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代的西口，目前看法比较一致，认为先后指杀虎口（今山西朔州右玉县）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人但对于走西口却有不同观点，一种认为走西口是指长城以内的山西、陕西以及河北、河南、山东等内地人民通过西口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垦荒、经商的活动；另一种认为是内地人民经过西口到长城以外的内蒙古西部谋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本文赞同第二种观点，认为走西口主要涉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即当时的土默特旗（包括今天的呼、包二市、土左、土右两旗托县等地人伊克昭盟（辖镜范围大体相当于今鄂尔多斯市全部及巴彦淖尔盟南部县市如临河、五原、登口的全部，杭锦后旗南部、乌拉特前旗南部、乌海市海勃湾区人后套（今巴彦淖尔盟大部分）以及阿拉善盟等地。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地广人稀，长期居住着蒙古族，经济以单一的游牧业为主。大量的中原人民进人这里，开垦土地、经营贸易，必然会对西部草原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推动了内蒙古西部农业的发展，减少了蒙古族人民对单一的游牧经济的依赖性。第二，加快了蒙古草原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促进了内蒙古西部商业贸易的繁荣及重要城镇的形成。第三，沟通了草原文化与内地文化的联系，丰富和发展了内蒙古西部的文化与艺术。走西口是“西口文化”的核心内容。目前，随着“西北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口文化”的研究日显重要，对本文论题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西口文化”的历史价值，对于今天的西北大开发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清代走西口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主要产生于晋北的河曲、保德、偏关、朔县、右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横山、榆林、靖边、定边等县。这些地区的人民长期以农业为主，有着丰富生产经验，但迫于当地土地贫瘠、自然灾害严重、人地矛盾突出，不得不走西口。而当时内蒙古西部急需农业作为游牧经济的必要补充。这样，走西口就为内蒙古西部提供了必要的农业技术和充足的劳动力，对这里农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内蒙古西部一直是以单一的游牧经济为主，虽然在明末俺答汗时，土默特地区农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的地位还是微不足道的。清朝初年，由于连年的战争，畜牧业遭到严重的破坏。清政府为了恢复、发展牧业经济，以稳定边外社会秩序，一方面实行了严格的“封禁令”，禁止内地人民流人豪地私垦与开发，人为地割断了蒙汉人民之间交往。另一方面，在蒙古各盥旗实行“分旗划界”措施及赈济和养赡制度。规定“凡疆界，各识其山河之名而表以图，烈定游牧，无山河则树以鄂博”经过近半个世纪，康熙朝后期，边外蒙古社会秩序渐趋稳定，畜牧业经济也走出低谷，出现了“无盗贼，驼马牛羊不必防机生计周全，牧畜繁盛”的景象。但是单纯的游牧经济原始而又十分脆弱，江不能满足牧民生活多样化的需求，也经不起自然灾害的侵袭，最终不可能从根一上改变“口外蒙古穷困”的状况。因而，开垦土地，种植五谷，则成为蒙古草幕的当务之急。 

其实，清初统治者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早在扶持畜牧业发展的同时，康熙帝就旨出：蒙古地区“土洁泉甘，诚佳壤也”所种庄稼“见禾苗七八尺，穗长一尺五寸”，劝导牧民进行适当的农业生产。蒙古牧民也有人从事农耕，但耕种8术水平还很低，常常是“布种辄去不复顾，逮秋复来，草莠杂获，计一亩所得，7及民田之半”于是，一些地方官员和蒙古王公便向清政府请求“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一同耕种”。而此时中原地区灾荒不断，康熙年间河患更为严重，黄河大的决口达67次。再加上，八旗贵族在华北地区又颁行“圈地令”，造成大批内地农民背井离乡。鉴于此，康熙帝于1698年同意了鄂尔多斯右翼中旗（鄂托克旗）贝勒松阿拉布的奏请，将陕西边外东林他拉、苏海河噜等蒙地交与汉人耕垦。这样，“沿边数州县池岁岁春间出口，皆往鄂尔多斯地方耕种”开始了走西口的历史。最初，季节性出边者居多，或日“伙盘”，或曰“雁行”，人数也较少。 

雍正以后，清政府仍严厉推行“封禁令”，但又无法解决口内日趋严重的民地矛盾，流民违禁出边和违禁开垦日益增多，甚至出现了流民出边涌人蒙地的移民潮。为此，清政府便采取了权宜之计，雍正时实行“借地养民”政策，下令内地灾民可往口外蒙地开垦土地谋生。乾隆年间又再次重申：“如有贫民出口者，门上不必拦阻，即时出发”此令一开，走西口的人数猛增，嘉庆朝“出口垦荒者，动辄以千万记”。促使走西口进人高潮阶段。 

随着走西口的兴盛；内地农民大量流人口外开垦种植，并帮助许多牧民逐渐掌握了内地选种、施肥、开畦、培垄、兴修水利等精耕细作的技术，使内蒙古西部农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雍正朝以后，来包头、萨县一带垦荒的人逐渐增多，并由“雁行”发展到定居。乾隆、嘉庆时期，大多聚住今东河村，因山西代州人居多，故东河村又叫“代州营子”其他分散在东脑包、西脑包、南龙王庙和南海子一带。伊盟所瞩鄂尔多斯农业垦区也进一步扩大，据1736年延绥总兵奏：靠近鄂尔多斯的“榆林、神木等处边口，越种蒙古余闲套地约三四千顷，岁得粮十万石”。于是出边的农民“搬移眷属”，盖房居住，并呼朋唤友，互相援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特别是鄂尔多斯东部与南部毗邻晋陕之处的河曲、神木、府谷等地的出边农民还“沿套边开垦，渐成村落”。农业发展较早的土默特地区也是如此，1743年归化城上默特两旗蒙地共有75048顷，其中牧地只占14268顷，已不到五分之一。可见农业已占重要地位。19世纪，土默特西部河套地区的农业有了可观的发展。尤其是道光五年（1825），在内地移民的帮助下，河套地区最早的人工干渠——缠金渠修成后，这里的耕地面积日益增加，人口越来越多，粮食产量明显提高。正如《绥远志略》所载：“道光、咸丰年间，后套因经多年之经营，地方颇为繁盛”。除此，河套以西的阿拉善盟在嘉庆年间，为了安置晋陕等地的流民，也进行了放垦，至道光十五年（1835）：“定运营（今巴彦浩特）地方，有久经开垦熟地1190顷 67亩”。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政府为加强边防势力、解决财政危机，对蒙地实行全面放垦政策，在包头跟盟，任命贻谷为督办垦务大臣，负责内蒙古西部的放垦事宜。随着全面放垦政策的实施，内蒙古西部农业区进一步扩大，踞统计，清末10年内，内蒙古西部的土地约 8万 8700余顷被放垦。其中伊盟、归化土默特旗的土地全部清丈垦辟。由此，内蒙古西部地区逐渐形成一些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经济也由以单一的游牧业为主转变为以农业为主。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内蒙古西部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是走西口的汉地人民。他们与蒙古族人民一起开发了口外蒙地，改变了蒙古族的牧业与中原汉族的农业相互脱离的局面，使农业与畜牧业互相支持和补充，促进了蒙古族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且当时一些开发的农业区，也成为今天内蒙古乃至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地。在这里，走西口人在内蒙古西部农业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二 

清代走西口是一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活动，仅雍正、乾隆时期涌如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内地人民就多大数十万。内地人民历尽艰辛来到边外，除了垦荒种植，许多人还经营贸易。他们或驮运深入草原、或建立货栈和商号，以品种繁多的中原地区的物品交换蒙古的畜牧产品。既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加快了蒙古牧区与内地经济的一体化，也推动了内蒙古西部重要城镇的形成。 

清代前期，内蒙古地区的商业不甚发达，贸易活动多以物易物。正如《蒙古志》卷三所载：“蒙古自古音未尝通贸币，商业是以而困。然其以货易货，习以为常”。而且这时的贸易形式主要是“通贡”和“官市”。前者即蒙古各封建主在值年班、朝觐时，以“朝贡”的方式用蒙地畜牧产品换回清政府“赏赐”的内地的产品，所得到的“赏赐”数量有限；后者是在京城和固定的边口进行的贸易，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并没有进入内蒙古境内。 

17世纪末18世纪初，一些内地人民走西口来到塞外，经营商业。内蒙古西部商业活动开始由边口深入到草原腹地。18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封禁令”的松动，越来越多的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人民来到口外经商，尤以山西人居多。如最早走西口来包头经商的梁如月、包头第一家蒙古行——永合成号的创立者都是山西定襄人。内蒙古西部交通闭塞，市场缺乏，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又决定了蒙古牧民对内地物资十分需要。内地商人就以以物易物的落后交换形式，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如今乔家大院的主人乔贵发，原来是山西祁县一个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约在乾隆元年左右，走西口来到了萨拉齐厅老官营村。他先是经营豆芽、豆腐等杂货，1755年（乾隆二十年）在包头正式才开设“广盛公”字号，经营粮食等货物，开始致富。嘉庆二十三年（1818）改为“复盛公”。后随着营业旺盛，派生出了复盛西、复盛全。成为包头最古老的商号之一。走西口经商致富给了深入草原经商的内地商人以极大的鼓舞，促使更多的内地人到口外经商。当时，蒙古人称这些商人为“买卖人”，内地人叫“旅商”。 

旅蒙商最初是以行商的形式出现。他们主要用骆驼或车驮载茶叶、绸缎、米、盐等货物，前往草地交换蒙民的马、牛、羊、皮袄等物品。其中一条重要的路线是由西口城到包头，经伊盟进入阿拉善盟，然后横亘沙漠达新疆。这条商路基本贯通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贸易额很大。如茶叶贸易，仅伊克昭盟，一年曾达到二十万斤。后来，随着资金的增多、规模日益扩大，内地商人开始改变春人秋归的“雁行”贸易方式，在塞外定居下来，开设各种各样的货栈和商号进行贸易，逐渐由行商转为坐商。如十八世纪后期，归化城出现了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著名商号；包头在乾隆、嘉庆时已有三义公、丰昌、东顺城、源茂升、祥盛号（祥盛瑞）人广昌永、复信魁、义和公、仁义全、广盛魁、祥盛元和义成元十二家商号，这些商号一面进行固定交易，一面深入草原腹地流动经商。除此，在鄂尔多斯的准葛尔庙、乌兰察布盟的百灵庙（今达茂旗境内）、阿拉善盟的南寺等寺庙，内地商人也不辞辛苦定期来进行集市贸易，极大加强了西部牧区与村镇之间、蒙古族与汉族人民之间的经济联系。 

随着商业的兴盛，内蒙古西部重要城镇逐步形成。如今天的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清代叫归化城，乾隆年间“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贸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地位逐渐取代了原来的西口（杀虎口）成为内蒙古西部第一大商业中心。在商业发展、人口日渐增多的基础上，清政府于1739年，在归化城东北建立绥远城（今新城）。内蒙古西部重要城市包头，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也发展成繁荣的城镇。乾隆二年（1737），人由于晋、冀、鲁、豫发生严重灾荒，大量流民走西口来到土默特右翼六甲地区，形成包头村。当时，村内主要有东街（今东门大街）和西街（今解放路）两条街，街内商户林立，其中包头最古老的六成行、广盛公和如月号都坐落在东街。而居民住在东西街的台地上，俗称“梁上”。嘉庆十四年（1809人 包头发展为一个水陆交通要道和物资集散地，商业日益兴盛，萨拉旗厅在包头设置巡检，改包头村为包头镇。光绪年间，包头已成为我国西北皮毛集散地，出现了许多以商号命名的街道。如复成元巷、永合成地等街，还有以集市形成的街名，如牛桥街、炭市街、草市街等等。这充分反映了商业对包头镇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复盛公的影响更突出，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称”之说。 

总之，大量内地人民走西口进入草原经商，一方面推动了内蒙古西部商业的繁荣，另一方面为城镇的形成聚集和补充了必要的人口，促进了西部重要城镇的形成。这是走西口对清代内蒙古西部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贡献。 

走西口有着近三个世纪绵延不断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中原汉族人民来到塞外，在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风格的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于是，蒙、汉族人民在生活习俗和文化艺术方面展开了广泛而直接的交流。这不仅有利于内地文化和草原文化之间的融合，对内蒙古西部独特文化艺术形成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走西口年复一年的进行，“泪乎雍正，乾隆之间，凡经属近边诸旗地，已蔚为农牧并营，蒙汉共居之乡”内蒙古西部地区如土默特和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也已经形成了蒙汉杂居区。在共同生产和共同生活的基础上，蒙汉人民之间的情感交融不断增进，生活习俗逐渐同化。如饮食方面，蒙古人原来只有“白食”和“红食”两种。“百食”指奶制品，“红自”指肉类食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谷子、小麦、玉米也成了他们常用的食物，如用为茶点的炒米及“章侧”就是农产品。并且开始吃地地道道的山西风味的酸菜和醋，有的地方甚至吃起酸饭来。而汉民煮砖茶时加盐，喝茶时泡炒米，吃大块大碗牛羊肉，喝大碗烧酒，则完全是学自蒙古同胞。在语言方面，有些汉语单词直接引人了蒙语，如“油糕”、“海棠”、“包子”、“班食”、  “扁食”、“灯”等。而河曲民歌中的“得儿赛”中的“赛”字就是蒙语中的“好”。所以，即使今天山西河曲、保德人到内蒙西部，无论语言、生活习惯上，都没有陌生感，就象回到了家乡。这充分显示了走西口过程中蒙汉以及各地人民间形成的水乳交融的亲密感情。 

不仅如此，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具有汉族地区特点的文化艺术也随之来到西部草原，给这里的传统文化艺术以深刻的影响。如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牧民，为了抒发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在劳动放牧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速度慢、朗诵强、＿节奏性弱的“长调”民歌。十九世纪末以后，汉族人民不断进入鄂尔多斯地区，笛子、四胡、洋琴、三弦等乐器传人并为蒙汉人民广为使用。这就导致鄂尔多斯蒙古族的音乐，在过去牧歌体的“长调”民歌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紧紧与现世生活相适应的“短调”歌曲，如《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金杯》、《森吉德玛》等。“短调”歌曲是鄂尔多斯蒙古人转向定居放牧和半农半牧经济的反映，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情绪欢快、节奏明朗、结构短小、句法整齐等特点，标志着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歌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短调”歌曲的基础上，一种新的歌种“漫瀚调”也诞生了。它是蒙汉两族音乐文化相互借鉴和吸收，经过融化，通过各自的语言演唱出来的，所以又叫“蒙汉调”。漫瀚调一般以男女对歌为主要表现形式，歌词内容广泛，采用叙事和抒情两种方式，以哲理分明、感情炽热率直、语言朴实无华见长。加之句法整齐、节奏明快、韵脚圆溜、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野风味，极具感染力。它既体现了鄂尔多斯蒙古族“短调”歌曲的特点，也融进了在这里生活的汉族人民的“山曲儿”如山西爬山调和陕西信天游的演唱风格。代表曲目有《白菜花》、《达乎尔希里》、《韭菜花》等，生动地展现出鄂尔多斯地区蒙古族和汉族人民纯朴的精神风貌。在蒙汉文化艺术交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台”。它是内地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更是蒙汉两族音乐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二人台分东西两个系统，西路二人台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土默特地区是它的发源地之一。清同治年间，走西口的内地人民越来越多，在蒙汉人民杂居的土默特地区，内地人民带来的秧歌、道情、社火码头等曲调，结合这里蒙古曲儿及蒙古族民歌的音乐语言和戏剧化装等特长，产生了具有戏曲雏形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早期“二人台”的表演形式一般为一问一答的二人对唱或自拉自唱的单纯演唱，俗称“打坐腔”。光绪初年，改为化装表演的拉场戏，剧中人物由原来的一旦一丑两个角色发展成为分别串演几个不同人物的表演形式，唱腔也出现了快、漫、流水等板式上的变化，从而实现了“二人台”由说唱向戏曲形式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变的奠基人是蒙古族艺人云双羊，后经记子玉、樊六等一批艺人的发展，向传入塞外的晋剧、秦腔等剧种学习了一些表情动作，使二人合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艺术。二人台的唱腔十分丰富，既有内地民歌的韵味，又有蒙古族传统音乐的旋律。它的剧目也很多，有的源于内地民歌如《卖饺子》、《小放牛》、《画扇面》、有的源于蒙古民歌如《阿拉奔花》、《马音杭盖》、《敏金杭盖》等，具有极为独特的艺术风格，至今仍是整个内蒙古西部地区蒙汉人民最熟悉、最喜爱的艺术品种。 

漫瀚调、二人台是内蒙古西部文化艺术的代表。从它们产生和发展中，可以看出与走西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二人台，可以说没有一种艺术的形成比二人台和走西口的关系更为密切。走西口的地区是二人台赖以发展的土壤，走西口的实践为二人台提供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二人台反过来生动地反映走西口的现实，其代表剧目就是创作于咸丰五年（1855）的《走西口》。因此说明了正是年复一年的走西口，使豪放、高亢、深沉的草原文化与活泼、洒脱、流畅的内地文化相互交融，促进了蒙古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和独具特色的内蒙古西部文化艺术的形成。 

以上就是走西口对清代内蒙古西部社会发展的主要贡献。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离不开人口的迁移，一个地区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人口的迁移。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广人稀、民族单一、经济单一，众多富有生产经验和汉文化的内地人民的迁入，就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对草原荒地的开发进程，有利于蒙古草原多种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发展。不过，我们也应正视，由于当时科学知识缺乏和清政府垦殖政策的失控，走西口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特别是大量流民盲目开垦所造成的草原沙化成为流弊至今的历史遗害，这是我们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总的来看，走西口对清代内蒙古西部地区社会的发展贡献是主要的，为内蒙古西部社会进一步稳步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今天进行的开发大西北的建设中，我们应当从走西口的社会活动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更好地为中国西部经济建设服务。 

（资料来源：中国乳都网）