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赫舍里文化现象的形成

  赫舍里氏文化现象就是以家庭为载体，传承多种民族文化。它是东北各个民族历史文化长期交融、沉积和传承的表现。赫舍里氏家族作为文化载体，既表明它有渊远流长的历史，同时也是滞后民族文化的先进代表。现就东北民族文化发展、传承与赫舍里氏族群特点等问题，略加分析。 

（一） 波浪式发展态势   

多年以来，中外清史、满族史和东北民族史专家、学者的共识是东北民族发展史的规律具有波浪式发展态势。这种态势的发生，多发生在东北地区局部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时期。我们不必从最远古时期去探索，只从契丹耶律氏为始，相继出现辽、金、蒙元和清朝四次较大的冲击波，便可知其大概。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在吸收中原及各族传统文化的同时，高速度地发展起来，乘中原王朝腐败之际，先后冲入中原，建立局部，或全国性政权。他们的凝聚方向是趋向经济、政治、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从而造成民族关系激进式地大震动、大融合。这种特定而剧变式的民族大融合态势，尽管给中华民族带来一次次血的阵痛，但他却极大地加速了中华民族整体文化整合及形成过程。然而，作为东北少数民族，在这逐次民族大交融中，形成三种趋势。（1）有的民族自身及其文化全部融入以汉族为主体的大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族群本身，完全消失。（2）有的民族其先进部分融入中原文化，同时尚有部分遗留和沉淀。（3）其民族的滞后部分继续南迁，而沉淀的先进文化与滞后群体文化相结合，再次勃兴，而清初赫舍里氏及其文化现象，正是先进文化沉淀、积累和发展的集中表现。并且是后进民族文化立足于中原的重要支撑点之一。 

（二）传统文化的传承   

从辽神册元年（916年）至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的996年中，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多姿多彩的灿烂文化组成部分，曾经在东北大地大放异彩，作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后进借鉴先进，后浪推动前浪地发展。我们以先后兴起的民族文字为例，看看精彩的东北民族文化演进史。 

（1）契丹字的传承   

辽朝神册五年（920年）九月初二日，契丹大字颁行天下。不久，契丹小字也正式推行[1]，直至辽朝灭亡，运行196年，有力地促进了辽朝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事业的发展。金朝建国后，遗留的契丹文字起到两个作用，（1）它为金朝的社会发展继续发挥作用，时间长达96年，所谓“女直初无文字及破辽，获契丹、汉人，始通契丹、汉字。于是诸子皆学之”。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81年），诏令停止使用契丹字。（2）契丹文化在金朝得到很好地传承，其文字不仅直接为女真社会生活服务，而且成为女真文诞生的母体。天辅三年（1119年），完颜希尹“仿契丹字制女直字”颁布[2]。于是，国内出现“诏百官诰命，女直、契丹、汉人各用本字”[3]，国中多种民族文字通行。相当长的时期，在完颜氏家族中，已出现早期的赫舍里文化现象。例如翰、石古乃等都“通女直、契丹、汉字”[4]，成为多民族文化集于一身的世家代表人物。 

（2）女直字的传承   

女真文字在大金政权支持下运行百余年，从元朝开始便进入以家庭传承为主要载体阶段，又运行近百年。从明朝《肃慎馆来文》中的70余卫、所的女真首领，给明朝政府85件文档[5]看，明朝中叶以前，女真文在女真社会各个家庭传承，仍然比较普遍。从宣德九年（1434、年）至正统三年（1438年），出现“废绝”状况，玄城等40多个卫无人知晓女真字。但在咸吉道的“女直子弟中”，仍有“解女直文字者。”建州右卫凡察仍然运用女直字给明朝政府上书[6]。嘉靖朝女真文书逐渐失传，隆庆末年至万历初年，所谓建州右卫王杲“能解番汉语言字义”，恐怕他是目前所知道的会女真文的最后一个人。这是赫舎里文化现象中，何以不曾传承女真文的历史原因，也是努尔哈赤起兵后重新创制满文的理由。 

（3）蒙古字的传承   

明昌二年（1181年），金朝宣布“停止使用契丹字”后，这种民族文字失去政权力量支持，加速消亡过程。然而，89年后的至元六年（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不满足于使用女真、汉字的现状，创制出蒙古字八思巴文，经过14世纪初年在畏吾儿字基础上的改制，形成后来的蒙古文字。在元朝近百年对女真社会的统治中，蒙古文化通过政权力量大势东进，直接影响女真社会生活，特别是明朝宣德年间，脱脱不花等蒙古势力向女真社会腹地冲击及在辽阳、开原甚至抚顺等辽东各个马市，比较先进的蒙古族文化，与女真文化交融发展，此时，女真、汉字和蒙古字并存又近百年。而蒙古文化的影响形成压倒优势。那些时而用女真字，时而用蒙古字起草，而译成汉字向明朝政府上书者，正是继金代之后，再次出现的赫舍里文化现象。 

（4）满文的诞生   

女真字的失传，迫使努尔哈赤另起炉灶。他曾经派女真人喀喇进入中原考察借用汉字改制，未能成功。转而用蒙古文字型，配以女真传统语音，使两种民族文化巧妙地融合，成为满文产生的基本文化元素。众所周知，当时的噶盖、额尔德尼都是汉、蒙古语言、文字的精通者，又具有本民族语言优势。所以，他们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 [7]。赫舍里氏硕色及其弟希福因以“通蒙古、汉文”[8]，而专任文馆事。这一批兼通蒙古、汉文的女真文化阶层，就是通过家庭形式传承各个民族文化者。所谓索尼“早承家学，兼通满、汉、蒙古文”[9]，即是清初赫舎里文化现象形成的渊源。由于希福和索尼在清初有突出贡献，在满族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顺治帝在追谥额尔德尼为“文成”的同时，赐其子萨哈连“改入大学士希福族中，赐姓赫舍里。”可见，赫舍里文化现象在清初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三）赫氏名称由来与分布 

赫舍里姓氏名称的由来有诸种说法。据笔者所知，有两种意见可供参考。清高宗敕撰的《清朝通志》认为，赫舍里氏“本金部名”见《金史》以部为氏。经有关专家研究指出：金姓“纥石烈（geshilie）”，汉译“高”，清字读音“赫佘哩（hesheli）”，清姓“赫舍里”[10]。就是说，赫舍里姓氏来源于纥石烈部之部名。另一种意见是乾隆九年（1744年）刊出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认为：“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清初的51支赫舍里氏，正好有一支 “世居赫舍里河”。查遍清朝各种舆图中的东北地区水系，皆不见相应的“赫舍里河”名称。只有在拉林河上游左支流，“和伦必拉，（金代加古部所在地）”的上游，有“哈萨里必拉”[11]。其名称是满语发音，“必拉（bila）”，汉译为“河”。 “哈萨里”，或许就是译成汉语的“赫舍里”，亦未可知。目前，纥石烈为赫舍里说，是主流意见。“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之说，需要进一步研究。 

清初赫舍里氏广泛分布在东北各地，大体是“世居乌喇、沙尔虎、瓦尔喀、扎库木、塔山堡、哈尔敏、长白山、赫席黑、松花江、白河、赫舍里河、特分、雅兰、佛阿拉、马查、绥芬、讷殷、诺尔、瑚普查、呼兰、浑春、雅兰瑚，吉林乌拉、滹野”等51处[12]。随着战争的推进，其各个族支先后归服努尔哈赤。在清初关外的都英额、斋古、和多穆哈连、叶赫等地的赫舍里氏人才最多，贡献最大。 

总地说来，清初赫舎里文化现象是东北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积淀、传承的产物；是女真社会上层富有的世家大族传承所致；同时也是发展滞后民族中先进的传统文化积累。正是这种文化积累，成为滞后民族屡次勃兴的文化桥梁和先导，并能立脚中原的文化支撑点之一。 

二  赫舍里文化的进步性质

赫舍里文化现象是发展滞后民族中先进文化表现，是连接后进民族与先进民族文化接轨的桥梁。这种文化培育的人才对于本民族发展起着先导和积极地推动作用。现就努尔哈赤起兵后，这类人才状况、作用和文化素养，作以粗略地剖析。 

（一）   先进文化群体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除他自己通晓满、汉、蒙古文化等具有赫舍里文化现象综合素养外，建州三卫这样的本民族人才相当匮乏。所以他不惜工本，以极其高厚的待遇，即“家产致万金”，聘请一位“文理未尽通”的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陆），“号为师傅”，奉为神明，既令他教“儿子书”，又充当“文书”。朝鲜使者说努尔哈赤身边“识字者，只有此人”，本部“无解文字之人”[13]。可见，人才匮乏。万历十五年（1587年）“定国政”，特别是二十一年（1593年）击败九部联军之后，具有赫舎里文化素养的本族人才，如噶盖、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等相继来投，使新兴的国家社会文化生活，开始步入正轨。满文创制，是噶盖，主要是额尔德尼所完成。可见，这首批人才，尽管数量有限，但却起了文化振兴的先锋和奠基作用。那么，这首批人才的社会背景如何？这就需要研究赫舍里氏的家庭背景。 

硕色、希福和索尼的祖先世居都英额地方。其始祖穆瑚禄都督是硕色和希福的太祖父，他应当是生活在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从身份说，穆瑚禄作为明朝封赐的“都督”，其家庭不是一般状况。“都督”一称出自五军都督府，是明朝武职高官，京营和外卫最高军事长官。明朝政府在东北少数民族中，推行卫、所制。明朝初年，为更好地统治女真各部，在设立卫、所的同时，以五军都督府下武职官员封赐女真各部首领。初封比较慎重，像建州左卫大酋长猛哥帖木儿，建州卫大酋长阿哈出，也只封个指挥使，后来逐渐加封。到明朝中叶，封赐混乱，许多部落酋长成为都督，有时一个部落封授都督数名。所以，据不完全统计，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向明朝进贡的“都督”，竟达156员之多，还不包括穆瑚禄都督。当然这些都督都是虚衔。根据索额图后人金庆谱先生说，穆瑚禄都督是在开原马市为明朝服务的都督。这就可以断定穆瑚禄都督归王台汗领导，是都督猛古孛罗之下的一名都督，属于哈达部。其属下必有相当数量的部众。而穆瑚禄都督亲近家族亦算可观，他有八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瑚西布禄，次子丹楚，三子达柱，四子岱音布禄，五子阿音布禄，六子拖灵阿，七子特赫纳，八子噶尔柱费扬古。第七子特赫纳的第三子是瑚什穆巴彦[14]，即是硕色和希福的父亲。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1）其家族人多势众，这与穆瑚禄称都督身份相符。（2）穆瑚禄都督的孙子名叫“瑚什穆巴彦”。众所周知，“巴颜”满语为“bayan”，汉译为“富”、“富人”[15]之意。按照明代女真人习俗，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在名字后边加“巴颜”的，只有真正富有的人方可称之。清太祖的元妃佟佳氏之父，称“塔木巴颜”[16]，确是名符其实。可见，穆瑚禄都督家族是世代富有的大家族。这种家庭有条件通过家学，教育子弟传承民族文化。所以，努尔哈赤起兵后，首批具有赫舍里式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是满族先进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这同时表明，明代女真社会不仅存在南北社会发展不平衡性问题，而且存在部落与部落，甚至部落内部不同家庭之间文化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继这第一批兼通蒙、汉语言文字的本族知识分子外，天命建元前后，在后金政权支持下，第二批具有同样素质，即兼通满、汉、蒙古语言文字的知识分子，已成长起来。如达海、库尔禅、觉罗龙什、萨哈廉、刚林、罗硕、额色黑、阿珠祜等。 

（二）推动统一事业  硕色投归努尔哈赤之后，取代龚正陆，从事文馆工作，作出过非凡的贡献。清朝政府给于高度评价，即：“索尼之父，识天之命，尽臣之谊，志切来归，忠诚已著”[17]。然而，不幸的是硕色不久就无缘于人世。清初赫舍里的声名，主要是希福和索尼功绩所致。由于他们兼通满、汉、蒙古语言、文字，在后金对外交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希福为例，他被“诏直文馆”后，承继硕色，号为巴克什。凡是“文字之任，一以委之”。但他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屡奉使诸蒙古部，”大力推行满洲贵族联盟蒙古诸部政策。他坚决执行皇太极旨令，在危险面前，毫不退缩，所谓“君命安得辞？死则死耳，事不可误也。”充分表明其忠于职守的坚定决心。并根据清朝政府规定，使蒙古各部旗制化。崇德三年（1638年），他在完成内院工作之外，“兼奉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主要任务是“编户口，设佐领，颁法律于蒙古，平其狱讼，或往来军营，宣示机宜，覆功赏，相度形势，谕上德意于诸降人”等等。他的功绩既受到努尔哈赤好评：“奉使诸蒙古国，宣谕德音，审理讼狱，调集兵马，俱承命弗辱。”也受到皇太极的青睐，表彰他所做的工作“办理悉协”、“未尝不称职也”[18]。索尼与叔叔一样，承担着对蒙古诸部的联系工作。天聪二年（1628年），皇太极亲征喀尔喀，征兵外藩科尔沁而不至，皇太极除派遣希福“往驱之”进兵外，“复诏索尼与侍卫阿珠祜赉谕飭责土谢图额驸奥巴。”索尼通过与奥巴所部斗勇斗智，迫使“奥巴叩首，决计入朝”而“悔罪输诚。”索尼不但发挥擅长蒙古语的本事，而且在对明朝的战争中，亦发挥其汉语特长。如在天聪三年（1629年）正月，大军至镇子镇，“索尼同文臣达海颁汉字诏谕，降其民，复招抚沙河驿。越日，拔永平，与达海等奉命执黄旗于城上，以汉语遍喻军民，皆归顺”[19]。事实充分证明，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对于满洲贵族建立民族政治联盟，推动统一大业，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三）联姻帝室荣封   众所周知，清朝皇室爱新觉罗氏是个世袭望族，文化底蕴原本一般，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加强子弟教育，文化素养不断提高。其教育采取两个途径。即私塾家教和八旗教育。在十余年中，宗室文化素养日渐提高。同时，从努尔哈赤自身起，他的元妃、继妃、中宫等后妃，都是满洲望族女子，都受到良好家庭家教。到皇太极时期，五宫皇后、妃都来自元朝皇室后裔博尔济吉特氏，其家庭文化底蕴自然雄厚。在皇太极推进满族封建化进程中，爱新觉罗家族文化水平蒸蒸日上，封建化程度加深。这就要求聘娶的后、妃具有较高的封建道德文化素养，而赫舍里氏家族，有多名女子受聘，很能说明问题。 

清朝皇室有三位皇帝与赫舍里氏通婚。嫁给这三位皇帝的赫舍里氏家族女子有六人。清圣祖玄烨共娶四位赫舍里氏闺秀，第一位是聘娶领侍卫内大臣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索尼孙女，立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生于顺治十年（1653年）十二月十七日。康熙四年（1665年）九月，年13岁，奉孝庄太皇太后“懿命”，立为皇后。康熙十三年五月初三日，因为生子难产死亡，享年22岁。六月，恭上尊谥为“孝仁皇后”。她生两位皇子，康熙八年（1669年），生皇子承祜，夭折。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皇二子允仍，即废太子。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四日薨，享年51岁。追封和硕理亲王，谥曰蜜，俗称和硕理密亲王[20]。第二位是娶“孝诚仁皇后之妹”，噶布喇的小女儿。具体聘娶时间不详，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六月二十二日薨。她于康熙三十年（169年），生皇子允禨。奉命追封为平妃[21]。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有赫舍里氏赉山之女册封为僖嫔[22]。清宣宗旻宁，聘娶的第一位赫舍里氏，初封珍贵人，道光五年（1825年）四月，册封为珍嫔。八月，晋封为珍妃；聘娶的第二位赫舍里氏，初号常贵人，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尊封为常嫔。十年八月二十三日薨。十一年（1861年），追封为常妃[23]。清穆宗载淳，聘娶的赫舍里氏是知府崇龄之女。初无封号，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一日，钦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封为瑜嫔。十三年晋封瑜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敕封为瑜贵妃。宣统即位后，封瑜皇贵妃。后封敬懿皇贵妃。她将清朝一直送入坟墓，且长期住在宫中[24]。 

（四）封建家庭礼教  赫舍里文化现象的先进性，还表现在滞后的满族社会生活中，其家庭教育是典型的封建礼教。这种礼教与爱新觉罗皇室严格而飞速发展的封建礼教，达到同等水平，受到皇室青睐，敕封五位一品夫人。现拟就赫舍里氏相关的闺秀，略加叙述。 

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对一等公索尼的忠诚，倍加感激。打破皇后聘娶蒙古科尔沁女的惯例，迎娶索尼的孙女，一等承恩公噶布喇第二女为皇后。即孝诚仁皇后。她为人贤惠，令康熙帝大为欣慰，曾赞扬说：“皇后何舍里氏，作配朕躬，已经十载，上事太皇太后、皇太后，克尽诚孝，佐朕内治，尤极敬勤，节俭居身，宽仁待下，宫闱式化，淑德彰闻。”这段话充分体现出赫舍里氏以忠孝传家，培养出如此贤惠的闺秀，故有“孝诚”封号。她死后令康熙帝痛苦万分。他说：皇后逝世，令我“惓怀懿范，痛悼弥深”。他对孝仁皇后，生有多爱，死有多痛，从他的行动便可知晓。孝仁皇后五月初三日下午3点多钟死于坤宁宫。康熙帝命令“辍朝五日”。初五日上午9点钟，“迁送大行皇后梓宫于紫禁城西。”众所周知，当时吴三桂、耿精忠等叛乱，兴兵江南，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四川、广西、福建等省先后为叛军占领。为部署和调动军队，康熙帝和大学士索额图等昼夜批阅文件，发布旨令。而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因为深深地怀念孝仁皇后，从五月初五日起到二十七日，每天下午去梓宫前举哀，到5、6点钟才回宫。二十七日，他亲自将梓宫送到巩华城[25]。从此，他每天早晨到巩华城哀怜皇后，直到九月初方止。在四个多月中，他付出多少爱、多少痛，可想而知。换句话说，清初赫舍里氏家族封建道德文化教育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由于索尼舍命保卫皇室的杰出表现，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认为，这都是索尼父母亲的功劳。即赞扬硕色巴克什“忠诚已著。”又特别强调“索尼之母，黑舍里氏，兹能育子，教可传家。念兹靖共之猷，实本恩勤之训，母德既著。”给与极高评价。于是，顺治十年（1653年），赠封索尼之母为“一品夫人”。 

  康熙帝有一位孝懿皇后佟佳氏，佟国维之女。康熙十六年（1677年）八月，册封为贵妃，二十年十二月，进封皇贵妃。二十八年七月立为皇后。当年七月初十日崩。九月，谥曰孝懿皇后。孝懿皇后在宫中同样受到好评，即“备德璇围，流徽椒掖。溯钟祥所自始。”这位皇后的极佳表现，孝庄太皇太后和康熙帝认为是由于有“贤母之笃生”所致。皇后的母亲当为索尼之女，孝懿皇后自然是索尼的外孙女。康熙帝对她的评价是：“尔赫摄礼氏，含英华胄，作配名门。淑慎性成，早树衍璜之范，柔嘉夙著，茂膺褕翟之荣。”同时，对赫舍里氏家风及其对皇室的影响，给与充分肯定，即“尔赫摄礼氏，秉礼无衍。闲家有则，被殊荣于褕翟；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因此，这位赫舍里氏即孝懿皇后之母，被封为一品夫人[26]。 

   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二十一日，由于索尼在多尔衮欲称太上皇，紧逼内宫的情况下，作为领侍卫内大臣，誓死抵制，保卫皇室。多尔衮死后，孝庄皇太后和顺治帝为表彰他的功劳，晋升他至一等公，并奖励他的两位夫人，给与高度评价。即“索尼妻李佳氏，相夫克谐，宜家著范。尔夫克勤尽职，藉尔黾勉同心。内则既闲，褒纶宜锡，兹以覃恩，赠尔为第一夫人。”同时，其“继妻纳喇氏，嗣相尔夫，克著令仪，踵彼前徽，彰兹合德，内则无忝，并锡褒纶，兹以覃恩，封尔为第一夫人” [27] 。此外，另一位赫舍里氏闺秀嫁给汉军正白旗都统伯石廷柱（满洲人），受到朝廷嘉奖，亦封为“一品夫人”[28]。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清初赫舍里氏家族具有较高的封建道德水平。培养出皇后、妃、嫔者多达六位，封一品夫人者五人。作为“宜家之范”直接影响皇室，即“奕叶钟祥，著令范于珩璜，”即“树家范于六宫。” [29]这更使我们加深了对清初赫舍里文化现象进步性的理解和认识。

三  赫舍里文化的积极作用

赫舍里文化的本质是农业与射猎生产相结合，是儒家文化与尚武精神文化相交融的产物。因此，在清初国家振兴中，这个家族人才济济，表现出忠君廉洁、文武双全，舍身为国的优良品质，为一代王朝奠基做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一）   人才辈出   

在各支赫舍里氏中，都英额赫舍里氏人才首屈一指，贡献最大，在官职务最高，品质最优者人数最多。 

希福巴克什在清太祖时期开始担任儒臣，内佐治理，外任招抚，“绥抚招徕，未尝一日安处。”官至内国史院、内弘文院大学士。他最突出的贡献表现在五个方面。（1）为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进步，编译史籍、修订实录。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十五日，作为内国史院大学士，他带领部下“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太祖武皇帝实录》，受到皇太极嘉奖。同时，接受“纂修辽、金、元三史”，并充大总裁之职。顺治元年（1644年），“翻译辽、金、元三史奏进。”清世祖福临“展阅再四，赏赉有加。”九年正月，接受“充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官”[30]（2）为国家选拔人才。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初七日，他伙同大学士范文程、刚林等，遵从皇太极“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听不可以不聪，视不可以不明，清则无欲，平则无曲，明能正俗，聪则审于事，明则辨于理”的指示下，要求“尔等当善体此言，从公考校。”他遵旨顺利地从“满、汉、蒙古内考取生员举人。”顺治九年（1652年），奉旨充会试主考官，为国家及时选拔人才。（3）制定和完善国家制度。崇德三年（1638年），与大学士范文程请更定部院官阶之制，最终更官制为五等，有力地推进了社会封建化文明进程。（4）招抚各族。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极对他的工作给与满意地评介：“希福虽居内院，管机务，犹兼奉使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编户口，设佐领，颁法律于蒙古，平其狱讼，或往来军营，宣示机宜，覆功赏，相度形势，谕上德意于诸降人，还奏未尝不称职也”[31]。（5）抵制多尔衮篡改太祖、太宗实录稿本和称帝的图谋，为稳定皇权，推进国家统一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希福实际上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学者兼外交家。 

  希福身后，其长子奇他特、孙子费扬古、曾孙来仙，相继承袭三等子爵。次子帅颜保为内院学士（从四品），仕至漕运总督、礼部尚书。其孙赫奕，原任工部尚书，内务府总管。其从孙图南原任郎中。慧中任给事中。嵩寿任大理寺卿，官至礼部右侍郎。肇敏任翰林院侍讲。第三子威赫原任二等侍卫。其子佛保原任郎中。从上述官职中可见，希福子孙一品大员三人，即三等子爵、内务府总管、漕运总督；二品大员一人，即工部尚书；三品大员一人，即大理事卿。五品大员一人，即郎中[32]。 

 索尼巴克什在青年时期就是努尔哈赤的“一等侍卫，使出入扈从。”皇太极即位后，成为新汗贴身侍卫，连国库中有多少财物他都清清楚楚。从其一生看，尽管在文化方面具有较高造诣，但说到底他是个杰出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不仅对内传达皇太极旨意，从前线向京城“报捷”；为满洲贵族联盟蒙古、招抚汉人，甚至朝鲜外交方面出了问题，也派他出面解决。他为清朝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历史贡献。他政治上的真正事业，开始于天聪五年（1631年）至康熙初年的三十余年间，达到顶峰。 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初八日，后金国设立六部，皇太极为更好地控制和使用诸位小贝勒，向诸位大贝勒中的分裂势力作斗争，加强皇权统治，推进封建化进程，设立六部启心郎。命墨尔根戴青贝勒多尔衮管理吏部事，以图尔格为承政，索尼为启心郎。启心郎主要任务是代表皇上监督诸位贝勒。即“如各部诸贝勒，凡有过失，尔等见之，即明言以启迪其心，俾知改悔”[33]。图尔格和索尼是皇太极亲信，时刻监督多尔衮。终皇太极之世，索尼的启心郎职务一直未变。官升至领侍卫内大臣。多尔衮摄政期间，他与叔叔希福受到残酷打击。因此，从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福临亲政开始，不断受到褒奖，恢复领侍卫内大臣职务，超授三等男爵，晋升二等子爵，三等伯爵、一等伯爵、一等公爵，并擢升议政大臣、遗诏为四辅政大臣之首[34]。他的官职步步飙升，与他的政治品格和忘我牺牲精神，保卫皇室，息息相关。 

   索尼身后，有多名子孙受到清廷重用。其第三子索额图，即“索三”曾经官居显要，先后任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担任《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他的主要贡献是遵从父亲 “忠君”保“幼主”之家训，智擒鳌拜；在平定吴三桂等叛乱中，“略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正确贯彻康熙皇帝意图，与俄罗斯使臣费耀多罗进行边界谈判，他正确地运用谈判和军事，即文武两手，实现边境和平，签订《尼布楚条约》；陪同康熙帝出兵，征服噶尔丹叛乱等，为保卫皇权，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35]。长子噶布喇承袭一等公爵，任领侍卫内大臣。嗣后一等公爵由长子常泰，常泰之侄纶布、纶布之叔达尔马、达尔马之兄法尔萨等相继承袭。索尼的一等伯爵由其第五子心裕承袭，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其后索尼的一等伯爵由其第六子法宝及其长子法尔萨、法尔萨之弟灵德等相继承袭。法宝曾经承袭一等公爵，任内大臣[36]。一品大员以上者多达八人。 

  诸地赫舍里人才有和多穆哈连地方（地属叶赫部）赫舍里氏，即穆瑚禄都督第五子阿音布禄之后，其元孙拜音达里归服努尔哈赤后，官至扎尔固齐（一等大臣）。牛录章京吴巴海之子胡里布在太宗朝任一等侍卫，噶布什贤章京。顺治初年，以功授世职拖沙喇哈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三品），累官至满洲正红旗护军统领、副都统（正二品），充副将军，加太子少师（从一品）[37]。世居叶赫的镶蓝旗赫舍里氏嵩祝，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由礼部尚书，授文华殿大学士（正二品）。

世居斋古地方（地属叶赫部）的赫舍里氏，有正蓝旗宜拜，顺治初年由牛录额真，世袭三等甲喇章京，加至三等阿思哈尼哈番（正三品）。仕至蒙古固山额真（正一品）兼议政大臣。卒后特赠为太子太保。其子图尔特任兵部右侍郎[38]。牛钮进士出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晋升侍读，授日讲起居注官，升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参加《太宗文皇帝实录》纂修，任《平定三逆方略》副总裁官。康熙帝赞扬他“学问乃翰林中第一。”其子永福，任盛京兵部侍郎。延福任副都统（正二品）。其他诸如镶黄旗的画家如山任直隶按察使等等，他们都是赫舍里家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二）忠君廉洁

   赫舍里现象的先进性规定，其人具有较高的儒家封建意识，“忠君亲上”思想高于一般社会水平。所以，清初忠君的典型人物出自这个家族十分自然。众所周知，努尔哈赤宾天前后，围绕皇权在皇太极和乌拉大妃之间展开激烈地争夺。最终以乌拉大妃殉葬而告终，这件残酷的历史，在15岁的多尔衮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皇太极执政期间，在改革国体、振兴文教，推进社会封建化和统一大潮中，聪明的多尔衮抱着“韬光养晦”心理，积极跟随皇太极，攀龙附凤，掌管吏部大权，从和硕贝勒，晋升为和硕睿亲王。在诸位亲王中排在和硕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名列第三，而实权已首屈一指。他之所以能使皇太极承认其“所行皆合朕意”，是诸位贝勒中犯错误最少的一个，而启心郎索尼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聪明的多尔衮从索尼那里能够及时而准确地理解皇太极的方针、政策、意图，取得皇兄的信任。同时，他也佩服索尼智谋高远，具有较高的决策能力。他供认在满洲贵族中：“商议大事，无出索尼者。”换句话说，皇太极为控制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三兄弟，指挥两白旗，以笼络多尔衮为策。执行他的意图者是索尼。索尼以高超的智慧、巧妙地抹平这兄弟之间血的鸿沟。然而，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夜间，皇太极不幸逝世，多尔衮原形毕露。他想要自己称帝，实现“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的梦想。但除两白旗外，他尚不具备对其他六旗发号施令的权利和威信。在犹豫未定之下，八月十四日清晨，他请教索尼。索尼干脆而严肃地回答：“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当天的贝勒会议，索尼与两黄旗部分大臣，公开到场表态，加上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肃亲王豪格等主要贝勒的意向，都不在多尔衮一边。“诡疑”多智的多尔衮，见势不妙，顺风转舵，自称“摄政王。”当时，除两黄旗、两红旗和两蓝旗的主要贝勒反对多尔衮称帝外，有满洲瓜儿佳氏、钮钴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和宗室等五大家族中的六位大员，即索尼、鳌拜、图赖、谭泰、图尔格、塔瞻及宗室内大臣巩阿岱、锡翰兄弟共八员出面公开对抗[39]，而索尼居首。以下就赫舍里氏三位主要人物在这方面的表现，一一加以介绍。 

  （1）纯良的希福  多尔衮痛失称帝机会，自我解嘲，自称“予法周公辅成王，”而称帝之心不死。他知道除和硕肃亲王豪格、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政敌和阻力外，满洲世家大族中赫舍里氏希福、索尼是实现他再次称帝之梦的关键人物。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尔衮率领八旗兵进驻北京。经过四个多月招抚，北方四省基本稳定。他根据皇太极遗志，决定迁都北京。这时在公开场合他积极维护福临皇位，以稳定统治。同时，暗中开始操作其太上皇美梦。他先后采取两个步骤。首先为母亲翻案，其次梦想作太上皇。他认为皇太极的“皇帝之位，原系夺立，”母亲死的冤枉。要改变这段历史，必须将太祖、太宗实录重新改写。而这些文书档案都掌握在弘文院大学士希福手中。当他于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知道南明政权不足为虑，决心出兵之时，对希福下手，“恶希福不附己”，八月免其官。其后仍觉得不解心头之恨，“恶之不已，并革其世职，籍没家产，夺其原管牛录”[40]。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多尔衮将自己的亲信祁充格提升为弘文院大学士，将全部文书档案接管。 

  多尔衮在军机繁忙之余，违纪“私阅实录”、“亲自看改”，明令大学士祁充格等“削去伊母（殉葬）事。”并将“罪状钞录”两本[41]。多尔衮涂抹、私改实录目的是为母亲进入太庙，自己当太上皇做准备。 

  希福忠君不二的精神，受到朝廷高度评价。认为他“历事三朝，忘身奉国，天下大计实多匡裨。所谓翼翼匪懈者，其足当之矣。性行纯良，才猷敏练，擢参密勿，赞机务以维勤，懋著寅清，亮天工而匪懈”[42]。 

  （2）忠鲠的索尼  多尔衮对索尼采取一打一拉政策。崇德八年（1643年）四月，他借口将和硕肃亲王豪格贬为庶人。当时，因为福临称帝，索尼的责任已经完成。多尔衮既摄政，调兵遣将，不能不从。而多尔衮认为索尼的听令是“忠贞戮力，不附肃王”的表现。其实索尼执行的是后宫政策，只要福临登基，肃王作为臣子，不存在附与不附的问题。为笼络索尼等两黄旗大臣，多尔衮以朝廷名义赐索尼等鞍马。然而，索尼心中只有皇上，在国家重大决策问题上，坚持原则。凡是多尔衮拉帮结派，推行错误政策，他毫不留情面，所谓“与政事多以理争。”引起多尔衮极大反感，“由是恶之。”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借谭泰等劾索尼：令人在“库内鼓琴”、“禁城内扑鱼”和“观偶戏赏钱”等三大罪状，处以“革职，并牛录任，著当差，永不叙用”等严厉处分。同时受打击的有两黄旗大臣和皇帝侍卫，即冷僧机、鞏阿岱、锡翰、鳌拜、塔瞻、巴泰、巴哈等人。三年（1646年）二月 ，由于谭泰犯罪，多尔衮欲再次利用索尼，将其罪状昭雪，并受索尼二等子爵。因为索尼“终不附睿亲王”。五年（1648年），多尔衮令亲信贝子屯齐等出面，“讦告索尼于崇德八年（1643年）秋与图赖等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为由，将索尼“褫职，论赎锾，遣守昭陵，追夺赏赐”[43]。 

  众所周知，索尼与多尔衮的矛盾焦点是多尔衮否定皇太极皇位的合法性，“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而“挟制皇上”，并“自称皇父摄政王。”从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剥夺希福弘文院大学士、篡改档案，至顺治五年（1648年）革郑亲王爵、逼死肃亲王、发索尼守昭陵等一系列事件，都是为“皇父”，即太上皇登坛铺路。因此，索尼为维护皇权与多尔衮的斗争是舍命为君。所以，清帝对索尼极词评价：“坚持忠贞之心，不惜性命，克勤皇家”、“殚厥忠诚”、“秉质忠直，制行端恭”、“克持大义，纠正罪人”。多尔衮“饵之以美爵”，索尼“终持不回之志，永坚勿贰之心”，在诸臣中“最老诚忠鲠”[44]等等。 

（3）清廉的达瑞  清初满族官员中最清廉者要数达瑞。他是叶赫赫舍里氏，隶属于满洲正黄旗。其高祖喀尔秦投归努尔哈赤，祖父麻色护卫世祖福临入京，父亲勒贝为侍读学士，事圣祖康熙帝。达瑞的一生主要成就是一心为公，有学识，尚清廉，为国为民。现从三个方面介绍他的不朽事迹。其一，澄心如止水。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噶尔丹反叛，西北形势紧张。达瑞作为笔帖式调往甘肃。甘肃相继更易七任巡抚，无一不“重其才品”而“甚见委任。”当时，兰州土豪徐五夺他人之妇，巡抚布喀达采用达瑞之策，将徐五逮捕下狱。徐五向达瑞行贿“万金求解”。达瑞毅然“却之”，终于将事情摆平，民妇回家，徐五“毙狱。”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山东大饥，选人前往分赈。尚书陈廷敬特举达瑞。在山东平原县，达瑞阻止总理赈务官户部侍郎穆和伦不顾具体情况，每县赈济三千户的错误做法；他砸碎了地方官不用官斗而使用的小斗，受到当地百姓赞扬，即“平原民感泣，立生祠祀焉。”当他回到北京后，康熙帝褒奖他，有御书堂联“澄心如止水”之句。其二，达瑞的父亲勒贝是康熙帝的侍读，“潜心周易、宋五子书。”达瑞“少承家学，博通经史。”后来为官不顺，回归田里，“以经史自娱，尤嗜周易、尚书。”康熙帝对他的学问十分欣赏，在给他的御书堂联中有“力学比登峰”之句。其三，为国为民。达瑞对维护国家统一作出过突出贡献。康熙十一年（1672年）冬，吴三桂在云南叛变。康熙帝派遣其父勒贝探听消息，及时完成任务，并署安亲王的参谋，从征江西、湖南，而达瑞以监生随军，从四川战至云南，以军功晋升为督扑衙门笔帖式。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从征噶尔丹，巡抚郭弘以运送军粮，“沙道难行”，倍感畏难。达瑞设谋：“募土民并运，兼昼夜前进，军赖以给”。战后，以军功晋升吏部考工司主事。他“清勤自励，每阅稿案，至漏下数刻。恪遵钦定则例，案无留牍，人无怨言。”当他任职期满离开兰州时，“市民走送数百里外，攀辕号泣”[45]。 

（三） 舍身为国 

赫舍里文化既具有先进封建文化特点，亦兼具射猎文化特征。所以，清初赫舍里家族的人才具有两种文化特长，既擅长文墨，也善于勇战，文武双全。如希福巴克什在太祖时期，征伐董夔。太宗时期从征北京、大凌河、锦州等处，都能“奋勇先战，屡败敌众”。索尼在太祖时期作为一等侍卫，“随军征讨”，战界藩，征董夔，“身先士卒”。太宗时，攻锦州，袭大凌河，侦宁远，战北京等，都能“奋勇力战，追击敌兵”[46]。他们叔侄在文武两条战线上，都是勇者，舍身为国。 

  清初，赫舍里家族在武功方面，为大清江山作出过重大奉献和牺牲。武将的最高官职是舒兴阿，隶属于满洲正黄旗。进士出身，累官至西安将军，署陕西总督。凤城驻防将军洼尔达。   在清朝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平定吴、耿和噶尔丹叛乱中，有许多高级官员卓立战功，并奉献出宝贵生命。

在顺治年间的统一战争中，有正蓝旗议政大臣宜拜长子图尔锡，以二等护卫战殁于山东。四子穆实，以贝勒府长史出征福建阵亡。其弟库尔阐，以一等甲喇章京出征江西卒于军。满洲正红旗的海色，以三等侍卫随安南将军达素战殁于福建厦门。同时，随征立功的有满洲镶蓝旗穆成额，以军功授为拖沙喇哈番世职。有满洲正黄旗的罗多浑，从征山西，攻取太原，以军功加至二等阿达哈哈番。满洲镶蓝旗阿燕达，随征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征战湖广一支虎，遇恩诏加至三等阿达哈哈番[47]。上述武功突出的官员都是正三品以上大员。 

  在吴三桂、耿精忠叛乱期间，赫舍里氏高官参战和牺牲的亦不少。有满洲正红旗副将军、太子少师胡里布率领大军进剿四川时“没于军。”同旗的海都，以骁骑校随定南将军希尔根征逆藩耿精忠阵亡于江西建昌。满洲正红旗拜哈喇，以二等护卫从征逆藩吴三桂战没，授拖沙喇哈番。护军校尼雅寒，从征湖广，力战阵亡，恤赠拖沙喇哈。满洲镶蓝旗希富以护军校随喇哈达追击刘国轩将军于弯腰树，力战阵亡，以功晋赠拖沙喇哈番世职。同旗的艾素，从征察哈尔布尔尼、从征南大将军赖塔由广西进攻云南，征战吴世璠，以军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职。塞伦，以分得拨什库出征山东、布尔尼军功显著，授拖沙喇哈番世职。满洲镶白旗雅思哈，随宁海将军喇哈达战于福建，著有劳绩，授拖沙喇哈番[48]。

在征伐准格尔分裂的战争中，赫舍里氏同样作出了重大牺牲。如满洲镶正蓝旗人萨兰泰，随大将军伯费扬古往征厄鲁特噶尔丹，在昭莫多地方战亡，恤赠七品官。常保，以前锋侍卫从靖远大将军公傅尔丹由北路进剿准噶尔，在和通瑚尔哈诺尔地方没于阵，恤赠拖喇哈番世职。在同一战场，有上述达瑞之子，已经“少习举子业，有文名”，并与兄何浩中同榜进士，授刑部主事的何溥，“奋不顾身，力战没于阵，” 授世职拖沙喇哈番。满洲正蓝旗蒙古尔代“奋勇击战没于阵。议恤授拖沙喇哈番世职”[49]。在三次大战役中，赫舍里氏高官，一品大员至六品大员共19人参战，阵亡者多达13名，占68%以上。

  从上述的事实中不难看出三个问题。其一，赫舍里文化是在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女真社会中，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积淀和传承的产物，是宝贵的民族精神文化财富。其二，这种文化是滞后民族文化中的先进成分，是其民族再次兴起，并与中原文化接轨的重要桥梁。其三，由这种文化氛围长期滋润的家庭所培养的人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先进群体。总之，我的结论是：关外的女真（满族）社会发展总体相对滞后，但存在赫舍里式的先进文化成分，不可忽视。研究赫舍里文化对于理解少数民族入关、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骨肉关系，增强民族和谐与团结，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1] 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第260页。1998年，黄山书社。

[2]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66，第1558页。1975年，中华书局。

[3]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4，第76页。

[4] 元脱脱等撰《金史》卷65，第1656页；卷72，第53页。

[5] 罗福成《女直译语二编》，第1页上－40页下。

[6]《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64，第366页；卷65，第378页。

[7]《满洲实录》卷3，第2－6页。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8]《大清一统志》第2函，卷23，第32页下。乾隆九年本。

[9]《八旗通志初集》卷147，第378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0] 清高宗敕撰《清朝通志》2集，卷2，第6764页；郑天挺《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见《探微集》第45页。1980年，中华书局。

[11] 《清乾隆内府舆图》八排东1，清乾隆二十五年镌制铜版，民国二十一年，故宫博物院重印。

[12] 鄂尔泰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10，第1上—12页下。乾隆九年刊本。 

[13] 《朝鲜李朝实录·宣宗》卷70，第378页；卷127，第668页。

[14] 冯其利等《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系表补录》第18页。 

[15] 羽田亨编《满和辞典》第36－37页。国书刊行会本。

[16]（清）佚名纂《星源集庆》第15页，道光间内府朱丝兰墨写本。

[17] 冯其利等《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袭表补录》第82页（顺治十六年索尼诰封碑）。 

[18] 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4，第189页，1981年，中华书局；鄂尔泰等《八旗满洲世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

[19] 《清史列传》卷6，第395—363页。

[20]《星源集庆》第45、49页；唐邦治辑《清皇室四谱》卷2，第10页下。癸亥冬十月上海聚珍仿宋印书

排印；《清圣祖实录》卷16，第19页下。

[21] 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第2册，卷241，第7004页，商务印书馆印行；《星源集庆》第47页。

[22]《清皇室四谱》卷2，第14页下；张彩田《清列朝后妃传稿》上，第97页上。绿樱花馆平氏墨版。

[23]《星源集庆》第85页；《清列朝后妃传稿》下，第63页上。

[24]《清穆宗实录》卷328，第3页下；《清列朝后妃传稿》下，第110页下－111上。

[25]《清史资料》丁编，第8本，第752页下；《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161－174页；《清圣祖实录》卷47，第18页上。

[26]《八旗通志初集》卷239，第5374页，吉林师范大学出版社；《星源集庆》第45页。

[27] 《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一等公索尼家族世袭表补录》第84－85页；《沈阳县志》卷3，第42页上。1917年，奉天作新印刷局

[28] 盛昱《雪屐寻碑录》卷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初九日条。

[29]《八旗通志初集》卷237，第5342－5343页；卷201，第4679页；《清代馆选分韻汇编》卷7，第17页     

下；卷1，第21页上；《清代画史·增编》卷36第5页上。 

[30]《清太宗实录》卷25，第21页；卷30，第16页；卷32，第10页；《清史列传》卷4，第189页。

[31]《清太宗实录》卷56，第6页；《清史列传》卷4，第190页

[32]《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乾隆九年刊本；《清代馆轩分韻汇编》卷1，第2页上

见严懋功《清代徵献类编》1931年无锡民生公司承印。晓霞书屋丛著

[33]《清史列传》卷6，第361页；《清太宗实录》卷46，第20页；卷10，第3页；卷12，第14页。 

[34]《清史列传》卷6，第395—363页。

[35]《清史列传》卷8，第527－529页；徐珂编撰《清稗类钞·义侠类》第6册，第2640页。1986年， 

华书局；《沈阳县志》卷3，第42页上。1917年，奉天作新印刷局印。《啸亭杂录》卷1，第5页。1980年，中华书局。

[36]《八旗通志初集》卷113，第2850页—2871页；《清史列传》卷6，第363页。

[37] 鄂尔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5页上；《清史稿》卷258，第9830页。1976年，中华书局；《八 

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八旗通志初集》卷165，第4090页。

[38]《清代宰辅年表》卷1，第6页下，见严懋功《清代徵献类编》；《清史稿》卷241，第9560页。

[39]《清世祖实录》卷63，第15页下、19页下；卷96，第19页下；《清史稿》卷249，第9675页。 

[40] 蒋良骐《东华录》卷6，第103页。中华书局；《清史列传》卷2，第27页；《八旗通志初  

集》第6册，卷147，第3782—3784页。

[41] 罗福颐《国朝史料拾零》卷1，第12页下；《雪屐寻碑录》卷3，第2页下，见《辽海丛书》本。

[42]《清世祖实录》卷20，第15页上—16页下；卷37，第14页上下。

[43]《东华录》卷6，第103页；卷37，第14页上下；《清圣祖实录》卷21，第24页下、25页上；卷6，第8页下；卷96，第1页下－2页上。

[44] 《八旗通志初集》卷237，第5344页—5345页；《凤城县志》卷4，第34页上。民国十年版。 

[45]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9第1页上—5页上；《清史列传》卷6，第360页。

[46] 《清代馆轩分韻汇编》卷1，第14页上。《八旗通志初集》卷165，第4089页卷、第4090页；卷223，第5113页；卷213，第4893页；卷206，第4775页；卷213，第4887－4888页。 

[47] 《八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卷223，第5114页；卷226，第5173页；卷222，第5099页；卷 214，第4901页；卷213，第4893页；卷209，第4817页。

[47] 《八旗通志初集》卷227，第5191页；卷227，第5191页；卷221，第7072页；卷226，第5174页。 

[48] 《八旗通志初集》卷158，第3972页；卷223，第5114页；卷226，第5173页；卷222，第5099页；卷 214，第4901页；卷213，第4893页；卷209，第4817页。

[49] 《八旗通志初集》卷227，第5191页；卷227，第5191页；卷221，第7072页；卷226，第5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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