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乾隆帝即位。时清朝与准噶尔的关系是：雍正帝终其毕生，损将折兵，却不能令准噶尔归顺；准噶尔纵使越过了阿尔泰山，却无法获得最后的胜利。双方打成平手的结局，给22岁的乾隆帝留下了世纪难题。 

一、乾隆帝即位时的国际形势：世界资本主义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疯狂扩张，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拓展开来。欧洲的政治格局大体上处于强国之间的均势中，军事力量和外交影响比较均等地分配于法国、西班牙、俄国、瑞典、英国等主要国家之间，各国之间角逐海陆霸权，战争不断，从而波及中亚和远东地区，特别是俄罗斯在中亚业已建立起相对稳固的占据形势。 

地处中亚大陆、占据中西交通要道的正是强盛的准噶尔汗国。这个地带是历代各政权势在必得之地，按清朝的描述，它“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依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则中原为之动摇。”[1]缘于这种地理优势，这块土地上注定多灾多难。历代争中国者，必要争西北。所以，后来收复了这块土地的左宗棠总结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2] 

这时的清朝在中国的统治也已经达到了鼎盛时期，统一周边各种政治力量成为清朝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这种必然性与其他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自然发生了冲突。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清朝与准噶尔政权冲突的合理性与否，只是抱着历史主义的态度，来探究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本身的史实和本来面目。 

二、乾隆朝初期与准噶尔的关系：请和在彼,惟固我疆 

乾隆帝即位初南方即爆发了苗民起义，西北方则是雍正末年留下的与准噶尔的和平相处、谈判划分游牧界状态。这种局势迫使清朝先稳定中原统治的大局，所以乾隆帝一方面出兵南方戡乱，另一方面稳定北方和西北喀尔喀、青海、西藏各部。而准噶尔汗国经过连年战争，需要一定时期的休整。所以，双方在维护天颜和自尊中试探着一步步走向议和。乾隆帝言“请和不请和在彼,我惟固我疆域”[3]。准噶尔则称，要求议和是为“振兴黄教,安逸众生。”这样议和的焦点就集中在准噶尔要求到西藏熬茶、允许熬茶贸易、与中原贸易和清廷要求保证北部西部交界处的稳定等方面。准噶尔与中原地区的互市贸易，是准噶尔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清朝维持西部边界安宁的重要因素。自康熙朝以来，准噶尔与清朝之间的和平相处就总是与频繁的贸易往来联系在一起。准噶尔新汗即位总要先提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问题。 

自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始的准噶尔与清朝双方贸易问题的谈判，到乾隆五年（1740年正式确定下来了。此后，准噶尔商队络绎不绝地以草原上的牛、羊、马、驼、奶制品、毛皮等交换内地的绸、缎、布匹、茶叶、大黄、瓷器等物品。 

综观乾隆朝与准噶尔之间存在的贸易关系，主要有三类：一是由谈判协议达成的的正式贸易：分两地进行,一者为北京,一者为肃州。到北京贸易的应该走内地而不可走喀尔喀地方,贸易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清方答应无偿地提供马匹济运。熬茶贸易人数为三百人，路线由扁都口边界到东科尔贸易,事毕即由此处护送进藏。二是贡使往来中夹带的非正式贸易。三是纯粹的私人携带货物的贸易。这三种贸易都以易货贸易为主，货币贸易为辅。这些贸易不论其存在形式在当时合法不合法，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也说明经济发展、贸易往来是民心所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贸易带来的经济互补与政治安定双重利益，首先惠益的是民众，所以，各种贸易的额度增长很快，人员往来的频率提升也快。准噶尔人与中原人、喀尔喀人、西藏人等的交往也很频繁。 

贸易表现形式的背后是浓厚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准藏之间的贸易，因大策凌曾经入藏，使西藏人对淮噶尔的戒备和抵触情绪犹存，乾隆帝不得不派兵护送准噶尔人入藏贸易。关于这一点，清地方官员认为，准噶尔人进藏熬茶，虽不至滋生事端，但夷性无常，或因此探听消息，窥伺藏地情形，俱末可定，所以护军就担负着密探准噶尔人进藏系何心事、如何举动的任务，如有变异，迅速汇报，驻军即刻调兵行动。 

三、贸易关系维持下的政治平衡局面：许以贸易,怀柔远人 

满族入关后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润，“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的重农抑商思想是中原封建文化的重要特征，乾隆帝也这样认为：“贸易一节,原系小人谋利之事”，“准夷年来贸易, ……坚持易货,始可遏其无厌之心。”“查准夷交易，向来彼此俱虚抬价值。此次交易，虽名为十八万余两，按实价并现银，共止十二万八千余两。”[4]与准噶尔人的贸易，清朝是处于贸易逆差的地位，之所以还一直在继续，就是为了安抚和笼络准噶尔人。 

清朝的贸易政策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也就是视双方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来调整贸易关系的额度。乾隆初即位时的贸易政策无论在文书上还是执行中都比较宽松。噶尔丹策零为其父策妄阿喇布坦身故而奏请往藏熬茶，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即位为准噶尔台吉，派遣使者到京，要求为父噶尔丹策零之故到西藏熬茶，以后又多次要求赴藏，乾隆帝认为他们态度恭顺，乃“俯从所请，并加恩沿途赏给牲畜路费，特派大臣官员照管。”[5]但之后，自发的礼佛之事日盛，往藏礼佛者倍增的情况和准藏往来之频繁，影响了西藏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自古进藏一条道，礼佛熬茶的路也是进兵西藏的路。策妄阿喇布坦时给西藏造成的兵祸，不可能不让藏人和清廷记忆犹新。西藏本土的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奏请乾隆帝，要求停止准噶尔的频繁熬茶行为。乾隆帝也传谕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等“嗣后非有特殊事故,不准准噶尔人入藏熬茶”。 

掌控贸易集散地的陕甘总督尹继善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二月上奏建议限制贸易额度，“夷人到肃,责其违例,不准全数交易。如果情词恭顺,再行酌量办理。”清廷出于政治考虑，同意了有意识地控制和限制与准噶尔的贸易量，规定：“嗣后羊，不得过三万只；各项皮张，不得过三万张；牛、马，不得过一千。总共不得过七万两之数。”[6]可见，清朝对准噶尔的贸易往来，数量上是由清朝限定的，而具体货物则由准噶尔人自己确定。这种贸易关系经历了一个开放——扩大——限制的过程。这一切说明在清代贸易中，经济是伴附着政治的需要而运行的。乾隆十九年（1754年）五月时，乾隆帝自己就说，从前与准噶尔通贡贸易，是为了加恩噶尔丹策零。 

但是，清政府也看到：“准夷交易，……银数已属过多。……外夷所增之数，即内地所减之数。且内地得货，而旋用旋敝，外夷得银，则日积日赢，不可不为深虑。”[7] 清廷是忌讳准噶尔经济实力增强后依赖性减弱，无法控制，形成尾大不掉的状况，宁可倒贴银两供养着准噶尔，使其维持平稳的生活状态，也不愿准噶尔雄踞于西部。 

乾隆十七年（1752年）,新任台吉喇嘛达尔扎遣使要求扩大贸易数额，乾隆帝未准。 

达瓦齐自立为台吉后，又遣使要求贸易，乾隆帝以“此度贸易,出自达瓦齐,乃欲自比噶尔丹策零,是以大皇帝不允”为由拒绝了，并指示：“西路现在防范机宜，务宜加意慎密，不可稍露形迹，致使伊等得以窥测也。”[8] 若达瓦齐能够“一一遵旨,恭顺恳恩,亦不妨仍准贸易”。之后，清朝对准噶尔开战，双方的贸易往来也就终止了。 

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贸易一直存在着很多问题，并不是对等的商业贸易行为，不但有诸多政治方面的因素限制，在纯粹的商业交易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虚抬价值等商业欺诈行为，且历来盛行，已成为常例，所以清准贸易的经济社会功能很难充分发挥，这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们不能要求处在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封建皇帝具有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思想。乾隆朝初期对准部的贸易是许以贸易,意在怀柔远人，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治边传统政治策略“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9]在乾隆朝的现实运用。 

但是，也要看到，这些贸易促进了清朝与准噶尔之间的经济交流, 加深了双方人民的了解，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依赖感，特别是促进了民族之间文化的认同和适应，这也是促使准噶尔民人在内讧中选择清朝作为避难地的重要原因。 

四、准噶尔人的大量入边：大量准噶尔人逃往清朝边界的原因是准噶尔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引起的各部之间的频繁战乱。 

先是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昏暴不理政事”， 下属宰桑稍不如意，即辄加杀戮，激起部属不满。其姊乌兰巴雅尔代管诸务，好言规劝，却为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所疑，遭监禁。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的姐夫赛音伯勒克台吉与宰桑厄尔锥音、衮布等人商谋另立喇嘛达尔扎，而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欲借行围之时谋害喇嘛达尔扎。小策零敦多布之子达什达瓦，告这一消息给喇嘛达尔扎。后来“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聚兵，将厄尔锥音拿获。衮布等闻知，随即领兵将厄尔锥音夺回。复将策旺多尔济那木扎勒擒住，矐其两目。并达什达瓦，俱送往阿克苏囚禁，遂立喇嘛达尔扎为台吉。” [10]喇嘛达尔扎执政不久，即下令杀害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和达什达瓦，并将达什达瓦部众分赏给自己亲信宰桑。于是出现了第一拨降清浪潮。 

1750年乾隆十五年9月达什达瓦属下宰桑萨喇尔又作萨拉尔，萨勒尔率属81户，380余人经青海噶斯口投清，除病死、战死者外，陆续抵达者约270余人。[11] 这是乾隆年间最先率部归附清廷的准噶尔贵族。 

此时逃入清朝界内的还有准噶尔人乌巴什等。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一月，“准噶尔都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所部三干余户来降。暂驻于额克阿喇勒，遣使相闻。[12] 即历史上有名的三车凌降清事件。他们带来了大批的准噶尔属民。这次内迁成为降清的又一拨浪潮。 

乾隆十八年（1753年）春，喇嘛达尔扎发兵征伐当时准噶尔实力派达瓦齐，将众多部族卷入战争。“大家商量说是为他（指喇嘛达尔扎——引者注）一个苦了众生，遂将喇嘛达尔济拏去献于达瓦齐，那是腊月二十一日，达瓦齐就把达尔济杀了，自己坐了台吉。”[13]但小策零敦多卜孙纳默库济尔噶尔在一些“势力薄弱的宰桑和诺颜”支持下，也被“推举为汗”。[14]双方交恶，达瓦齐战败求助于阿睦尔撒纳，阿睦尔撒纳设计擒杀了纳默库济尔噶尔。 

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联合作战时，曾许诺事成之后，将伊犁以北地区让阿睦尔撒纳来管理，博罗塔拉以南由他自己管理，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月，阿睦尔撒纳派人要求兑现，因达瓦齐不允，双方随开兵衅，阿睦尔撒纳惨败。1754年乾隆十九年7月初，阿睦尔撒纳、纳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率4 000户，约2万余口，进入喀尔喀卡伦，向清朝投诚，从而开启了降清第三拨浪潮。 

1754年、1755年附牧准噶尔的辉特台吉阿卜达什和巴桑先后率众内迁。1755年乾隆二十年11月，达什达瓦部内迁巴里坤投清。1757年伯格里一支迁至察哈尔。1758年达什达瓦一支迁至承德避暑山庄附近。[15]乾隆十五年（1750年）九月，敦多布归降，并说出“准夷察罕宰桑，带领将及百人，向南逃走”这一情况。[16] 

继阿睦尔撒纳之后，内徙的还有辉特台吉根敦扎布、固木扎布、伊什兑，杜尔伯特台吉颜特古斯、孟克博罗特、乌巴什、伯勒克，和硕特台吉纳噶察等。随后准噶尔部玛木特“见诸台吉相踵内附，必合大兵，知准噶尔事不可为，达瓦齐不可辅，亦脱身来归”。[17] 

准噶尔上层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使准噶尔各部之间的关系因大汗的频繁更换而不断变换，准噶尔成为一个火药桶。或友化为敌，或敌变为盟，亲情友情皆成为变数，所以准噶尔人才会选择外投清朝作为暂时的庇护伞，而清廷在此时适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康熙帝以来清朝皇帝对准噶尔逃人安置政策的妥当、长期的经济往来人际交流积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感在这一特殊时刻得以显现。 

五、乾隆帝对准噶尔逃民的安置政策：针对准噶尔逃民纷纷来边，乾隆十年1745年九月，甘肃巡抚黄廷桂上奏说：“向来沿边蒙古，及哈密、瓜州回民，并准夷人等投诚，或令本处团聚，或于别处安插。今闻噶尔丹策零病故，恐其部落内乱，致生事端。嗣后办理投诚夷人，应请少加分别。如蒙古、番回，原非准夷所属，仍照前例办理。若有准夷头目率众来款，应请旨定夺如。不过一二无关紧要夷人，前来归命，或羁管哈密，候夷使进贡，晓谕带往。或即于卡伦外，赏给口粮，令自行回巢。”[18]他主张对准噶尔逃民区别对待，得到了皇帝和大臣们的支持。1748年乾隆十三年，清廷对带有家眷的准噶尔人迁到黑龙江宁古塔将军属下，从事放牧或改为务农，单身来投的则被分散到江宁、松州、青州、天津等处当差。无论携眷还是单身，都发给立产银，单身还给娶妻银。此后，单身投诚者都送到北京、张家口充当预备兵，发给正式士兵钱粮之半额，立产银亦减半发给。[19] 

1750年，对萨喇尔来降，清朝“照例安插、赏给畜产等项，编设佐领，即令萨喇尔管理，命安插于察哈尔，寻授萨喇尔为散秩大臣”。[20] 

当达瓦齐在内讧中战败时，乾隆帝明示了接纳、善待的几种政策，“若投入我边卡，实系力穷，恳求收养，可加恩给与口粮，及骑驮牲口，量为接济，照去年萨喇尔等投来之例。将达瓦齐，及属下紧要头目，拣选数人，先行驰驿送赴京师。其余人众，照例妥办候旨。倘未入我边卡之先，豫使人来，恳求接济，则断不可应副，恐堕准噶尔诡计。”但是，这一强大的准噶尔实力派并未来投。 

乾隆十九年（1754年），阿睦尔撒纳来降后，乾隆帝即命侍郎玉保、副都统唐喀禄等带领喀尔喀王公前往赈济，发放牛羊、口粮，使其部众暂时游牧于乌里雅苏台附近之扎布堪河河源，晋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纳默库、和硕特台吉班珠尔为郡王。 

从领导策略上讲，领导人必须永远权衡后果，这应成为他的第二天性，不能受武断或死板条列的约束。乾隆帝在这一时刻对准噶尔逃人的大量收留与善待，从客观效果上说，一定程度地瓦解了准噶尔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 

六、乾隆帝对准噶尔“武功”政策的出台与变化：乾隆帝一直密切关注着准噶尔的内讧，清廷对准噶尔长期以来的关注其实质是对大清边界的关注，并不是对准噶尔本身存在发展的关注。努尔哈赤时就认为准噶尔地处极边，“得其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驱使”，只要准噶尔态度恭顺，承认清朝天子，清廷就认为他们归顺了，就可以和他们和平贸易。噶尔丹的扩张与建立宗教大国的举措与清朝发生冲突，让清廷对准噶尔产生戒备，并力图令准噶尔有实质意义上的归附。乾隆帝即位后，守边是其主要政策，进兵准噶尔，远非议事日程之事。所以，乾隆帝初年，对“噶尔丹策零病故之信，伊虽未遣使具奏，而固我边境，防范预备之处，断不可忽。”[21]之后对准噶尔的请和之事，对曰“请和不请和在彼,我惟固我疆域”[22]。清廷中有大臣提出，乘噶尔丹策零病故之机出兵准噶尔，乾隆帝命令大臣“示以大义，固守边疆”，“悉心筹画，妥协办理，豫为防范。”[23] 

乾隆十八年1753年十二月，准噶尔宰桑玛木特追车凌到清朝边界被阻止，强入边卡，之后噶尔藏多尔济等，又追击到达边界，由此将准噶尔的内部混乱引到了清朝边境，乾隆帝大怒，下严旨追剿，指出：“近日准夷内乱，堂堂天朝，固不肯乘衅发兵攻取。若穷蹙来降之人，朕为共主，岂忍不容留养育?使车凌等在卡外，为玛木特追及，尚可不必往援。今巳入卡，而玛木特冒昧恃强，俨然挑衅，岂可轻纵？成衮扎布等，即经派兵策应，伊等或知敛迹，尚可徐观动静。倘恣肆妄行，自当以逸待劳，尽为剿绝。”[24] 尽管乾隆帝对准噶尔军队擅自闯入大清边界，甚为恼怒，但仍然强调自己不会乘人之危去开战。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钦差尚书舒赫德等提议：“准噶尔频年内乱，至今阿睦尔撒纳等，相争未定。虽无力侵犯喀尔喀地方，而防守不可稍疏。”[25]可见，清廷从上到下，对准噶尔的认识是守边大于进攻。 

也正如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乾隆帝出兵准噶尔宣言中声明的：对于准噶尔，本来不是想占有其土地人民，而今天的达瓦齐，原来只不过是噶尔丹策零属下之人，因得罪了喇嘛达尔扎，逃入哈萨克。现潜回旧游牧处，戕弑喇嘛达尔扎，夺据台吉称号。如果说清廷是贪取准噶尔土地的话，乘其内乱之时，早就兴师问罪了。只是准噶尔究属边夷，达瓦齐如果真能遣使乞恩，我也必定加以容恕。所以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投诚，我还派遣人到黑龙江等处，勘视通肯呼裕尔地方，安置他们，并无用兵之意。想不到达瓦齐，今年遣使敦多克等，以阐扬黄教，休养众生，假辞陈奏，则其意竟欲与朕相埒！达瓦齐弑君悖乱，讵可以邻国自居。 

在这里，除了对达瓦齐的个人指责是进兵借口外，其余的应该是乾隆帝乃至清廷的一贯政策。其实质是，准噶尔贵族和民人成批的来投，准噶尔内部已经缺乏可以掌控大局的人物与势力，在清廷看来，强盛的准噶尔的瓦解不日可待，所以，尽力安置好来投的准噶尔民人，待其自亡。然而，大策凌家族达瓦奇势力入居新君之位，令准噶尔有再度复苏的迹象，所以，乾隆帝决定在达瓦奇势力还未稳定统治准噶尔之前，武力解决清西部边患准噶尔。乾隆帝自己说：“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猝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26]  

乾隆帝要出兵，大臣们认为“有损无益，必不可行”，当时，“人心犯于久安，挟畏难之见者多，而具备迅之衷者，百无一、二耳”。汉族大臣不愿出兵，满洲大臣只有大学士傅恒奏请办理。针对群臣畏怯退缩,恐生事端的心理，乾隆帝坚持自己总理天下诸务，据理独断，应办之事，“断不为众所阻挠”，如果不可，即使强为奏请，也断不允行。“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27] 于是乾隆帝“力排众议”，“力主用兵”，果断地决定次年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出兵准噶尔。 

待乾隆十九年（1754年）阿睦尔撒纳投清，乾隆帝高兴地说道：“阿睦尔撒纳，系准噶尔大台吉。今与达瓦齐离异，输诚归顺，深可嘉悯!”[28] 同时训示：“阿睦尔撒纳，乃最要之人。伊若来降，明年进兵，大有裨益。”[29]清廷进兵准噶尔的必胜筹码增加了。 

七、乾隆帝以“武功”终结对准噶尔的政治统一 ：乾隆帝决定了要出兵，那么剩下的就是时间、命将、粮草与合适的出兵借口了。在某种意义上，政治与战争是不谋而合的，二者都需要谋略。作为执政者，前期是政治谋略，后期才是军事谋略。所以在与准噶尔的问题上，乾隆帝考虑更多的是一种政治筹划，军事进攻则是将帅们的事，他不需要亲征，因为王权是高度集中且有效的。 

乾隆帝对阿睦尔撒纳很感兴趣，并把利用阿睦尔撒纳作为稳定准噶尔局势的一个重要步骤。乾隆帝说：“阿睦尔撒纳，输诚来归。即为朕之臣仆，所有进兵之事，伊有所见，俱著告知军营将军大臣等，公同商酌妥协办理。至共带来之额鲁特，若俱系旧属，谅无可虑；或有新近掳来之人，良莠不一，疑畏潜逃，泄我军情，似宜将此项人等，移在卡内，派亲信宰桑照管。”[30] 

乾隆十九年1754年七月，阿睦尔撒纳刚刚归附便通过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向乾隆帝献策：现在准噶尔内乱，人心离散，黄教颓废。如果乘此机会，领兵前进，先将包沁扎哈沁人收服，这样就可以兵威远扬，使准噶尔闻风丧胆，有愿投诚者，立即收纳。到时“并抢夺牲畜，为我属下人口粮。”策楞当时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只是说：“尔等诚心向化，今始从远方来归，尚未入觐。尔等属人，未免穷闲，急须安抚。今时巳七月，即领兵前往，亦不能直至伊犁”，依原计划“明岁进兵，方为尽善”[31]。后来，经过阿睦尔撒纳的详尽分析，清廷采纳了他“宜在青草缺乏时进发”的建议，将进兵行动时间提前在1755年2月。 

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乾隆帝部署军事行动，分兵两路出击：北路以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带领哨探兵进剿，副将为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郡王品级青衮杂卜、内大臣玛木特、奉天将军阿兰泰；西路以萨喇勒为定边右副将军，带领哨探兵进剿，副将为参赞大臣郡王班珠尔、贝勒品级扎拉丰阿、内大臣鄂容安。两路哨探兵会合一处，则令阿睦尔撒纳为首。等后进大队兵丁到齐了，北路著班第，西路著永常为首。两路大兵会合一处后，即以班第为首。[32] 可见，这次主要靠准噶尔降部打头阵。乾隆帝在将领安排上的用意是这样的：“一则阿睦尔撒纳，系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再前队既有哨探兵，复有将军随后带兵继进，声势联络，军威益振。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反而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33] 

进军途中，阿睦尔撒纳打出了象征自己身份的旄旗，准噶尔人纷纷归顺。清军“师行未及半载，初无血刃遗镞之劳，军资诸费，较前甫及十之一二。即喀尔喀部落，亦并未以大兵经过，稍有滋累。而所至耕牧不移，壶浆夹路，为亘古所未有。”[34]乾隆帝还谕“达瓦齐若能去逆效顺，朕自当另有加恩之处。”[35]六月二十四日，达瓦齐被当地人擒获。 

至此，清廷认为准噶尔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 

但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正月，乾隆帝曾对大臣们说：“准噶尔平定之后，朕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朕曾面谕车凌、阿睦尔撒纳二人。”[36]而阿睦尔撒纳则建议：“若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众心不服。不若于事定后，齐集各宰桑得木齐等，广为咨访”。“于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诚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则舆情既协，亦可永远宁怙。”阿睦尔撒纳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战后回到准噶尔掌权，乾隆帝的初衷与阿睦尔撒纳的初衷完全不同，两个重要人物在这个特定问题上主观意识上的相悖，是造成他们日后决裂的潜在因素，这也是清朝继罗卜藏丹津之后因为政治分封问题而引发冲突的又一个事件。 

不论乾隆帝怎么打算，阿睦尔撒纳的掌权行动已经开始了，“纠合从前失散之人，图立产业为急务。又常言带领鄂拓克投降之宰桑索萨赉等，原系伊辉特部落之人。” [37]对于清廷要求索取达瓦齐游牧处一切牲只财物的命令，百般阻挠，对收服其它四路的事，也一意迁延不办。私下里和各宰桑头目，偷偷往来，行踪诡秘。而且，“动即扬言此处人众欲叛。视萨喇勒如仇，潜行猜忌。图据伊犁，恋恋不巳”。[38] “私用图记，调兵九千，防守哈萨克、布鲁特。”送银与喇嘛熬茶，并云将来统据准噶尔之后，当即善为照看；又擅杀达瓦齐众宰桑，抄没家产。 

乾隆帝决定擒拿阿睦尔撒纳，令其入京，指示：“如阿睦尔撒纳起身前来，则俟伊到时，朕当另行办理。如伊本不愿来，又勉强前进，及至中途，或于路通哈萨克处所，逗留不前；或寄信与巴特玛车凌等，勾结生事。则应如何先行防范兵处，着班第等，公同熟筹，一面办理，一面奏闻。”进兵准噶尔的清军，自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初十日至二十四日，陆续撤回。乾隆帝认为，“准噶尔俱已平定，”先办阿睦尔撒纳事，准噶尔部编旗事宜放后。[39]“八月十九日，至乌陇古地方，阿睦尔撒纳将印信交臣，告称先至游牧，再行入觐。次日阿睦尔撒纳从额尔齐斯地方逃去，沿途抢掠。[40]乾隆帝“命西北两路官兵，擒剿阿睦尔撒纳。”[41] 

据俄国材料记载，阿睦尔撒纳投向了俄国。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当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逃往哈萨克时，俄国奥伦堡当局派阿布杜尔·卡斯金诺夫见阿睦尔撒纳，邀请阿睦尔撒纳到奥伦堡。卡斯金诺夫表示，如果阿睦尔撒纳愿意到奥伦堡避难，那今后他会被作为嫡系继承人和准噶尔的统治者对待。[42]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八月，清廷得到俄罗斯的正式通知，“阿睦尔撒纳仅二人徒步至河津，称伊系阿睦尔撒纳，于是俄罗斯即遣一人前往迎接，俱无踪迹。”[43] 乾隆二十三1758年正月，俄罗斯使者交来移文，内称，阿睦尔撒纳逃至边境，“渡河被溺，随经救出拘禁，旋因患痘身死，今将尸献出。”[44] 

八、准噶尔的灾难：乾隆帝因对准噶尔部两度用兵，早已厌烦。阿睦尔撒纳虽然死了，但准噶尔部的抵抗并没有完全结束。这种反抗起初因于阿睦尔撒纳，但他点燃了火，却无法控制火势的蔓延。在清朝出征准噶尔的大军过后，准噶尔部迎降诸鄂拓克又纷纷起兵，准噶尔各部因为连年战争，人无斗志，又逢自然灾害，牲畜大批死亡，加上缺粮，各部互相抢劫。头领噶勒藏多尔济被其兄子扎那噶尔布所杀，扎那噶尔布旋被台吉达瓦杀死，“厄鲁特向不出痘，至是则痘役盛行，死亡相望。”[45] 

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辉特汗巴雅尔“抢掠洪霍尔拜、扎哈沁等五百余户，杀伤人众，劫夺牲只”。[46]清定边左副将军兆惠令宁夏将军和起率吐鲁番回兵进攻巴雅尔时，吐鲁番伯克莽阿克里、宰桑哈萨克锡喇、台吉尼玛等勾结巴雅尔，于途中杀害和起。这时，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率所部迁移至巴里坤清军大营，并因乏粮请求接济。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与负责供应军粮的黄廷桂不和，黄廷桂“故阴绝其粮，使其士卒饥馁，致采青杏叶以食”。[47]雅尔哈善恐沙克都尔曼济得不到粮食发生变乱，乃派兵乘夜袭击，杀死降众四千余人，“以杜后患”[48]。雅尔哈善此举带来严重后果，头领噶勒藏多尔济等人复叛，并于次年三月攻陷伊犁。阿睦尔撒纳闻变，潜回博罗塔拉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三月，清军第三次进军伊犁，清军与准噶尔属民进入新一轮激战中。乾隆帝鉴于准噶尔反复无常，下令清军大开杀戒，“命悉行剿灭，其户口牲只等，即赏给伊（车凌）等属人。”[49]成衮扎布率军出北路，兆惠率军出西路，准噶尔头目巴雅尔、达什车凌、尼玛等先后被擒，阿睦尔撒纳逃走。乾隆帝重新分封的准噶尔四汗中和硕特汗被清军误杀，辉特汗和准噶尔汗参与叛乱被杀，唯车凌所率杜尔伯特部与达什达瓦之妻所部始终忠于清朝，得以保全。 

史学家赵翼这样记述：“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种类尽矣。”[50] 

《清高宗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中记载，乾隆帝谕令前线将领：“此次进兵非同一般，各将厄鲁特彻底剿灭，永绝根株”，“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大兵进剿，厄鲁特等自必畏罪投诚。如有前赴巴里坤者，即将伊等头目先行送赴京师，所属人众亦随即移至内地过巴里坤后，其应行剿戮者即行剿戮。所余妻子，酌量分赏官兵，毋得稍存姑息”，“如稍怀叵测，即移至巴里坤，再令移入肃州，即行诛戮”。这些指令在前线将领那里的执行是：“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 

乾隆帝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恻隐之心的：“朕从前本无如此办理之心,实因伊等叛服无常,不得不除恶务尽也。”[51]准噶尔的降而又反造成的清朝“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的情绪，在此时笼罩着清廷和前线官兵，所以，“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 

礼亲王昭槤记载，当时“其它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雉禽狝无唯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地，故生一阿逆为祸首，辗转以至澌灭也。”[52] 

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资料中知道这场战争的最后状况：准噶尔“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外，无瓦剌一氊帐。”[53]   

最终的场面在史籍中是这样记载的： 

“准噶尔地区几经兵火，残破不堪。耕地、牧场荒废，城镇、村庄被毁，人口更是急骤减少。有关资料表明，战前准部有宰桑63，新旧鄂托克24，昂吉21，集赛9，共计20余万户，60万余口。”[54] 很多年以后，龚自珍途经准噶尔，看见“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即额鲁特，指准噶尔——笔者注）故种者也。”[55]  

可见，战争、滥杀、瘟疫、改变部族身份、逃往外地等等因素使准噶尔人口急遽下降，最终导致政权瓦解。关于准噶尔政权的结局，在准噶尔文献中这样认为：“准噶尔在由于善战而闻名的噶尔丹时代过去以后，各地的风水先生经过算卜后预言了准噶尔政权不会由于外部因素瓦解的，而有可能届时从内部瓦解。” [56] “车臣汗很善于预言。车臣汗在预测四卫拉特的前途时说，‘巴尔虎和布里亚特会成为俄罗斯，辉特将会变成和通，我的同胞和硕特人会变成藏族和汉族。准噶尔将会吞并我。准噶尔将来是否变成汉族或和通，现在还说不清楚。土尔扈特岱青家在一个角落里指伏尔加河一引者。” [57]  

1759年，清朝彻底统一了准噶尔地区。之后，乾隆帝亲自撰写了平定准噶尔的过程，结尾说：“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败之而有余。吾于准噶尔之事益见不爽。贾生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虽夷狄之有君，岂能外是道哉。” [58] 

笔者还认为，十八世纪中叶的准噶尔夹在沙俄与清朝两大政治势力之间，以成吉思汗的刀矛和勇武对抗着欧亚大陆的火炮和战术，用松散的联盟体制对抗着集中的专制体制，用古老的游牧文化与发展中的农耕文化较量着，这是历史的错误撞击和时代的错误遭遇。 

[1]钟广生：《新疆志稿》（地方志），卷一，《新疆建置志序》，台北，学生书局，影印本，1967。 

[2]（清）左宗棠，杨书霖编：《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影印本，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3] 《清高宗实录》〔Z〕,卷7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年出版,第276 页。 

[4] 《清高宗实录》卷381，乾隆十六年正月条。 

[5] 《清高宗实录》卷383，乾隆十六年二月丙申条。 

[6] 《清高宗实录》卷373，乾隆十五年九月条。 

[7] 《清高宗实录》卷378，乾隆十五年十二月癸未条。 

[8] 《清高宗实录》卷440，乾隆十八年六月丁酉条。 

[9] 司马迁著, 《史记》〔Z〕,卷117 , 《司马相如传》,商务印书馆民国24 年〔1935〕印。 

[10] 《清高宗实录》卷373，乾隆十五年九月壬戌条。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乾隆十五年十月一日，十一日，青海副都统班第奏折。《圣武记》、《朔方备乘》均记为千户，误。 

[12] 《清高宗实录》卷451，乾隆十八年十一月甲戌条。 

[13] 《宫中档》，第2715箱，30包，6461号，乾隆十九年闰四月十五日，永常奏折。转引自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第30页。 

[14]  [俄]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莫斯科,1957年，第89页。 

[15] 《热河志》，卷23。 

[16] 《清高宗实录》卷439，乾隆十八年五月癸未条。 

[17]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8] 《清高宗实录》卷257，乾隆十一年正月乙未条。 

[19] 《清高宗实录》，卷315，乾隆十三年五月己亥。 

[20] 《清高宗实录》，卷373，乾隆十五年九月壬戌。 

[21] 《清高宗实录》卷252，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壬午条。 

[22] 《清高宗实录》〔Z〕,卷7 ,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 年出版,第276 页。 

[23] 《清高宗实录》卷252，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壬午条。 

[24] 《清高宗实录》卷452，乾隆十八年十二月甲丁亥条。 

[25] 《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甲戌条。 

[26]《清高亲实录》，卷464，乾隆十九年五月壬午。 

[27] 《清高宗实录》卷474，乾隆十九年十月戊午条。 

[28] 《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丁酉条。 

[29] 《清高宗实录》卷468，乾隆十九年七月已丑条。 

[30] 《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戊戌条。 

[31] 《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戊戌条。 

[32] 《清高宗实录》卷480，乾隆二十年正月丁丑条。 

[33] 《清高宗实录》卷486，乾隆二十年四月甲寅条。 

[34] 《清高宗实录》卷489，乾隆帝二十年五月甲壬辰条。 

[35] 《清高宗实录》卷488，乾隆二十年五月戊子条。 

[36] 《清高宗实录》卷481，乾隆帝二十年正月辛卯条。 

[37] 《清高宗实录》卷489，乾隆帝二十年五月庚子条。 

[38] 《清高宗实录》卷491，乾隆帝二十年六月甲子条。 

[39] 《清高宗实录》卷495，乾隆帝二十年八月乙丑条。 

[40] 《清高宗实录》卷496，乾隆帝二十年九月甲戌条。 

[41] 《清高宗实录》卷497，乾隆帝二十年九月乙未条。 

[42]  [苏]兹特拉特金：《有关阿睦尔撒纳的俄国档案资料》，《蒙古民族的语言与历史》，第306页。 

[43] 《清高宗实录》卷545，乾隆帝二十二年八月辛巳条。 

[44] 《清高宗实录》卷555，乾隆帝二十三年正月丙午条。 

[45]   魏源：《圣武纪》，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46] 《清高宗实录》，卷524，24页。 

[47]  昭梿：《啸亭杂录》，卷4，《黄文襄》。 

[48] 《清高宗实录》，卷529，23页。 

[49] 《清高宗实录》，卷534，12页。 

[50]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2《平定准噶尔前编述略》。 

[51] 《清高宗实录》卷544，乾隆帝二十二年八月癸酉条。 

[52]  昭槤：《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53]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帝荡平准部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49页。 

[54]《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44，乾隆二十三年，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清刻本影印，西藏：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1991年。 

[55] 龚自珍：《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皇朝经世文编》卷81《兵政》。 

[56] 佚名氏：《四卫拉特史》（托忒蒙文）。转引自乌兰：《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历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第72页。  

[57] 噶班沙拉勃著：《四卫拉特史》（托忒蒙文）。转引自乌兰：《托忒文历史文献与卫拉特历史研究》，2004年，第12页。 

[58] 傅恒辑，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之《准噶尔全部纪略》，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资料来源：《卫拉特研究》2008年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