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留在历史上的重要一笔是他返回准噶尔成为准噶尔汗一直到1697年病亡。诸多史料告诉人们的噶尔丹主要是以军事行为留下足迹的人物，而涉及他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早期历史被人们忽略了。噶尔丹是历史之交地域之交文化之交的特殊历史人物。如果不综合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的影响，那么对噶尔丹所作所为的考察将是片面的。在以往对噶尔丹的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加之噶尔丹年幼就被送往西藏，所以人们往往对噶尔丹的早期忽略不谈。 

笔者翻阅了西藏宗教、西藏古代历史等方面的大量著述，论及噶尔丹的文字很少，即使述及五世达赖喇嘛、第巴桑结嘉措，对噶尔丹也只是一笔带过，甚至忽略不提，更多的笔墨是在策旺阿拉布坦对西藏的占领事件上。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是著述者能接触到的资料很有限，另一方面就是著述者主观认为噶尔丹与西藏关系无足轻重。如果站在西藏的历史角度看，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在西藏期间的噶尔丹于西藏历史无足轻重。但是，站从噶尔丹或者准噶尔历史的角度讲，这一时期的学习和实践经历对噶尔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忽略了西藏、藏传佛教、五世达赖喇嘛这个大背景，就无法更本质地揭示噶尔丹时期准噶尔的真实历史。所以，噶尔丹研究之二将从噶尔丹与西藏关系的角度去阐述。 

过去研究西藏及其周边少数民族历史，基本上是循着旨在说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个视角进行。对于清入关前后、明亡前后的历史，准噶尔、西藏、后金、清、和硕特、中亚西域各政权、藏传佛教等的关系，阐述中论述的多是双边关系，最多能从三边关系论述。 

笔者认为，阐述这一时期的历史，忽略了藏传佛教影响下的任何一个群体、忽略了清政权的政治力量、忽略了蒙古各部尤其是准噶尔与和硕特的军事力量、忽略了俄国对中亚和远东的觊觎企图，就不能透彻地说明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期，对于清、准噶尔、西藏、和硕特而言，当任何一方都都没有绝对力量控制大局时，它们之间是在寻求各具优势状态下的一种平衡，是要在平衡的砝码盘上相互争夺，天平稍有倾斜的争斗都容易让自失误，他们在追求平衡中在发展中寻求吃掉对方的机会。 

史学研究之根本在于正确运用史料，我们常常看到史学研究者引用一句甲说的话来证明乙的行动，用乙的一个史实记述来证明发生在丙身上的事件的原因，或者，把别人记述的原文用自己理解出的意思来运用，或者从别人的记述中选取几个字、一句话或一段话来加以运用分析，这样得出的结论是片面主观。同样的史料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会有多种结论，不同的人运用它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现实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历史评论是个与时俱进的现象，与社会氛围和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清代兴起的考据学影响了数代史学研究者的思维，凡史必考据，考据多惯用线型思维。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着诸多的因素，依靠单纯的现型思维方式是达不到预期结果的，必辅之以立体思维，才能全面准确地对历史进行还原并加以评判。本文将尝试着运用这些思维方式对这个转变过程中的历史进行一些梳理和分析，力求对史实作出历史的结论。 

一．思想背景： 

康熙九年1670年，巴图尔珲台吉之子、准噶尔汗僧格被其同父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1671年，僧格胞弟、27岁的噶尔丹自西藏返回准噶尔。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头衔是活佛。宗教头衔在草原上很受羡慕和崇拜，同时也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梁份在他的书中详细描绘了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前后的状况，当时的准噶尔是：由于政变者未能控制准噶尔属众，“僧格的部众，游牧的和兀鲁思的卡尔梅克人向各牧区和兀鲁思奔逃得一个不剩”。尤其是僧格的旧属，“僧格遇害，部落有逃，而结聚者百十骑，屯大碛东，未知所附”。 这时，噶尔丹出现了，“火光千百”“手捉一枪”“集合烬余”“进次金山”“跃马挺枪”“更番仰攻”“既伏金山”， 夺得了准噶尔部统治权。梁份关于噶尔丹勇武的玄幻描述，不乏著者作为一个大明遗民在清廷受到冷遇时的一种个人情绪寄托，但除却华丽词汇、玄幻的描述手法，我们还是能体会到基本的事实。 

同期，准噶尔政权周边的情况是：康熙帝已经亲政，忙于整顿朝政，擒鳌拜，平“三藩”，力量主要用于平定南方，无暇顾及西北。 青海在和硕特蒙古顾实汗军事实力支撑下，藏传佛教格鲁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和硕特蒙古后裔世袭藏王身份，把持着青藏行政事务大权，但是与五世达赖的教权争斗一直在暗中持续。俄国在彼得大帝的统治下正努力向外扩张，对外战争不断，包括与清廷在东北边界引起争议。但是，1670年，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席卷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地区，沉重打击了沙皇统治，使俄国向东扩张的势头暂时停顿了一下。 

在这种背景下，噶尔丹周边的几大势力当时还无暇成为他的威胁。于是，噶尔丹1676年攻打并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及其第五子罗卜藏额琳沁，杀其长子巴噶班第。次年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1679年9月，达赖五世赐予他博硕克图汗封号，噶尔丹要求清廷承认他的博硕克图汗封号。之后又侵入吐鲁番、哈密、肃州。1680年，噶尔丹占领喀什噶尔、叶尔羌，执伊思玛伊尔汗，以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为南疆统治者。随后兵锋直指青海边界，但因清军把守严密，噶尔丹逗留几日后撤兵。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后，最关注的是准噶尔内讧和近边的同族同宗部落的情况。他在短时期内就顺利解决了内讧，并赢得了部众的拥护，十年间扩张建立起了一个占据天山南北广大地域的准噶尔汗国。 

在这段历史过程中，很多史学研究者都提出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噶尔丹没有军事力量，也没有物质力量的支持，单枪匹马怎么能够迅速成功。我们可以谈噶尔丹的政治基础，谈噶尔丹过人的胆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华，谈他的战略战术得当，等等，等等。但是笔者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五世达赖喇嘛给予他的直接支持。 

噶尔丹是以活佛的身份返回准噶尔的，他在西藏跟随达赖喇嘛十多年，尽管达赖喇嘛弟子很多，但是能获得这种殊荣的并不多。五世达赖喇嘛赐予噶尔丹以宗教的影响力感召、凝聚准噶尔部众，威慑、打击敌对势力。 

那么，佛教在蒙古人心目中的份量到底有多重呢，我们从佛教传入西藏、蒙古来分析。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六世纪兴起，以后逐渐北传、东传，佛教战胜西藏本土宗教并进一步流传的过程是艰难曲折的，是分派分系相互斗争彼此消长的一个过程。据《西藏王臣记》等西藏史籍所述，西藏从聂赤赞普起，传二十六代，悉奉苯教。至二十七代拉脱脱日蔺赞王时，始有佛始，之后，王室开始信奉佛法。但是，朗达玛在位时，大灭佛法，使西藏的佛教一蹶不整，达数十年。 

之后，佛教再次传入西藏，因对教义解释不同，形成了四大教派之分。元朝时期，八思巴被尊为大元的国师，其所倡导的萨迦派以东蒙古政治军事力量的保护而居上风。但是，格鲁派向外渗透逐步传教的结果是，16世纪末muYRGvGB17oEaRTgLl世纪初，整个漠南、漠北、漠西蒙古陆续皈依了kg QpDagz%sY6RpbnNiLS4g0ab-Jm格鲁派，使格鲁派势力日益大增。于是，西藏地方势力和其它教派加剧反对格鲁派。虽然元亡后，萨迦派势力衰退下去，但到-O9dK3nw!F W12Y3pP17世纪30年代，格鲁派情况发生逆转，青海的vbc%zzf g6LLLwOngqpEpo5kTmmBe#tqXr+QK4#aaI Tg@YWVGvH格鲁派一直由土默特蒙古军事势力支持着，这时却图汗的喀尔喀蒙古征服土默特占据了青海，于是打击格鲁派，扶持噶举派。格鲁派转而求助于准噶尔蒙古势力。这样，宗教传播过程中的教派之争就加入了蒙古军事力量之间的较量。往往是一支军事势力与一派宗教联盟反对另一支军事势力与它派宗教的联盟。这种较量态势一直在西藏青海演绎到清朝在这些地方建立行政建制。所以，在西藏，教派的生存依赖于军事力量，军事力量借教派而夺得政治权力，形成军事、政治、宗教三位一体联盟相互之间的争斗、平衡与生存方式。每个人都会具备三者之一的身份，所以每个人都被卷入这种生存方式，卷入这种争斗中。 

佛教在准噶尔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准噶尔人自己的史籍中记载，先台吉拜巴噶斯曾随呼图克图（察罕诺门汗）学习佛法，悟透世俗，遂宣布弃红尘当喇嘛。但是，政权统治不能一日无首，于是大家向察罕诺门汗咨询：“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回答：“众人当喇嘛福大”。随后准噶尔联盟王公决定每人派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当喇嘛。这是明智地借宗教影响力挽救了现存的政治局势。当时，总共有三十二个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又选二百个庶民的男孩以陪侍喇嘛身份到拉萨。拜巴噶斯无子，从和硕特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去当喇嘛，即咱雅班第达。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更是把这个方法以部族必须遵从的方式固定下来，规定藏传佛教格鲁派为准噶尔汗国的国教；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 

在这种背景下，1644年，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的儿子噶尔丹出世，巴图尔浑台吉先后育有十子，按照法典的规定，噶尔丹被送入西藏当喇嘛，那已是1649年前后的事了。 

历史的巧合是，少不更事的噶尔丹入藏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二十七、八岁，当时稳居西藏教权之首，并独掌格鲁派大局。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去独当一面时，也是二十七、八岁。１６７９年桑结嘉措被五世达赖喇嘛委任为第巴时也是二十七、八岁。西藏准噶尔历史的一段辉煌是从这三个人的二十七、八岁开始演绎的。这个年龄的特征这个年龄段他们拥有的历史地位和他们自身拥有的能力为他们创造更辉煌的一段历史提供了积极因素。由此，我们就能更明朗地感受给西藏带来了辉煌的五世达赖喇嘛给予准噶尔、噶尔丹的深刻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先考察五世达赖喇嘛其人其事。 

据五世达赖说，自己四岁前的事情不记得，之后的事情都记得。 能记得的事情第一件就是铁鸡年（1621年）西藏喇嘛在蒙古军队支持下与藏巴汗的战争。 根据之后的回忆，五世达赖的生活都是在控制西藏宗教权和世俗权的较量中度过的。五世达赖生存的十七世纪正是藏族历史上的转型期，格鲁派和噶玛噶举派各以一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展开权势的争夺，随使蒙古军事势力深入到西藏。这一时期中参加到西藏地方的争权斗争中来的蒙古各部的领袖，有喀尔喀部的却图汗、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硕特部的固始汗等人。当时西藏各种势力的斗争非常复杂，情况随时变化，需要审时度势的智慧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应付，虽然格鲁派占据了上风，但是其他教派的夺权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过。直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格鲁派才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接着，刚刚坐定北京政权的清王朝就插手西藏各教派事务，起初，清朝的政策是对各教派都支持，这给格鲁派带来了压力，同时，格鲁派与其蒙古部支持者相互争夺世俗权的斗争也在暗中一直持续着。 

可以说，五世达赖喇嘛对藏传佛教派系斗争中先依靠东蒙古军事力量，后依靠和硕特蒙古力量得以生存发展壮大的历史耳闻目睹。特别是对格鲁派居优势地位后的藏王、达赖喇嘛、班禅三支力量分工掌管青藏僧俗事务的局面并不抱长久乐观态度，他需要一支忠心的、能掌控得住的军事力量。正在这一时期噶尔丹来到西藏，“居乌思藏日久，不甚学梵书，惟取短枪摩弄。” 这时的噶尔丹单纯、尚武，正是不二人选，于是五世达赖喇嘛有意识地对噶尔丹进行培养。遗憾的是，笔者在《五世达赖喇嘛传》中并没有看到五世达赖对噶尔丹直接赞美的浓重笔墨，相反，旁证的材料却很丰富地说明了这个结论。“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为一，受封的活佛多了，当喇嘛的王公子弟也很多，他就那么出众那么优秀吗？非也。是达赖找到了实现自己心底构想的合适人选，相对于五世达赖的抱负而言是最优秀的人选，就单个人而言，就综合素质而言，并不一定最优秀。达赖喇嘛对嘎尔旦“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为二，“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何职也？在明代是世袭的宗教职位，赐予金印为证，现在又加封了活佛身份，意即达赖喇嘛的直系徒弟。现在，连大宝法王、二宝法王都不得闻的“语”一定是关乎格鲁派生存、发展的长远大计，不是当下的政策。达赖喇嘛把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秘密告诉噶尔丹，必定是将此重任委托于他了。之后，五世达赖又封噶尔丹为温萨活佛，此为三。这是五世达赖直接把噶尔丹往成功的路上推进一步。第四个材料为，“噶尔丹笑曰：‘安知护法不生今日。’”这句回答源于黄衣僧抱怨护法太少，影响了教派的发展繁荣，而噶尔丹的回答语气是反问式的肯定句式，古汉语中，这种表达方式比直接肯定句有加强肯定的意义和作用。噶尔丹这样直接地说出结果，不论是出于年轻人的狂妄自负还是出于自信有志，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噶尔丹已经明确知道自己就是未来的护法，不是以后要去努力实现的抱负，而是马上就能看得见的未来。 

前面我们给噶尔丹做的评价，有“单纯”一词，是相对于达赖喇嘛和桑杰嘉措的政治素质、成熟程度而言的。就社会发展而言，任何人任何事物都没有永恒的位置与格局，没有现实地存在于眼前的事物只能是一种想象一种期望，在政治领域尤其如此。噶尔丹对未来的过度自信正是他还不成熟的一种表现。虽然噶尔丹所言不是第一人称的直接史料，但是华丽语言描述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事实相互可以印证的真实性，很让人怀疑梁份似乎是听了当事人的介绍。 

至于出生时的玄幻说法“母梦身毒（指印度——引者注）僧”而有孕，出生时“金山（指阿尔泰山——引者注）时时有五彩云气”，“生而神异”是达赖喇嘛为给他一个活佛身份而做的宣传工作。此为材料五。在《五世达赖喇嘛传》里能清楚地看到，五世达赖给予了宗教封号的喇嘛们出生时都描写有灵异的天象，五世达赖说，出生时有灵异出现的人才能在将来加封号，这是格鲁派宗教文化的鲜明特征，同样的，在中原文化体系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人类始祖就是感孕而生，出生时祥云五彩。所以不论五世达赖还是梁份的文化背景，都会自然地运用或者接受这种提高一个人现实地位的表达方式。 

噶尔丹是五世达赖喇嘛相中的武苗，而桑杰嘉措也是五世达赖喇嘛自幼养大的孩子，两个同时代的孩子一起跟随五世达赖喇嘛，有幼年的单纯友情，最关键的是明达事理后同被五世达赖喇嘛重视，视为左右手，使他们不因利益冲突而致矛盾。对五世达赖来说，如果说噶尔丹是有勇气的武士，桑杰嘉措则是有智慧的文官。这种前途命运的联盟方式让噶尔丹和桑杰嘉措的友情更加密切更加巩固。而这也是与噶尔丹对立的准噶尔后人们在第巴桑杰嘉措时期难以与西藏密切关系的重要原因。 

关于桑杰嘉措，五世达赖在他的回忆录中丝毫不掩饰那种喜爱、欣赏和信任之情，“桑结嘉措从幼年时起就被托付给我，让我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抚养、守护。” “由于我自己不堪重任，需要任命桑杰嘉措为第巴。他现在已成壮年，在处理政教二规事务方面也与其他第巴有所不同，处世作事与我亲自所办相同，我将写有这些内容的条例交由众护法神保管，并把其中的一份挂在楼梯头上，将我双手的印迹显现在上面。”“第巴桑杰嘉措比起前任第巴来更忠于职守，服从指示，从各方面看，还需要大量的缘法。”  

五世达赖喇嘛自幼就开始经历流血和不流血的权力争斗，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运用所掌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意识力量周旋于和硕特、准噶尔、清政权、尼泊尔、明廷余党、西域白山派、西域黑山派等势力中间，制约与依存并在，与各方力量达成一种平衡。当时，这些力量之间，谁都无法马上成为控制大局的一方，所以，各方都在夹缝中寻求发展的机会。但是这种平衡随时都会发生倾斜。在当时，能保持生存下来，才有发展和胜出的机会。清政权、准噶尔等无不处处时时追寻着这种平衡状态，在发展自己力量的等待中吞并对方。 

对当时的情状，五世达赖自己说道，由于长期在明的暗的争斗中生存，自己对政事已经感到厌倦。但是有施主们提出他应该对世俗政权进行管理，使之完善，自己考虑到未来，所以有了参加政治的勇气。 “我在铁蛇年（1641年）以前决定闻思苯教派的经论，诚如是，中间出现这种懈怠也不足为奇。但是，现在除了宗教活动以外，我主要从事行政事务，人们对此也极其高兴，大加赞扬。”  

宗教的发展不得不依赖于现存政治形势的生存方式，让达赖喇嘛炼就了在各种势力中游刃有余的斗争方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生存方式，一种制度体系，它的理念有玄幻部分，但它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的，所以必须与现实与现存社会相适应才有生存发展的契机，所以，必须不断调整它的内容与形式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氛围相符合才能更好地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先进意识在社会变革中是起到先导作用的，先进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是明智政治的航标塔，由于宗教中还有大量积淀的消极的文化传统，并不是完全的先进意识，所以在历史发展中，它还不能完全起到引领社会潮流的作用，只是作为前世留下的传统保留下来。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因为它有消极的一面就要求武力消灭它，任何外在内在主观客观的武力都不能消灭宗教理念，因为二者不是一个范畴。武力只能消灭宗教存在的物质形式。宗教中留存下来的那些内容是与它产生时的社会现实相适应的部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了人们生活方式的一种，从而没有立即被历史淘汰，当它与发展了的社会现实相悖时，也就是它要被淘汰的时候，所以注定了它的灭亡方式是自然消失，不是人为消灭。这种道理拟或理论我们回望历史容易看清，作为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人们大多是迷茫的，毕竟精英是少数的个别的，正如今天的我们还不能完全完整顿悟未来一样。五世达赖就是顿悟了那个时代西藏形势的一个精英。我们从达赖与康熙帝的周旋特别是关于吴三桂问题的处理上可见识达赖五世的自我保护能力与水平。 

吴三桂叛乱后，康熙帝“谕喇嘛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 “若三桂穷迫，窜奔边外，蒙古兵即擒获解送。今一面令达赖喇嘛发蒙古兵，入四川松潘等处边界进剿。蒙古兵到处，地方官员军民人等，即迎降剃头，作速备办粮饷草料供应。如有以兵马城池纳款自效者，即于领兵达赖巴图鲁台吉等处报明履历衔名，事平论功叙录，如抗拒不顺，不供应粮饷者，许即攻取。大将军等到日，蒙古兵所得地方及投诚有功人等，查明收管，仍令蒙古兵各回本地。爰颂敕旨通行晓谕。尔等皆朕之赤子，即或从前一时逼迫，陷于逆党，但能悔罪归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达赖喇嘛兵协剿逆贼，已令申明纪律，约束兵丁，所过并无骚扰。尔等各宜安分自保，革心向化，勿得复怀疑虑，以贻后悔。” 达赖五世表态：“吴三桂背主负国，人皆恶之，不来则已，来则缚之以献。吴三桂曾取结打木、扬打木二城，今已发兵攻取，防守沿边。若欲征兵深入，惟候诏旨。”接着提出要求，“达赖台吉故居土伯特，今遣居青海，令其有事则相援，无事则钤辖其部属。” 这是防范自己布兵东部而西部被人攻击，所以让清廷谕旨他人各安其所，以保护自己。实际上，吴三桂起兵的工作已经准备多年，包括安定藏族在内的周边关系，而五世达赖为生存需要，也一直与云南在内的周边和睦关系。这一点清廷很清楚，“吴三桂曾指使其侍卫占达力，带书信及礼品送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遣使回赠吴三桂以珊瑚、琥珀等。今又闻，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于四川打箭炉以茶马互易。” 

所以，执行清廷命令的时候，“达赖台吉辞以松潘路险，未进四川”， 这个问题由达赖喇嘛间接反映给了清廷，“达赖巴特尔匆忙到此，问及军队可否从内地经过。秋冬天气寒冷，军队如从陕西走，最为适宜，因走云南，恐水土不服；走四川，恐松潘地方交通不便；从边外走，又恐马力不足。”并说明，具体详情或需要亲自证实，则“一切事宜，皆由达赖巴特尔奏明。”  

我们分析一下，以五世达赖的智慧，如果事情不关乎自己，大可不必把这种传达让别人不高兴事情的差让当事者自己去说，只所以亲自顺便说上此事，笔者认为，是因了其中有自己给达赖巴特尔出的注意，担心达赖巴特尔说话不圆滑导致误解所以才先定准汇报的音调。 

对于自己方面出兵的情况，五世达赖奏言：“令乌力吉图巴特尔台吉去内地，希对圣上事业有所裨益。但内地气候炎热，且蒙古军队人数不多，难以有所成就。加以人骑供养困难，很难持久。又，云南地方行军困难，厄鲁特内部又互相劫掠，因此以达赖巴特尔为首之西藏军民，只好坚守所辖地方，而无法远征矣。” 五世达赖甚至为吴三桂的行为向清廷求情，“若吴三桂力穷，乞免其死罪，万一鸱张，莫若裂土罢兵。”丝毫不考虑容许割据对一个政权意味着什么。在清廷大发雷霆指责之后，五世达赖又是唱颂词又是进献哈达、腰刀、撒袋、弓箭等。 总而言之，在五世达赖的巧言周旋下，清廷明知道是达赖喇嘛不配合，也没有招数可行。青藏由之在吴三桂与清的战争中保持了中立立场，保存了自己的力量。 

近代，在清朝保西北还是保东南的国策争论中，力挺保西北的边防重臣左宗棠曾经这样阐述西北的战略特征，西北臂指相联，从地域结构上具有紧密相连的完整性，牵一而动百，其中蒙古的地位尤其重要，蒙古在则新疆在，新疆在则西北保。 我们顺着这个思路延伸一下，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虽然依仗和硕特蒙古使格鲁派占据了上风，但是内部的教派夺权斗争、和硕特独揽政教大权的野心都昭然在目。准噶尔与西藏对和硕特夹击的地理优势，五世达赖不会不在以后的权力争斗中加以利用的，所以培养噶尔丹成为一方势力将来对格鲁派的发展定会受益多多。 

噶尔丹目睹了五世达赖周旋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手段与策略，也深切体会过格鲁派从宗教意义上表现出来的强大力量。特别是五世达赖的言传身教，让噶尔丹领略了生存秘诀，所以，才有梁份书中所言，噶尔丹“有大志”“好奇功”，而不是当个“黄太吉”。 

笔者认为，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后，对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疯狂攫取的行为，与这个时期接受五世达赖思想的教诲有关，与格鲁派的影响有关，与西藏宗教力量争斗的现实有关。或者说，噶尔丹早年在西藏的经历让他有了权力至关重要的思想。达赖喇嘛的思想和战略必定是清晰地交待给了桑杰嘉措和噶尔丹，我们从五世达赖的只言片语中能感觉到一些。五十达赖对噶而但的赞美与夸奖远不如对第巴的高，而实际上五世达赖对他们两个的依重程度是同样的，没有厚此薄彼，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载呢？或许有桑杰加错不愿噶尔丹与清朝的积怨波及到自己和影响西藏大业而删去五世达赖对噶尔丹的溢美之词和自己与噶尔丹的交情内容这样的因素，这有待于考证清楚了《五世达赖喇嘛传》藏文版出版情况。 

噶尔丹的一生与五世达赖喇嘛、与西藏、与格鲁派理念息息相关。它们是噶尔丹思想行为、人生轨迹的大气候与小气候，是时势也是事实。离开西藏、五世达赖喇嘛这个大背景谈噶尔丹，就无法说清说透噶尔丹其人其事。这个论断的印证我们可以从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后的作为中进一步探究。 

二．行为背景： 

我们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原则，不是预测他将会做什么，而是从他已经做出的历史事件分析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用什么方法做的，他的主观愿望与结果是否相符，他的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是什么，由此对这个人物予以定性的结论。既然我们对噶尔丹进行分析判断并盖棺定论是基于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的所言所语。那么我们就看看史籍中噶尔丹返回准噶尔复仇之后的行为。 

史载，噶尔丹复仇后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先向西攻：“西北邻国，  称黄台吉有六七部，尽擒其名王，收其兵。”再向东走，“土鲁番、哈密诸国，尽蚕食之，所过无强敌坚城。又檄塞下渚夷，诸夷咸顿首称臣，献琛恐后。分命所亲信，居沿边，又使其黄台吉居瓜、沙二州间，使控制各黄台吉，且以炯刺喀尔喀焉。”“东方既臣服，乃西击回回，下数十城。回回有密受马哈纳非教者。初迎降，雪夜袭击之，杀伤至十余万，马匹器械，失亡无算。马哈纳非，天方国以为圣人者。嘎尔旦丧师返国，未尝挫锐气，益征兵训练如初。使人谓回回曰：‘汝不来降，则自今以往，岁用兵，夏蹂汝耕，秋烧汝稼，今我年未四十，迨至于发白齿落而后止。’城中人咸闻股悚，门尝昼闭。其明年大破之，回回悉降，不敢复叛，于是益强盛。兵之在俄罗斯，与屯于金山者，有五十万，属国不与焉。”  

梁份记载的这些事件，在清代官方史籍以及其他语种的文献资料中都可以找到，只是表达方式不同，反映出的事物的本质也不同。但是，噶尔但初返准噶尔就开始四向出兵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清代官修史书中明确记载有，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噶尔丹与鄂尔齐图车臣汗相互攻战，“噶尔丹台吉攻鄂尔齐图车臣汗，以阵获弓矢等物来献”，康熙帝“止收其常贡之物”。 1678年，噶尔丹完成对准噶尔的统一，建立了政权。1679年，五世达赖喇嘛封噶尔丹“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 

同年，五世达赖喇嘛任命桑杰嘉错为第巴。这段历史中的重合不是偶然的，其中有着达赖喇嘛的主动促进这个必然因素。这样，西藏政权内有第巴忠实地执行着五世达赖期望的政策，外有噶尔丹准噶尔政权的随时援助，在达赖喇嘛看来格鲁派掌权局面会愈亦稳定。只是1688年后一切都变化了。 

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准噶尔军连年西征，“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塞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成为一个占据着中亚西域广袤土地的强势政权。 

噶尔丹复仇后进行的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目的何在？没有一条史料能确切地告诉我们噶尔丹本人怎么解释这些行动的目的，客观材料则有一些。 

梁份的书中是这样说明的，最初噶尔丹是为准噶尔部众的物质需求，为发展准噶尔政权的经济而出兵。“富庶甲于西域，而使命往来无虚日。乌斯藏时有黄衣僧来，人咸莫测其所以。嘎尔旦取沙油汁，煮土成硫黄，取泻卤土煎硝，色白于雪。铜、铅、镔铁之属出地中。碛岸产金珠，则屏而不用。马骏而番庶，四方莫或过之。”诸夏馈以缯帛，亦色盘以及织金大蟒、立蟒刺绣等等，准噶尔政权只能回赠“马数百骑”。 噶尔丹把所得展示给各部族的头人，连夸东西好，各头人也认为物品很好，但是噶而但说“我国独少此，此中国物也。”此后，开始备战，准备战争掠夺这些资源，“资用极备，不取给远方，乃悉巧思，精坚其器械。作小连环琐琐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橐驼驮大炮，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  按照这个说法，噶尔丹初步执政，就四向出击，是要尽快改善部众的生活状况，得到民心。 

依梁份书叙，另一个原因就是西藏达赖喇嘛曾经授意过建立军事政权。只是年轻气盛好武欲建奇功的噶尔丹把行动计划提前了。“是时诸夏有滇、黔变，秦、蜀间蜂起，嘎尔旦谋所向。达赖喇嘛使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旦乃止，其谋臣曰：‘立国有根本，攻取有先后，不可紊也。李克用之先世，发迹金山，根本不立，遂不能成大事。我太祖初兴，灭国四十，奄有四方，然后促夏执金，混一称尊。”嘎尔旦善其言，乃为近攻计。”  从中可以明确的信息有，达赖喇嘛让噶尔丹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四处扩张，建立一个政教合一政权，以武力和强权保证格鲁教的传播，但是这个时候出击，不合时间的气候，并不是事件不对。 

噶尔丹的目标与达赖喇嘛在建立政教合一政权上是相同的，但是还有许多不同，这个时期表现出来的主要是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把握时机上的不同。噶尔丹依据谋士的建议出兵迅速征服了周边各小政权。这个过程中也有五世达赖喇嘛的直接支持，比如噶尔丹出兵天山南路，是接受达赖喇嘛旨意而为，而能顺利接手，也是达赖喇嘛直接插手天山南路黑山派与白山派争斗事宜的结果。 

同样，噶尔丹的每次行动都要先请示达赖喇嘛然后依计行事，对事情的结果也是要给达赖喇嘛有所交待。比如，攻入哈萨克后，迫其缴税、改信黄教，赋税交给了达赖喇嘛，迫被征服者改信黄教是对黄教发展事业的贡献。这些都是大来喇嘛最需要的。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铁鸡年（1681年）正月初二：“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将缠头人的疆域收归自己统治下之后，把以鸭儿看（即叶尔羌——引者注）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镇、二百万户人口奉献给我”。 可见，噶尔丹的军事行动的成果都交给了达赖喇嘛，这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在还达赖喇嘛作为长辈、老师、教长等等的情，从更高的意义上来看，甚至可以视为达赖喇嘛为战略指挥者噶尔丹为前线指挥官的一种联合军事行动的结果，拟或是下级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噶尔丹的步步行动是在西藏达赖喇嘛作为强大的精神后盾支持下进行的，但是，噶尔丹也加入了更多自己的想法，我们从过程和结果中可以看出许多历史事件的形成原因。 

返回准噶尔的噶尔丹一登场就拥有了政治权力，余就是怎样巩固并扩大达赖喇嘛授意建立的政教合一政权的事宜了。从噶尔丹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来看，是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着的。先是借达赖喇嘛给予的宗教力量复仇成功，接着清理内部政敌，坐上汗位，被部众崇拜。之后，整顿内政 “招徕归附，礼旧臣，相土宜，课耕牧。”定法令，设立奖罚制度，备战。 进一步稳定人心，强化凝聚力。第四，打击消灭与僧格有矛盾的部族。第五。借助清朝的政权号召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康熙十八年1679年九月，噶尔丹以达赖喇嘛加封他为博硕克图汗之号而向清廷“遣使贡献锁子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并要求清廷予以承认。清廷“准其纳贡，授以赦印，并加恩赉。从无以擅称汗号者，准其纳贡之例。但噶尔丹台吉，敬贡方物，特遣使入告，应准其献纳。”清廷是迫于平定“三藩”战事正烈，希望西藏配合清朝攻打吴三桂，故对达赖喇嘛大力支持噶尔丹的举措只能暂且默许。照理，西藏此前已经向清朝表示过归顺之意了，然而，达赖喇嘛册封噶尔丹却没有事先让清廷知道。这一点，正如笔者前面谈到的，清廷自认为西藏早已经归顺了，重要事情应该让清廷知道，但是西藏方面把这种归顺的内涵理解为只要定期朝贡即可。由于清廷此时驾驭周边的能力还不是很强，所以不管清廷主观意图如何，最终是默认达赖喇嘛册封噶尔丹为汗了。 

在这之后，准噶尔政权周边都是一些强有力的政权了，下一步计划噶尔丹先请示了达赖喇嘛，“西域既定，诸国咸愿奉为汗。嘎尔旦乃请命达赖喇嘛，始行，卜失克兔汗事视西北诸国，唯喀尔喀为大，称汗久，莫之与京。”“及嘎尔旦盛，顾易视北方，耻与并为雄长，有远攻之心，而日简练部落，若将赴斗者，其事多秘而不宣，喀尔喀于是有戒心焉。西域穷发之国，莫不奔命于俄罗斯，日以益盛，或谓亦达赖喇嘛为之期会云。” 依照梁氏此言，噶尔丹进攻喀尔喀是有准备有计划的行为。 

这一时期，噶尔丹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一改他的父兄时期对俄国的强硬政策，“北通好于俄罗斯”， 为了他出兵喀尔喀时背后不受攻击。 

笔者认为，从准备进攻喀尔喀开始，噶尔丹的抱负已经超出了达赖喇嘛的愿望，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汗国即由准噶尔掌权的准噶尔大汗国，不是恢复成吉思汗的蒙古黄金家族汗国。同时噶尔丹也没有要灭亡清朝的意思，至少当时没有，就是与清开战后也没有要吞并清朝的意思，“君长南方，我长北方”就明确表达了噶尔丹个人的愿望。 

三．政治目的： 

1688年，经过了多年准备的准噶尔发兵3万突袭喀尔喀，致使喀尔喀亡，喀尔喀首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逃到清朝边界，请求避难。但是，对清朝来说，关注更多的是大清边界的安定问题，于是一方面命令“边塞地方，宜加防守；翁牛特、巴林、克西克腾、四子部落等旗，共派兵二千五百名，暂住苏尼特一带汛地防守”，一方面让噶尔丹停止追击喀尔喀，但是，噶尔丹态度坚决，表示一定要捉到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康熙帝“料想，厄鲁特蒙古，俄罗斯、回子、汉人等地都会遵行达赖喇嘛的意见，平安相处。”所以派使者到西藏请达赖喇嘛派代表进行调解。同时，噶尔丹、喀尔喀也分别派使者到达赖喇嘛处表达自己的愿望与要求，这样，矛盾各方都把西藏五世达赖当作转言者、调解者，特别是清廷，不愿意依靠战争方式解决问题，总是想凭借五世达赖的影响力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抛开事件发生的原由，抛开事件涉及者的正误，抛开对历史的评判，只看事件进行过程中达赖喇嘛怎么参与传言、调解的，来了解达赖喇嘛的立场，了解噶尔丹此次行为的策划者和动机。 

需要说明的是，达赖喇嘛已于1682年圆寂，第巴桑杰嘉措隐瞒信息，借达赖喇嘛之名发令。只是第巴的各种命令并没有违背达赖喇嘛的意愿，而是对达赖喇嘛政策的一个延续，因为五世达赖喇嘛曾经明确表示过桑杰嘉措有三大优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服从指示，在处世和处理政教二规事务方面与自己亲自所办相同。 可以说，第巴对噶尔丹和清廷的态度处理上也是符合达赖喇嘛的意愿的。 

对清廷要求调解的要求，达赖喇嘛的回复意见是：“皇上抚视人民，中外一体，闻厄鲁特、喀尔喀两国相残，即谴人赉赦谕和。”由于使者途中出意外，“遵圣谕，又谴卜克冈喇嘛去矣”。但卜克冈喇嘛到噶尔丹处后所起的作用并没有达到希望的那样。康熙帝再改派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和商南多尔济喇嘛往拉萨见达赖喇嘛。但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四月，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到达拉萨后，第巴桑结嘉措将他当作自己的使者，同济隆呼图克图一起派往科布多，协助噶尔丹执行下一步行动计划，另遣善巴陵堪布喇嘛为使去北京，向康熙皇帝提出将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擒送给噶尔丹，并担保此二人性命不会出问题。 善巴陵堪卜给康熙帝说：“达赖喇嘛，令奏圣上，但擒土谢图汗、哲尊丹巴胡土克图，畀噶尔丹，则有利于生灵。此两人身命，我当保之。” 达赖喇嘛的这个态度竟然与噶尔丹的立场一样，清朝认为这是偏袒一方。而达赖喇嘛非常明朗地支持噶尔丹立场的做法也让清廷非常意外。所以给达赖喇嘛复信，再次强调，自己的愿望是：“朕与尔向来之意，举无所偏庇，是以屡屡遣使往谕，即今亦仍冀其和好也。”“朕抚视万邦，有如一体，意无偏徇者如此。尔喇嘛行事，利济众生。想善巴陵堪卜所奏，未必为喇嘛之言，如果喇嘛之言，何以不具疏来奏乎?朕心疑之，特撰敕遣询，著将此项原由，明白具本回奏。” 

康熙帝明确提出了不相信这个意见是达赖喇嘛本人提出的，怀疑是他人的意见或是被要挟而做的决定或者使者假传达赖喇嘛旨意。达赖喇嘛处世向来和缓谦恭低调，这份奏言的拒绝直接明朗，一改风格，对噶尔丹的军事行动赤裸裸的支持，被敏感老练的康熙帝感觉到了。同时也说明了在政治斗争上第巴远不是康熙帝和达赖喇嘛那个级别的对手。 

准喀交战事关大局，之前各政权各部族的关系从这次各方的态度立场上一目了然。西藏力鼎噶尔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达赖喇嘛公然敢与清廷抗礼？笔者认为，达赖喇嘛乃至第巴桑结嘉措把噶尔丹的这次行动看作是关乎西藏与准噶尔未来的大事，所以，立场很鲜明，只是第巴表达太急太直白，被清廷看穿了不是达赖喇嘛本意。康熙帝虽然并不知道与自己意见向来一致的达赖喇嘛已圆寂，但是从当时对方的态度来看，借籍达赖喇嘛的宗教威望使喀尔喀和准噶尔会盟议和、制止噶尔丹进兵清朝边界已经不可能了。康熙皇帝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前对噶尔丹的策略，决定武力解决准噶尔事宜。 

乌兰布通战役一开始，噶尔丹就派伊拉古克三呼土克图到清营，请求把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交出来。伊拉古克三呼土克图本来是清廷的使者，也曾经是达赖喇嘛的特使，这次以噶尔丹使者身份说服清朝。清朝的立场也是很明确的，坚决不交出二位头领。战事进行中，噶尔丹又派济隆胡土克图到清军大营说和，说自己“信伊拉古克三，及商南多尔济之言，深入汛界。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理。圣上乃一统宇宙之主，博硕克图汗不过小部头日（应为“目”——引者注），何敢妄行?但因索其仇土谢图汗及泽卜尊丹巴，致有此误。彼今亦无索土谢图汗之意，但祈圣上慨允，以泽卜尊丹巴，遣送其师达赖喇嘛，荣光莫大矣。” 这样清朝就停止了进攻，噶尔丹得以逃跑。 

在之后的战事中，清朝不满意于西藏方面的态度立场，更不满意于作为使者的喇嘛们的多重间谍行为，所以与各方有很多书信往来，怨言不断。 

康熙帝派使者到西藏达赖处，将达赖近侍与济隆胡土克图的行为告知西藏，“尔近侍与济隆胡土克图等……身在噶尔丹营中，并不说和。噶尔丹藉追喀尔喀为名，阑入边汛，劫掠乌朱穆秦，又不劝阻。且噶尔丹与我军交战，济隆张盖于山顶观之，而报尔为竭力说和，听从立誓。济隆之去，朕面谕以告尔喇嘛之言，亦不行传谕。”并特别表明，这一切康熙帝自己认为是由于达赖近侍与济隆胡土克图“通同贪利，而欺蔽尔，徇庇噶尔丹之所致也”，“朕灼见与尔喇嘛无涉，是以朕不责汝。朕向来惟以实心待尔，故将若辈行事，违朕与尔之意”，并希望达赖喇嘛不要答应噶尔丹请求发兵援助的要求。 并给使者交代了几种策略和要达到的目的。第一，见不到达赖喇嘛，就要求达赖喇嘛亲自写封回信带回来。第二，如果第巴派遣班禅来，则要把投降的众厄鲁特人，一起带来。第三，“如第巴又言达赖喇嘛，将使垂中为之卜，尔但诘之云，‘垂中所祷祀者，惟达赖喇嘛耳。达赖喇嘛，犹有问垂中而行之理乎?’”第四，如果证明了达赖喇嘛身故是事实，就代传言让班禅主持喇嘛教事务。第五，必须将济隆呼土克图带来。如果第巴要杀济隆，你一定要极力保住济隆。如果第巴不派济隆来，你可以对第巴说，你为了一个人而违背圣上之旨，圣上能放过你吗？第六，如果正巧遇到策妄阿喇布坦的使节，你就把噶尔丹的前后诸事详细告之。说我圣上，无诛噶尔丹之意，至今仍然派将军留大兵以招抚之。最后，特别交代，这些事办完后，火速告辞返回，不得久留。 

从以上康熙帝的亲口交代中，可以感觉到，康熙帝认为这些黄教弟子大多站在噶尔丹一方的立场上，特别是从西藏派出的喇嘛使者，这样西藏的立场很明显与噶尔丹一方，这对清朝很不利，只是决策出自谁康熙帝还不明确。 

从西藏方面来看，是决心与噶尔丹建立同盟了。虽然西藏也出面希望准噶尔与喀尔喀息兵，但是，也希望喀尔喀因此战而能受准噶尔的节制，这样，蒙古就都归西藏节制了。只是，噶尔丹出兵喀尔喀以致于与清朝开战，操之过急了。 

从噶尔丹方面来讲，虽然也听西藏方面的建议，但是噶尔丹自己明白，他最终要建立的是一个不受清朝节制甚至不受西藏节制，相互之间平等并相互支持的一个准噶尔大汗国。 

综上所述，准噶尔与西藏的关系因了噶尔丹在西藏的经历而显现出它的曲折性。自准噶尔信仰格鲁派一直到噶尔丹亡，双方的关系是愈亦密切的发展轨迹。由于1688年噶尔丹杀害了策妄阿喇布坦的弟弟而致的策妄阿喇布坦逃亡，使准噶尔实际上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策妄阿喇布坦在噶尔丹出兵喀尔喀时，袭击了噶尔丹的大本营科布多，将噶尔丹的妻子及臣民尽收而去。当噶尔丹败于昭莫多，穷困至极之时，清朝封锁了噶尔丹往青海、西藏去的道路， 策妄阿喇布坦又占据着噶尔丹的大后方，堵绝了噶尔丹的回师之路，使噶尔丹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期间，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由于与噶尔丹“相昵”，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劝说策妄阿喇布坦与噶尔丹通好，但策妄阿喇布坦表示了拒绝，而且向清朝廷表态：“噶尔丹若逼近我土，必竭力进剿。”结果，噶尔丹不敢越阿尔泰，导致最终失败。 西藏迁怒于策妄阿喇布坦，虽然，策妄阿喇布坦即位准噶尔部大汗后，像前几任准噶尔部首领一样重视西藏达赖喇嘛对自己支持的力度，并派人去西藏交好。但是，始终无法与西藏宗教上层建立密切联系。直到噶尔丹、五世达赖、第巴都故去，策妄阿喇布坦才有机会与西藏新的宗教上层建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