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范围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基督教宣教活动最典型的区域之一。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基督教在西南地区的傈僳族、景颇族、佤族、拉祜族、独龙族、怒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中有过广泛的传播。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贵州、四川的基督教徒约有30万,占全国基督教信徒总人数的30% ,名列全国各地区的前茅[ 1 ] (3) 。基督教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成就,与清末民初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成功活动直接关联。以循道公会传教士柏格理为例,可以使我们管中窥豹式地了解清末民初基督教传教士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史。
一
基督教宗派众多,其主流宗派主要有路德宗、加尔文宗、圣公宗、公理会、浸礼宗、卫斯理宗。循道公会即卫斯理宗,该宗的产生与英国的历史有关。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了‘产业革命’,新的工业城市不断建立,产业工人阶级由此诞生。但当时据统治地位的英国国教会已不能有效适应新形势,失去了对社会下层的吸引力,英国社会出现了信仰危机。在此情况下,约翰·卫斯理与其弟查理·卫斯理力图挽救危机,复兴基督教信仰。约翰·卫斯理经潜心研究圣经和新教各派的宗教思想,提出循道宗的主张,他认为只有提高每个基督徒的灵性修养和道德水平,建立严密组织,改变陈旧的布道方式,才能挽救危机[ 2 ] (123) 。
卫斯理宗继承了马丁·路德所主张的“因信称义”原则,重视内心的宗教体验,强调信徒凭借信仰就可以直接交流并得救,而无须包括主教、神父的教阶制度做中介。主张基督普遍之爱,强调自由意志,认为个人可凭对上帝纯洁的爱而战胜罪的诱惑,荣恩典而成圣。英国卫斯理宗在国内传教的同时,非常注重开拓海外传教事业,其宣教活动领域涉及西非、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自鸦片战争以后,卫斯理宗即循道公会,陆续派遣传教士从广州向湖南、湖北、浙江、华北以及西南各地扩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成立了武汉华中湖北、湖南教区,天津华北教区,广州华南教区,及华东浙江温州、宁波教区,云南昭通等教区,因西南教区的宣教活动在少数民族中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而其成就最为显著。
二
柏格理原名塞缪尔?波德拉,英格兰人。1864年出生于康沃尔的贫苦传教士家庭, 9岁随其父到康沃尔南部的佩里恩镇。1876年考入得文郡博尔公学,成绩优秀。毕业后,因家庭困难,无力投考大学继续深造,遂报考公务员,以全英第七名被录取。但他并不安分于这个职业,决定像他父亲一样做一个传教士。1886年,在从事了5年文职服务之后,波德拉辞去公职,被教会派往中国传教。1887年与同窗好友弗兰克随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先抵上海,后转安庆,并在安庆接受汉文化的半年培训。入乡随俗,他们穿上了汉装,戴上发辫,学习中国话和中国风俗礼仪。波德拉援儒家“格物致理”一词,取名柏格理,弗兰克也取汉名邰慕廉。之后,乘船溯长江而上,抵达重庆,又由重庆步行22天,于1888年10月达云南昭通,购房置地建立教堂,传播新教教义。
当时西南地区与内地不同,当基督教在内地城市市井中传教取得较大成功时,在西南却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顽强抵抗,传教工作收效甚微,虽然柏格理等人身着汉族装束,在昭通的大街小巷、城市郊区,起早贪黑、日复一日的宣传布道,但居民对他们的宣教活动反映非常冷淡。传教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当传教士向彝族布道时,会面临巫师阶层的强烈阻碍和反对;面对汉族宣教时,他们往往又强烈地猜想外国人士均怀有某种掠夺和颠覆的政治目的而拒绝了。给柏格理留下深刻影响的,是汉族群众对于他们兜售或赠送的基督教宣传品的怀疑与抵触情绪。“有的中国人日渐接近传教士,开始认识他们到来的真正含义,不过广大的贫民群众依然保持着不信任与疏远的情绪。他们可以付少许几文钱买一本印有经文的小册子,然后拿在手中,于打开之前上下左右闻上一遍。因为有一种谣传说,外国人所卖的小册子中含有能够伤害人的毒药,买书者就试图通过嗅觉来发现任何毒物的蛛丝马迹。??因为他担心会被你毒害。”[ 3 ] (484) 在挫折失败面前,柏格理的同事邰慕廉一度丧失了信心,向国内的差会寄出辞呈,后在柏格理的激励下收回了辞呈书。当时柏格理所属的圣经基督教教会提出了放弃在云南传教活动的建议。由于柏格理的执著坚持,圣经基督教教会在西南的传教活动并没有中断。但在柏格理进入西南的前20年传教活动收效甚微,几乎一直处于困境之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成就了柏格理的传教事业,改变基督教在西南地区步履维艰的困境。1904年7月, 4个威宁的花苗民众来到昭通找到了柏格理,柏格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7月22日又有5个苗民来访, 23日便成13人。传教士从未见过如此空前的求道规模。“那十三个人告诉我们,他们只是作为尖兵前来看看”,“他们说在此地北面和东面的群山中,有他们本民族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渴望前来昭通见传教士,以便听到关于‘爱稣’的事情。成千上万! 如果我们对于成千上万人这件事的可信性尚持几分犹豫的话,您一定会责备我们。然而我们却是辛辛苦苦地工作了许多年,才仅仅聚集起几个汉族与诺苏信徒。”[ 3 ] (94) 之后,苗民一批又一批接踵而至,来到昭通循道公会。苗族群众如此狂热求道的现象,引起了当地土目地主的忧虑。鉴于苗族信徒人数的快速增加,柏格理决定在苗族地区开办教会。1905年春,柏格理来到地处滇黔川边的贵州威宁石门坎开办教会和创建教堂。在石门坎,柏格理等人通过创制和推广苗文,创办开设教会学校,创办麻风病人院并积极治病救人,使得石门坎地区苗、彝、汉族民众信仰基督教的人数迅速增长,乌蒙山区信仰基督教的苗族就达到了85%[ 4 ] (75) 。1915年9月,柏格理因救护石门坎的伤寒病人,受到感染,不治而逝,终年51岁。柏格理虽然去世了,石门坎却逐渐走向了辉煌,被誉为20世纪初“西南苗区最高文化区”。而正因为柏格理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宣教活动的成功,启示和鼓励了其他基督教会和传教士,进而使基督教在整个西南民族地区宣教活动取得巨大成功。这也使得柏格理与卫斯理宗创建人约翰?卫斯理齐名,与另外三名著名传教士被誉为卫斯理公会的五名使徒[ 3 ] (445) 。据说“胡锦涛总书记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任贵州省委书记时,曾特别用柏格理的故事来教育干部”[ 5 ] 。
三
柏格理一到中国,便吸取先前一些传教士失败的教训,即在上海、安庆等地学汉语汉文,易洋服,一派中国人的打扮。到威宁石门坎后,他又穿上粗麻布的苗服和草鞋,和苗民同吃同住,丝毫不嫌苗民生活的艰苦和环境的简陋,生活全盘“苗化”。他很尊重苗民,待之以礼,路遇苗胞,总先让道,口称“得罪”。苗区闭塞,会汉话者极少。为消除语言障碍,他拜杨雅各等苗民为师,学习苗话,白天黑夜形影不离,很快“精通苗族语言”。他常拿西洋简单的日用品,分送给苗族妇女和儿童,同时辅以慈善事业,如免费看病发药。他的妻子就在当地主持医院,同时也在学校兼课。如此使得他很快便和苗民在生活上、感情上做到融洽,得到苗民的好感,为立根苗区打下了初步基础。
政治上,柏格理在一定程度上给苗民撑腰。当越来越多的苗民来到昭通柏格理的传教点,引起了当地彝族和汉族人的注意。他们猜疑苗民前往外国人那里是企图借助他们的帮助以密谋叛乱。很快这样的谣言成为集市上公开谈论的话资。苗民开始在这场谣言中开始受到迫害,他们中有的人遭到殴打,有的人被拘禁关押。对此,传教士柏格理不顾个人安危,请昭通府的一位官员给威宁代理知州写信,要求进行坦率的协商,以缓解目前困难的形势。同时柏格理和两位信徒亲自前往发生骚乱的危险地带,向数百名群众讲述了苗族人聚集的事由,并宣读了官府准许的布告。19世纪末20世纪初,威宁石门坎地区的苗族完全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极度贫穷的地位。残酷的等级压迫交织着民族歧视,笼罩在每一个苗民的头上。柏格理针对这一社会现实,以外国人和教会的势力,一方面大力宣传基督教会保障教友不受歧视和欺压,另一方面,凡遇彝族土目和封建地主欺压苗民时,他即挺身而出,或写信或亲到当地官府,胁迫官府出面制止各地土目、地主的暴行。这样,柏格理更是深得苗民的信任与崇敬。传教士带给他们的不仅是“爱稣”的拯救信息,而且是现实生命的保障。
文化上,柏格理积极地进行苗文创制。1905年,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和苗族教徒杨雅各等人,认真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为苗族创立了基本可行、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现称这套文字为“老苗文”,亦称“波拉德字母”。文字分元音和辅音,又叫小字母和大字母,辅音在前、元音在后进行拼读。这套文字,虽不够科学完整,但在本世纪初,能为一个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文字的民族创立一种文字,而又以此文字传播该民族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不能不说是一次创举。柏格理创造苗文,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向苗族同胞传播基督教义。柏格理就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柏格理死后,杨雅各等人又译了《新约全书》。苗文创立后,柏格理主持翻译了一些苗文课本,如《苗族原始读本》。其内容一部分为苗族文化,如苗族的历史传说、诗歌、故事等。另一部分是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
教育上,柏格理采取了教育传教的形式。柏格理在对苗民传教的过程中,较早地认识到了开展教育的重要性。1904年,他接待昭通寻访的苗民时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识数,常常在买一本40文钱的赞美诗或80文钱一本的《圣经》时,他们中不少人就容易出错[ 5 ] (94) 。在深入民族地区一年后,柏格理又发现,一年前还挺热心的苗族人现在却失去了他们的激情,倒退了回去。事情很清楚,如果在这些人中进行有成效的工作,就必须得建立教堂和学校[ 5 ] (94) 。于是柏格理于1905年在石门坎兴建学校, 1906年开始招收苗民子弟入学。至1912年,已办成高级、初级男女两部,系完全小学,取名光华小学,遵照国家规定学制为六年。并在学校建立起宿舍、礼堂、游泳池、运动场。并以石门坎光华小学为中心,有计划地向石门坎周围的支堂推广、扩大,发展苗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至1915年柏格理逝世时,不计分校,仅光华小学本部已有学生400余人。
四
从1904年柏格理将基督教传入石门坎,至后来循道公会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宣教活动取得了很大发展。到1915年柏格理去世后,循道公会的宣教活动又受到很大影响。“苗族人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就像一则关于潮汐的故事,其来势波高浪涌,携带着成千上万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可以隐喻地说,整个苗区世界晴空万里,和煦的南风轻轻吹来,阳光明媚,人人心态祥静。但是随着这位白老师离开人世,乌云密集,狂暴的冷风吹来,寒流撞击着一颗颗勇敢的心灵,村村寨寨被一种迷惑惊恐的情绪扫过,宗教信仰的大海落潮了。其实大约在这种表面上的不幸发生前的三四年,退潮已经开始了,不过只是那些身处幕后的人才能觉察。”[ 3 ] (410)
柏格理的逝世使滇黔川循道公会的信教人数锐减,鉴于此,王树德、张道惠、布莱恩等外国传教士在一些坚定的苗、彝、汉族信徒的帮助下,继续坚持在石门坎教区开展各项活动,使教会缓慢地向前发展。然而1926年张道惠夫妇因患风湿病返回英国,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消失[ 6 ] (232) 。石门坎老一代传教士,可以使用汉语、苗语布道,用苗语与苗族群众交流。他们长期与底层群众生活在一起,为群众免费施药、治病,帮助他们解决各种麻烦问题,亲自给学校的学生上课。此后传教士则长驻昭通城、少住石门坎。他们不懂苗语,与群众接触不多,常常是按照例行形式到各支堂巡视,从此外国传教士拓荒形象不再,群众对外国传教士的信任度和信心大为减少,从而使本土传教人员逐渐走上了宣教活动的舞台前沿。
参考文献:
[ 1 ] 秦和平. 基督宗教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史[M ].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3.
[ 2 ] 于可主编. 当代基督新教[M ].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3.
[ 3 ] 柏格理,邰慕廉,等. 在未知的中国[M ]. 东人达,东 ,译释.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2.
[ 4 ] 张坦.“窄门”前的石门坎[M ].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年.
[ 5 ] 李昌平. 柏格理留下的精神和遗产[ J ]. 中国民族, 2007 (1).
[ 6 ] 东人达. 滇黔川边基督教传播研究(1840—1949)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资料来源：《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