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读狄宇宙、韦栋主编：《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疆、族群边界以及人文地理》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
政治、族群、边疆皆为现实人类社会中的热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三个问题导致了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人类诸多大型冲突与战争。数百年来，研究者们孜孜于这三个问题，力图能够找出一个有效而稳定的解释“三角”，在政治上的诸多主义，关于族群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论说与“想象的共同体”思路，在边疆问题上的传统中原观念、美国各边疆学派的学说（特纳、琼斯、博格斯、拉铁摩尔等的观点）以及欧洲拉策尔、契伦、卡尔•豪斯浩弗、让•白吕纳等人的主张等等皆有所长，但至今尚无一个稳定的解释“三角”为世所公认。中国历史的问题本身又向为复杂，而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讨论政治、族群和边疆问题，其复杂维度则又增加了一重。何谓“中国”？长期以来观点众多，但大体上都将之归为文化族群的共同体，颇类似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化的实践路径。中国传统历史中对族群政治历史的叙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史记》中即肇其端，其中之《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西南夷列传》等皆为传世名作，后起的班固《汉书》等因之为模本并有所创新，但文本中夸张之处甚多，论断亦秉持中原汉人视角，给人以“域外的野蛮人”之感。梁启超、王桐龄、林惠祥诸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并皆试图作出其族群历史的新尝试。但是在中国史背景下将边疆与族群融合考虑时，则往往在分析中产生中间隔着一层皮的感觉。中国边疆族群史的叙述是否必须是政治、经济、民族、思想文化诸块拼在一块儿，笔者表示怀疑，很多时候，拼盘式的叙述反而会将思路打乱，一切似乎都已解决，一切又似乎全未解决，这种内在的矛盾感觉使人无法专一地思考特定的政治、族群与边疆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缺少搜寻问题的能力以及在这种问题意识下作出解释的勇气。不可否认，在这一点上，或许是由于立足于域外以及主要为学术而学术的缘故，欧美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意识要更强一些，或许能给我们本国学者以新的视野。狄宇宙、韦栋主编的《中国历史中的政治边疆、族群边界以及人文地理》（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 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2003）一书就是以问题意识为主轴的对中国历史中的政治、族群与边疆问题加以解读的著作，它并不期望能提供某种答案，也并不期望成为教科书式的文本。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1991年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剑桥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和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在编著此书时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中国史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现为亨利•卢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东亚研究教授，尤其专注于对中国北方边疆的文化、政治与军事史研究。近期的主要著作有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 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s in East Asian History 2002；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 2003以及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2006。韦栋（Don J. Wyatt）是美国佛蒙特州米德尔伯里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历史学教授，对中国学术史等问题深有研究，其主要著作包括The Blacks of Premodern China 2009；Battlefronts Real and Imagined: War, Border, and Identity in the Chinese Middle Period [edited]. 2008；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2003以及The Recluse of Loyang: Shao Yung and the Moral Evolution of Early Sung Thought 1996。
本书主要内容除了导言外，则是十二篇相关研究论文。在导言中，狄宇宙与韦栋认为，边界（boundary）作为一种划分物理空间、整合政治实体、区分社会集团以及确定族群类型的方式，在历史探究的过程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面向。当我们在探究多样性的历史之时，我们对边界的观念一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基于稳定性的历史体认。我们将时间视作是可确定的但却通常认为是主观性的边界的观念毫无疑问是我们对历史进步的关键意识之一。我们接受了将想象性边界（imaginary boundary）作为自然领土的一种基本表征，它勾画出与地区、帝国或者民族国家相异的图景，并经常必然地影响到我们对那些甚至是对统治方式、政治手腕以及国际关系的最平凡方面加以理解与感受的能力。然而，尽管存在着这种历史与边界之间的隐含性关联，但我们还是有意无意地将中国视作是世界上边疆的上述区分功能加以贯彻的少数地区之一，很多学者还是无视或者忽略了中国内部的内在分野，并认为，如果要划界的话，也只是对外的划界。西方的很多学者都强调了中国古代的“熔炉”（melting pot）对型塑“中国人”（Chinese）的巨大作用，但却往往忽略了中国内部边界对社会的归类作用，从而形成了中国内部的多样性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仅应该考察宏观性的边疆问题，而且应对微观性的边疆问题加以特别关注。而本书的诸篇不同主题与时限的研究论文即为此中之义。
由于原始物质材料的缺乏以及文字材料本身在流传过程的变形与错位，对于远古社会空间问题的分析颇具挑战性。但是，对此的尝试却显得颇有必要。它可以让我们了解整个当代中国空间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在 “论西周周原的社会地理：扶风县的井与中（仲）”（Toward a social geography of the Zhouyuan during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Jing and Zhong lineages of Fufeng county）中，夏含夷（Edward L. Shauchnesssy）通过考古学考察所发掘的铭文而绘制了一幅在周朝时周人故土周原的核心地带，即当今扶风县的家族居住的“文化地图”。通过对两个主要当地世系的探究，夏含夷展现了一套在同样文献丰富的地区对周代人口统计学加以研究的方法论。在本文中，作者的分析使他可以对影响地域并对大族的贡献加以区分，并使研究者们可以在更多的细节方面理解这些这些世系的兴衰历程、他们的相互关系（尤其是通婚情况）以及他们与周国（the Zhou state）的关系。对这些世系的图构对于我们理解周国的社会“流动性”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Vera Dorofeeva-Lichtmann在其“绘制一幅‘精神’图景：《山海经》中陆地空间的表现”（“Mapping a ‘spiritual’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of terrestrial space in the Shanhaijing”）中探究了《山海经》编纂过程中的知识型塑过程，作者在文中指出，关于《山海经》地志学的诸多研究都未能契合当地的地方性，作者的研究揭示了型构《山海经》的特殊地理环境的精神历程只有用中国的传统宇宙观方能加以理解。这种宇宙观表明这些方位是为安排这些方位提供观念基础的文化观大框架的一部分。从这一视角来看，这种安排就成为一种“精神”图景的转换，也就是说，它成为一种神圣力量的空间分布，而这种安排的成分也成为表现宇宙观意义的工具。故而边界的意识至少有效地表现了两种相互区分的认知领域（epistemological area）。一方面，这一著作本身采纳了一种类似网格的结构，借以将要点区分开来，而在其中，经由水平与垂直线组织起来的线路体系将那些地区（“方”）彼此维系起来。在另一方面，各章节中所出现的更多相关的“边界”实际上是在真实的地理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意义之间的知识分野，通过对这种分野的考察，就可以寻找出《山海经》较为清晰的空间界线以及其中所贯注的空间观。
族群身份一方面是由“他者”定义的，另一方面又具有自身的想象化特征。而最终在历史上所确定的族群身份则是在两者隐形博弈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笔者所坚持的“从游牧社会发现历史”的观念中，诸多历史问题的解释往往从游牧社会的视角出发更能得到清晰的解答。黄秀玲（Dorothy C. Wong）在其“族性与身份：南北朝时期作为佛教艺术庇护者的北方游牧民族”（Ethnicity and identity: northern nomads as Buddhist art patr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一文从南北朝时期艺术史的视角研究了族群身份问题。作者认为，在这一时期，许多控制中国北部的游牧部族成为当地艺术尤其是宗教艺术的庇护者。在一些情况下，佛教庇护者的名录中包括了来自不同族群的供养人，这些供养人的外貌具有鲜明的少数族群特征，这种现象促成了佛教跨越族群边界而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部族中传播开来。在“深眼高鼻：唐代的蛮狄相貌及其描述”（Deep eyes and high noses: physiognomy and the depiction of barbarians in Tang China）一文中，班茂森（Marc Samuel Abramson）也同样对族群边界加以关注，并对汉人与“蛮狄”之间的身份特征差异作了探究。与黄秀玲的文章不同的是，作者并未专门关注这些民众的自我表现（self-representation），而关注汉人对“蛮狄”的身份归类及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演进历程。这种身体边界也是多样化的。一方面，许多身体边界是明显的，可观察的，但在另一方面，汉人内心所持的“夷夏观”依然有着深远的不可观察的影响，而双方的关系就在这两方面的互动中展开。
自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其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农业与十六世纪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中系统性地提出“世界体系论”以来，核心（core）、边陲（periphery）以及半边陲（Semiperiphery）就成为有效的政治历史分析工具。而在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态并不完备的中国古代，超越国家这一单位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分析显得有所必要。沃勒斯坦的这三个核心概念尽管最契合于现代资本主义兴起时期，但如果将之用于对古代中国的分析，似乎也能有所收获。半边陲地区在整个体系中是体系稳定的主要因素，它具有既被核心地区剥削，又剥削边陲地区的双重角色，而正是这种双重角色增加了体系内的异质性和多元性。Naomi Standen在其“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Five Dynasties）中论述了在大变革时期的北部边疆状况。五代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政治流动性（volubility）与社会流动性（fluidity）的时期。中国北部再次置身于游牧民族的影响之下，而且一些地区边疆的多孔性（porosity）也为新的政治、军事以及族群均势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作者特别将劫掠现象看作是跨界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强有力方式。劫掠意识作为一种观念是游牧部族对定居社会的一种掠夺态度的表现，这种行动弱化了边界的意义。“边疆社会”形塑了五代政治的短暂化特征。笔者认为，正是由于中原北部的游牧族群的阶段性劫掠活动使得处于半边陲地区的五代政治核心地带经常处于动荡之中，而这种动荡又影响到了作为核心地带的中原以南经济腹地以及作为边陲地带的北部边疆，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处于阶段性瓦解状态。Irene S. Leung的文章“‘毡包齐列，大帐紧闭’：北宋边疆的图像化”（“Felt yurts neatly arrayed, large tents huddle close”: visualizing the frontier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对《宣和图谱》中的“番族”部分加以细致研究，认为其中所展现出来的“番族”形象表现了北宋对北部边疆游牧民的内在印象，本文结论与通常研究的结语颇为不同，作者认为，这种形象并未表现出“野蛮性”，而是相当地平和安定。北宋政府所特意营构出这种与辽朝的北部边疆和谐相处的图像，以之作为对其他边疆族类加以宣传的一种手段，而且，在宋朝与辽朝之间的实体边界变成了当地民众表达彼此的一种精神边界。
历史过程中新国家的型塑过程因其斑斓多样而吸引着众多学者的目光。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概念广泛应用之前，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又是怎样确立自身意识的？如东汉时期的朝廷与民众在观念上又是如何对待西汉这一历史阶段的？这些问题似乎皆未曾有所深究。当然，这些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朝代名称的问题，而伴随着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意识上的内在变化，必须在多个维度下加以综合关照方能加以厘清。在“创造‘北’宋”（The inven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一文中，韦栋（Don. J. Wyatt）对与中国北部边疆政治史密切相关的历史问题加以特别关注。他专门研究了在宋朝灭亡之后将宋朝划分为北宋与南宋的问题。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何时开始出现“北宋”的意识？在逻辑上这不可能在宋朝政权尚且存在并在表面上还希望收复北方故土的情况下出现，但是经由文本考察得出，“北”宋的名称在这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韦栋将三位汉族文人在宋朝灭亡之时的境遇视作是对发现“北”宋的“精神源泉”的一种可能的报复。当一个王朝无法在道德上坚守之时，分裂就随之产生而且将王朝分为两个部分的意识就获得了动力，尽管这种分割并没有出现在正统的历史叙述中。作者认为，“北”宋的出现是宋朝的国家道德一统观崩溃的产物与具体表征。笔者认为，宋高宗在型塑“南”宋的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性的作用。他一方面是宋徽宗之子，钦宗之弟，是其法统的有效继承者，但在另一方面，他是一位倾向于绝对独裁的君主。正如刘子健（James T.C. Liu）所指出的，“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再明白不过，一切都仰赖皇帝的决策。皇帝个人，不依靠任何官僚，制定国家政策。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皇帝的教育开始，别的都还在其次。这正是为什么后来哲学家朱熹会长篇大论地对新皇帝强调诚实地‘格物’以‘致知’，从而达到‘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很多人认为这些哲学概念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但是，在极权主义的语境中，朱熹所强调的，正是从他的立场看来最为现实、最中要害的东西。如果在朝廷上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他个人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繁荣昌盛。”[1]而宋高宗正是通过其思想意识不仅塑造了南宋的政治体系与权力运作传统，而且通过其继承者的理学化实践从反向固化了“北宋”这一政治阶段。赫曼（John E. Herman）的文章“慕俄格王国：中国西南一个边疆帝国的简史”（The Mu’ege kingdom: a brief history of a frontier empire in southwest China）论述了在如今贵州省境内的一个非汉族政权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赫曼在文中通过丰富的地理与历史资料确定了这一政权的政治边界，并探究了在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之间互动中所形成的政治空间组织中的变迁。这一地区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关系并未反映出开化力量的所向披靡。在某种程度上，边疆地区成为抵抗与适应中央力量进入并发挥影响的场所，在这过程中，文化与政治同化过程（assimilation）并不总是延续进行的，这一地区直到相当近的时期才成为中央政权所稳固控制的地域。对明末时徐霞客的游历活动，学者们已有过众多研究著述，而洪安瑞（Andrea Riemenschnitter）在其“旅行家的责任：徐霞客及其在西南边疆的游历”（Traveler’s vocation: Xu Xiake and his excursion to the southwestern frontier）中展示了独特的研究视角。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为，“边疆”（frontier）是徐霞客“科学”调查的对象，在明朝末年的关键性时刻，游历文学成为个人自由表达的一种方式，而且在同时又保持着与经典传统的长久对话。徐霞客在西南地区的游历活动也就成为某些层面上的一种“跨边界”（border-crossing）经验。从最表层的层面上看，这表现为，对“中国”的一个部分的考察在实际上是陌生的与偏远的，这种充满着危险的外来主义（exoticism）的范围通常排斥着那些受过经典传统教育的士人。而明朝末年是一个知识界光怪陆离的时代，在什么是可接受的与什么并非知识考察的对象之间的传统界限较之过去变得不再难以逾越。作者认为，徐霞客在西南地区的游历活动在某种程度是对传统宇宙观的批判性再思考。经典中所体现的宇宙秩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徐霞客通过其亲身实践，表达了他对于日益破败的政治秩序的批判性态度，而这，也正是对一种新的政治视野与道德观的新吁求。作为一位并不背负政治使命的游历者，徐霞客的行动所反映的可以说是社会底层（非权力阶层）对上层所倡导的传统宇宙观的实践性态度。笔者认为，这种在“读万卷书”之外的“行万里路”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也促成了明末儒学的危机与经世致用风气的兴盛。对精神领域的“跨界之旅”又进一步形塑了新的宇宙观和政治观，从而使“中国”这一概念所涵摄的范围更为广泛，在具体实践上也进一步将边疆地区纳入大一统的整体性“中国”概念之中。
清代帝国空间问题已然成为目前学术界的热点之一，正如欧几里德几何学中“空间”的线性分布一样，清朝“空间”直观地给我们呈现出某些具有鲜明二分性的具体特征：“在场”（presence）与“不在场”（absence），以及“前场”（front region）与“后场”back region。在另一方面，清朝“空间”又表现为一个内在整体，它对历史事件的粘着性使得各种历史事件之间具有了某种关联性。清朝疆域广大，鼎盛时期四维所至，“自东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州”[2]，清朝前期所面对的依旧是传统中国的边患与变乱问题，清朝特有的统治经验与机构设置对此皆能有效掌控，而在清朝中后期的转型中，其自身“空间”中的“流动的边疆”观与西方所认为的中国边疆的确定化发生了冲撞。从某种意义上说，“空间”是一种活着的机体，它也有着自身的生长与衰歇过程。清朝自1644年入主中原以来，首先以军事力量支撑起起其政治统治的现实“空间”，继而通过历史修纂与开科考试型塑出政治文化合法性的“空间”，进而在道德层面建立起无处不在的“我们的大清”氛围。而清朝“空间”的衰歇过程也正好经历了道德-文化-政治的反向路径。本书最后三篇文章皆以清代作为时间背景而展开，并分别以全局、交流及文化活动为视角加以论述，力图展示出对清朝“空间”的整体性认识。在“清代十八世纪帝国空间的转变”（Changing spaces of empire in eighteenth-century Qing China）中，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超越了明清转变的分水岭而对那些并非抵抗或批评国家的人们而是国家自身对空间和边界的“掌控”问题加以关注。卫周安观念中的“边界”（boundary）同样是多面向的，一方面，她区分“文”、“武”两大原则，在中国文化中，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具有等级制想象的二元观，其中，“文”是普遍存在的，而“武”则处于次要地位。在另一方面，作者还探究了在清朝尤其是乾隆朝的特定地区与时空格局下“文”、“武”所体现的符号性意义。作者认为，乾隆帝力图突出“武”在传统儒家“文武格局”观念中的地位。清朝的军事起源遂逐步被加以庆祝，并在众多公共空间中表现出来。卫周安通过对这些富含符号与令人回味的意义的空间的分析，形塑了一种对关于清朝满族统治者“汉化”问题的新的分析路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的文章“清朝边疆的柯尔克孜游牧民：朝贡、贸易亦或礼物交换？”（Kirghiz nomads on the Qing Frontier: tribute, trade, or gift exchange?）对发生在边疆地区而非宫廷层面上的朝贡体系作了分析，作者通过对十九世纪早期清朝与柯尔克孜游牧民的关系的探究，对贸易与朝贡之间“边界”的难点问题加以关注。作者指出，这里的活动具有双向性，从清朝方面而言，它准许地方领袖们通过这种礼仪活动，确立起对所控制地区的符号合法性。通过这种方式，纳贡者就被统合进一个空间之中，这不仅表现为其从属性的政治地位，而且还使其获得了经济利益、政治庇护和军事支持。从纳贡一方而言，这种朝贡仪式可以被解释为一种游牧民族之间经常发生的礼物交换，这样其首领们既能获得经济收益又能巩固其政治领导地位。雷碧玮（Daphne Pi-Wei Lei）在其“在晚清小说与地方戏中探视古老中国的新边疆”（Envisioning new borders for the old China in late Qing fiction and local drama）一文中对包括族性、性别与国家在内的一系列“边界”作了探究。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民间戏剧仍然通过“汉人与蛮夷”的面具性二分法来表现自身与他者，但是，这种情况随着西方人的到来而更为复杂，使这种戏剧中表现的“夷狄”形象产生了分化，形成了国内“夷狄”与外国“夷狄”的形象区别，而有时候外国“夷狄”更像动物、更为丑陋。在有些情况下，这两种“夷狄”合起来压制汉人的独立意识，而这也产生了早期的民间态度，可被称作是“礼仪民族主义”（proto-nationalistic）。作者认为，一个理想中的汉人国家在离开了其蛮夷对手后是无法存在的，王昭君在出塞嫁给匈奴之后一次次的自杀行为表明并非“蛮夷化”与“中国式”之间的所有界限都能轻易消融，随着王昭君的出塞和亲，这种“性别边界”表明了一种寻求改变的反抗，并在事实上成为中原在面对外来攻击时的一种象征性自我献祭的在地化（locus）。
不可讳言，中国本土的边疆族群史研究不可能脱离其政治参谋的色彩，从这一点出发，如何厘清中国传统历史中族群、边疆诸问题的脉络显得尤为必要。在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3]的总体概观之下，对于各朝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族群边疆观念的流变问题，当加以更为贴近当时现状的解释。“在知识与真理、现实与现实被表述成的各种模样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吻合对等状态。因为‘所有的表述’，正因为是表述，首先就得嵌陷在表述者的语言之中，然后又嵌陷在表述者所处的文化、制度与政治环境之中。总是，凡是对现实的表述势必也是错误的表述，是一种‘知者’对‘被知者’实行的思想支配”。[4]此书作为外国学者编著的研究文集，必然无法脱离其“外在性”，这些外国历史学家们势必会将它们自身的一部分注入到他们所力求表述的历史现实之中。但是，这种自身观念“投射”本身又反过来对于从中国视角内部重新梳理这段复杂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在其中先前为西方的理论绳索捆绑之处，如何能够松绑并找到合身的“中国衣物”？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论都认为，历史有其自身的观念，它要么是某种意识的进步过程，要么是人类为了逃避自然的局限而对自然与自己本身加以控制的过程，同时也在技术进步与社会流变中产生愈加明显的“异化”过程。这种预期中“合身”的“中国衣物”是否还是会不自觉地变成“西方风格”？笔者无法预知。但是从中国内部去找寻这些“中国衣物”是没有疑义的。柯文（Paul A. Cohen）曾认为“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有种从十八世纪和更早时期发展过来的内在的结构和趋向。若干塑造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的增长与疆域的扩大，农村经济的商业化，社会各阶层在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日增等等。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并不是一个踏步不前，‘惰性十足’的‘传统’秩序，主要或只可能从无力与西方抗争的角度予以描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情势，一种充满问题与紧张状态的局面。就在此时西方登场了，它制造了种种新问题——而正是这一面直到近年一直吸引住美国史家（费正清与李文森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但是它也制造了一个新的情境（context），一种观察理解老问题的新框架（framework），而且最后还为解决新、老问题提供了一套大不相同的思想与技术。但是，尽管中国的情境日益受到西方影响，这个社会的内在历史自始至终依然是中国的”。[5] 我们要知晓西方学者对这些中国古老而复杂问题的所思所想，但真正的解决还是得依靠自身来完成。正如美国的边疆学派最契合的施用环境是美国一样，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族群分布生存于中国巨大版图之上，并在期间不断地分化重组，形成了五彩缤纷的边疆分化与人文地理面貌。分层化的时空结构为这些要素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与时限，中华民族与中国本身就在这些要素的“展现-表演”过程中获得了其存在与发展的内在意义与动力。
正如拉策尔所认为的，边疆是作为族群生活的边缘有机体而存在的。在这样一个包含着各种深层文化矛盾的社会中，大众的内在时间定向已经全面地转向“未来定向”（future-oriented），我们的注意力已经最大程度地转向中心，转向那些最能吸引我们的最具诱惑力的事件本身，“事实上，社会不再以自生的方式前进了；它为某些特定的目的而被动员起来”，[6]人的角色发生了断裂，国内对边疆族群问题的关注也愈发裂变为两个日渐分疏的部分：一部分为满腹热情的，甚至是充满着狂热民族主义情绪的底层民众，他们的热情往往被误导而投射于某些或者根本不重要的问题上去；另一部分则是超级冷静的、以细碎考证为指归的深层研究者，他们又过于理性，缺乏对政治活动参与的热情。这种对边缘问题认识的“边缘化”愈加稀释了中国传统历史上的边疆族群问题的内在意蕴，并最终导向对这一问题的茫然无寻——我们失去了对这一问题的自我思索能力，面对着一大堆资料而找不到“对话”的起始点。笔者认为，泛化研究固然需要，但往往流于空洞与教条，唯有从特定的时段找寻到相关的边疆问题并加以深入探究，或许才能找到打开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边疆问题的钥匙，从而形成自己的“中国边疆学派”。
[1] 刘子健著，赵冬梅译：《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4-95页。
[2] 《清史稿•地理志》。
[3]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载《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4]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132页。
[5]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3-174页
[6] [美国]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8页。
（资料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