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新疆茶务问题，史籍记载，向多龃龉，笔者数年前曾写了一篇《清代新疆茶务发展述略》的文章（载《明清论丛》第七辑），就其发展变化经过作了较为全面的阐发。然因篇幅限制，有些疑难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本文拟在此再作些补充探索。
一、 每年输入新疆官茶额数探研
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新疆官茶与甘肃官茶关系。
清代茶法，基本上沿袭明代。《清史稿·食货志》云：“明时茶法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清因之，于陕、甘易番马。他省则召商发引征课，间有商人赴部领销者，亦有小贩领于本州县者。又有州县承引，无商可给，发种给茶户经纪者。”[1]
陕甘茶马，旧分五司。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以御史一员专辖。寻改差部员，令甘肃巡抚兼管。五司，旧有额引27296道。其中西宁司9712道，洮州司3300道，河州司5132道，庄浪司5152道，甘州司4000道。雍正年间，以马匹足敷供应，废中马法，改招商纳引。然因管理不善，致使库茶大量积压。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甘肃巡抚吴达善以洮岷司“地处偏僻，土瘠民贫”，所收茶封，难以售变，“往往积至数十万封，始请疏消”，请将洮司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给商征课”。时值清军统一天山南北地区，各地驻兵屯田相继展开，亟需茶叶以济急用，故其所请，很快便取得了清朝政府的允诺。二十七年，又以河州司虽近青海蒙古，“而一切交易俱在西宁，从不一赴河州，其情形与洮司无异，亦行裁汰，其额引五千道并归甘，庄二司”。[2]
从有关记载看，所谓“将洮、河额颁茶引拨归甘、庄二司”一事，实际上则是全归甘司所有。因为在上述二司中，只有甘司之茶，才能直接灌输于新疆南北两路。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道光二年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中得到证实。他说：“新疆为甘司行引之区，久已有定界，难容私贩充斥，以致官引滞销，亏短国课。”[3]这就是说，新疆所有官茶，皆来之于甘州司所颁之额引。清楚了这一点，那末，当时新疆官茶额引数，则可不言自明，这就是甘司原有的4000引与洮、河二司额引数之和。换句话说，其时输入新疆之官茶，应当是12432引。
甘肃茶法，“每引纳官茶五十斤，余五十斤由商运售作本”。又云：“定每茶千斤，概准附百四十斤，听商自卖。”[4]意思是说，商人每运茶100斤，除交官茶50斤外，余50斤包括附茶共64斤，商人可自行销售。
何谓“附茶”？“附茶”原是官方为提供茶商作酬劳和损耗之茶，因许其与自售作本的“正茶”一起运销，故称之。考其来源，明时已有所见。例如《明史·食货志》载：“五年（隆庆）令甘州仿洮河、西宁事例，岁以六月开中，两月内开马八百匹，立赏罚例，商引一二年销完者赏有差，踰年者罪之，没其附带茶。”[5]《甘肃通志》说：“明陕西置茶马司四。河州、洮州、西宁、甘州各府并赴徽州茶引所批验。洪武初，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每上引给附茶七百斤，中引五百六十斤，下引四百二十斤，名曰酬劳。”[6]
新疆官茶与附茶原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搭放兵饷”之茶，而后者则是指商人即官商自卖之茶。但在有关记载中，有时是将其加以严格区别的，例如乾隆二十七年（1762）陕甘总督杨应琚说：“新疆虽需官茶二万七百余封，应陆续运贮，令官兵领买，稍加运费，较买自商人，尚属减省，将来遇有换班兵，更可酌为携带。现在巴里坤、哈密先行拨运，再由内地运往。”[7]但将二者视为一体的也屡见不鲜。例如纪昀《乌鲁木齐杂诗》：“闽海迢迢道路难，西人谁识小龙团。向来只说官茶暖，消得山泉沁骨寒。”诗中所说的“官茶”，实际上就是指附茶而言，这可以从作者在其诗注中得到佐证。“佳茗颇不易致，土人惟饮附茶，云此地水寒伤胃，惟附茶性暖能解之。商为官制，易马之茶，因而附运者也。”[8]清代甘商所运正茶、附茶，向皆“湖南安化所产之湖茶”。[9]之所以将附茶也称为“官茶”，目的是为与从北路输入的晋茶即私茶相区别而已。道光初年，那彦成以甘肃“官茶壅滞”，奏请制定“新疆行茶章程”，其所说之“官茶”，也是这一意思。
据《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起，清廷因榆林府官引壅滞，即将其所引1000道中拨出500道归甘州司行销。嘉庆二年（1797年），又以其“原留额引五百道仍属壅滞”，拨出400道归甘州司。“十年（1805），复以甘州茶引不敷行销”，“增引八百道”。[10]经过数次调整，促使甘肃官茶额引由原来的27296道跃升至28996道。这些新增引数，实际上都归属于甘州司所有。这就是说，甘州司额引已从原先12432引上升为14132引了。
根据甘州司所持额引计算，则大体可知，自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其每年输入官茶（包括“搭放兵饷”11万余斤）约为18万余封，90万余斤。而自嘉庆十年（1805）起至道光年间，其每年输入官茶则为20万余封，100余万斤。
以上数字，虽不能说十分准确，但基本上是可信赖的。道光八年（1828），钦差大臣那彦成在其“禁奸商私贩并设局稽查”的奏折中说：“臣那彦成出关时，沿途探访，并行查兰州、凉州等及口外各城。据兰州道奏称，南北两路，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向食北路商茶。伊犁、塔尔巴哈台、乌什三城，向例兵饷搭放茶封外，其余十二城，均系自其引地，岁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加以带销带引及拨运官茶，约计二十余万封，向系官商运至凉州发庄，听往来客贩转运出关，随地销售。”[11]那彦成所说，值得注意地方有二：一是“岁行官引九千九百余道”。一是“加以带销带引及拨运官茶二十余万封”。这两个问题，前者较为费解，尚不知其所自出。后者则可一目了然，是甘司额引数与拨运官兵搭饷数之和。
新疆规复后，官茶行销实施以票代引。然其每年额销茶又有多少呢？《新疆图志》记载，“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南商改办晋茶，续发茶票一百五十张。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常年销数”。[12]以上记载，因说的很含糊，乍看起来实令人莫名其妙。但细为观察，它其实是包含着三个不同历史时段的输入数在内。
首先，是“旧发茶票三百五十张”。这里的“旧”字是指何时？文中没有明确交代。从已有资料看，当是指建省前后的一段时期。倘推断无误的话，按以票代引法每票给茶5000斤，外给损耗700斤推算，其时每年输入之砖茶，当为39万余块，合199万余斤。但据《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记载，官茶的行销并未因新法的实行使滞销现象有所改变，相反是“私茶充斥”日见严重。自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发行第一案茶票后，中隔近十年，至光绪八年始发行第二案茶票。时“每岁约销一百余票”，到光绪十二年（1886）尚没有完全销完。当年又续发第三案茶票，共409张。此后每隔两三年左右便续发一案。截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始发第十一案茶票。[13]倘从光绪八年起，其茶票数按第三案发行数计算，则其每年的发行数量实际上只有194票左右，折合茶叶仅为22万余块，110万余斤。这与《新疆图志》所说，显然有很大的出入。个人看法，似以《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所说较接近于事实。
其二、“南商改办晋茶，续发茶票一百五十张”。这当是指光绪三十年（1904）之后数年。《清德宗实录》记载，松蕃奏：“新疆伊塔一带，本系南商官茶引地，近因晋商私茶充斥，官运滞销，现南商另请新票，赴湖北羊楼峝采办茶砖，送至关外各处行销，应准其试办，下部知之。”[14]据此计算，则自次年起，其每年输入之官茶，只约相当于39万余块，196万余斤。
其三、是“伊犁创办公司，请发茶票三百五十张”。伊犁茶务公司建置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为官商合办。后因“用人行事，利权不一，东鳞西爪，使不相闻，虽在同谋，亦怀疑二经手者掉动不灵。又值湖商不服，甘督力争”，加以协饷奇缺，“以致奏准三年，尚难开办”。[15]及至宣统二年（1910）改归商办后，始请遵章发给第一案茶票。似此看来，其正式运行已是宣统三年了。这就是说，及至清末民初时，其每年输入之官茶应当是79万余块，395万余斤。
二、 新疆晋茶非甘肃官茶考辨
《新疆图志》说：“昔承平之时，官茶引课咸属晋商，谓之晋茶。乱后流离，湘人遂专其利。”[16]按其所说，新疆晋茶，其最初也是来自甘肃官茶。因其为山西商人所贩运，故称晋茶。依据上述论断，此后有的学者便进一步引申说：“这种晋茶，实在也是从湖南贩来，因为是山西商人所经营，叫做晋茶。他们本就是甘肃官茶的引商，从归化经蒙古草地到古城子，然后配销各地。”[17]一句话，两者来源，均为甘茶引课，其所运皆湖茶。这种说法对吗？在笔者看来，这纯粹是一种误解。主要理由有三：
其一、早在甘肃官茶输入新疆以前，山西商人就已将茶叶及其它各种日用必需品，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归化城等地输入新疆了。《清高宗实录》记载，大小和卓木叛乱平定后，清朝政府为鼓励内地商民到新疆贸易，即下令规定，北路蒙古等愿以牲只到巴里坤、哈密、辟展等处贸易者，俱由乌里雅苏台将军给予执照。其从归化城、张家口等地前往商民，亦照此办理。时上述两地商民，以领照纡回，往者寥寥。乾隆皇帝得知情况后，便立即对前述规定作了相应调整，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著传谕直隶、山西督抚及驻扎将军、扎萨克等，旗民愿往新疆等处贸易，除在乌里雅苏台行走之人仍照前办理外，其张家口、归化城等处，由鄂尔多斯、阿拉善出口，或由推河、阿济行走，著各该地方官及扎萨克等，按其道里，给予印照”。[18]此外，又饬令乌里雅苏台将军，使“贩卖杂货、布匹、茶封之商民等，前赴乌鲁木齐贸易”；“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处北路商民销剩余茶，准赴乌鲁木齐等处易换粮食”。[19]由于新规定的推行，前述地区商人便纷纷涌入新疆。因最先进入新疆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山西商人，便称其所运之茶为晋茶。罗迪楚《新疆政见》云：“新疆自准部用兵，分南北两道，南军由关陇，北军由蒙古及草地，而商路亦遂因之。南商川、湖、江、豫、晋、陕，由甘肃出嘉峪关至新疆古城；北商奉、直、晋由张家口、归化城，专行草地，所谓山后买卖路，亦至新疆古城”。“南商运销湖南安化之茶”，故称“湖茶”；“北道运销湖北羊楼峝之茶，在羊楼峝、汉口制造，改称晋茶”。[20]以上记载，有力地表明，晋茶的来源与甘肃官茶引课，根本没有任何渊源关系。
其二、甘肃官茶，基本上都是官商在甘肃官茶局领引后，到湖南安化一带采办，“以散茶装筐，由湖北襄河运上陕西，在泾阳制造成块”，[21]然后经湖南、湖北以达陕甘各省，行销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其销西口者，由肃州、西宁等府州各属承引纳课。”[22]晋茶则不同，其茶大都是山西商人采自湖北、福建等地，在当地自行收购加工，经由河南、山西以达张家口、归化，请领理藩院印票，贩运至新疆各地，《清朝续文献通考》云：“乾隆五十二年题准：陕西榆林府每年领引一千道，官商赴湖广买茶，在所属之榆林、怀远各县并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嗣因蒙古各旗与晋省、归化城壌地相接，该省民人制茶出口，蒙古人等就近买茶，榆林官引壅滞。自乾隆五十一年为始，将榆林引张内拨出五百道归甘省甘州司入额行销。”[23]据说著名旅蒙商大盛魁投资设立的“三玉川”茶庄，其据点就设于湖北蒲圻县羊楼洞。“三玉川”，又名“大玉川”，故址至今还保留着一块乾隆皇帝赐给的双龙石碑，上面镌有该号在贸易中的重要业绩与贡献。[24]据《旅蒙商大盛魁》一书载，“三玉川”采茶的地方有三处：湖北蒲圻羊楼洞，蒲圻县与湖南临湘交界的羊楼司，临湘县的聂家市。采茶的人小暑去，冬天回来，汉口常住两人，办理运茶和收款等项，主要为大盛魁进货。[25]从张家口和归化城贩运前往新疆各地的茶叶，部分是由蒙古的骆驼队运输，部分则由归化城商人自养的骆驼队运输。其中规模最大的骆驼队是元德魁和天聚德。元德魁商队拥有500峰骆驼，天聚德拥有400峰骆驼。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拥有三四十峰骆驼的商队承担。[26]方士凎《东归日记》云：古城，“地方极大，极热闹。北路通蒙古台站，由张家口到京者，从此直北去，蒙古食路全仗此间。”“口外茶商自归化城出来到此销售，将米面各物贩回北路，以济乌里雅苏台等处，关系最重。茶叶又运至回疆南路八城，获利尤重。”[27]晋茶与甘肃官茶之不同，此又可资一证。
其三、在清代官方文献中，官茶多被称为“附茶”，而晋茶则多被称为“杂茶”。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佐证。道光二年（1822）冬，陕甘总督那彦成以甘肃官茶积滞，奏请严禁私贩。时伊犁将军庆祥得知后，随即表示反对。声言“回疆各城，向准商民贸易，以茶易粮，历久称便”。今概请严禁，“茶商不能运往该处售卖，以致兵民、回众均形竭蹶，实属格碍难行”。清廷饬令户部议复。户部在复文中表示，“著照陕西、甘肃设有茶商、由引之例，即添在新疆地方，令该商承领输课”。[28]但庆祥非但没有被说服，反而再次上疏表示：“新疆回夷口食，茶粮最关重要。自乾隆年间通商以后，历久相安，未便率更成例。且各城并无殷实土著之户，遽令承充官商，必至运课两误”。“茶粮既不流通，商货因而滞塞，殊于夷民日用有碍。”[29]由于他的一再坚持，清廷最后答应“著照所请，准令北路运售杂茶之商民照旧运售，严禁夹带附茶”。[30]这里所说之“附茶”，显然即是官茶之别称、而“杂茶”则是“晋茶”的别称。彼此之间，名称不同，号亦各异。倘若晋茶原属甘茶引课，何以又要如此加以严格区分。
三、 史籍上说的“杂茶”是指哪些茶
前已指出，在有关清代新疆茶务记载中，官茶大都被称为“附茶”，而晋茶则多被称为“杂茶”，但究竟哪些茶属于“杂茶”？史籍说法多不一致。经初步了解，主要有二说：
一说“杂茶”是指：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持其说者为《新疆图志·食货志》。书中说：“查甘省官茶，向行西、甘、庄三司，而甘司则直达新疆南北两路，是新疆本官茶引地。承平时，晋商由蒙古草地兴贩各色杂茶，有红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块砖茶等名目，自伊犁地方，官为设局抽税，由将军监督抽税。”以上所述“各色茶”，实际上又分为“细茶”和“粗茶”两类。“细茶有红梅、米心、建其等名目，粗茶有砖块、帽盒、桶子等名目。”[31]
一说“杂茶”是指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等诸色茶。主其说者为左宗棠的《甘肃茶务久废请变通办理折》。他在该折中说：“奸商所领理藩院印票至新疆等处销售”，“原止运销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皆产自闽滇，并非湖南所产，亦非藩服所尚”。但他又指出：“该商因茶少价贵，难于销售，潜用湖茶，改名千两、百两、红分、蓝分、帽盒、桶子、大小砖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32]
左宗棠所说之“六色杂茶”，有的文献则又称为“细茶”，而其所说“潜用湖茶”的千两、百两等，则被称为“杂茶”。有关这一点，道光八年伊犁将军德英阿在其《稽查北路茶叶大黄章程》中说得最为清楚。他说：“查私贩出卡之茶，多系细茶，而杂茶居其少半，如大叶、武彝、六片、白毫、珠兰等项，名为细茶，味最馨而价最贵，每斤值八九钱。以其性寒，伊犁、塔尔巴哈台兵民、蒙古、回子，向不买食。至广匣子、千两、百两等项，名为杂茶，价与副（附）茶相等，而贵于大茶、斤茶。因其捆缚成束，不肯零星挂卖，是以兵民、蒙古、回子，忌不买食。以上杂茶、细茶，并非兰商官引，运销皆系北商自归化城私贩，运至古城，再由古城搀于杂货，转运伊犁等处。”又云：“大茶、斤茶，统名砖茶，每斤价值二钱一二分不等，兵民买食最为便利，虽非兰商引运，但久经北商运卖，应准嗣后专卖。”[33]
德英阿与左宗棠的说法，表面上看虽然有所不同，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大差别，其差别完全是由于两人着眼点不同造成的。因为前者是从官茶与晋茶关系说的，后者则是从茶叶原料及加工工序上看问题。这就是说，左氏所说之“晋茶”，实际上也包括粗、细两种茶在内。
何谓“细茶”？所谓“细茶”，其实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是叶料细嫩，二是加工精细。宗景藩《种茶说十条》云：“凡细茶，当茶芽初出极嫩时采摘。清明前采者曰明前，谷雨前采者曰雨前，即《茶谱》所谓旗枪、雀舌等类。此茶之最细最嫩者，采成后用手揉软，以铁锅微火轻轻搅炒，待半干时取出，用炭火焙干，拣去粗梗，用纸包固，以石炭贮缸内”，“可以久藏”。“三月为头茶，可做青茶。四月底五月初为二茶。六月初为荷花，七月初为秋露，均做红茶。”[34]从以上记载中不难看出，凡是炒青茶及红茶类茶，大体上都属于细茶之列。粗茶则相反，一般是指叶料老、加工粗糙之茶。凡属黑茶类茶，大都是粗茶。粗茶多数都是砖茶。说起砖茶，学术界大都断言始于同光年间。在笔者看来，其说颇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当道光初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时，乌里雅苏台将军果勒丰阿便在其给清廷的奏折中说：“请准商民，仍循旧规，驮载砖茶，前赴古城兑换米面。”清廷敕令户部议覆。户部在覆文中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准侵越新疆各城。”果勒丰阿接到咨文后立刻又奏：“此项砖茶，系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交纳关税，贩运来营贸易，迄今六十余年，均系以货兑货，向不使用银两，今一旦全行禁止，该处数万蒙古民人，糊口无资，必致失所，均系实在情形。”清廷接奏后，考虑到“若照旧规，尽数运往，究恐充斥官引”。但若不令行销，又恐于蒙古、民人生计有碍，于是饬令“著照所请，准其商民等每年驮运砖茶七千余箱，前赴古城兑换米面”，“以资接济”。[35]据果勒丰阿所奏内容，我国砖茶至少在乾隆朝前期就已经存在了。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一书指出，嘉道时期，在湖北蒲圻县羊楼洞地方已发现有山西商人在当地自制砖茶记载：茶“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36]历史事实充分表明，推定砖茶始于同光年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史料记载，白毫是我国的重要特产，在茶叶分类学上隶属白茶类，是一种轻微发酵茶。其茶分芽茶与叶茶两种。典型的芽茶外形色白如银，挺直如针，十分名贵。叶茶是以一芽二三叶或单叶制成，外表白色茸毛密布，极为素雅，向以福建所产最为著名，颇受中亚各族及俄罗斯人所喜爱。[37]
武彝，又作武夷，以产于福建崇安县武夷山一带著名。其茶萌芽于宋，著于清，是一种半发酵茶，俗称“乌龙茶”。以外形色泽乌褐，世又称为“青茶”。因制作工艺独特而驰名海内外。其清香颇似绿茶，而浓醇则又很像红茶。
珠兰，清代主要花茶类之一。以其入花之茶称“珠兰”，故名。珠兰属金粟兰科，常绿小乔木，叶对生，初夏开花，极芳香。用以入茶，茶味芬芳旭郁，隽永持久，很受人们的青睐。主要产于安徽歙县、福建漳州等地。
香片，与德英阿所说之“六片”，似属同一类。亦为花茶类之一。入茶之花除珠兰外，还有茉莉、米兰、桂花和玫瑰等多种，向“以福州附近出产为最多”。[38]此前所说之“红梅”，当亦为其中之一。
大叶，又称叶茶，以摘二三叶而加工较粗之茶，大都为炒青绿茶。
普洱，因产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县得名。以制茶工艺独特，味道浓郁，向为清朝统治阶级所珍爱。茶农每年都要将春天最好的茶芽、蕊茶加工后入贡，然后再将其余之茶叶经杀青后制成毛茶，加工成型。
以上所述各茶，就是左宗棠称为“杂茶”而德英阿则称为“细茶”之茶。
米心，又称米砖，是以红茶末加工制成，主要产于湖北蒲圻一带。旧分“72米砖”和“48米砖”。砖模棱角分明，纹面图案清晰秀丽，色泽乌亮，汤色红浓，味道醇厚，[39]深受哈萨克族人的垂青。米心虽是砖茶，但因其原料为红茶末，是以《新疆图志》将其列为细茶。
“千两”“百两”，又称“花卷”。之所以称其为“千两”“百两”，是因其一卷茶合老秤六十二斤半，恰为1000两或100两。该茶原是以优质黑毛茶为原料，用棍锤筑制在长筒形的篦篓中，以外形酷似木墩，故又有“木墩茶”之称呼。[40]后因将卷型改为砖型，四面又有显形花纹，因而又称为“花砖”茶。主要产于湖南及安徽等地。晋商所贩运之千两、百两，大都来自安徽建德一带。《筹办夷务始末》云：“此项千两朱兰茶，专有茶商贩至河南十家店，由十家店发至山西祁县、忻州，由忻州而至归化，转贩与走西疆之商人，运至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处售卖。”[41]
帽盒茶，是指外形酷似圆柱状之茶。据说该茶产生于明代中叶，是湖北青砖茶的前身。[42]乾隆年间湖北蒲圻县羊楼洞一带，每年已可生产10万盒。
桶子茶，又作“筒子茶”或“洞砖茶”，是指其造型酷似桶子状之茶，大都为湖北蒲圻县羊楼洞等地所产。因砖茶外面常印有“川”字商标，故又有“川”字茶之称，向有“二七”“三九”（每片2公斤）、“二四”“三六”（每片1．5公斤）四种规格。光绪五年，左宗棠在其《覆陈边务折》中说：“惟南疆吐鲁番八城缠回，见砖茶则喜，谓承平时湖茶非私贩筒子茶可比，惟地方新复，销数尚未能畅。”[43]
大小块砖茶，又称大茶、斤茶。而蓝分、红分，目前尚不知其所自出。
以上所列，即是前述所说之粗茶。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晋商所贩运之茶叶，不但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大都比较精细。这就不难看出，晋茶的销路之所以一直比官茶好，除笔者以前所述诸因素外，与其茶叶种类繁多显然也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人们居地不同，族别各异，其嗜好往往亦会有所不同。种类多，则意味着消费者可以选择的余地也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四、 伊犁产茶说揭秘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雨水稀少，气候干燥，高山终年积雪，从不产茶。其所需茶叶，向皆取之于内地各省。然而在咸丰朝时期，却在不少史籍中出现了伊犁产茶记载，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连清朝政府亦信以为真，一再下令要求新疆地方官府将产茶情况上报，令其每年交纳茶税，从而成为新疆茶务发展史上的一大要闻。其实，这纯粹是一场闹剧。
伊犁产茶之说最早见于咸丰六年（1856）。倡其说者为当时伊犁将军札拉芬泰。《清文宗实录》咸丰六年条载：谕军机大臣等，“札拉芬泰奏，伊犁地方出产茶斤，商民人等采取售卖，拟酌征商税一折，自系为裨补经费起见，向来何以并未议收税。其每年计产茶若干，约收税课若干，该将军尚未能知其数，现拟试行收税，务须详加体察。如果舆情称便，并无窒碍，再行妥议章程具奏。伊犁地处边陲，民间贸易，与外夷交涉，倘行之或有流弊，不可规目前之小利而贻患于后日也。将此谕令知之”。[44]
从以上谕示看，清廷最初并不完全相信所奏是实情，故特令其慎重从事，不可贸然采取行动。但札拉芬泰并不以为意，当接到谕示后又上书称：“伊犁地方辽阔，此种茶斤产自山沟，商民采取，实自近年始行查出”。“伊犁商民于附近采造，尚不甚费工本，虽制造成色不等，均堪饮用。兹据按成征收茶斤，一经报税，即系官茶，商人既乐于费少，小民亦乐于费廉，察之舆情，无不同声称便。”又云：此项茶斤，“今拟因地制宜，仅按成抽征茶斤，即在奴才衙署之旁，设立税局，遴委妥员常经理，令商民随时赴局报明茶斤数目，其成色约分上、中、下三等。请自咸丰七年为始，每茶十分，抽茶一分半，以期立法简便，不至扰累商民”。[45]
据记载，税局为了征收税课，还制木戳一颗，上刻“官茶图记”四字，印于茶票之上。票内编列号码，以备查验。票面有满、汉字体，其文曰：“为茶票事，照得伊犁近产茶斤，业经奏明按成抽税在案，合行给发茶票，以杜偷漏假冒之弊。嗣后贩茶商民，慿此查验，其无印票者，以私茶论。倘敢伪造，严拿从重治罪。”[46]
税课的征收，前后实施了四年。第一年（咸丰六年），抽茶17100斤；第二年（咸丰七年），抽茶15500斤；第三年（咸丰八年），抽茶8800余斤。第四年（咸丰九年），抽茶1800余斤。第五年因产茶种绝，无人入山采茶，被迫停其税课。[47]不久由于各地农民起义蜂起，政局动荡不安，其事无人过问。及新疆置省，为解决新疆茶叶的输入与供应问题，户部饬令于当地植茶，设局抽税，始又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时刘锦堂任职新疆巡抚，他接到咨文后，立刻派人到伊犁调查，其事遂大白于天下。光绪十一年（1885），刘氏在有关新疆情形折中说：“至种茶一节，前准部咨，饬属查复，佥称南北两路，从未种过茶树。缘茶性喜暖，关外雪地冰天，寒冷倍于关内，种植本不相宜。”“又部咨，内称伊犁地方出产茶斤，官为设局抽税等语，饬据前署伊犁同知上官振勋查明：伊犁所属大西沟、阿敦盖两处，向有一种野树，土人取以充茶，叶大枝粗，味亦远出南茶之下，乱后无人采用。如果将来有利可兴，再行酌办”。[48]至此，有关新疆产茶之神话便告破灭。
札拉芬泰为什么要制造这一耸人听闻的神话？个人以为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
据记载，札氏为满洲正黄旗人，累迁至正黄旗蒙古副都统。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库车办事大臣、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等职。咸丰四年（1854）调任伊犁将军。在职期间，适值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捻军起义风起云涌，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受到了沉重打击，新疆“协餉”一时难以为继，财政支绌，致使各地官兵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各省人民生产之茶叶又无法继续输入新疆，以满足当地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于是，部分居住伊犁商民，便将在大西沟、阿敦盖发现的一种野生树叶用来加工，以代茶饮，藉以渔利。札拉芬泰以为有机可乘，遂谎称其地出产茶斤，商民采取售卖，请于其地“设局征税，充伊犁兵饷之用”。[49]并先后派人征收四年之税。这实际上是为解燃眉之急的应对办法，并非真正有茶叶出产。
[1] 《清史稿》卷124《食货五》。
[2] 《清朝文献通考》卷30《征榷五》。
[3] 《那文毅公奏议》卷59，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
[4] 《清史稿》卷124《食货五》。
[5] 《明史》卷80《食货四》。
[6] 《甘肃通志》卷19《茶马》。参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卷17《茶马》。
[7] 《清高宗实录》卷668，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壬寅。
[8] 引自吴蔼宸《历代西域诗抄》第106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 军机处录付，道光十五年七月初九日陕甘总督瑚松额奏。
[10]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十四》。
[11] 《那文毅公奏议》卷77，道光八年七月十九日奏。
[12] 《新疆图志》卷33《食货二》。
[13] 参阅《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十四》；罗迪楚《新疆政见·新疆茶务说略》。
[14] 《清德宗实录》卷544，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壬辰。
[15] 罗迪楚《新疆政见·新疆茶务说略》。
[16] 《新疆图志》卷33《食货志》。
[17]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18] 《清高宗实录》卷610，乾隆二十五年四月已卯。
[19] 《那文毅公奏议》卷59，道光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
[20] 罗迪楚《新疆政见·新疆茶务说略》。
[21] 罗迪楚《新疆政见·新疆茶务说略》
[22] 《左文襄公奏稿》卷45。
[23]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十四》。
[24] 参阅刘建生、刘鹏生等著《晋商研究》第3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5] 参阅《旅蒙商大盛魁》第45—46页，《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二辑。
[26] 参阅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等译《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6—9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7] 引自《古诗行记选注》第42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8] 《清宣宗实录》卷56，道光三年八月庚子。
[29] 《清宣宗实录》卷58，道光三年九月辛未。
[30] 《清宣宗实录》卷57，道光四年闰七月甲辰。
[31] 《新疆图志》卷33《食货志》。
[32] 《左文襄公奏稿》卷42。
[33] 军机处录付，维吾尔项，1451卷第5号。
[34] 引自《清朝掌故汇编内篇》卷16。
[35] 《清宣宗实录》卷60，道光三年十月丁巳。
[36] 参阅黄鉴晖《明清山西商人研究》第134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37] 参阅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4页。
[38] 参阅《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5《实业八》。
[39] 参阅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第250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
[40] 波兹德涅耶夫著《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第93页。
[41]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同治六年十二月甲午。
[42] 参阅高荣盛《元代的茶叶生产与茶政》《元史及北方民族研究集刊》第十期。
[43] 《左文襄公奏稿》卷55。
[44] 《清文宗实录》卷205，咸丰六年八月丙戌。
[4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4，咸丰六年十二月己亥。
[46] 《筹办夷务始末》卷14咸丰六年十二月已亥。
[47] 佚名《伊江集载·茶叶》。
[48] 《刘襄勤公奏稿》卷10《开源节流就新疆情形逐条分析复陈折》。
[49] 《清史稿》卷124《食货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