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我们研究噶尔丹的逻辑起点。
历史是个充满各种矛盾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在分析任何一个历史现象时，都要把它放到当时所处的特定历史范围之内。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更是如此。因为，历史首先是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活动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 而那些决定历史事件发展方向的人们的活动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所以了解把握掌握决策权人物与时代的关系，明了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社会每个成员的义务与责任。
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只有把历史人物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对于一个史学工作者来说，他的中心任务首先在于弄清基本事实。对历史史实的分析与评价是任何一个社会成员都可以进行的，但是由于历史学家得天独厚地拥有了准确的基本史实而享有了优先发言权。历史评价是在把握了准确的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文化生态学、宗教学、战略学、民族政治学等等诸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科学结论的过程。所以，历史评价就成为一门边缘学科，需要历史学家提升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的能力，使之进入一个新的平台和体系。
用这种理念来研究噶尔丹，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弄清噶尔丹在他那个时代、在他生命中留给历史的足迹。对人物的评价要看他在历史发展中重大事项面前的立场与态度，看具体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品质与德行，看处理事情中的才干与能力等等，据此，我们选取对噶尔丹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的史实进行勾勒，更细微的史实则另行撰文。
一．噶尔丹的出生与身份
噶尔丹Galdan,1644—1697年生活的17—18世纪中叶，是人类社会从中世纪封建状态走向近代开化文明的转轨时期，是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是国际多种政治力量交汇并相互影响的时期。当时，噶尔丹所在的准噶尔部刚刚雄起于亚洲内陆，西北、北方陆路与俄罗斯帝国为邻，东北部与同种同族的成吉思汗后裔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相连，南部与同信藏传佛教的西藏与和硕特蒙古接壤，东部与满族建立的清王朝相连，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种特定的坐标位置，注定了准噶尔部的动荡历史与噶尔丹的不凡经历。
史家笔下，噶尔丹一出场就不寻常。最玄幻的记载莫过于梁份《秦边纪略•噶尔丹传》的汉文记载，传中对噶尔丹的出生是这样勾勒的：“母梦身毒（指印度——引者注）僧”而有孕，出生时“金山（指阿尔泰山——引者注）时时有五彩云气。”“生而神异”。[2] 这个记载的最早来源应该是托忒文的传说或史籍，而且都是在事后记载的。把本民族的历史人物、领袖以神话的笔法书写出来，本身就蕴涵着对这个人物的崇拜。从这些记载中可以悟出噶尔丹在准噶尔的历史地位，至少，准噶尔人认为，他是个英雄。这里的“英雄”是中性意义上的，指他在后来历史活动中个性特征中体现出的智慧、勇猛、顽强、毅力、胆略、军事才华等等人性魅力，不带任何政治意义和派别色彩。
另据蒙文记载，公元1635年，西藏格鲁派高僧温萨活佛曾向准噶尔巴图尔浑台吉的夫人玉姆传言，死后将在她的怀里转世。而在温萨活佛圆寂后的第二年，玉姆夫人生下噶尔丹，于是，噶尔丹就被准噶尔人和格鲁派集团认定为温萨活佛的转世。
在人类历史活动中，当人类无力解释自然现象无力说服众人听命时，总是借用天意来使其合理化，而背后蕴含的实际上都是现实的人们的思想，宗教的产生与一个想法的产生都是这样的道理。史籍是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后出现的，所以史籍记述者对史实的描述不可避免地掺杂着记述者的个人意志。我们从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记述者及其所代表的群体的价值观。
对噶尔丹的描述无疑是一种绝对的美化与肯定。将噶尔丹的身份与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是赋予噶尔丹一种神圣地位，这就是当时人们对噶尔丹的评价，也证明了噶尔丹在准噶尔部族中的历史地位。
关于噶尔丹的其它信息是，他是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关于噶尔丹生年，梁份《秦边纪略》说“岁在己丑（顺治六年，1649年）”。[3]《清圣祖实录》载，“噶尔丹申年所生，年三十六岁。”[4] 中国古代历法的习惯是按虚岁算年龄，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噶尔丹正好是36岁。这一年是甲申年即1644年。这里《清圣祖实录》说法有两个已知项可以印证，故我们认定噶尔丹是甲申年生人。
二．噶尔丹的早年生活与西藏生涯
噶尔丹的早年生活，在史家笔下，是传奇式的。“稍长，喜奉释氏。有大志，好立奇功，父母深爱之，欲立为黄太吉”。噶尔丹曰：“阿哥在”。[5] 短短几句描述中暗含虔诚信佛、与世无争、理想远大、兄亲爱戴之意，可以说是一个别人琢磨不透的人，噶尔丹的“大志”“奇功”竟然与当“黄太吉”无关。
之后，噶尔丹就入藏了。关于噶尔丹入藏的情况，历史有几种记载。一曰，被迎请到西藏。噶尔丹髡发为僧，独身往乌思藏。途中黄衣僧十数辈前来迎接，并将达赖喇嘛所赠“七生旧物”转交噶尔丹，噶尔丹下马拜而受之，遂偕往西藏。[6] 二曰，被派出学经。十七世纪初，准噶尔部开始信奉藏传佛教格鲁派，并议定派子弟赴藏学佛，首领拜巴噶斯率先送出义子咱雅班第达，其它诸贵族每人也出一个儿子，送往拉萨当喇嘛学经。此制一直延续下来。一方面它大大加强了准噶尔与西藏之间的联系，西藏是佛教圣地，很多僧人以能到西藏拜师学经为提高身份的途径。另一方面，准噶尔部王公、贵族每家送一个孩子到西藏当喇嘛，就西藏而言，既为西藏扩大喇嘛教的影响奠定了人才和组织基础，也成为有效控制准噶尔的一种手段。三曰，为躲避兄弟相争的灾难，噶尔丹“赴西藏的目的是为了逃走”。[7]
按照藏文史料的说法，藏历火猴年（1656年）闰正月十二日，达赖喇嘛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的祈愿大法会上接受了噶尔丹的供养及礼品，并给他授法给顶。[8] 噶尔丹入藏时间当在此前后，以此推算，入藏时的噶尔丹当是12岁左右的孩子。这个年龄，他还不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入藏当是父母指令或是部族的规定。那么，噶尔丹的入藏行为就不是噶尔丹的个人选择，而是历史的选择。
关于噶尔丹在西藏的生活，史载，“达赖喇嘛之徒遍西域，而特重嘎尔旦，所语密，虽大宝法王、二宝法王不得与闻”。“黄衣僧常叹息：西方回纥不奉佛教，护法如韦驮，仅行于三洲（应为三州，指伊州、西州和庭州——引者注）。噶尔丹笑曰：‘安知护法不生今日。’”[9] 从中可以看出，就拉萨的宗教地位而言，噶尔丹至少要排在第三位以后，但达赖对他的器重，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些虽未见史载，但从达赖曾对噶尔丹的密语和噶尔丹自己的话已流露出端倪，即噶尔丹未来将是护法。至于凭什么护、怎么护，从噶尔丹的“笑”答中可知，噶尔丹已经很明确很满意，不清楚的是后来的史学研究者。
送往拉萨学经的贵族弟子数不胜数，达赖为何单单选中噶尔丹并委以重任，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的信息有：噶尔丹具备热爱黄教、信仰虔诚、好武、勇敢、认真、有弘扬黄教的志向、崇拜达赖、能保守秘密等等。所以，达赖喇嘛也有意识地提携噶尔丹。
《五世达赖喇嘛传》中提到噶尔丹时总以“温萨活佛”的名称出现，排列名次在汗、王、珲台吉、台吉之首。[10] 可见，西藏所封的宗教名号高于信奉藏传佛教地区的世俗名号。噶尔丹身份高于地方王公们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在拉萨，噶尔丹地位也比较高，他拥有自己的“温萨寺”，并以此获得可观的财产。[11]
藏历火马年（1666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噶尔丹随同到拉萨朝圣的僧格夫人策妄札勒姆离开拉萨，五世达赖喇嘛说：“我给温萨活佛传述了珠杰派的长寿灌顶，赠送了僧人用具、素色氆氇等送别礼品，并教导他为了政教的利益，各方面要尽职尽责。临动身时，我又亲手交给他一串珍珠念珠，并详尽地吩咐了如何为佛法服务等眼前与长远的利害得失等事。我以赐座、派人护送等方式对温萨活佛表示嘉奖，他把在扎什伦布新建的一座住宅赠给了我，我高兴地接受了”。[12] “嘎尔丹将行，达赖喇嘛多秘语。膜拜别，曰‘杀运方兴，汝乃出也’”。[13] 如果依照此条史料，那么噶尔丹的出行乃是暗地被赋予了钦差大臣使命的。
噶尔丹返回准噶尔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或曰被准噶尔汗族请回主国；或曰“达赖喇嘛遣噶尔丹归，统其众”；[14] 或曰“噶尔丹为了兄被杀，拒绝了达赖喇嘛列他为西藏喇嘛的恩典，而归其种族的幕营”。[15] 不论何种原因，噶尔丹回准噶尔后都是要有所作为的。至于能否在准噶尔站稳，要看噶尔丹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可见，噶尔丹返回准噶尔部也是历史使命由然。
少小接受藏传佛教，十岁左右入藏，又在藏传佛教圣地拉萨生活十年左右，这一时期正是噶尔丹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达赖喇嘛承担了他亲人、师长、良友等角色，所以达赖喇嘛和藏传佛教对噶尔丹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至为深远。
噶尔丹在西藏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与西藏宗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奠定了他政治生涯的资本，噶尔丹即准噶尔汗位与其权势的形成，与这一宗教力量息息相关。藏传佛教是支持噶尔丹政权的精神支柱，噶尔丹又反过来在准噶尔辖地及蒙古部族中大力推行黄教。虽然我们不赞同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否认英雄影响历史的结论。噶尔丹的出生、幼年生活与藏传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少不更事就由达赖喇嘛教育抚养，及独立担当重任又事事先受教于达赖喇嘛而后行之，所以噶尔丹的统治使藏传佛教势力大大渗透到准噶尔历史进程中，影响着准噶尔历史的走向，以致于后来的策旺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等无不极力向西藏宗教上层靠拢。区别在于，噶尔丹本人有着僧俗双重身份，所以，他统治时期，黄教势力对准噶尔政权的主动渗透和准噶尔政权自觉地把宗教力量引入世俗政治的表现比较明显，相互的影响也比较大。其后的准噶尔统治者，力图借助宗教力量巩固政权，而清廷又插手阻止准噶尔汗廷与西藏上层的联系，这样噶尔丹之后如何处理与西藏的关系成为各政权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问题。
三．噶尔丹主政与准噶尔的强盛
噶尔丹回准的动机与原因将决定他回准后的决策思维与行为，我们不能武断地定论噶尔丹回准有哪些长远计划和短期行为，思维以及决策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会因一些偶然因素而偏轨，所以我们直接从历史发展的结果分析。
噶尔丹虽然离开了西藏，每每遇到大事都要请示达赖喇嘛。1670年九月，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兄僧格被其同父异母兄车臣和卓特巴巴图尔暗杀，“部落有逃而结聚者百十骑，屯大碛东，未知所附。”[16] 噶尔丹出现了。史载，“夜忽见火光千百，远远从东方来。皆大惊，群起勒马持满以待。比至，则嘎尔旦，手捉一枪，众审视惊喜，下马罗拜以为神。”[17] 这里的文字描述充满对噶尔丹的崇拜与希冀，是历史造就英雄、上天垂怜众生的神话般的表达方式。之后，噶尔丹集合剩余人马“千余骑”，发出号令“进，汝等视吾枪所向”，开始了复仇行动，噶尔丹“独当先，跃马挺枪，最深入，斩杀百十骑，溃其军，身不著一矢。七清汗退金岭口，岭高，转石如雨下。嘎尔旦命更番仰攻，众莫敢往。嘎尔旦立斩宰僧数人，徇于军。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振天地。遇七清汗，入其军，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异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18] 这一史实说明噶尔丹是靠个性魅力、自身实力得到了僧格旧部的拥戴。当然，也要看到噶尔丹身上的宗教光环使他首先具备了精神领袖的影响力，其次见识了他的勇敢与领袖才能。噶尔丹的第一步迈出的很成功。既为僧格复仇了，赢得了旧部支持，又展示了自己自幼开始的爱好与特长，特别是先被僧格旧部拜为神，后被对手惊以为神，直接树立了自己“神”的地位。
接着，噶尔丹整顿内部，“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进一步稳定人心，强化凝聚力。
之后，噶尔丹依照达赖的计划开始“远交近攻”，[19] 凡与僧格有矛盾的部族，都是噶尔丹打击、消灭的对象。在这一旗号下，正值壮年的噶尔丹，依靠自己超人的胆略、卓越的军事才华和西藏僧俗势力的支持，开始了东征西讨的武力生涯。从17世纪80年代开始，准噶尔军连年西征，讨伐的对象已经不限于杀兄仇人了，“破回子中之萨马拉罕、哈萨克、布鲁特、叶尔钦、哈思哈尔、塞拉木、吐鲁番、哈密诸国，其所攻取降服者一千二百余城，乃习于战斗之国也”。[20] 期间，“滇黔变，秦蜀间烽起。嘎尔丹请所向。达赖喇嘛遣高僧语之，曰非时非时，不可为。嘎尔丹乃止。” [21] 到18世纪上半叶，准噶尔部统一了天山南北，占据了中亚大部分地区，势力达到鼎盛时期。
噶尔丹的军事行动是在西藏达赖喇嘛作为强大的精神后盾支持下进行的，西征中噶尔丹毫无后顾之忧地勇往直前。到1678年时，噶尔丹已经完成对准噶尔的统一，建立了政权。五世达赖喇嘛封噶尔丹“丹津博硕克图汗”称号。关于噶尔丹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目的，我们从噶尔丹征伐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的资料大致可以看出来，其中，噶尔丹攻入哈萨克后，“其国请降纳添巴（赋税——引者注），奉浮图教，许之。[22] 哈萨克说的两个内容——缴税、改信黄教，特别是改信黄教，必定是噶尔丹提出的纳降条件。改变宗教信仰相当于改变本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征，不是面临民族危亡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轻易改变信仰，相信这个条件是噶尔丹兵临城下对哈萨克提出的条件。据《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铁鸡年（1681年）正月初二：“噶尔丹丹增博硕克图汗将缠头人的疆域收归自己统治下之后，把以鸭儿看（即叶尔羌——引者注）为主的一千五百座城镇、二百万户人口奉献给我”。[23]
从以上看出，噶尔丹所接手的准噶尔旧地是肥沃的优良牧场，而继续征讨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黄教的影响，并不单纯是为了征收赋税，哈萨克战败请降的两个条件是交税、改教，赋税后来交给了达赖，迫哈萨克改教是噶尔丹取得的政绩。说噶尔丹西征中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收贡赋的看法是不全面的。
噶尔丹出兵天山南路，是接受达赖喇嘛旨意而为，而能顺利接手，也是达赖直接插手天山南路黑山派与白山派争斗事宜的结果。噶尔丹忠实地执行着达赖喇嘛的意志，使返回准噶尔之后的所为一帆风顺，最后达到一个梁份所描述的“并吞四极，窥伺中原”[24] 的境界。
四．清代史籍造就了正统化王朝对立面的噶尔丹
随着噶尔丹对天山南北的统一，准噶尔政权的周围形成这样一种态势：西部与俄罗斯接壤，北部与喀尔喀相邻，东部连接清王朝，南部是和硕特蒙古与西藏。噶尔丹为扩展游牧地，在更多的地区宣传藏传佛教，并最终使准噶尔与喀尔喀矛盾加剧，1688年准噶尔突袭致喀尔喀亡国，喀尔喀选择了清廷为庇护神。噶尔丹在西藏袒护下继续追击喀尔喀首领，大胆挺兵清朝边界。蒙古族两大部的内讧，因喀尔喀内附而把噶尔丹推到了清朝的对立面，而喀尔喀与准噶尔的矛盾在1691年多伦会盟以后转化成为清廷与准噶尔的矛盾，准噶尔追击喀尔喀的事务不可避免地止步于东线。这是历史的一个转折，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转折，而沿袭惯用的思维继续讲述历史，这个历史就成为讲述者描述的历史，而不是本原的历史了。
在准噶尔与清廷历史发展的互动过程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大量的资料为清朝官方史籍的记载，里边反映的是清廷视野中的噶尔丹，是由清代官方定论的噶尔丹，而这个噶尔丹在清朝史籍中，大部分就是做为清朝的对立面出现。我们今天研究噶尔丹大多依靠的都是清代官方史料，因为清代有系统的完整的准噶尔与清朝关系史料。由于清朝认为噶尔丹拒不归降是对自己的反叛，从而将准清冲突定性为准噶尔对清朝的叛乱，所以，噶尔丹在清史籍中被定性为对立面人物，似乎他的诞生就是作为清朝对手而生的。这段内容以“准噶尔叛乱”的定势思维出现在撰写的准噶尔史书和各种著述中。另外，官修史籍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进行修订，每一次修订都离为现行政策服务更进一步。所以，清代史籍中的噶尔丹以致今天介绍给人们的噶尔丹都是站在清廷正统立场上去认识的噶尔丹。加之，近现代历史上因为不同时期史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对噶尔丹的定论立意也不同。以阶级分析法把噶尔丹作为正统王朝的对立面来定论的占主流。如果我们把准清关系放到民族政治学的范畴去认识，可能会更客观一些。
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噶尔丹是按照清代史籍描述做出历史结论的噶尔丹，是被定性了的噶尔丹，这种先入为主的理念对我们研究噶尔丹是有潜在影响的，影响的程度又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和研究者认识水平的偏差而不同。本文中，笔者尝试从多方资料中汇集噶尔丹的相关信息，通过我们思维的集中和分析，对噶尔丹这个历史人物进行历史资料的还原，力求客观全面地认识这个人物。
历史的事实不能改变，本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去阐述历史是史学家的使命，怎样认识历史则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从事的使命。历史学家必须摆明何人说了何种历史，何种历史有多少种说法，并不一定要对历史进行评价或者运用到现实中。
对历史人物所做的结论不同实质是方法论的问题，是对评价者本身价值观的一个验证。同样的事实在不同的学者那里结论可能是不相同的，因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是一对参照物。参照物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是互为参照物的。当双方都是动态的物质形态时，一动而全盘皆变。所以评价人物首先要确定一个固定参照物，才能做结论。当参照物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会发生变化的。这是不同的角度使然。在今天看来，噶尔丹是蒙古民族历史人物，在现代史学评论中，评价少数民族历史人物又有别于汉族历史人物。虽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没有绝对统一的标准，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千变万化，不受任何限制。在笔者看来，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分史实叙述和现实认同两个层面，即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评价结果分歧大的主要是在现实意义的结论上，而这些与评价者的立场、心态、心境、认识水平、驾驭问题的能力等密切相关。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第67页.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清）梁份，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六，《嘎尔旦传》，419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3] （清）梁份，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六，《嘎尔旦传》，419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4] 《清圣祖实录》，康熙十八年七月己丑条。
[5] （清）梁份，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六，《嘎尔旦传》，419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6]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7] 布鲁迦《中国史》。
[8]《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三九九页。
[9]（清）梁份，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卷六，《嘎尔旦传》，419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
[10]《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三九九、六一一页。
[11]《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五一三页。
[12]《五世达赖喇嘛传》，第六一四页。
[13]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14]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
[15] 布鲁迦《中国史》。
[16]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17]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18]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19]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20] 《清圣祖朝实录》，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
[21] 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22] 梁份《秦边纪略》，第422页。
[23] 《五世达赖喇嘛传》，第一二三四页。
[24] 梁份：《西陲今略》，卷七，《嘎尔旦传》。
（资料来源：《西部蒙古论坛》2008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