”号轮船，进行轮船上溯扬子江上游险滩的首次航行。立德承担了此次航行的全部任务，于1898年2月15日从宜昌出发，自己导航，甚至自己驾驶，历经艰难险阻，于3月8日抵达重庆，受到热烈的欢迎。立德于1904年进行了他的云南之旅。5月，他从成都出发，南下经嘉定、叙州府（今宜宾）进入云南，穿过大关、昭通、会泽，于6月12日到达云南府。立德在云南府考察了两个多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许多地方。离开云南府后，他先是沿修建中的滇越铁路行进至宜良，对铁路的建设情况做了实地考察。然后走到去蒙自的大路上，经澄江、通海、建水、蒙自等地，到达红河的港口曼耗，乘船行至老街，最后从海防乘轮船回到香港，结束了他的云南之旅。立德将此次旅行做了详细的记录，但还没来得及出版，他就过世了。1910年他的夫人将其旅行记录整理编辑，在伦敦出版了《穿越云南：一次神奇之旅》。书中对修建中的滇越铁路做了重点介绍，对工程造价、线路情况、设计人员、劳工以及开筑中的困难等都有所说明，对了解滇越铁路的建设情况颇有参考价值。
丁格尔的《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Across China on Foot, 1911）。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英国记者，1911年作为中国《大陆报》的通信员发表了许多关于武昌起义的文章。在此之前，受各报馆的委托，丁格尔曾于1909年2月和1910年2月两次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调查，著有《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一书。丁格尔早年即立志要考察中国内地的情况，终于在1909年成行。2月2日，丁格尔从新加坡启程，经西贡、香港到达上海，由上海溯长江而上，至重庆登岸，经叙州府到达云南，在昭通府、东川府（今会泽县）因手臂受伤及瘴气的影响停留半年多，后沿云南府、大理府、腾越一线，到达缅甸。1910年2月，丁格尔又折回云南，在东川府、昭通府居住数月，游历了云南东北的花苗各地，后由陆路前往汉口，不久回到上海。丁氏此次的路线，与15年前莫理循到西南的路线相同，因时代的变迁、个人志趣的不同及停留的时间长短限制，丁格尔更多地依据实际观察，记录中国西南推行新政后的社会变革情况，他同时关注对少数民族的研究。丁格尔在云南及川滇黔交界处生活、考察了一年半的时间，据称是除传教士以外深入内地最远、时间最长久的西方人士，调查的地区也很多，几乎游遍滇东北地区。他在花苗居住区生活了数月，并到达了凉山彝族居住地的边缘。丁格尔到达云南时，中国正处于推翻封建统治、摆脱殖民压迫、争取民主权利的变革时期，西南较之长江流域和其他相对发达地区，社会变革尚不甚激烈，但也有一些新的面貌。丁格尔在云南府考察了滇越铁路的情况，还亲自前往练兵场、大学堂、监狱等地，观看陆军士兵的操练，探望关押的犯人，参观校舍，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丁格尔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时间较长，在其著作中，描述了诺苏（彝族）、苗族和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情况，尤以对诺苏人的介绍最为详细，包括诺苏的阶级分类、生产生活、婚嫁丧葬、疾病等内容。例如在谈到诺苏的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时说，地主恃田而食，耕种繁忙，而且有很多牛羊。如果地主将田地赏赐给佃户耕种，佃户不仅要将所得都交给地主，其子女也都归地主，养的牛羊也尽归地主驱使，自己只能得到一头猪、一只羊、一只鸡和少许的粮食。该书的附录也很有价值，有包括道路质量、住宿条件的行程表，以及滇越铁路、中国陆军的进步、云南与西方交际史略、法国人在云南的举动等内容。
托马斯·安斯克夫（Thomas Ainscough）著《边境笔记》（Thomas M. Ainscough: Notes from a Frontier。1913年春，安斯克夫（Thomas Ainscough）从中国西部到缅甸进行了一次旅行考察活动，其中有4个月的时间重点研究川藏交界处藏族地区的民族和社会发展情况。作者的旅行从成都开始，走访了灌县（今都江堰市）、打箭炉、宁远府（今西昌）、盐源、永北（今永胜县）、腾越等地，除了对藏区的特殊研究外，作者还介绍了四川的贸易、交通、航运等情况，对倮倮人也有所关注。关于云南省，该书有专门介绍滇缅铁路的章节。作者关于滇缅铁路的研究，有助于使人们对这段史实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交通联系方式，早在英国人的统治领域到达中国边界就开始了。英国人意识到缅甸与中国西部有巨大的贸易交流，斯普莱是计划将中国西部贸易引入下缅甸的第一人，但他的建议没有被政府采纳。虽然斯莱登和布朗使团都致力于开通中缅之间的贸易路线，但以巴伯为代表的另外一些人认为修筑从八莫经腾越到大理的铁路，具有不可逾越的困难。至1881年科洪和哈利特提出了新的方案，即从萨尔温江入海口处的毛淡棉，经暹罗的内杏（Raheng），再经掸邦的景栋进入云南。但修筑这条铁路同样具有许多困难与缺陷。至1885年英国吞并上缅甸，并确立了在掸邦的统治后，使英属印度的领土与中国的云南省相连接，也再次激起了人们对滇缅铁路的兴趣。1889年，缅甸的铁路已修筑到曼得勒，印度政府派遣一个委员会去调查掸邦的贸易路线和领土情况。委员会的谢里夫（Sheriff）先生是仰光的著名商人，得知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与缅甸之间的贸易一直向萨尔温江河谷不断渗透，成为中面贸易交流的主线，因为部落之间的战争，这种交流后来转移到了八莫至腾越一线。谢里夫立即同时向缅甸和曼彻斯特鼓动修筑从曼得勒到中国边境滚弄的铁路。他的呼吁有了结果，1895年11月，铁路开工建设，在克服了许多自然条件上的困难后，于1903年3月将铁路修筑至掸邦北部的行政中心腊戍。从这里到滚弄的88英里的线路也进行了仔细的勘测，如果要建筑到云南的铁路，可以立即开工建设。1898年，云南铁路公司雇用英国军官勘测一条从缅甸到长江的铁路的可能性，戴维斯负责这次勘测，并建议将当时缅甸的铁路从腊戍延伸到滚弄，并且在云南将铁路从滚弄修到云州，最终通到长江沿岸的叙州府，以便和长江联系起来。由于工程巨大，数年内无利可图，商人们不可能将巨资投到中国，工程作罢。1904年，由印度公共业务部组织的工程师小队，在利利（Lilley）率领下，对八莫—腾越线做了实际的勘测，利用原有的贸易路线，从太平江左岸到达腾越。这条路线坡度和缓，没有太大的困难，应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筑路方案。但所有的方案最终都没有付诸实践。
期刊上的有关资料
自19世纪后半期以后，在英、法、美等国的地理、时政类杂志上，陆续刊登了许多西方人关于中国西南边疆调研的报告、游记等作品，其中著名的也是主要的杂志有英国的《皇家地理学会会要》和《地理杂志》、法国的《地理学会公报》、美国的《地理评论》等。此外，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天主教团》上，也有许多传教士留下的有价值的资料。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要》（Proceedings of Royal Geographic Society），刊载各国自然景物、历史、风俗、经济以及旅游探险活动和生态等方面的文章和简报，于1893年启用了《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的刊名。对英国人来说，地理大发现时期并没有以库克船长的航行而结束。通过探险与考察来扩大地球表面的知识，仍然是英国地理学者和英国地理学会的主要事业。在英国地理杂志上发表的大部分文章是对世界偏远地区的考察报告，其中就有西方人在中国边疆的游记和考察报告。麦克马洪（A. P. McMahon）、麦卡锡（J McCarthy）、科洪、哈利特（Holt S. Hallett）、莱德（C. H. D. Ryder）、杨（E. C. Young）等众多人士在该刊上发表过有关的文章。
法国《地理学会公报》（B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Geographie, 后更名为《地理学》La Geographie），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地理学杂志，上面也刊登了一些法国人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游历、探险报告。迪皮伊、莱格莱（A. Leclere）、沃塞（Vicomte de Vaulserre）、格理利（G. Grillieres）、葛迪（Henri Cordier）、奥龙（D’Ollone）是其中的部分作者。
美国《地理评论》The Geographical Review，于1916年创刊，由设在纽约的美国地理学会主办，刊登各国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书评。安德鲁斯、斯蒂文森（P. H. Stevenson）等人发表过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的考察报告。
《远东评论》The Far Eastern Review，于1904年6月创刊，1941年11月停刊。安德鲁斯、米尔斯（E. W. Mills）等人在该刊发表过在云南的游记。
综上所述，晚清至民国西方人在中国西南边疆的调研资料史料价值巨大。首先，调研资料基本上是作者亲眼所见或现场实录，往往是事件或场景的真实再现，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次，调研资料涉及的范围广泛，参与调研的个人或团体来自不同的背景，动机、目的各异，兴趣点和观察的角度也千差万别，因而留下了涉及面广泛的著述，举凡地理、交通、经济、文化、政治、民族、社会、对外关系、生态环境等方面，无所不包；第三，描写细致详尽，具体形象，相比该时期中文材料的概括粗放，西方人的调研资料都很具象，注重对事件的详细经过或场景的具体描述，还有很多具体数字，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第四，调研资料的质量水平较高，调研者来自科学技术和教育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个人素质较好，基本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观察记录，没有封建迷信的内容；第五，西方人独特的视角会给读者以启迪，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调研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记录，确有中国人习焉不察的独特之处，能使我们从一个全球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当然，西方调研者都是代表了各自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利益，加上个人素养的不同，不免对中国带有偏见和曲解，有的甚至是故意的歪曲和诋毁，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和使用中应该注意的。
作者杨梅，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云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贺圣达，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十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